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去年早就輔導業者向陸方重新註冊，並更換包裝標誌；對照之下，坐實蔡政府毫無作為。此外，ＷＴＯ官網也打臉蔡政府色厲內荏。我國迄未向ＷＴＯ提案控訴農漁產品被禁，甚至ＷＴＯ從未認定中國食安新法有違規情事，也未有其他會員國提出爭端申訴。

蘇揆譴責大陸無視國際規範，卻不正式提出爭端解決案，亦未要求調查中方「已讀不回」，這不知道在演哪齣。事實上，蔡政府僅在食安與檢疫委員會就水果案提出「特定貿易關切」，這頂多發發牢騷，無助要求大陸協商。

ＷＴＯ的上訴機制，因美方杯葛，已告停擺。歐盟及中國等廿餘國，另成立臨時上訴仲裁機制，但台灣卻選擇追隨美國不參加，因此失去向大陸討公道的機會。顯然，聯美抗中未討到便宜。

當台灣農民被禁得哀哀叫，蔡政府只會抗議，但抗中的「民主同盟」繼續和中國作生意。「狀告ＷＴＯ」只是粉飾束手無策，說穿了，蔡政府打不起這場官司；畢竟，先在兩岸築起貿易壁壘的，不就是台灣自己嗎？

地緣政治正在消滅全球化，拜登高呼「美國製造回來了」，其實也為全球化唱起輓歌。全球化的比較利益，不再以資本流動與生產布局為依歸，而是地緣政治牽動供應鏈神經。台積電長期受益於全球分工的結構效益，張忠謀過去對在美設廠以成本太高而持反對意見；但台積電美廠上機，他改口說「新夢想終於實現」。或許這是外交客套話，但當全球化遭遇地緣政治的逆風，形勢也由不得他了。

美國曾是全球化最有力的推動者，也曾試圖藉自由貿易撬開中國大門，把大陸納入全球貿易體系。但川普率先鼓吹保護主義，指控美國企業出走，讓外國工業致富，導致美國工人失業，中產階級的財富被奪。他的「美國優先」號角，吹起全球化的最大逆流。繼任的拜登延續這股逆流，並趁著俄烏戰爭，將貿易斷鏈政策擴及俄國與歐洲，把自由貿易之帆吹得七零八落。

諷刺的是，中國這時卻開始捍衛全球化。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認為，反全球化的呼聲反映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足，各國不能把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適應和引導好全球化以消解其負面影響。走到這步田地，資本主義的美國打壓全球化，社會主義的中國則捍衛全球化，如此的角色錯亂，實是歷史發展的諷刺。

從川普的「美國優先」，到拜登的「美國製造」，美國不斷強行更改全球貿易規則。對抗中國的需要，強化了反全球化的力道；美中貿易戰延伸到科技戰，讓全球化奄奄一息。與此同時，新冠疫情肆虐，也阻斷了全球化的軌道，各國斷鏈幾成常態。俄烏戰爭進一步引發全球能源與糧食危機，西方國家的制裁，則讓俄中等國亟思擺脫美元霸權的宰制。在全球化受挫之際，新的陣營或集團化正在重建。

美中的競爭，主導著新陣營化的形成，也對世界各國的因應構成挑戰。就像美中關係，既要在軍事、科技上競爭，又要在氣候、文化上合作；但裴洛西訪台，第一個被切斷的就是氣候合作。而其他國家則往往面臨被迫選邊的壓力。美國挾科技霸權重組供應鏈，大陸只能放軟身段，強調不挑戰美國霸權，也不強迫朋友選邊；但形勢比人強，歐洲國家很掙扎，南韓和東協各國也很難完全擺脫兩強夾擠。

台灣身處美中競爭的前線，這種夾擠對企業構成生存威脅，蔡政府從不感到為難，甚至樂意把護國神山當成外交伴手禮。但美國予取予求會不會掏空台灣技術與人才，並削弱「矽盾」的功能，卻成了最大隱憂。台積電海外設廠既是被全球化逆流帶走，也是被地緣政治風險逼走，蔡政府對其負面衝擊一概撇清，卻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台灣一直是自由貿易的受益國，但全球化將死，自由貿易被扼殺，蔡政府卻裝作若無其事；至於經濟衝擊與對峙風險，就留給人民承擔。

