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齣拖棚歹戲，民進黨還真有人捨不得它落幕。指導教授陳明通連夜發聲明，稱林智堅抄襲余正煌的部分其實是他撰寫的「客製化公版」，言下自己才是原創者。一個指導教授把學術倫理扭曲到不成形狀，還敢曲詞狡辯；蔡總統用這樣的人擔任國安局長，是出於什麼識人之明！

可笑的是，為了完成賴清德主席「清查學倫」的目標，民進黨近日悄悄把官網上為林智堅辯護的幾篇文章刪除。如此事後「滅跡」，就能回復民進黨的正直氣象嗎？尤其，在台大學倫會撤銷林智堅論文後，蔡英文仍下令黨公職人員要捍衛其清白；這無論是蔡英文受到蒙蔽，或意圖利用政治打壓學術獨立，都是極可怕的濫權行為。為此，蔡英文不該道歉嗎？

比滅跡更糟的是，民進黨目前浮現的一種鄉愿與自欺，尤以鄭運鵬為代表。鄭運鵬說，他很「捨不得」，覺得林智堅的道歉是「為了大局」，被迫承受「最大的委屈」。就說吧，民進黨連真心道歉認錯都很難！

國內的蛋荒，已延續超過一年。主要原因，就是農委會使用各種手法干預蛋價，想要壓低價格，導致蛋雞業者缺乏生產意願，不願增加雞隻的飼養量。在這樣僵固的市場條件下，雞蛋的供應量始終不足，蛋價上漲壓力也因此無法紓解，蛋荒問題當然繼續存在。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說，他只承諾解決「蛋荒」，沒說解決「蛋價」；此話無人相信，事實證明他既未解決蛋荒，也未解決蛋價，蛋雞市場仍是一團漿糊。

上周，蛋農和蛋商達成協議，希望將雞蛋價格每台斤調高三元。在農委會介入下，一大堆單位和學者專家加入協商，最後同意業者每台斤調高二元，來到每台斤五十二元。此舉，就是推開「看不見的手」，用政府的手公然干預。其目的，是避免蔡政府任內創下蛋價每台斤五十三元的歷史新高，而維持著五十二元「平紀錄」的顏面。這是典型的政治操作，為了執政顏面不顧一切，當然也不在乎是否解決蛋荒。

雞蛋是一般庶民的日常食品，無論供應不足或價格上漲，都會影響人民生活的安定感。一般蛋雞的養成，從出殼到產蛋，大約只要十八周。而台灣的蛋荒，卻持續了六十周，顯示政府的過度干預讓蛋農失去增產的意願，從而造成市場供應的癱瘓。去年迄今，俄烏戰爭造成全球穀物價格飆升，飼料價格上揚；政府不讓蛋農反映成本，無論如何是不合理的壓制。

再看，近期國內許多常用中西藥品都發生缺貨現象，同樣與政府政策干預有關；但比起蛋荒，情況則更複雜，亦更令人憂心。這些藥物，從抗生素、止痛藥、退燒藥、腸胃藥、軟便劑等，總計一百多種，都是民眾生活中常用的藥品。半年來，卻發生社區藥局屢屢叫不到藥的情況，許多藥局只能和其他藥局「以藥易藥」來應急，滿足患者之需。台灣的健保以便捷價廉著稱，如今卻出現「買不到藥」的景象，是誰在侵犯民眾的健康權？

這波「藥荒」，食藥署的解釋是，許多藥廠近期都改生產新冠疫情相關藥物，因而排擠了其他藥物。事實上，全球疫情早已到了尾聲，此一說法已經過時。醫藥界則認為，更關鍵的因素是政府不斷壓低健保藥價，規定藥品費用占醫療費用的比重不能太高。長期壓制的結果，許多藥物或藥材便因利潤微薄，而沒有廠商願意生產。更糟的是，除了缺藥，藥物的品質也因此不斷打折，從而損及藥效。三年抗疫，人們親睹衛福部狂熱地控制疫苗、藥物、試劑的品牌和數量，即可知這波藥荒應其來有自。

