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選舉，十一位立委參選，共有四人請辭。今年有十位立委參選，但選戰到最後一周，僅蔣萬安一人辭職。民進黨計有七名立委參選，其中包括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黨中央卻直接定調：「都不會請辭」，讓人大開眼界。

可笑的是，對蔣萬安請辭酸言酸語的，正是「集體戀棧」的民進黨。「蔣孬孬」、「假動作」、「為了救選情」等口水直噴，彷彿請辭是犯了什麼天條。最荒謬的是鄭運鵬，竟說蔣萬安應該「參選第一天就辭立委」，才足以展現決心，渾然忘了自己是鄭孬孬。

這場鬧劇，中選會也粉墨登場，出示公文證明蔣萬安「雖於十日請辭，但辭職書十六日才送到中選會」。如此扮演民進黨「彈藥補給」角色，果然不負民眾對「忠犬會」的認知。

民進黨「五百步笑五十步」，對蔣萬安請辭吹毛求疵，無非要掩飾自己「全員不辭」的尷尬。民進黨七名參選立委，有六人在「非優勢選區」，毫無勝選把握，才是「全員不辭」的真相。從民進黨的色厲內荏，反推綠營選情，外界不難了解其中端倪。

「綠能你不能」一詞，準確地說，中間應加個逗號：「綠能，你不能。」意思是說，綠營的人可以這樣做，但你不行。這句話，點出幾個關鍵概念：第一，你必須是綠營「自己人」，才享有做某些事的特權；你若是「外人」，你就會被禁止或被制約。第二，這是「雙標黨」的再進化：民進黨原來只針對某些議題「選擇性」地採取雙標，但久而久之，「雙標」竟被內化至所有領域，民主、法治、倫理全被突破。第三，這意味綠營已成為台灣的新特權階級，可以為他人之所不能為，而且漸漸不再受到任何監督。

檢視民進黨的作為，這種「綠能你不能」的現象幾乎無所不在，在在刺痛人民的心。從遠的來說，例如：當年民進黨在野時，蔡英文寫下「藻礁永存」的承諾；如今她執政，卻執意在藻礁上興建三接。馬政府執政時，民進黨疾呼「禁用瘦肉精、拒吃毒豬牛」；如今執政，蔡總統即隻手開放萊豬，更鬆綁美牛。當年在野時，民進黨高呼「黨政軍退出校園」；如今，則直接將黨部活動開進大學校園，把學生會當成自己的側翼栽培。民進黨自由遊走在矛盾或相左的價值之間，似乎毫不覺得罣礙。

從近的來說，民進黨最近頻頻傳出黨政官員、警政要角與黑道在豪宅私人會館夜宴，並接受地下匯兌大亨招待酬酢，照片歷歷在目。出身天道盟的黃承國，不僅擔任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甚至當上總統府國策顧問，不時安排蔡英文出席有黑道脈絡的宮廟祭典，並一再介入北市都更等案件，被譏「黑金治國」。與此同時，台灣治安卻急劇惡化，不少年輕人被販運至柬埔寨當成人質，全台各地竟都出現「台版柬埔寨」式的詐騙集團擄人事件，短短一周即掃蕩了上千詐騙犯。但蔡英文對政府的失職一無愧疚，最近她到各地輔選，竟還高唱「終結黑金」的口號。她不知道，「黑金」的牌銜已懸掛在民進黨門口了嗎？

這次選舉，出現「綠能你不能」的事例還包括：林智堅的雙論文抄襲，蔡英文不問黑白要全黨繼續力挺，然後發動全黨大打「抄襲」戰。因此，即使獲有康乃爾博士學位的張善政，竟連他在宏□任職時的農委會委託報告都被拿出來亂打；高虹安在辛辛那提博士論文，引用自己在資策會任職時的論文，也一樣遭亂棒追打。而農委會和資策會，都自甘被民進黨當成政治追殺工具，醜態畢露。至於鄭文燦被檢舉碩士論文抄襲率達三成，桃園市府僅以一句「在合理範圍內引用」，即輕輕帶過。

