這次選舉，桃園一役是重中之重。民進黨有鄭文燦八年執政，又挾中央龐大行政資源，加上國民黨空降張善政引發內亂；因此，選情就算不是絕對有利，至少也是五五開。但蔡英文空降林智堅在前，論文、棒球場案連番爆，還堅持力挺在後。選情糜爛，遂一發不可收拾。

再昏聵的領導者，也知若要換將，首要之務是彌補先前過失。但蔡英文自信過人，依舊跳過整合和民主程序，橫柴入灶，「走了抄襲的，來了挺抄襲的」。對鄭寶清，則是「冷暴力」以對。一錯再錯，如何服人？

對此，兩位綠營桃園「老縣長」許信良、呂秀蓮先後示警。前者說，鄭寶清的努力未得應有尊重，是其不滿主因；後者直言，民進黨提名完全違背民主機制。鄭寶清參選，選民看到的不是「背骨」，而是民進黨權力在手，連抄襲的都能挺，卻置基本程序正義於不顧。

鄭寶清參選，凸顯所謂綠色執政、台灣價值，皆淪為蔡英文的「朕保抄襲不保清」。鄭寶清未必能在藍綠格局下殺出重圍，但對民進黨的「假民主、真威權」，卻是重重一擊。

數位部最大的問題，是「定位不明」。唐鳳聲稱，數位部是要扮演「教練」，更坐實各界的憂慮。國家的數位發展當然應與時俱進，方向沒錯，但這絕非什麼新鮮事。別忘了，台灣是資訊科技大國，在數位發展的路上已走了二、三十年，我們並非剛要從零開始。換言之，數位發展本來就在各部會執行，配合業務及服務需要各自進行，只是良莠不齊；如今要各部會交出事權，統一由數位部「老大哥」集中管理，其實是倒退的做法。

蔡政府把成立八年的「科技部」打掉，貶回原來的「國科會」；再用「數位部」填補了「科技部」空出來的組織遺缺。試問，國家的科技發展重要，還是數位發展重要？當然是更廣義的科技重要！國科會今年的預算達一千三百多億，數位部預算則是兩百多億，兩相比較，雙方業務的複雜及重要程度高下立判。若數位部是要扮演「教練」，只要在科技部底下成立一個「數位發展司」即可，或在行政院下設立一個「數位辦公室」，更便於及時行動。未料，蔡政府卻拆掉原來合理的架構，另蓋違建。如此不合理的部署，除為唐鳳「因人設事」的私心外，當然令人懷疑是為培養「國家網軍」為自己所用。

依《數位部組織法》，該部員額共五九八人，其中數位部本身與旗下兩個署合計可設三百名約聘雇人員，達到總員額的半數。這些人無需具公務人員身分，亦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的約束，而他們處理的卻是各部門事涉國家機密的數位業務；如此，不會陷國家資訊安全於險境嗎？

對於數位部的預算爭議，唐鳳解釋，該部本身的預算僅五十七億元，是加上第四期前瞻預算的一六○億多元，才有二一七億元。這種說法，正欲蓋彌彰地凸顯了數位部經費用度的不合理。數位部員額約六百人，假設每人月薪十萬元，一年的人事費用不過七﹒二億元；加上每月七千萬的房租，合計不過十五億。數位部不僅編了五十七億預算，還要挪移三倍於本部預算數的前瞻經費供其運用，這合理嗎？蔡政府不僅濫用特別預算，還將不同部門的經費移來挪去，混用至無法監督的地步。

蔡總統對唐鳳的偏愛，讓人想起她對林智堅的寵溺，到了喪失道德信念而不顧的地步。行政院要「科技部」退位，讓「數位部」取而代之，是對政府架構輕重緩急的嚴重錯置。至於數位部人員半數為約聘，則是對政府用人制度的鑿洞及戕害，更可能危及國家資安。蘇貞昌辯稱，如此高的約聘比率，是「立法院通過的」；此一辯詞，更折射了民進黨近年在立法院予取予求的蠻悍。當初在國會護航這項法案的眾民進黨立委，從沒想到自己是在做傷害國家制度的事嗎？