自由市場當然不是經濟發展的萬靈丹，政府並不是一切撒手不管，全都交給市場隨波逐流，即能坐享益國福民的成效。但反過來看，像蔡政府這樣熱中管制、干預與補貼，完全無視於市場機制中複雜而交錯的因素，最後讓百姓吃盡漲價與缺貨的苦頭，也是必然的結果。

蛋和藥只是兩個近例，若談到油和電的問題，就更棘手無解。蔡政府大剌剌扮演「看得見的手」，但缺貨及品質下墜，卻是百姓嘗苦果。

研判應該是在通膨劇烈之下，「邊際型產業」要拉住必要勞工對「生存薪資」所做的必要調整；業績「報復性」回溫的只是少數有口碑的名店，一般商家還是苦哈哈的──服務業關門歇業且低薪的仍是「新常態」。否則辛苦又風險高的外送業，也不會在短短三年內暴增10萬人，去年飆升到14.5萬人。

如何拉高服務業薪資，迄今似乎還是無解，即使蔡政府年年提高「基本工資」，平均薪資也不受影響。十年來的「工業及服務業平均總月薪」（本薪加上加班費）名目上提高了22.6%，從新台幣41,459元提升到50,449元；但若扣除同期的消費物價上漲率13.9%，只實質成長了8.7%，平均一年不到1%，形同凍結。

其中最令人同情的，是從事住宿餐飲、支援服務業、教育與其他服務業，合計235.5萬人的收入，其受僱者每月總薪資平均都不到4萬元，其中教育業甚至只有3萬元，距離全台灣工業和服務業平均5.04萬元頗多。若上面這些行業的薪資水準不提高，台灣的低薪狀況不可能有明顯改善。

近日，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中研院院士謝長泰，對台灣服務業的低薪原因提出看法。他以饒河街夜市中、被米其林認證的福州胡椒餅為例，謝教授排了一小時隊卻無法一償宿願，只好忍痛放棄。而美國的幾種美食，卻能用連鎖店模式掌握全美國和海外市場，達到規模經濟，可以提高獲利、支持較高薪資；連醫院也可以如此。他舉出HCA健康集團擁有182家醫院、2,300家診所，僱用30萬員工為例，說明美國服務業以大量科技投資，擴大規模和獲利的營運模式。台灣即使有鼎泰豐、誠品和85℃，但無法規模化就無法拉抬經濟，因此服務業需要一場「產業革命」。

謝院士說得一點沒錯，台灣批發零售業平均每家僱用1.7人，住宿餐飲業為1.6人；而美國零售業約16人，批發業則是11人。若這大致可以代表兩地服務業規模比例，那美國大致是台灣十倍上下。

台灣服務業多是微型企業，很難進行研發創新或相關投資，即使品質超群也難以大量擴張。這情況和台灣人喜歡當老闆、不喜歡受僱也有關係，經常是一受老闆氣就辭職去創業，但多數撐不到幾年就倒閉，只是將市場做得更競爭，大家都很難活，也無法提供更高薪資給僱用員工。

然而，謝院士並沒有說的是，如何進行這場「產業革命」？就因為台灣市場不大，沒足夠空間讓服務企業做大，累積足夠能量進行創新投資、擴大規模，要進行這種產業革命非常困難，故當年馬政府才和對岸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擴大服務業的腹地，讓服務業可以走出去揮灑，但服貿協議已被「太陽花學運」擋下，現況已無可能生效。請問，服務業要如何進行這場「產業革命」？

別說其他，全球都在發展電子商務，但是台灣電商業者網家已在新加坡蝦皮購物等競爭之下奄奄一息，蝦皮有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等和新加坡簽了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可供其規模化，網家因服貿未生效而無法進軍對岸，只能去不熟悉的美國和泰國發展，市場無法做大而陷入困境。倘若不能推動一場「產業革命」，服務業發展恐停滯不前。

民進黨對倫理的粗魯，除了全黨挺違反學倫的林智堅，還包括當年立委質詢蘇貞昌是否知道「四維八德」，蘇貞昌不屑地回應「四尾有土龍、土虱，八德在桃園」，足可證明民進黨視倫理如敝屣。也呼應了羅馬哲學家奧古斯丁所說：「一個國家若沒有倫理公義，就是一個巨大的匪幫。」