「綠能你不能」，因為你永遠比不上民進黨鴨霸，比不上它大膽濫權。這些景象，老百姓看在眼裡，會心服嗎？最近民進黨又使出「抗中保台」慣技，抹黑對手「賣台」。未料鄭運鵬被挖出曾在大陸設立公司經商，還稱自己住在「中國台灣台北」，只落得「中國鵬」的封號。陳時中則被揪出曾赴陸交流，標榜「兩岸一家親」，這又算什麼「抗中ＤＮＡ」？

這次選舉，「綠能你不能」的氛圍籠罩，集中反映了民眾心中的怨怒。這不僅是人民胸口的一道傷，更是民進黨砍在台灣民主頭上的一刀。

當經濟體系出現供需失衡的狀態時，首要之務是透過市場的價格機能來調整以達均衡，這是最不會使資源錯置的方式；如果失衡問題持續存在，就要思考價格機能是否出現人為障礙並加以克服。市場運作最忌諱不問失衡原因，直接強加外力解決，因為這樣的方式固可解一時之急，卻會衍生更加棘手難解的長期結構性問題。

台灣缺工問題的原因之一在於有非常大規模的勞力密集產業，從一級到三級產業皆然。眾產業不但對勞動力需求殷切，也大量仰賴土地、水電等要素以創造獲利，對資源有限的台灣而言，自然很容易產生「五缺」問題。依據經濟原理，尊重市場運作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問題，對於有限資源的競逐可成為廠商不斷進步的動力，有助於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健康的經濟成長。

只不過長期以來，基於對短期經濟成長數字的追尋，我們格外重視產值與出口表現，因此由政府帶頭努力打造低成本環境。如此一來，不但藉由市場力量優化產業的目標難達，業界仰賴政府的胃口也愈來愈大，展現出來的是我們固然有若干傲視全球的產業，卻也充斥許多競爭力不足、必須依賴低成本保護的產業。

在此背景下，如果仍是為了產值與經濟成長數字，直接以引進外籍人力來止渴，我們可以想見幾個可能的後果。一是整體產業勞力密集的特性將難以改變，長期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只會更加嚴重；二是無法善用市場擇優汰劣的機能，只是把短期問題長期化，在資源無以為繼的未來製造出許多殭屍企業。

面對少子化衍生的勞動力「不足」，更積極的處理方式是經濟體系的內在調整，這包含了產業結構的轉變與人力素質的優化。當勞動力不足時，無論製造業或服務業，都需在市場機能的引導下，致力於減少勞動投入的生產或服務模式，尤其當所有產業都正面對數位轉型的挑戰之際，更是不可或缺。其次，政府應該引導產業轉型，發展較不依賴勞動投入的智慧化製造業與以知識為基礎的軟體服務業。蔡總統日前才又重申發展六大核心產業與高階製造業的經濟目標，我們可以確認包含運用5G與AIoT技術發展各種智慧應用、資安軟體產業及智慧製造都將是未來的產業發展方向，只要能夠聚焦在這些利基產業及部分仍具競爭力的產業，而非對所有產業滿懷佛心的支持，就可解決大半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要解決各產業過於勞力密集的情形，有賴上述新產業的發展，但要發展新產業，就須有大量優質的高階人力。於是類似的問題應運而生─是否該直接引進外籍專業人才？其實邏輯是相同的，引進人才自有必要，但也得先反求諸己：我們真的已竭力培養高階人才了嗎？

近年來，台灣青年幾乎全面放棄深造取得博士學位這個人生規劃選項，而產業發展最被擔憂的問題之一就是國家幾乎沒有基礎科研作為長遠發展後盾。一個想要進步的國家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多少人想要深造的情境，問題之嚴重不言可喻，而這才是政府汲汲於引進外國人才之際，更應該積極面對的長遠結構性問題。

