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要問到總統本尊真的很難，期待她不「實問虛答」更難。就像這天好不容易開金口，卻多半嗯嗯啊啊應付過去，再不然就引用別人的話搪塞。以延長兵役為例，她說「備戰才能避戰」，根本是此話不通。原因是，人們看到政府「備戰」，卻無意「避戰」，更多時候是「求戰」，因而不斷挑釁。這樣的話，只延一年兵役，夠用嗎？

蔡英文自知說服力不足，特別引邱吉爾的名言助陣：「在戰爭與屈辱面前，若選擇屈辱，屈辱過後還是得面對戰爭」。問題是，邱吉爾說話的情境已經過去八十年了，誰想要在屈辱與戰爭之間作選擇？台灣在更艱辛的年代，都挺過了八二三砲戰；現在好不容易兩岸和平，蔡總統卻要人民在屈辱和戰爭中作選擇，這什麼神邏輯？

蔡英文引的這段話，蘇貞昌三月也說過；當時是在立法院談俄烏戰爭，希望國人為守護自己的土地而努力。這是廢話，生在自由的土地上，台灣民眾哪有不愛自己國家的？年輕世代可以當兵上戰場，但領導人也得有正確的方向感才行，哪有元首叫百姓在屈辱和戰爭之間作選擇的？

蔡英文上台後，除了二○二○年外，年年宣告稅收大幅「超徵」，並自誇是「嚴守財政紀律」的政府。事實上，稅收雖難免隨景氣波動而升降，但如果年年超徵，便顯得不可思議。其中蹊蹺，若非稅收預測機制失靈，便是刻意壓低目標值，以便實際稅收更易於達標，數字更顯亮麗。另一種可能，則是稅制結構老舊傾斜，未隨社會變遷調整，導致稅負過度集中，使租稅正義變形。

以今年的稅收為例，至十一月底已突破三兆元，創歷年最高。其中，僅「營所稅」即高達一．一三兆，年增四十七％，超徵三千兩百多億元。然而，營所稅的超徵，雖與去年上市櫃公司獲利大增有關；但更關鍵的因素，是政府為疫情考慮企業營收而連三年實施「營所稅免暫繳」。因此，去年企業未暫繳的營所稅，集中到今年繳交，才造成鉅額超徵。這種情形，去年已發生過一回，出現兩千多億超徵；但財政部繼續實施「免暫繳」，又不務實調整營所稅預估值，導致今年出現更高額超徵。

問題是，稅收是一個落後指標，要檢視經濟景氣的榮枯，從外銷訂單、海關進出口、乃至工業生產指數的變化，可以看得更清楚。而根據相關單位公布的上述數字，這些指標均指向墜崖式下降的趨勢。十一月的出口是「連三黑」，年減幅高達十三％，對大陸及香港的出口更衰退超過兩成，歐美市場也是雙位數衰退。外銷接單更慘，除了「連三黑」，年減廿三．四％。這些，對高度倚賴外貿的台灣，猶如颶風來襲的警報。工業生產指數同樣「連三黑」，年減四．九％，嗅不出一絲樂觀氣息。

就在立委競相要求「還稅於民」之際，國發會發布了十一月景氣出現「藍燈」的訊息，景氣對策信號判斷分數更驟降六分，來到了十三年半的新低。這顆幽幽而來的藍燈，比起蔡政府先前高調宣示稅收超徵四千五百億元，恰好形成一個諷刺的對比。一個專門「報喜不報憂」的政府，再怎麼自誇善於經營、超前部署、財政紀律良好，也不能不面對迎頭而來的衰退巨浪，這還是個躲不掉的全球性的風暴。

如果是一個理性的政府，我們會建議它將超徵的稅款先拿來還債，包括填補勞保基金虧損，並解決因政策性凍漲造成的油電公司鉅額虧損。畢竟，蔡政府任內為了前瞻建設計畫及新冠疫情，各編列了八千多億特別預算，加上不斷追加的軍購特別預算，法外支出已達兩兆，這些都需要解決。然而，對於一個追求近利、政治掛帥、不顧長期經營的執政黨，再怎麼理性的建言也是枉然。尤其，民進黨剛剛遭逢慘敗，此際「發錢贖罪」的氛圍正在形成；既然連在野黨都喊出還稅於民，蔡政府怎可能放過這個大撒幣的機會？