但就算台積電以其規模、技術之領先，足以應戰，但其他產業有足夠的實力嗎？台積電在美國的四百億美元投資，是美國史上最大外國投資案，創造三萬多個工作機會。試想，這項投資如果落在台灣，會是什麼光景？不過，有蔡政府，就沒有如果了。

印花稅和娛樂稅應否廢止或修正，業界屢屢提出檢討意見，立法院各黨團也提出十幾個以廢止為主的提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最近召開「娛樂稅及印花稅稅制檢討」公聽會，參考產官學界的意見。

其實，三年多前蘇貞昌回任行政院長，回應工商界取消印花稅的提議時，就當場答應，只是中央補助地方稅收損失只有120億，並不能讓地方政府放心。財政部後來擬具「印花稅法廢止說明」，認為現行印花稅對四種憑證課徵，衍生許多問題，包括對同一交易須同時課印花稅及營業稅，有重複課稅的疑慮；是否構成課稅憑證及究屬何類課稅憑證，徵納雙方也常爭執；印花稅的處罰是各稅中最重，但採貼花或彙總申報仍不易控管，易生逃漏，致發生於國外簽訂合約以規避稅負的現象。另外因為印花稅稅源可跨縣市流動，造成地方政府間爭稅的情形。因此，財政部認為廢止印花稅可消除納稅人交易過程之干擾，降低交易成本，有助於促進經濟成長，使全民受惠。陳報行政院於2019年9月通過後，送請立法院審議。

只是如何補足各地方政府減少之稅收，僅作原則性宣示，由主計總處及財政部衡酌中央政府財源，編列預算作為替代財源，未來納入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通盤處理。在綠委掌握多數席次下，仍未審查，虛耗三年。

至於娛樂稅，緣起於1942年的「筵席及娛樂稅法」，課徵目的在於推行節約生活，抑制奢侈。1980年停徵筵席稅之後，仍保留娛樂稅，早已與改善社會風氣無關，更不能因應娛樂多元化的時代變遷，以致屢屢發生重複課稅、歧視待遇等爭議。因此，各界也不時建議廢除娛樂稅。

印花稅和娛樂稅其實早已可以廢除；問題是，此二稅稅收去年已從三年前的130億元，成長至160億元，雖然占全國稅收2.8兆元僅0.5％，但對財政困窘的地方政府仍然相當重要，而且使得地方稅的稅目從七個減少為五個，更使地方政府失去安全感。

由此可知，印花稅或娛樂稅的存廢，其實已非「財稅」的問題，而是「財政」的問題。財政部的賦稅署既然同意廢止印花稅和娛樂稅，就應請所屬的國庫署針對廢止此二稅後，對地方政府造成的財政衝擊，提出具體、周全的稅收損失彌補的保證，才能讓地方政府放心而轉為支持。

我們建議中央至少應補足地方政府稅收損失至少20年，每年至少300億。理由是，廢止印花稅和娛樂稅，對地方政府是永久性損失，且該二稅也有一定的成長率。其次，廢止二稅可消除重複課稅，減少扭曲，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營業、交易、娛樂的增加，進而增加營業稅、奢侈稅、所得稅的稅收。中央政府應將這些國稅稅收的增加，回饋給地方政府，例如將營業稅撥入統籌分配稅的比率，由目前的40％提高至50％即為具體可行做法。

何況，目前財政收支的劃分上，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垂直失衡。以今年前十月的稅收為例，全國稅收共2兆8,261億元，地方稅收（含統籌分配稅）只有6,212億元，僅占22％；中央則占了78％，是地方稅收的3.5倍。中央本來就應將國稅多分配給地方政府。

再看看收支面的垂直失衡，中央政府的淨收入占七成多，地方（含統籌分配稅款、補助款）不到三成；在支出上，中央負擔不到六成，地方負擔則超過四成，顯然中央更應移撥至少10％的收入給地方政府。

總之，盼望蘇院長在改組前，能夠提出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草案，明確提撥具體財源，彌補地方政府的稅損，則印花稅和娛樂稅可順利廢止，完成他三年多前承諾的稅改使命。