兩年多的疫情以來，我們常自豪於台灣經濟的「韌性」，但如果在勞動力與人才不足的問題上，總是寄希望於國外，我們實需擔心這個韌性能否長久維持。

我於七○年代赴美及八○年代數度至歐洲考察，開拓國際文化視野並與之接軌。特別是一九八三年應法國文化部邀請去巴黎參加國際博覽會ＭＡＲＳ，順道轉往西班牙參加「巴塞隆納戲劇節」；抵達巴塞隆納機場至下榻旅館一路，觸眼所及皆是即將來臨演出的戲劇節目各類訊息，尤以伽達羅尼亞地區引以為傲，最受歡迎的Theatre di Comedian劇團的宣傳大布條，橫跨大街小巷，巴塞隆納市政府以文化至寶的高規格大加宣傳！然此非單一事件，當時歐洲各大都市文化藝術、體育展演活動的訊息，除了可見於博物館、體育或展演場所，也在各大小街角、十字路口張貼出各式海報或懸掛路燈旗幟，甚至可見於路旁垃圾桶。

經瞭解，這是歐美各中央及地方市政府提供給文化、體育、宗教活動等免費張貼的權利，反觀政治或選舉等活動，則嚴格限定在特定期間，僅以簡單的海報或付費的看板擺在路旁！

當時我一回台，即向前文建會主委陳奇祿、郭為藩提及此事；後郭先生轉任教育部長，接任的申學庸教授正式提出建議。身為一位藝術家的申主委，語重心長的提起當年她留學義大利期間，歐洲政府對文化藝術不遺餘力的多角推廣，相對於當時台灣沒有任何城市提供市景街角來張貼海報或懸掛旗幟，顯示出台灣藝文發展的窘迫。

彼時，我也相繼向時任台北市長許水德提出、前高雄市長蘇南成共襄盛舉，文建會及北市政府率先召開廣泛會議，邀請文建會、教育部、外交部、警察局、環保局，及當時執政國民黨的文工會等代表前來與會，討論後訂出《台北市文化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台北市路燈桿張掛旗幟公益性認定作業方式》，達成藝文等特定用途及免費使用的共識後，便啟動了此案的推動，率先開放各文化場所，管理權責成各地方政府執行。此政策長期經歷任市長的支持，然曾幾何時，自二○一六年改變政策，執政者開始收費！

市府從支持，轉而成為出租營利單位，其他城市也紛紛效尤，實屬開倒車之實。目前的從政者，幾乎成為政客，已不見有著高瞻遠矚抱負的政治家，為此不免憂心長吁！

文化與教育，必須來自政府源源不絕的資源挹注、推動，然現今主政者反其道而行，在選舉投票日將屆之際，尤其今年地方九合一選舉，都未曾聽聞候選人有提出對於藝文推廣有助益或提升的政見，甚表遺憾。盼年輕一代的從政者持憂患意識，持前輩政治家們的風骨氣度與遠見高度為標竿來治理，方不負前人的辛苦耕耘及台灣的未來。

近年來隨著疫情與勞動條件，全台的照護服務人力大量短缺，獨居或老老照顧的照顧困境日漸增多，許多家庭找不到外籍看護幫手，也聘不到入宅居家照護的台工，陷入照顧困境。雖然衛福部近年來大量擴充本土照顧服務員培訓的供給，也大幅度增加照顧者的工資，唯真正投入照顧服務市場的人力仍十分有限。

此一照顧勞動力短缺的社會趨勢，是一種溫水煮青蛙的社會危機，大家可能都不自覺。直到像筆者一樣，面臨家中有老人家倒下，真實面對長期臥床的照顧責任時，才會感受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為人子女的無奈。這讓筆者在奶奶去世、阿菊也回越南之後，心中一直有個聲音：「台灣未來的阿菊在哪□？」

台灣的長期照護需求有多大？以新北市為例，一一一年失能長者約有十三點六萬人，占新北市總人口數的三點一％。其中有約廿八點六％的家庭選擇自行照顧，廿％聘僱外籍看護來照顧，卅四％的家庭使用居家及社區照顧系統，最後約十四％的家庭直接將長者送往機構廿四小時委外照顧。

隨著台灣少子化趨勢與外籍看護工的逐年短缺，推動長照僅靠政府之力是不夠的，培訓更多的台灣阿菊，就是筆者所嘗試投入的社會創新實驗。藉由凝聚眾多社會資源與民間力量，打造一支可以守護長者和偏鄉的照服員女力司機，希望能成為台灣未來高齡長照整合服務的生力軍。