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若涉及倫理問題，幾乎都是下台展現他們珍惜倫理的「氣度」。反觀國內政治環境卻是完全相反，民進黨賴主席上任宣示的首要工作就是杜絕黑金，解決學倫問題。似乎是不想要讓民進黨道德倫理的喪失，影響台灣文明的生命體。諷刺的是，民進黨中央前幾天通過學倫案處理機制，要求該黨參選人未來須簽署「論文學位倫理聲明書」，並由民進黨審查小組比對並且不溯及既往，言下之意，已經被侵蝕的文明生命體看來將繼續被侵蝕下去。

根據該機制，參選人沒列學歷就沒有查核論文的必要，在黨中央眼中就等同沒有抄襲問題。賴主席解決學倫問題做法，是換湯不換藥的「抗倫理保民進黨」。這個邏輯如成立，會嚴重影響台灣文明的生命體。試問，若家庭成員不要去登記戶口，就不會有家庭倫理的問題？醫生看診不要留下看病紀錄，就不會有醫學倫理問題？若然，全台灣的文明生命體能不瓦解？

賴主席若真的要保民進黨，是該認真挽救台灣文明生命體，還是繼續把頭埋在沙堆裡，直到二○二四？

朱立倫主席主張盡最大努力，促成非綠大聯盟，以下架民進黨為終極目標。既然要組「非綠聯盟」，當然包括郭台銘。

首先，郭台銘不是綠營人士，成為朱主席口中「非綠陣營」結盟的對象，殆無疑義，而且郭董在疫情危急之際帶頭捐贈疫苗，民眾點滴在心頭；對「反綠」來說，是助力而不是阻力。

其次，郭台銘和柯文哲曾是政治層面好友，郭參與對影響柯文哲具正面意義、甚至拉攏效果。當郭董明確表態後，親綠媒體大篇幅報導，且語帶揶揄，可見綠營對他的動向相當在意和畏懼，也可見郭台銘對綠營的威脅。

再者，國民黨應該要有智慧和風度，對於郭表態參選應表達歡迎；因為多一位朋友，比多一個競爭對手，更有利於下架民進黨。團結都不一定可以擊敗民進黨，何況分裂？郭和柯獨力競選也許難以成事，卻足以敗事，國民黨須有化解兩人「暗助」民進黨的智慧。

國民黨應提出一套「非綠團結的策略」：一、國民黨擬訂黨內初選辦法；二、透過初選產生總統參選人；三、邀約有意參選的政黨和參選人溝通、討論，並擬訂「非綠聯盟競選辦法」；四、依競選辦法舉辦民調，依序產生總統候選人。

總之，辦法和方式有千百種，但最大前提是「團結下架民進黨」。國民黨最為人詬病的是嘴巴喊團結、心中卻千萬個心結，呼籲國民黨和郭董都應記取教訓、願賭服輸，成功讓政權輪替。

由郭董原已平靜的心又被權力的魔戒挑動，可以看出國民黨二○二○夢魘未隨時間消逝；而是吳換成朱、韓換成侯；郭董仍扮演壓制地頭蛇角色；可見郭董仍看不清政局險惡與自身青澀。由此可知，郭雖商場霸主，仍無法體會政治的眉角與細節，空有一身商場經驗與實力，卻仍不知政治這新舞台出場與走位的基本規矩！

國民黨為何屢陷領袖危機，一再發生諸侯與外戚干政問題？在於沒有中心思想，缺乏對人民的明顯訴求！四年前，民進黨用「抗中保台」與「亡國感」，配合香港「反送中運動」，完勝內亂不斷的國民黨。甚至今日許多國民黨新生代都禁不住抗中保台趨勢，改變立場跟著搖旗吶喊。

如今國際情勢隨俄烏戰爭丕變，年輕人體會「叫別人作戰」與「自己上戰場」的分別後，不再有當年吸食「亡國感」的激情與衝動。然而，國民黨卻仍提不出有力的政治方向；「謀和」似乎不是它的選項，任由民進黨新任賴主席修正「抗中保台」為「和平保台」，殊不知「抗中」與「和平」本是對立選擇，但竟都被民進黨選用，而國民黨卻軟弱趴在一旁毫無對策！