提出這句成語的麗州大學政治系教授Park Hyun Mo指出：「不分朝野，發生事了就推諉責任說，是前任政府的事或總統的錯」。並進一步批評，是象徵韓國政治的後進性與小人輩的政治。

目前朝野政治的型態是目中沒有民生，只有各自的黨利黨略，看不到國家未來發展，整天政爭不斷。執政黨扮演反對黨角色時，或在野黨在朝時亦復如此。

全韓教授九百卅五人選擇的成語還包括：欲蓋彌彰、累卵之危、文過逐非、群盲撫象等。句句驚世駭人，是韓國現實社會的寫照，在在提醒政府與政客。

有趣的是，去年的「四字成語」是「貓鼠同處」。貓指的是檢察官或法官，鼠是濫權枉法的大官或政治人物。暗批，司法包庇不公與違法，才讓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悅當上總統，人民要求嚴懲貪贓枉法。

蔡英文和民進黨在這次地方選舉慘敗，或許可以說是類似韓國五年一次政局轉變的翻版。現在，國人可以把這些成語送給蔡英文，作為耶誕節和新年禮物吧。

在地緣政治的政經力學下，台積電的海外布局拉開了劇幕，擺盪在國家的國安、軍事、經濟與企業的關鍵技術、成本、營收、工廠所在地等諸多因素妥協下的投資擴廠，影響所及已不僅僅是眾所矚目的國安大略，更攪動了工廠所在地的居民生活。

熊本的菊揚町，一個僅人口四萬三千餘人的小鎮，因為ＪＡＳＭ投資設廠，二○二二年地價增幅達五％，是日本全國地價年增幅零點五％的十倍，是九州整體地價增幅的三倍。但地價大幅上漲，ＪＡＳＭ廠的員工會在菊揚町生活、買房、租房，熱絡房地產交易、繁榮地方嗎？

菊揚町原以農業為主，有「菊揚人參」美名的紅蘿蔔產銷全日本，建設中的ＪＡＳＭ熊本廠周遭，原本即為種植紅蘿蔔的農田。ＪＡＳＭ廠所在工業區的主要聯外道路，至今依然是狹窄雙線的產業道路。而連結菊揚町與熊本市的主要鐵道為單線的ＪＲ豐肥本線電車，從距離台積電廠最近的原水車站搭車到熊本站約需卅五分鐘，班數不多，搭乘人數不少，上下班時間幾乎班班客滿。工業區聯外道路上下班時間的交通壅塞、對外交通連結的不順暢等問題，在台積電等投資廠未到來之前，已經浮現。

原本偏向寧靜、自然、純樸、小家碧玉型的菊揚町，居民、店家、計程車司機、教師，乃至町長等，都在台積電入町投資設廠所吹起的漣漪中，有著不同的期待與擔心。此等對台積電的期待與已趨緊繃的交通狀況，讓台積電的投資設廠登上了十月町長選舉的主要政見之中。

原為町議員的新町長當選人吉本孝壽，在其選舉文宣中就提出對台積電投資設廠對策，更在新町長的問候文中敘及：「隨著台積電的投資發展，菊揚町也將有許多發展的可能，期盼建設成為居民們均能引以為傲，日本第一的菊揚町。」計程車司機、在地店家則希望生意興隆，但也擔心交通阻塞問題更為嚴重。當地中學及熊本縣立大學的教師則期待ＪＡＳＭ公司除了國際化的行銷與在地生產之外，能以「立地企業」應具備的責任與智慧，在環境永續、教育、雇用、社會參與等面向，實踐在地企業的社會責任。

總括而言：菊揚町公所在吉本町長的率領下，將配合國家政策，積極向中央與熊本縣政府爭取經費與資源，建設安全便利的交通、水電等公共設施；而在地居民也都正向歡迎台積電，期盼與能ＪＡＳＭ協力共生。在均為地方共同體一分子的基礎上，產官民合作一起致力發展組織、產業、個人等的生機與生計，攜手創造繁榮之生活，也一起共創ＪＡＳＭ、菊揚町與熊本縣的美好未來。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國際貿易不斷生根發芽，不但提供消費者更多、更便宜的商品選擇；垂直的全球分工也讓許多國家，甚至沒有甚多資源的小國家，都能夠在國際分工和世界供應鏈中占一席之地。