我們很幸運得到公私部門的支持。在推動台灣阿菊計畫中，勞動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與國際扶輪３４８１地區全球獎助金計畫支持我們的培訓費用和實習津貼；另一方面，裕隆集團旗下的裕融企業則提供富ＥＳＧ精神的普惠金融方案，協助台灣阿菊可以用極優惠條件，分期貸款購置無障礙福祉車，好支持二度就業女力進入各個社區或偏鄉投入照顧服務，成就長照創新的永續發展可能。迄今已經培訓了超過五十位的台灣阿菊，這群姊妹們除了考上照顧服務員和職業駕駛的雙證照之外，還共同成立了一家勞動照顧合作社，逐步投入居家照顧和就醫陪診的接送，接住社會中未被滿足的照護需求。

回顧這十年以來，筆者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回到源頭還是要感謝廿年前來到我們家的越南阿菊，是她用在台灣十二年的青春付出，才能成就筆者今日的家庭和目前所從事的「大學參與社會」入世實踐工作。但台灣的家庭照顧未來將不能再僅靠來自海外照顧移工的阿菊們來支撐。務實的作法是「自己國家自己救，自己社區自己養」，培力更多的台灣阿菊，或許是我們可以一同努力的社會解方！

（作者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只不過，船遇難並非都那麼幸運，更糟的是，往往被輕易忽視。十月卅一日水泥船「鑫順一號」在彰化外海失去動力後沉沒，船上十七名船員，僅五人被長榮海運「長源輪」救起，其餘十二人下落不明。

這一連串密集的海難事故，不禁讓人回想起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韓國「世越號」觸礁沉沒，三○四人罹難，其中絕大多數是檀園高中師生，以及約半年後我們的「海研五號」在澎湖外海沉沒，二人喪生。

這次「新海研一號」雖萬幸平安歸來，卻應以此為戒，從根本檢討台灣面對海洋的能力。否則不僅難以航向海洋，執行海上任務，恐怕人與船的安全，很難一直都像這次那麼幸運，得以保住。

船，無疑是確保海上人命安全和執行海上任務的根本。修造船和船舶管理能力，也就成了必要條件。一艘船，從失去動力到遇難，船的設計、建造到船舶管理，乃至船員操作與應變能力等，都須徹底檢討。

例如據報，這次由台灣國際造船公司承造，船齡僅兩年的「新海研一號」，先是失去動力、無力修復，接著船身嚴重傾斜，船上人員已穿上救生衣準備應對，相當驚險。試想當時若遇上惡劣海況，後果難以逆料。

回顧二○二○年七月廿一日交船典禮時，蔡總統說：「新海研一號」是台灣的里程碑，也展現出產業界、學術界合作國船國造的實力。蔡總統還表示，非常高興看到行政院提出全方位的、向海致敬的政策。

只不過，經歷這次海上驚魂，實在很難想像「新海研一號」這去年「船舶獎」得主，竟是一艘禁不起考驗的船。而由此不得不懷疑，我們真實的造船和出海的能力，是否隨著台船公司趨向偏重造艦，卻輕忽造船本業，以致造船能力隨著人力資源流失乃至出現空洞，而難以回復。

其次，船難一旦發生，海巡的搜救應變能力是影響最後結果的關鍵。只不過在抗中保台大旗下，海巡已被定位為第二海軍，而傾向強化戰鬥能力。例如，最近新造六艘一千噸級巡防艦，裝設鎮海武器系統，可裝載四十二枚火箭彈。艦上如此配備，海巡弟兄恐將因疲於強化威嚇與攻擊能力訓練，而很難兼顧增強海上救難、防止汙染等本務的培訓。

但願接連這些海事意外，可提醒政府，向海致敬，當以建立確保海上人命安全的能力為首要。而少了造船能力，也將難有出海能力。

這事件讓我想起當年的一段往事。

擔任駐日代表不久，一天晚上九點多，我在官邸接到一位交流協會官員來電，希望我能馬上到東京一家五星級飯店的房間會面，有要事相談。我同機要秘書蘇啟誠到了約定的旅館房間發現，除了交流協會外，還有外務省主管中國事務與台灣事務的重要官員。