奉勸郭董還是別蹚政壇的渾水！要幫台灣，以郭董崇隆的國際商業聲譽，大可不必走美國奸商川普的險路；可以考慮籌建像西方商人在達沃斯的世界經濟高峰論壇，如此不必侷限在島內總統府孤芳自賞，而是帶台灣發揮國際影響力。政治泥淖就讓那些政治人物去玩吧！

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新冠疫情接近尾聲，兩岸恢復正常交流往來的態勢越來越明顯。眾所周知，兩岸之間深受美中關係影響，雖然近來因所謂大陸間諜氣球入侵美國領空導致美中陷入緊張關係，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將可能在本周舉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會晤，化解氣球事件引發的美中危機。可以說，在兩大國都希望管控分歧、尋求和平共存方式的前提下，未來的美中互動或許波折不斷，但不致升級為衝突。

也就是說，在美中維持一定溝通管道，以及台美關係不斷升級的同時，美中台三邊最需要修補的即是近年來低盪的兩岸關係。蔡英文總統日前表示，願意和北京當局展開對話，一起尋求雙方可接受、且促進區域和平穩定的可行之道。然而，透過相互交流促進相互了解，才能展開對話，甚至尋求共識。因此，台灣必須預判疫後兩岸交流的機遇與可能遭遇的挑戰。

在機遇方面，雖然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戰略下，大陸一再強調對台政策要「操之在己」，且不斷強化一中反獨、一中促融、一中促統等對台三大戰線；但隨著中共二十大後大陸政治情勢的相對穩定，大陸將致力於疫後經濟的復甦及社會的維穩，兩岸透過交流維持和平穩定，符合大陸利益。因而，大陸對台方面不但調子越放越軟，過去過硬的對台講話、甚至路線，也有放鬆的跡象。從各種蛛絲馬跡顯示，大陸不但將全力恢復推動兩岸交流，甚至將透過釋放更多利多爭取台灣民意。因此，在可預期的未來，北京一方面將持續邀請台灣各團體赴陸；同時，重新開放陸生赴台就讀、陸客來台旅行。

但與此同時，兩岸交流將面臨一些新的挑戰：首先，兩岸敵意如何化解？要如何透過兩岸良性交流，化解近年來兩岸民間不斷上升的敵意螺旋，不但是兩岸政府的責任，也將考驗兩岸執政者的智慧；其次，兩岸如何重新連線？近幾年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各政府、各單位，特別是對台系統人事頻頻換血，台灣必須重新掌握這些變化，並逐步建立關係；第三，兩岸交流如何更加透明？無論是赴陸參訪，抑或陸客、陸生來台，兩岸交流的成果都應為台灣全體共享，因此應透過制度規範，推動兩岸有序交流，避免兩岸交流的黑箱化。

不少論者認為，大陸推動兩岸交流充滿統戰陰謀；但亦有論者認為，大陸對台統戰一向是眾所周知的陽謀。問題是：面對陸方的頻頻出招，台灣應以怎樣的策略因應，以迎接挑戰、掌握機會？這將是台灣各界必須共同思考的課題。

對於美國連串制裁，媒體出現兩個極端的評論：一部分評論是唱衰華為或中國高科技發展，認為華為和中國晶片的發展就此倒地不起；另一部分評論則認為美國濫用科技霸權，華為和中國晶片發展一定不會被打倒。筆者嘗試從過去經濟和貿易戰的歷史，提供第三方的理性客觀角度。

首先，就美國而言，美中長期以來的貿易逆差、中國長久以來的匯率操控、傾一國之力進行產業補助，以及藉由商業擴張政治，已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際地位產生威脅。加上全球化已經走到了盡頭，在烏俄戰爭發生後，許多人驚覺自由貿易並沒有辦法阻止戰爭的發生；因此貿易產生了質的改變，由過去最低價者得，慢慢進入小院高牆，也就是高成本和區域化生產時代。