儘管如此，國際貿易並非沒有遇到阻礙。尤其廿世紀以來，美國與不同國家多次的貿易戰，一次又一次考驗著國際貿易的正當性，以及對國家整體的助益。不過，每一場貿易戰後，都讓國際貿易更加昌盛，並且使各國對彼此互賴加深。

一九三○年代，為了幫助美國農民，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將二萬多種加拿大和歐洲國家農產品的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點燃了廿世紀第一個大型世界貿易戰。加拿大和歐洲各國政府紛紛採取報復性關稅措施，使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都驟降五十％以上。

貿易戰使當時的全球經濟大蕭條雪上加霜，也間接引起了二次世界大戰。在煙硝暫歇，各國痛定思痛後，同意在國際間需要建立貿易協定體系。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各國簽訂布雷頓森林協定，確立了穩定貨幣組織；一九四七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組織成立。這就是ＷＴＯ的前身。

一九六○年代，美國和歐洲又爆發了「雞肉之戰」，美國仗著以流水線大量生產的雞肉，占領了歐洲一半以上的市場。荷蘭、法國等開始針對美國雞肉施行懲罰性關稅和價格控制。美國也對歐洲進口的馬鈴薯、白蘭地、輕型卡車課徵廿五％的關稅。「雞肉之戰」再次使歐美兩敗俱傷，在一九六四年召開和解大會，互降關稅，更增加了兩造的貿易互賴。

八○年代，日本汽車在美國的市占率一度超過廿％，把美國機車汽車都打趴了。雷根政府頒布了一連串的保護主義政策和貿易政策，雖然挽救了瀕臨破產的哈雷機車，以及幫助了美國汽車業。但是因為這些限制，日本汽車開始在美國大舉設廠，另外在高端車型上品質有大幅度的躍進。而美國汽車業在保護政策下，沒有太多的品質突破，八○年代過後，保護政策潮水一退，美國車廠驚覺連日本車廠的車尾燈都看不到了。結果就是美國消費者更加依賴日本汽機車。

其他美國的貿易戰不勝枚舉，國際貿易都挺過來，並且更加茁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貿易戰和去全球化，以及美國在經濟上的戰略考量，會給人一個錯覺，那就是美國要和中國脫鉤了。但事實並不是如此，目前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除了加拿大墨西哥之外，依然是中國。美中貿易關係不但很難一刀切割，也是依然活蹦亂跳的。

美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目標雖然和台灣相符合，但是不能天真地認為美國在所有事情上會完全支持台灣，而把中國拋在腦後，畢竟美國還是以美國利益優先。因此我認為「自由貿易瀕死」說是武斷了些。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還是活蹦亂跳的。

在兩岸當局並無「九二共識」政治基礎，欠缺對話及協調前提下；又在民進黨過度操作「抗中保台牌」，致使原本技術性、程序性及管理體制問題，上升至複雜性政治問題，台灣農漁產品暫停輸陸，已然產生預期心理及「寒蟬效應」。

首先，大陸對台產品登記係一體適用，並非完全針對台灣。農委會宣稱自去年四月起大陸規定全世界輸陸產品需經註冊，若未註冊即無法輸陸。經查台灣計八百多件水產品暫停輸陸，其中一百多件在今年八月卅一日申請截止日前補件申請，其餘六百多件則為未申請或無意願或被廢證，目前則僅一家允許輸陸。

這是第五波經貿暫停及反制，並非毫無預警，早在去年三月大陸宣布暫停輸入台鳳梨；同年九月廿日起暫停蓮霧、釋迦輸陸；今年六月十日暫停輸陸石斑魚；八月三日再暫停輸陸柑橘類水果、白帶魚、竹莢魚；十二月八日宣布暫停輸陸魷魚、秋刀魚、午仔魚。這系列經貿反制，已然讓農漁民產生預期心理，恐反制措施將逐漸「無限上綱」，甚至擴及工業半成品及製成品。