日方開門見山表示，我國有一艘海研船在兩國重疊海域進行研究，日方希望在執行驅逐前能自行離開，而在我們海研船的附近，有兩艘中共海警武裝艦艇徘徊。也就是說，在有爭議的海域上正呈現我國海研船、日本保安廳艦艇跟兩艘中共武裝艦艇的三方對峙。

在當時兩岸友好的氛圍下，日本不能確定如驅逐我海研船，中共艦艇是否會介入，日本非常不希望看到我國與中共在台日重疊海域問題上合作，決定先透過外交管道跟我聯繫，希望我國政府可以在事件尚未曝光前，讓我方海研船主動撤離。

我當下未置可否，只說會向台北報告。第二天一大早搭七點的班機返台並直赴緊急會議。會議中我們決定避免事件擴大，更不希望外界誤認我們在台日重疊海域問題上與中共合作，所以當場以衛星電話召回海研船。

在我方海研船返航後，中日兩國的武裝艦艇也跟著各自離開，一場東海危機就此解除。幾天後，我們那艘海研船又回到那附近海域進行未完成的任務。

當天會議結束後，我回家陪母親吃了頓午飯，傍晚搭機回東京。半夜下機，蘇秘書在機場接我，說日方外務省高層希望我下機後能夠通電話，當時我很納悶外務省怎麼會知道我臨時回台北。電話撥通後，對方先是向我政府致謝，同時主動表示希望能盡快與我碰面，數日後雙方會面決定重啟停滯了十多年的台日間多項經貿協商。

之後短短二、三年內，我國與日本相繼簽署了台日投資保障協議、台日航空協議、台日漁業協議等二十多項重大協議。

同是台灣的海研船，在同樣的海域，從事同樣的任務，卻遭遇到完全不同的對待，這背後顯示的就是小國的生存之道在於利用大國間的矛盾，為自己創造最大的利益，而非盲目的選邊站。此事件亦凸顯過度的媚日不會讓日本更尊重台灣，反而讓她對我們更是予取予求。

（我的機要秘書蘇啟誠為國家培育的優秀外交官，二○一八年擔任大阪處長時，因燕子颱風事件遭到國內網軍鋪天蓋地的羞辱、霸凌及某些長官的苛責後在家中以死明志。網軍軍頭遭起訴後被判有罪，此外在經多次申訴後政府乃同意予以啟誠「因公殉職」之榮譽。）

筆者從軍校至退伍近卅年間，每遇選舉，營區便保持最小兵力，所有能投票的都被要求回去投票，甚至在高雄服役時，還被要求連夜返回台北投票，而營區留守人員則都是家住附近，還區分為上下午各一半人員回戶籍地投票，從未聽聞投票日留守三分之二兵力，等於說有超過十二萬的軍人無法返回戶籍地投票。

除了軍人無法投票，另外選務人員多數也無法返回戶籍地投票。兩名友人這次選舉擔任選務人員，一位戶籍地在新竹市，卻在新北市的投票所擔任選務人員，另一位則是戶籍地在新北市，卻在台北市的投票所擔任選務人員，兩個人都無法投票，所以對於選舉要投給誰根本就不關心。而無法行使投票權利的還有確診者及監所收容人。

以上這四種人都是非自願性的無法投票，他們雖然擁有憲法所保障的投票權，卻因為政府的不積極作為而限制他們無法投票，這四種人無法投票也可能導致選舉的結果不一樣。期盼政府盡速研擬相關配套措施，讓這些無法返回戶籍地投票的公民也能享有憲法所保障的投票權，不要每次選舉時，同樣的問題又一再出現。

選罷法規定，在選舉人名冊有名者，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票，選務人員不得拒絕，因此中選會的決定選務人員無法執行。另外，舉報「確診者投票」之人，如無法指出資料來源，就無法處分，如資料出自醫療機構或公家機構，則有違個資法之嫌。中選會的禁投令無法有效禁止快篩陽及無症狀感染者投票，反而造成確診黑數，成為防疫破口。