因此，我們只能建議：蔡政府若要還稅於民，請採取正直而便民的方式，不要再去印製幾倍券，不要再讓人民去排隊領取，閣揆不要再拿球桿指東畫西說是政府的「功德」。把錢還給百姓，人民可能比政府更懂善用！

過去幾年來，兩岸情勢逐漸緊張，無論是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中共二十大舉辦前後、美國國會通過拜登總統簽署對台軍售，對岸軍機繞台頻率均明顯增加。台灣民眾當然不希望兩岸發生戰爭，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我們不畏戰、不懼戰，但若能夠避免台海軍事衝突發生，則是絕大多數台灣民眾最優先的期待。

以現在兩岸情勢而言，官方直接接觸非一蹴可幾，現階段最佳的方式，是由增加民間交流開始鋪陳，降低兩岸衝突的可能性。

許多台灣民間團體，包括六大工商公協會，均曾表示願意率先擴大兩岸民間交流，包括互訪及舉辦研討會。恰值中國疫情爆發，預料數月後大陸地區將可與世界各國一樣漸趨穩定。中國政府已確定將開放邊境管制，元月初起改為0+3。我們認為：明年3月之後，中國疫情趨於安全穩定，當春暖花開時，正是推動兩岸民間交流的最佳時機。

為了順利達成目標，我們呼籲政府默許並開放工商團體，於兩岸四地多多舉辦交流活動，並開放財團法人工研院、資策會、金屬中心等政府支持的研究法人參與協助，俾能重新了解對岸經濟實況，有助台灣對於大陸實際狀況的掌握，有利於國安及經濟政策擬訂。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

在兩岸議題上，美國一直扮演主動介入的角色，我政府相關部門應向美國政府與國會充分說明：兩岸增加民間交流，將可降低台海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符合美、日、英、法、澳等諸國的期待。

或許有國人會擔心重啟民間交流，將擴大台灣技術與人才流失，但事實證明：中、日、韓、台在許多重要產業供應鏈上，具有不可切割的互利關係，彼榮我榮，分則兩害，只能勇往向前，無法回頭。

已故李國鼎資政名言：沒有西進、南進，只有上進。

除了工商團體的交流，協助在陸台商發展，也是重要的議題。在ECFA的框架下，透過兩岸具代表性的民間團體協商談判，將具有「類政府」磋商的功能，過去兩岸在觀光旅遊的合作，便是一個成功案例。

維繫兩岸產業共同技術標準之協商管道，如第六代行動通訊標準，更將有助於台灣企業在大陸市場上的占有率與台灣整體經濟利益；順利增加兩岸民間交流，降低軍事衝突之危險性，則所謂去中化與去台化危機將可顯著緩解。

美中台三角關係錯綜複雜，我們建議政府應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分別採取對台灣最有利的不同政策。在經濟上，中國是台灣第一大貿易與投資夥伴，這是不爭的事實。合則兩利，不合則兩害。

中國大陸近十年來在高等教育的突飛猛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無論是何項評比，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早已位居世界百大，超越台灣大學。試想：如果台灣學生可以在這些學校就讀，是不是比遠渡重洋，到語言文字不相同的歐美國家容易許多？

開放陸生來台，不但可以緩解台灣私校招生不足的窘境，更可以增加中國年輕一輩對台灣社會的理解、增加親切感，對於未來兩岸互知互信、和平相處，絕對具有正面的作用，值得從政策面鼓勵擴大辦理。

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當然有助於台灣經濟發展，但基於過去的慘痛經驗，有關單位應做好妥適規劃，務求來台觀光族群以中國菁英及年輕白領，自助旅行或小團體精緻旅行為主，減少團進團出大拜拜式的劣質觀光，在經濟發展目標之外，尚可具備相互尊重、相互珍惜的功能。