其次，避免給予泛綠政治聯盟操作「大陸因素」及「兩岸因素」，干擾台灣地方選舉。一旦選舉期間爆發大陸禁止台九十九點九％的水產品及二一九九項食品進口，這可能成為民進黨在選戰中強力訴求「抗中保台」的絕佳時機，藉此倡議反中及操作「亡國感」的危機意識，以達到選票極大化目標。藍綠政黨間為求取選舉政治利益，往往以犧牲兩岸和平穩定關係為代價。

大陸當局選前並未公布暫停農漁產品，將禁令壓到選舉後始發布，客觀上有避免台灣藍綠政黨操作兩岸因素影響選情，從而強化兩岸敵意及衝突，也避免「抗中保台牌」發酵。換言之，選擇選後公布第五波農漁產品禁運，以免成為滋養「抗中保台」路線實踐之現實政治土壤，避免被攻擊為「大陸介選」。

再者，對台經貿輸陸暫停受影響區域，主要是支持民進黨的南部農漁民，這將可能改變南台灣民意結構。今年地方選舉，民進黨大敗，在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儘管看似獲勝，但民進黨候選人得票與國民黨候選人差距縮小，尤其是屏東及台南選區藍綠候選人幾近勢均力敵。

大陸對台採取經貿暫停方式，客觀上已逐漸產生寒蟬效應，導致中間選民轉移政黨認同及投票取向，造成南部民進黨執政縣市藍綠選票差距縮小。這顯示對台經貿反制效應，對民進黨在南部地區的社會群眾基礎，正產生板塊轉移效果。若這樣推論符合邏輯現實發展，此將助長大陸對台壓制及反制力度。

我從事創投卅餘年，經歷過台灣創投的崛起、興盛及停滯。過去創投在台灣曾有非常輝煌的時期。我任職創投公會理事長時曾提出一個「麻將理論」。也就是發展創投有四個最重要的要素：資本、技術、人才、市場。台灣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因此發展迅速，從一九八四年第一家創投成立，二千年左右就達到高峰，成為全球創投產業最活躍地區之一，僅次於美國。創投業的興盛，也扶植了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造就了台灣經濟奇蹟。

很可惜二○○五年之後台灣創投陷入低潮。雖然政府積極推動創新創業，但國內好的投資案不多，多半是小確幸式的項目。同時投資案大都缺乏國際化、全球化，因此很難出現市值達十億美元的「獨角獸」新創公司，創投成效有限。相比於新加坡，今年募資案件量大增；幾年來也孵化出廿餘家獨角獸企業，成為東南亞創投及新創中心。

如何振興我國創投產業，我們應該鼓勵國內創投向外看，美國矽谷仍是全球高科技的重鎮，是台灣創投應該著墨之地，尤其一些和能源相關的新公司值得注意。再加上最近因為中美衝突，美國政府限制中資投資矽谷之高科技公司，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好機會，能夠在早期參與這些公司的投資。台灣應好好規畫策略，不要錯過。最近台積電落腳美國的□凰城，可能會帶動一系列周邊產業在那生根，連帶也會產生一些新興公司，也值得投資。

近十多年來矽谷有很多全球知名的新興公司成立，如Google、Facebook、Tesla 等，但卻都沒有台灣的參與，為什麼？最主要是這些公司都有其固定的生態圈及社會網絡，有的講究名校體系，有的看重投資圈的資歷及人脈，台灣的創投不容易切入。所以我建議應藉由投資矽谷當地大型的、知名的或是績效高的創投及私募基金來當作入門階，就可與這些高科技或新創公司發生關連，這對台灣的發展有正面助益，也可藉此走入國際，增加台灣的能見度。

另外，新加坡的興盛與其兩個主權基金，政府投資公司與淡馬錫有很大的關係。他們投資了許多國際創投及私募基金，因此提高其國家財富的管理效益，同時藉由與海外基金的策略聯盟，協助國內企業並促進產業升級。由於績效卓著，很多國外基金及資金來與他們合作，藉此新加坡在國際投資地圖上占據了重要位置。

十多年前我在創投公會理事長任內，就呼籲政府要成立主權基金，卻未能見行，讓許多國際基金在尋求投資夥伴時均繞道台灣而直赴新加坡，這是很可惜的。台灣外匯存底驚人，穩居全球第四大，應好好運用，為台灣打造更好前景。事在人為，新加坡能，相信我們也能。