稍早，ＮＣＣ力推的《數位中介法》，因遭各界質疑旨在打壓言論自由，行政院唯恐影響選情而宣布不再推動。而今，一個位階更高、用人更不受控、擁有龐大經費、又可指揮各部會行動的「數位部」出現，它的魔掌不會比ＮＣＣ更恐怖嗎？（系列三）

暴增又創高的112年度預算，令人觸目驚心，但蔡總統卻說有三特色：還債為22年來最多；社福是史上最多；國防預算史上最多（首次突破4,000億）。其實這些都是政治文宣，釐清辨正後即知是財政惡化的反證和警訊。

就112年債務還本而言，比去年決算數還少，絕非22年來新高。蔡總統可能不知道，債務還本是公共債務法第12條所規定，中央應以當年度稅課收入至少5％至6％編列。明年還本占稅課收入僅5.1％，跟過去幾年度差不多，即知財政部在還債上但求符合法律底限而已，何曾積極？

112年度債務還本1,110億，卻又借債1,736億，借新債超過還舊債，使債務餘額增626億，再加上特別預算借債，明年淨增加舉債高達2,752億。雖然財政部聲稱在107至110年共還債3,700億，但增借新債7,267億，累計債務淨增3,567億。以今年7月累計債務5兆7,538億計算，蔡政府任內已增4,574億債務。112年度累計債務餘額將達6.6兆，每人負債增為26.6萬元，更值得警惕。

其次，社福支出史上最多，主要是撥補虧損累累的勞保基金高達450億，及新增658億後疫情防治經費。問題是，蔡總統任內對於最快破產的勞保毫無改革，109年起更開始撥補200億，且逐年增加，用納稅人的血汗錢填補勞保的漏洞，違反社會保險的精神，只想延後一兩年破產，更是飲鴆止渴不負責任，會讓勞保愈來愈難挽救，遲早拖垮財政。

至於新增後疫情防治經費，主要為採購次世代疫苗，也是令人難以接受。政府本來就設有疫苗基金，今年6月底防疫特別條例及特別預算到期，尚有1,300餘億元未執行，民間及外國捐贈疫苗2,300多萬劑，幫政府省了至少200億，快篩劑花公款進口或徵用，還向人民收費每劑100元，又增加政府收入至少60億，疫苗採購還以保密30年來掩飾黑幕，高端還有270萬劑作廢浪費，怎好意思又以照顧人民之名在社福預算上灌水？

至於國防預算，加計戰機、戰力提升等特別預算及非營業特種基金，國防支出高達5,863億，其實就是遵行美國前國防部長提高國防預算的建議，從此讓國防支出定錨在6,000億規模。隨著兩岸敵意螺旋上升，瀕臨兵凶戰危的險境，2024年總統大選後，役期將延長至一年以上，甚至男女皆兵，採購武器及養兵的支出必然大幅成長，排擠社福、經濟、教育支出，必然使財政更加惡化，並讓人口紅利提早消失，對長遠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此外，以國營事業為主的營業基金，112年由盈轉虧為稅後淨損835億，對歲入和稅課收入造成壓力，還因燃料成本上升、台電虧損而對台電增資1,500億元，等同於用電少的家庭補貼用電多的企業，窮人補貼富人，迫使人民承受能源政策錯誤的苦果。而功能不明、高達600人（一半為約聘）的數位部，編列217億預算，超過編制逾萬人的國稅局、警政署許多，約聘人員的待遇比通過高普特考的公務員還好，破壞文官制度，打擊公務員士氣，還有淪為網軍用於黨同伐異之嫌，又讓教科文支出灌水。