馬政府時代曾推動兩岸產業搭橋計畫，經過十餘年，人事時地物、國際地緣政治，早已大不相同。期待現任的蔡政府及2024年5月就職的新政府團隊，可以秉持台灣優先的原則，為兩岸再搭起一座新的交流橋梁。

事實上，募兵制提供的薪資福利，並不亞於公教，為何公教人力甄補競爭激烈，錄取率低，而國軍招募成效卻不彰。年輕人不願意從軍，反映國軍組織文化沉痾問題：毫無個人自由與閒暇時間、相互監視與連坐法、枯燥刻板訓練內容，升遷獨尊官校正期生等現象，因此無法留住人才，就連送訓美國西點軍校歸國軍官亦選擇退伍，寧可放棄終身俸，也要自由身。

宣布延長役期方案唯一配套措施，竟僅是提升義務役士兵薪俸，從六千餘元提升至二萬六千餘元，如此將重蹈募兵制失敗覆轍。且役期延長產生的不滿，絕對高於薪俸提升帶來的滿足感，形同無效撒幣政策。

此般粗糙決策犯了公共政策著名的「第三類型錯誤」，即問題建構本身的嚴重錯誤：提高薪俸無助於改善國軍管理文化，改善服役環境找回國軍使命與熱情才是關鍵；而降低區域衝突理當是為政者責任，而非升高風險後再延長役期。

選前顧忌的打炒房修法，現看來就該在選前有霹靂作為。媒體報導，當新北市郊區房價已炒作至一坪五十萬，民意對此當然會沸騰。還好，選後民進黨政府已快速因應，在立法院委員會審查通過平均地權條例修正草案，可望於本會期完成三讀。這項修法，媒體認為「落實居住正義」。但令人疑惑的是，這項修法為何不在選前就完成？同樣的，行政院也將研擬優惠房貸，提出利息補貼，減輕人民負擔。試問，為何不也在選前就提出？

近期物價上漲更值得重視，看看超商茶葉蛋漲價就知道萬物價格飛漲的問題。政府將聯手十大零售業設置平價抗漲專區，以平抑物價，是很棒的抗通膨措施。試問，為何不在選前就有此積極作為？今年政府稅收超徵高達四千五百億元，「還稅於民」話題開始熱議，全民發放一萬元或二萬元的討論此起彼落。試問，為何不在選前就開始研商稅收超徵問題？

地方層次選舉的結果，不涉及國家高層次的走向，主要是查看這幾年人民在基層生活的感受。不可否認的是，民進黨政府除了特別關注股市量能與相關稅優惠外，在前述財經金融議題是有嚴重忽略。房價、物價問題，都不見政府有積極的作為。稅收超徵，學界及媒體有討論，也不見政府有特別思考，該如何平衡處置，才能在稅制公平及促進經濟成長上，有進一步的完整措施。現嘗到選舉敗績，突然民進黨立委倡議全民發放一萬元或二萬元，就讓人民觀感不佳，好像敗選後才懂得檢討稅收超徵的問題。筆者想問的是，難道不敗選，政府就不能在前述議題上多用心，讓人民過上較好的生活？這次地方選舉結果，正好讓民進黨政府好好反省財經金融治理上的長期結構問題，並思考更有效的改革。

筆者認為，民進黨政府選舉失利，主要是前述財經金融議題處置失當導致。選後，請民進黨政府趕快從財經金融整頓開始，這可以是力挽狂瀾的開始。

這份職務給我帶來的第一個壓力就是英文不行，因此在出席會議前要花許多時間準備講稿。尤其不同議題的討論及相關結論都要事前預擬，台美雙邊會議都是雙方環保署官員，討論議題較為集中。台加雙邊會議中常有加拿大環保業者參與，商業氣氛較濃。

最感吃力的工作就是擔任我國ＡＰＥＣ海洋保育工作小組會議的窗口，每年除了有一次年會外，還有各經濟體舉辦的臨時工作會議，會議地點輪流在各國舉行，所以出國的機會特別多。