這也使得許多歐洲國家（例如荷蘭）從原本搖擺的立場，轉而加入以美國為首的抗中行列。

就中國而言，華為處在風口浪尖，二○二一年的營收跌了將近三成，手機業務幾乎休克；但華為成立了子公司和空殼公司（例如鵬芯微），幫助華為繞過美方制裁，藉以獲得高端晶片以及晶片設備。二○二二年稍微穩住陣腳，但生產線仍受劇烈影響。首先是手機業務，華為二○二一年推出的智慧手機不支持5G，明顯缺乏進階晶片。

此外，許多4G相關技術和產品、第六代與第七代無線技術、人工智慧及高效能的電腦技術乃至雲端產品，都受到很大阻礙。華為也被迫出售部分業務，很多人認為華為就此敗落。

在歷史上的貿易戰裡，危機往往成為被制裁國家產業轉型的契機。美日在八○年代的汽車戰爭，日方自願遵守出口配額，限制總出口車輛不得超過萬輛。但日本車廠不但沒有降低投資或生產成本，反而加大資本額，投資高品質、高配備的汽車；ACURA、LEXUS都是在八○年代出現的。貿易制裁反而讓日本汽車品質大幅提升，使得原已難和日本匹敵的美國汽車，在九○年代基本看不到日本汽車的車尾燈了。

如今中美高科技戰火甚囂塵上，面對美國圍堵，華為反而做了有格局的回應：增加研發投資。在「二○二二歐盟工業研發投資記分牌」中，華為的研發占總收入的廿二％，為全球企業第四大，僅次於Alphabet、META及微軟。當然華為的加碼投資少不了北京的奧援，但這樣的決定在全球企業中仍是少有的格局。

接下來的五年是中國高科技業的危急存亡之秋，在面臨美國商務部的法規、美國盟友的圍堵、全球經濟的疲軟、內需的不足時。華為最好的情況是「小輸為贏」。若華為能在這樣險峻情況下存活，或許會像日本的汽車產業一樣，在貿易戰後大為提升。

也因此，許多企業用加薪來解決招不到及留不住的困局，加薪或許是解決的方式之一，但是八○後及九○後的世代，在意的只是薪資嗎？當缺工也受少子化影響，直接衝擊勞動力供給的職場時，可以讓企業看清楚，薪資並非唯一的問題。企業要在激烈的人才招聘市場與留才中獲得有利地位，必須要認識新世代員工與過往的不同。

過往的世代比較容易配合公司的發展，忠誠度高，視自己為公司的夥計。八○後及九○後世代，往往比較考慮個人發展，共體時艱的認同低，視自己為公司的夥伴。夥伴不只是考慮薪水，其他如個人成長、職涯發展、人才培養、工作分工、成就感及歸宿感等問題，也變得相對更重要與關鍵，當他們覺得這些問題難以及時獲得解決時，很容易會有另謀他途的想法。簡單來說，無法落實善待員工的企業，就算招到人，進來後也是騎驢找馬，更何況員工在企業中覺得自己沒有發展，選擇離開也是正常。

因此，企業在談論經營策略中，包含善待員工了嗎？落實了嗎？「只有把員工當成是企業的財富，才能讓員工在工作中感受自己是企業的財富」，員工和獲利間存在一種最簡單的邏輯關係：沒有好的員工就創造不了獲利。像是在疫情期間，為了節省成本，企業是否合理的安排基層員工的輪休制度、設計培訓或進修方案、提出共體時艱的薪資或福利調整方案等。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善待員工的企業，創造了不一樣的組織文化與品牌，終將得到員工的善待。片面追求利潤與成本控制的企業，忽略了對人的照顧和扶持，也必然會嘗到苦果。

經營環境在變，營運成本不斷提高，加薪會明顯提高成本，也會影響財務。因此在企業發展進程中，藉由推動升級來提升薪資福利是必要與必然的。隨著人力缺工，企業應重新思考如何藉由升級，來打入藍海市場，抑或要持續落於紅海？對進來的人不夠好，走掉的人不會少。沒有長久之計的企業，面臨的還不只是缺工，相對會讓其他問題接踵而至。

萬萬不可認為只有加薪一途是萬靈丹，加薪或可解燃眉之急，但為長久發展，應研擬善待員工之計，才能贏得員工的心，成為「招得到、留得住」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