總之，112年度中央預算案，違反財政紀律法第一條，並未維持適度支出規模，也未嚴格控制預算差短及公共債務餘額，需要立法院嚴格審議把關，才對得起納稅人。

本案判決的重點，簡單歸結有三：當事人（換言之，即全體國民）的退出權獲得確保，健保署相關作為違反憲法對資訊隱私權的保護。健保署蒐集及利用健保資料因缺乏明確的法律基礎，違憲；因而必須在三年內予以修正其法源基礎。至於個資法第六條對技術管理的相關要件，其規範文字尚稱明白，僅判定為有違憲之虞；憲法法院認為依據比例原則相關法理的操作，可以克服此一法律文字上的簡略。

進一步言之，本案判決的外在效力範圍，依照以上三點判決結論，可以涵蓋以下三點：健保署駁回退出權的作為既然違憲，則全國每一位國民自即日起當然都可聲請退出；凡是堅持病歷隱私、熱愛進步價值的國民，都可以行使此一憲法基本權。健保資料庫的相關研究作為既然欠缺法律基礎，自然應自即日起停止所有運作，直到滿足憲法法院所要求的合法要件那一天為止。至於第三點，則相當有疑義：個資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四款所謂的「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文義易懂，但是在操作實務上卻涉及極為複雜的理論與實務上的諸多問題；未來發生爭議的可能性大增。

本案由於是憲法法院的判決，其外溢效果可期。全國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設置資訊系統者所在多有，多數迄今未嚴格落實個資法的規範。上述三點可能即將大量適用到相關情境，不可不預做準備。換言之，個資法第三條的當事人權利必須最大程度予以實現；除了不得任意減損第三條的五款固有權利，也不得潦草為之。使用個資的法律基礎必須明確而堅實，亦即若非取得法律明文授權，就必須得到當事人同意；其他不明確的權宜方式，都將產生法律風險。至於個資資訊系統的安全維護，必須禁得起比例原則的論證，亦即「既然有更佳方案，為何不採行？」式的詰問。

本案是個資法十年來最明確的法律宣示；許多過去十年間含混其詞、甚至強詞奪理的說法，都已經確定失去法律依據。司法體系既然已經有了明晰的法律理論，則人民積極運用法律以主張權利，自然是現代國民應盡的義務。資訊時代的基本權，是國家對人民的深情號召；國民資訊覺醒，才能帶來國家的資訊文明，而不是坐讓野蠻橫行、台灣成為缺乏隱私保護的「無街之城」。（憲法法庭審判長許宗力的不同意見書，引用日本漫畫家伊藤潤二作品「無街之城」）。

報載數位發展部民主網絡司下的「多元宇宙科」，還有「多元創新司」引起網友熱議，有人以為數位部從ＩＴ管到太空，有人問「所以我有新創公司工作經驗，就可以去應徵數位部職缺嗎？」實則筆者瀏覽數位部網站發現，「多元宇宙科」的科名，不是「多元的宇宙」，而是「多個元宇宙」之意；「多元創新司」則與新創關係不大，是推動政府資料、個人化資料應用的單位。

後者不禁讓筆者想問，為何不叫「資料應用司」這等清楚明白的名字，而要取一個看起來「很潮」，卻一點都不直觀的名字呢？數位發展部各單位構想「太前瞻了」，遠離老百姓認知的範圍。民眾看到「多元宇宙」、「多元創新」這樣的單位名稱，恐怕沒有足夠的誘因耗費時間在數位部網站深入了解，而只是引為笑談，更甚者或許懷疑數位部是否真如部分論者所言，只是執政黨巧立名目，用來培養網軍之處。

被譽為古代說話寶典之一的《戰國策》裡，策士在遊說君王時，往往善用寓言，讓受眾能快速理解策略的意義。數位部也該好好想想，如何讓人民弄清楚「數位部到底在做什麼？」以取得人民信任，俾順利推展政策，才能成功建構全民數位韌性。

大小烏來均為泰雅族傳統領域，新北烏來還是《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施行後，原民會首波公告、劃設之泰雅族傳統領域，相當具有指標意義。但即便如此，也沒有讓當地部落得到應有的對待。