禁投令確實可讓選前的確診數大幅下降，進而增強執政黨支持者的投票熱情，但是由於變異病毒潛伏期短，傳染力強，短期不正常的降低確診數，恐怕選後的大反彈，會讓指揮中心悔不當初吧！

實務上，中重症確診者無論是否有禁投令都不會出門投票，但確診者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七屬輕症，選舉人為捍衛憲法賦與的權利，或希望自己的一票能讓被支持者當選，都有可能選擇隱蔽染疫事實，俟投完票後再依病情，選擇是否到醫療機構治療。此次選舉屬地方選舉，村里長及鄉鎮市民代表之競爭十分激烈，個位數選票決定勝負之例子，數不勝數，可能會有不少快篩陽投票者，選後落選者也可能舉報對手支持者確診投票。中選會的決定，可謂是「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投票日那天，如果國人包括快篩陽及無症狀感染者踴躍投票，那麼如何極大程度的減少疑似感染者在投票時散播病毒，就是中選會及防疫指揮中心的責任了。

建議如下：加強投票所消毒，選務人員當日快篩陽，即刻換上備選；進入投票所人員一律戴口罩及做手部消毒；呼籲無確診疑慮者盡量在下午三點前投票，下午三點後投票所及進出人員加強消毒等防疫措施。如此或能讓選舉人安心投票、避免選舉糾紛發生及減緩病毒擴散。

從統計上看，主計總處估算二○二○年台灣每戶家庭的財富總額為一二六三萬元，其中包括存款、股票與不動產的總和。接著，為進行國際間的比較，就需要考慮每一個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然後再考慮每一個國家貨幣在當地的購買力，最後就可以計算出該國每戶依購買力平價下的財富總額。但是，如果要把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用到計算財富的實質購買力時，就必須要謹慎一點，因為這裡面可能會有一個重大的統計謬誤。

因為在計算ＰＰＰ時，要同時考慮匯率與物價，當一個國家的物價上升，購買力就會相對減少，因此估算出來的實質所得與財富就會下降。問題是，在計算物價時通常是以消費者物價（ＣＰＩ）為準，而ＣＰＩ的估計中是不包括房價在內的；但在計算每一個家庭的財富時，房屋價格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房價高漲（比方說台灣），而物價卻是相對平穩的時候，就會出現家戶財富隨著房價而大漲，但是因為物價不漲（因為房價不計算在內），而如果其他國家（比方說美國）物價上漲，就會造成我國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財富變得更高。而現在的台灣剛好就符合上述的情況。

也就是說，因為ＣＰＩ裡面不包含房價在內，所以當房價大漲而物價相對穩定時，用ＰＰＰ來估算財富的實質購買力時就會嚴重高估，這就是目前台灣購買力平價下財富被高估的最主要理由。其實這種財富購買力被高估情況不但不一定值得高興，其可能的副作用也許更值得關注。

首先，房價大漲看起來似乎對有房子的人有利，但是台灣大約七成的家庭只擁有一棟房子，而他們必須自己要住在裡面，所以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果有限；但是，對於擁有愈多房子的家庭來說，房價上漲的資本利得就會愈大。也就是說，當資產價格大漲的時候，通常就是財富分配愈惡化的時候。其次，由於台灣薪資上升的幅度遠低於房價上升的幅度，因此台灣的房價所得比也愈來愈大，這表示說，在台灣購屋是愈來愈困難的事，所以房價高漲長久以來已經成為民眾最不滿意、排名第一的事。第三，許多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因為買不起房子而被迫搬離市中心，所以我們看到台北市民人口下降的速度遠超過其他城市。最後，過高的房價和居住成本太高，也是導致年輕人不願意生小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造成台灣新生兒人數大減的國安問題。

擁有財富當然是好事，但如因統計上的問題，而高估了人們實質的財富，則不一定值得高興。尤其是如果財富的增加只是單純的因為房價上漲而造成，那麼對於整體社會的影響可能遠超過財富本身增加的效果，值得全體國人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