ＡＰＥＣ業務不僅環保署重視，外交部國組司亦大力支持。一九九七年接任未久，由於台電公司將低放射性核廢料送往北韓儲存，遭受南韓一路在新加坡、韓國釜山的工作會議中強烈抗議。最後在加拿大多倫多ＡＰＥＣ環保部長會議中提出正式抗議，由當時蔡勳雄署長在大會發言澄清後，始告平息。台電將低放射性核廢料送往北韓，雖屬商業行為，卻為環保署、外交部帶來嚴重困擾。

由於我國素與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與會代表友善，最後在他們支持，以及因為當時兩岸關係不錯，大陸代表沒有發言反對下，Chinese Taipei竟被推舉為該工作小組的主事國（Lead shepherd），負責主持該工作小組會議業務，實屬不易，外交部亦非常振奮。

科技顧問室的業務，似無專業，但卻要經常出席各種國際會議，各種國際組織涉及環保議題的範圍很廣，開會發言及與各國代表溝通時一定要有內容。這才發現書到用時方恨少。因此開始認真練習英文，亦開始蒐集國際各種與環境相關的資訊。例如人口、貿易、經濟、能源、地緣政治、環境公約等。

這種蒐集資料的習慣，以後並未因職務調整而改變，對我提早退休去大學教書助益頗多。同時整理資料，編寫全球環境與資源安全的課本，在學校開了獨門課，專門討論各國有關人口、資源、環境、糧食、氣候、能源安全等非傳統安全政策的課程。十三年前在台大農經系剛開課時，選修學生不到廿人，現在被納入領導學程，來自各系的學生已超過一五○人。

我國不是聯合國會員國，除外交部外，各單位涉外機會雖然不多，但應該了解與業務相關的國際主流議題，這就是國際觀，這樣在出席國際會議時才能實質參與討論，享受會議樂趣。心得，愈具挑戰性的職務，收穫將愈大。（作者為退休教授）

任何人聽到這個消息都會覺得奇怪，美國官員三不五時就批評台灣：國防戰備訓練不足，國防預算過低，役期過短，根本無力打仗。現在蔡政府敢於破除萬難，決定延長役期，蔡英文竟然說「沒有美方壓力」，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

蔡英文在記者會上堂而皇之的說：「備戰才能避戰，能戰才能止戰」，其實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說法。大家都知道，為了要壓制中國大陸的崛起，美國千方百計要把台灣推向「抗中」的最前線，挑釁中共，希望能夠引燃台海戰火，把台灣變成第二個烏克蘭，讓中共遭受國際的譴責與制裁，而難以脫身。蔡政府的「備戰」，根本就是擺明了要當美國的「馬前卒」，那裡能夠「止戰」？

不久之前，美國國會兩院通過「二○二三國防授權法案」，主張五年內提供一百億美元「無償軍援」給台灣，不料到了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最後的決定是「無償軍援」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明年二十億美元的軍事貸款，我方還得支付高額的利息。這是老美慣用的「誘殺策略」，目的就是要台灣「備戰」。

消息傳出後，中共立即派出七十一架戰機和七艘艦艇在台灣海峽周邊行動，其中有四十七架次共機飛越海峽中線。請問：蔡英文配合美國□調「備戰」，究竟是在「止戰」，抑或「求戰」？

「我們愈團結，台灣就愈強大，也會愈安全」。這是說給在野黨聽的「話術」。「延長役期」原本是總統的權責，由總統府拍板定案即可。但是執政黨非常了解：這個案子一旦通過，不僅得罪年輕人，屆齡役男的父母親更會大□：「別人的囝仔死不完」，所以他們一定要找人「墊背」，替他擋掉風險。

蔡政府是著名的「慕洋犬」，他們對美國老大的要求一向都是低聲下氣，百依百順，不敢表現絲毫違抗。可是他們對於在野黨卻是狡計百出，予取予求，讓在野黨窮於應付，甚至不知所措。所以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打算將「延長役期」由「查照案」改為「審查案」，拖大家一起下水。如果此議成真，在野黨有沒有足夠的智慧應付這一局？大家都在等著看。