水利署工程掛帥，以「穩定供水」的無上權柄，強調工程對區域供水調配的重要性。認為此案尚待二階環評審查，通過後會再依照原基法透過部落會議諮商取得部落同意，但完全忽視原基法第廿一條諮商同意權，以及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的自由、事前、知情同意原則之真諦，是將原住民族視為權利主體，首重事先協商、參與，甚至是發展帶來的惠益共享，而非一切方針底定後的要求同意。

此次事件也是典型的原住民、人權與氣候調適的衝突問題。經濟部次長曾文生日前宣示，在淨零轉型過程中「公正轉型」非常重要，政府應思考政策對利害關係人的衝擊，尤其是經建部門必須當責，在設計政策時，就先將環境權、人權與對利害關係人的衝擊考慮進去。

事實上，水調適思維並不是只有供水，還有用水、水正義與分配等問題。例如，桃園水環境，用水、缺水有什麼問題？開發之外的調適選項有哪些？在形成政策之前的這些環節被過度省略，政府吝於說明環境與社會事實，自然也不容易進行有人權思考的氣候政策擬定。

水利署或許忘了，十多年前的「曾文水庫越域引水計畫」爭議，工程會調查報告認為引水工程與小林村崩塌無關，但在行政院核定「維持停工狀態」實質廢棄計畫迄今，百億經費已打水漂。民國九十九年監察院雖然針對該計畫未恪遵環評法等行政程序提出糾正，但就計畫決策以及科學事實辯證，水利署不思檢討，卻又再次大膽提出隧道距離更遠、經費更高之南勢溪越域引水計畫，似未能從過往之殷鑑學到教訓。

如果當初越域引水工程毫無問題，是政治顢頇做出錯誤判斷，水利署更要捍衛專業翔實說明；如果就是政治凌駕專業，水利署又怎能不好好的扮演社會溝通角色，事先有意義的與地方民眾溝通？而非事後軟弱無力的回應原基法最低要求。

《巴黎協定》前言指出，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遷時，應當尊重、促進和考慮它們各自對人權、原住民族權利等的義務；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也提醒，調適行動應確保權利受到氣候變遷不利影響者，有意義的參與氣候行動。平等和不歧視，參與和賦權，問責和救濟是氣候行動融入人權因素的基礎，南勢溪引水計畫顯然並無這些層面的思考。

明眼人都清楚，石門水庫不是越域引水的最終目標，供應新竹科學園區的寶山—寶二水庫才是重點。台灣不但要滿足半導體產業用電，連用水都要為特定企業服務。重經濟輕環境，重企業輕人民，棄原住民與氣候正義不顧，是環境政治中慢性暴力的典型，更不是有人權視野的氣候行動。

二○二○年台積電用電一六○億度，當年全台用電二七一二億度，台積電用電占六％。去年全台用電二八三四億度，依每年二點五％成長推估，二○二五年全台用電逾三一○○億度，若台積電用電占十二點五％，其用電將成長為四百億度，五年成長二四○億度，超過核四兩部機每年可提供二百億度電力。

去年全台用電，服務部門四五五億度，住宅部門五二七億度。這表示二○二五年時，台積電用電約等同去年服務業用電九成，住宅用電七成五，實在驚人。以上為電力度數之成長，吾人應預估對裝置容量的挑戰。保守假設台積電全年用電，二○二○年需一八○萬瓩機組不停供電，二○二五年將成長為四六○萬瓩，成長二八○萬瓩，超過核四兩部機二七○萬瓩裝置容量，接近大潭新建七、八、九三部機組總裝置容量三一○萬瓩。回想全民為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辦公投，也只夠台積電這幾年電力成長，公投忙半天說穿是為了台積電。

但台積電對台灣電力最大挑戰是綠電需求。台積電最大客戶蘋果早宣布，其供應商要在二○三○年達無碳生產。無怪乎台積電全力在台搶購綠電，二○及二一兩年，經濟部核發綠電憑證九十九％被台積電搶購，最為社會熟知的即為台積電「攔胡」，向沃旭購買九十二萬瓩，每年卅五億度的離岸風電。