一、礦業權「設定」及「展限」，亦應辦理原民諮商：礦業權設定與展限屬土地開發、資源利用行為，應踐行原基法第廿一條程序。修法理由以「礦區」與「礦業用地」範圍有落差，將稀釋受影響部落之聲音為由，限縮原民諮商僅在「用地核定」階段。

實則「關係部落」之認定，就礦業權設定可以「礦區」為範圍，就用地核定再以「用地」為範圍，不應剝奪全體就是否被納入「礦區」的諮商同意權。展限是新的開發階段，沒道理不能再辦理原民諮商。

二、原民諮商應「定期」舉辦：是否在一定期間再辦理原民諮商？修法理由表示：視部落需要，由部落與礦業權者雙方合意決定。看似尊重，實則當雙方談判實力有落差，礦業法就再辦諮商又無最低期限保障，很可能造成「一次同意，永遠同意」；「同意後發現被騙，卻無法挽回」困境。

「定期」舉辦，不僅可促使礦業權者遵守承諾；部落亦可能因若決定錯誤，下次還有補救機會，而更願意嘗試同意；況原基法明定原民得分享相關利益，如何共享應透過定期諮商落實。至於期限，可二年、四年或五年一次等。

三、原民諮商未通過，應「廢止」礦業權；再諮商應有次數或期間限制：諮商未過，草案僅要求停止探採礦工程，就再諮商並無限制，可一問再問、問到過為止。易造成礦業權人不願一開始就提出較佳條件；部落在諮商未過後，仍無法清靜。

建議諮商未過，應廢止礦業權；再諮商應設定次數或期間限制。再諮商間隔期限，不應短於定期諮商期限。

發展資通訊應用，尤其是手機遊戲，為了迎合宅男，常常會「物化女性」。而在元宇宙的虛擬世界更容易有此傾向。在兩性平權的時代，「物化」具負面意思，輕者有文化水準不高的味道；嚴重則是色情、歧視女性。「物化女性」的程度如何界定？我們遇到的是很難規範的「人體行為藝術」，因為「藝術」和「色情」的界線很難區分，並無具體標準可依循。一般人的認知是，作品如果會令人聯想到「那檔子事」，就是色情。那麼，藝術作品難道就不會引起遐想？這個灰色地帶實在有很大的解釋空間。

其實藝術作品也可以很色情，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沒必要否認。莎士比亞就深諳此一觀念。當羅密歐與茱麗葉在樓台會時，莎翁安排了一個丑角美克休在果園外等候，滿腦齷齪想像，揣測小兩口翻雲覆雨的色情場面。莎翁告訴觀眾，人們的思想百態，「純情」或「色情」，若非源於觀點不同，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層面。茱麗葉第一次翻雲覆雨時，年僅十三歲。美國後來訂立了所謂的Romeo and Juliet Laws。此法將未成年人間年齡相近的合意性行為完全除罪化，或是將他她們的罪由重罪改為輕罪，就不會演出莎翁的悲劇。

莎士比亞是戲劇作家，他寫的劇本是用在舞台上表演，要賣門票的。因此他的作品不僅要老少咸宜，「非老少」也要咸宜，如此才能一網打盡所有層次的觀眾，賺足門票。你若喜歡莎翁劇本，並不代表你很有文學修養、有品味。由於莎翁劇本雅俗共賞，喜歡莎翁作品的人，可能是愛上他「俗氣」的那一部分。關鍵在於莎士比亞才捷思銳，很會用雙關語。純潔的觀眾，欣賞到他的機智及詼諧；粗俗的觀眾則是關注當中的「粗俗」暗示，看到的是不折不扣的「物化女性」劇情。莎翁四大喜劇之一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被翻譯成《無事自擾》，其實「nothing」一字雙關，相當色情粗俗，也極端物化女性。

元宇宙的創造者若有莎士比亞的功力，將其雙關語能力放於虛擬世界，「物化女性」的界線將會被提升到另一未知的層次。而台灣的道德法律規範是否能與時俱進，更務實的面對七情六慾？（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