檢視台灣政府兩岸路線更迭，因受政黨輪替、國族認同分歧及國家發展戰略選擇之影響，呈現斷裂式變更。從國民黨執政承認九二共識，到民進黨主政否認九二共識；從中國人認同，到否定中國人認同，且台獨聲浪創新高；從採取「友美和中」均衡路線，轉變至「抗中保台」、「聯美抗中」失衡戰略，可謂是重大國策斷裂。

這是近年來兩岸對立衝突根源，讓兩岸社會敵對如螺旋上升。且隨選舉更加激化，民進黨推動「抗中保台」，實有「雙面刃效應」。

首先，抗中保台掩蓋地方治理本質。九合一選舉，民進黨訴求「抗中保台」，攻擊對手黨候選人與大陸過從甚密，影射其「親中賣台」、「中共在台協力者」。將地方選舉議題，上升至國族認同及統獨選擇。

其次，分化共同體凝聚及認同。在強化台灣認同之時，也增加共同體內部分化；在提升對中華民國認同時，也提升台獨支持比率；在促進美日關係時，卻也惡化兩岸關係及國際空間萎縮、邦交國流失為代價。尤其政黨間、人我間及社群間，互相標籤化及汙名化，這不僅導致命運共同體的「我群意識」難建，內部也充滿猜忌，促發公民社會內部疏離、認同分歧。

再者，兩岸關係陷入惡性循環。大陸對台壓制，提高台灣民眾從「反共」到「反中」；民進黨主張「抗中保台」，刺激大陸民族主義聲浪，從「反獨」轉化為「反台」，兩岸緩衝空間越來越小。

兩岸政府應換位思考，尋求建構新「兩岸共識」。若大陸對民進黨能調整政策思維、採取區隔化原則，則可強化與台灣各政黨交流對話。這已有先例，如彈性對待台灣民眾黨，未要求公開承認「九二共識」。在民進黨「不否認九二共識」、「不支持法理台獨」基礎上，可先建立「初步共識」再尋求「兩岸共識」，以建立兩岸和平對話機制。

既往兩岸已存在事務性、功能性及經濟性議題協商，可以不涉及一中涵義。在兩岸協商基礎及議題設定，或許區分高階政治及低階政治、政治性議題與事務性功能性議題，涉及高階政治及政治性議題需要「九二共識」作為前提，例如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等政治性議題協商。

但在事務性、功能性及經濟性議題上，兩岸可創造與「九二共識」非等量齊觀「次共識」，如「兩岸一家親」、「同屬中華民族」、「一個中華」、同文同種等說法，成兩岸事務性議題功能性對話的基礎，此或可成為兩岸城市交流、民共智庫對話、政黨交流的通關密語。

衛福部轄下設有數不清的與健康有關的「網」，各有其功能。唯當有生命危險的時候，還是要靠「緊急醫療網」。該網建構了社區的安全，它教育民眾不論在何時何地何病況，只要覺得有生命危險或突發病況或不明病況，打一通「一一九」，就會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派遣員為你分析、判斷，然後派遣適當的「救護技術員」到現場為病人做評估及必要的急救或救護，再以適當的速度送到適當的醫院。在救護技術員到達現場之前，派遣員還會給報案者一些醫療指導，甚或從電話中教導做急救，這就是目前很多都市消防局正在實施的「優先派遣」，這是一個優化的加強版「緊急醫療救護」制度。

疫情期間，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把民眾報案後救護車派遣任務交給了地方衛生局，其用意甚為良善，係為了分流有感染病人，卻忽略有生命危險病人還是由 「緊急醫療網」來做，才有能力救回病人。因為他們除廿四小時待命，派遣員可以判別是否病危，救護技術員更可以使用高級心臟救命術救病人。