因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進度緩慢，政府宣布二○二五年綠電占比將由目標值廿％降為十五％。表示該年全國綠電約四六○億度，扣除水電及廢棄物發電七十億度，剩餘三九○億度光電及風電，猶小於台積電需要的綠電。如果全數被台積電購買，其他公司怎麼辦？

依國際對碳排認定，為防一魚兩吃，被台積電購買綠電要由台電電力系統扣除，以計算台電之碳排係數。二○二五年核電全部除役後，再扣除台積電購買的綠電，台電將成為一個幾乎沒有無碳電力的公司，碳排係數必然暴增。數年內歐洲即將全面施行邊境碳關稅，台灣其他工業只能坐困愁城？

最後還是要呼籲政府重新檢討廢核政策。韓國核電占比約卅％，台灣廠商在全球減碳競賽，有如百米比賽先讓韓國跑卅米。台積電給台灣電力系統帶來的挑戰極為艱鉅。

共軍無人機侵擾我外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早在今年初，大陸無人機就侵擾過東引島空域，可惜的是，儘管這種情況已經在這幾個月內頻繁發生，但國軍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拿出任何有效的反制方法，除了用信號槍示警射擊以外，甚至還可以看到官兵丟擲石塊想要驅趕無人機，但畫面流傳出來可說是慘不忍睹，有如亞馬遜叢林原住民對空拍機射弓箭的場景。

俄烏戰爭爆發後，我們可以從網路上大量流傳的戰地影像看到，無人機已經在現代的戰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無人機居高臨下用攝影鏡頭拍攝，地面上無論是戰車、火砲、甚至是步兵的人數、隊形及武器，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唯有做好偽裝、在掩體中靜止不動，才有可能躲過無人機獵殺。也就是說，要是同樣的狀況發生在各外島，這些出現在畫面裡的官兵早就為國捐軀了！

共軍無人機反覆入侵我外島空域，且不受到任何干擾，來去自如，我方防務幾乎被看光光，對於民心或部隊士氣有不良影響。理論上這些無人機已經闖入國軍各種要塞堡壘地帶，本當以強硬手段直接處理，但軍方可能擔心會落人先開火口實，造成更嚴重後續效應；如今發現苗頭不對，才說要修改相關準則，過於保守怕事且緩不濟急。

筆者認為，若是國軍不想採用「硬殺」手段，短期內就應該立即把干擾槍之類的裝備送到外島，提供適當支援；長期方面則是和相關民間廠商及其他政府單位研究防制措施，當是上策。

另一方面筆者也建議，國軍在此非常時期可採取「不對稱」作法，也就是不要用軍事力量處理，而是以治安維護手段應對。

我國兩年前就在民用航空法中添加有關無人機管理的專章，當中針對無人機的禁航區做出規範，也授權各地方政府針對無人機禁航區範圍及時間做相關調整；至於警察機關對無人機的處置立場及作為方面，若是發生無人機闖入禁航區的狀況，民用航空法也規定，主管機關可會同警察機關取締，或是洽請警察機關協助取締，但若是出現未經同意進入政府機關區域的無人機，相關單位可以採取適當措施「制止或排除」。

也就是說，如有無人機闖入禁航區，根據現行法令，警方是可以把該無人機「擊落」的；而根據過去的新聞報導顯示，我國警方目前也確實裝備無人機的干擾槍，可在必要時迫使違反規定的無人機導航系統失靈或降落。因此，若要解決外島共軍無人機侵擾問題，但又怕引起不必要武力衝突，也許可以發揮此不對稱思維，由警方支援處置闖入我外島營區或禁航空域的共軍無人機。

據今年一月遠見雜誌發表台灣民心動向調查，雖多數民眾對大陸印象變差，猶有六成民眾認為兩岸應「增加互動」，而非「減少交流」。這或是針對夏的出訪，儘管遭陸委會痛批「對我國家整體利益已造成嚴重傷害」，甚至部分黨內同志也有雜音，國人迄仍客觀中性看待，普遍未加苛責的主因。

