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最近交付新內閣團隊要持續完成四大任務,其中為因應高齡化社會「進行社會照顧體系總檢討」的要求特別醒目。今年中央政府超過四分之一的預算用於社福支出,就充分說明台灣人口結構失衡的嚴重性。過去嬰兒潮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人口紅利,現在儼然已成為社會沉重的負擔。
台灣當今人口年齡的分布出現兩極化問題:嬰兒出生不足,但老人卻有增不減。政府處理此結構性難題,如果使用方法不正確,那麼縱使投入大量資源,對於解決問題仍猶如杯水車薪而事倍功半。養兒育女涉及的問題既深且廣,並無立即見效的萬靈丹,可是對於高齡者生養卻是有步驟可以緩解的。
首先,高齡者就該退休的觀念應該被揚棄了。醫學進步讓人老當益壯,這可由蘇前院長的退休感慨得到印證,「我哪有要退休,生命就是我的任期,服務是我的志業」、「力量雖小,但國家若需要「『就算我一份』」。蘇前院長的言談說明,高齡者其實仍有不同程度的工作能力,不過也需要就業的彈性。
其次,台灣人口結構失衡,更需要高齡者的就業來維持經濟運作。國發會推估,今年台灣65至74歲有217.4萬人,占總人口數的12%。這群人不宜全然以退休對待,反該是國家要珍惜的人力資源。主計總處統計,去年底全台65歲以上僅有39.3萬人就業,參與率不到10%。反觀新加坡最近公布65至69歲的勞動參與率竟高達47.5%。我們的高齡者若能提升勞動參與率,確實可有效紓解現在勞動供給短缺的問題。
高齡者想就業的原因不一而足,物價上漲、儲蓄不夠、年金危機、退休金不足、利率過低等因素都有可能。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齡者希望能維持與社會的連結度。國際人力機構最近調查指出,亞洲專業人士延後退休除了減輕生活成本壓力外,工作能「讓他們與社會保持聯繫,獲得歸屬感」亦是重要考量。的確,高齡者的身心健康才是減輕國家社福負擔的最佳策略。
比較遺憾的是,台灣企業對中高齡與高齡就業的接受度過低。2020年台北市政府的調查報告指出,企業只有一成四會考慮僱用中高齡新員工,更僅有3%會僱用65歲以上的高齡者。雖然《就業服務法》保障國民公平就業機會,但現實社會卻扼殺中高齡的求職空間,最後衍生出眾多「下流老人」只能靠福利救濟殘喘度日。
更有甚者,連政府對年長者工作權也極度的僵固化。2019年政府施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特別明言雇主「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差別待遇」。但教育部為防止「門神與肥貓」,竟透過刪減補助阻卻退休軍公教人員轉任私校。雖然勞動部「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以最高25.8萬元來補助企業僱用高齡員工,可是僱用最低比率30%的限制,導致高齡者的就業被限縮在保全及清潔業,徹底抹除社會高素質的人力價值。
高齡者或許有家庭及健康限制,但其經驗與成熟度仍是重要的社會資本。政府提出的高齡就業方案應符合產業結構現狀,讓「老人們」能繼續在職場發揮所長。我們建議可從一個前提下的四個面向著手。在維持高齡者退休給付原則下,推動四大重點工作,包括積極鼓勵中小甚至微型企業僱用高齡人力、增加彈性工時租稅補貼,推動職業專長再培訓,以及建立就業媒合與監督平台。
新內閣應深刻檢討現有政策是否能解決高齡社會的問題。營造對高齡者友善就業的多元彈性職場,才是解決人口老化問題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新內閣雖然任期不長,卻不可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的心態。我們建議提升高齡就業參與率策略,對於台灣經緯萬端的社會問題有提綱挈領效益,希望政府能夠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