至於傳染病的考慮，當然會穿上全套防護裝備，送到醫院後急診也會做篩檢、分流，達到將病毒阻絕於院外的目的，這期間對於病人的急救（如果有需要），絕對不會漏掉，因為一路上都有高級救護技術員或急診醫護人員監視著。當醫師判定病人須住院而該院又無病床時，就要循「傳染病醫療網」尋求床位資源，這是一個完善的制度，就怕沒有落實。

「恩恩案」的錄影片我有看過，病人父親報案時就說病人呼吸困難，這是一個典型的「病危」表徵，派遣員都知道，只要按以上所提ＳＯＰ操作即可。

本文旨在提醒國人勿忘「緊急醫療網」的宗旨，拯救病人的生命才是第一要務，即使有其它要務不得不辦，也不可忽視「救命」的神聖初衷。

在台北市，或是全台灣，從小學生到長者，總認為道路是給車走的，人行道一定比道路窄，也早已習慣人行道被電力、電信設施阻擋，被路燈阻隔、被停放的機車阻礙。

對於都市中心來說，讓車輛更順暢，讓道路不塞車，才是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至於行人，總是能夠自行探索出最適合且安全的路徑。

然而，台中市公車駕駛未注意到穿越馬路的一家三口，造成母親與幼兒過世的不幸新聞，更凸顯台灣行人面對車輛時的弱勢地位。汽機車禮讓行人，大客車轉彎時，駕駛必須停車觀察，用手勢確認路口淨空後才能繼續通行，這些在歐美日等國家最基本的道路駕駛常識，為什麼在台灣卻需要政府不斷強調、宣導，甚至特別制定罰則？

長久以來，對於行人與車輛的互動，交通主管機關採取的，不外乎用小綠人倒數讀秒限縮行人通行時間、縮小行人停等區以方便車輛轉彎等汽車優先的做法，卻從未提出減少車道，拓寬人行道、增加行人停等區範圍，讓汽車駕駛轉彎時必須更注意行人等以行人為本的措施。

追根究柢，就是道路必須讓車輛優先的概念仍然根深蒂固，行人只能卑微地擠在狹窄的人行道上，才能確保安全。

正因如此，交通部前部長才會提出行人看到大車先退三步的荒謬宣導。如果交通主管機關對行人的呼籲只有退讓，那麼台中市的不幸事件只會一再重演！

事實上，道路是給車走的概念，是美國汽車製造商與廣告商精心策劃的結果。但紐約交通局不認為汽車是道路主人，他們將時代廣場改為徒步區。原本車水馬龍的道路上了陽傘與座椅，搖身一變成為紐約最具代表性的開放空間。透過計程車ＧＰＳ的前後比較，反而發現行車速率提升七％，車禍受傷行人數減少了卅五％，七十四％的紐約客支持這項改變。這結果鼓舞政府部門，進而規畫更多的人行徒步空間，更徹底宣告行人才是道路主人，人本交通才是當代的趨勢。

人行道絕對可以比道路更寬敞，一個可以隨意步行，無須擔心車輛的空間，就是六十多年前還只是個美國地方媽媽，後來成為卓越都市學者珍雅各不斷訴求推廣的理念。行人在沒有阻隔的住商混合小街區自由通行，靠雙腳、自行車、大眾運輸移動，自然能夠衍生出安全且生機盎然的自明空間。

台北市住商混合的規畫特性，早實踐珍雅各所追求的都市生活模式。可惜，都市規畫匯集了住商混合的便利性，也造成負面外部性。老社區的六公尺巷道無法增設人行道，只能在路面劃設不同顏色權充，自然就引發「都市地獄」的雜音。

縮減停車格、加裝跳動路面、警示標誌等措施，都是可以預見的後續改進措施。然而，翻轉民眾既有觀念，讓機動車輛退出六公尺以下道路，讓狹窄巷弄成為專門的步行、自行車空間是短期治標方案，未來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規範建築改建時須留設公共通行步道，才是長期治本之道。就從六公尺以下巷道禁行機動車輛開始，讓孩童在街道上無憂的嬉鬧笑語，成為城市最精彩的交響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