不可諱言，自修正刑法將大陸地區納入外患罪適用要件，加上反滲透法通過，從而解釋上，對岸幾被我法制視同「外國」，甚至定位成「敵國」或「境外敵對勢力」。「惡法亦法」下，我方參加或舉辦凡涉敏感議題，或有官方背景的兩岸交流活動時，恐仍應謹慎並抱持一定敵我意識。

至於如何防免登陸交流所生政治或意識形態風險？我認為不妨修正人民團體法，統一要求有與對岸合法交流需求的各國內團體自訂章程或內規。就「組織」與「程序」兩層面，制定周延明確的赴陸活動規範，例如組設獨立「大陸事務委員會」、參加成員遴選機制、指定人員記錄與事後匯報、倘遇陸方打壓時我方底線與應變方案等，讓兩岸民間交流回歸正常化、透明化與法制化。此舉雖不無限縮自由之嫌，卻可減少被惡意「抹紅」機率。

而為免影響選舉，國民黨最好另以公開形式，安排返台的夏一行人隔離出關後，針對大陸政策、訪陸正當適法性、必要實益、開會過程與活動內容等，向國人作完整報告，以爭取正向輿論。

此番令人不解的，是原肩負維持兩岸和平現狀責任的政府當局，面對嚴峻局勢，竟「事主變公親」，只會在旁發布呼籲、表達遺憾。難道說雙方拒絕往來，導致可能軍事衝突，才是不「傷害國家整體利益」？

這項「台灣永續教育—前進未來議事廳」活動，是由台灣永續教育聯盟和立法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策進會共同舉辦。邀請中小學生代表宣讀宣言，與會的數十位中小學校長、青年、學生代表舉牌贊成，立法院蔡其昌副院長敲響議事槌，宣布「永續教育前進議事廳，通過！」

雖是倡議與模擬的型式，卻是台灣永續教育聯盟首度對國際發聲，也是將公民團體能量帶入立法部門的第一步，期待國會能盡快提出以聯合國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ＳＤＧｓ）為基準的優質教育法案，推動永續教育。

透過民間力量提升立法機關的法律品質和適切性，是民主國家的先進指標。我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法學院念書時，修了一門成文法解釋課程，除了學習美國立法程序、法條解釋原則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全班要對伊利諾州州議會提出一項建議法案及修正條文。

當時班上選定的是「公平信用報告法」修正案。信用紀錄對美國民眾的生活有重大影響，信用報告機構資訊和評比的準確性、公平性、隱私性至關重要。全班同學透過實證分析、比較法分析，最後完成修正法案的建議書，送進州議會。

如今回想，這門課程正符合永續發展教育的概念和型式，讓學生能深度體察社會現況，提出改善策略和計畫，實踐社會公正；也是透過教育，賦能學子具備改變社會的行動力。美國立法部門因預算考量，又受限於國會助理專業度和工作量，很難即時對不同社會問題的法律缺口，快速提出適切合宜的法案，因此這門課程提供的建議修正法案，正可透過公私協作彌補立法速度的缺口。

我國的立法程序主要是由行政部門委託專家或機構提出行政院草案，或由立委提出，但跟美國一樣，很難即時回應社會快速變遷下的各種需求。藉由與民間單位的共同協作，可更全面兼顧社會實際的需要，例如二○一八年公司法的大幅修正，即是仰賴產官學代表組成的修法委員會，完成浩大的修法工程。

面對全球永續趨勢，透過教育培養永續人才及公民素養是當務之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三○永續發展教育路線圖已明確指出，政策與法規環境的優化、學習環境的翻轉、教師的增能、學生的賦能與行動、加速地方社區的實際永續行動，是轉動永續發展教育的五項優先方向。

這五項永續教育的優先行動不可能各自發展，必須透過體制內外的公私協作互相支持，發展出生態系；正如政策與法規的優化無法單靠政府是一樣的。「台灣永續教育—前進未來議事廳」活動已是受到矚目的起點，期待更頻繁的民間團體與立法部門對話陸續展開，成為永續教育、法規改善的最佳支援。（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