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缺藥問題從年初延燒至今,尚未完全解決。政府及產業持續努力改善,但在全球都將醫藥用品視為關鍵物資,全力提高韌性及供應鏈安全的今日,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單純市場供需、健保給付及民眾用藥習慣的技術問題,需要從更上位的安全角度來強化醫衛韌性。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缺工等各種因素,導致全球藥品供應不穩或中斷、原料藥缺乏等問題,早已在美國、日本等國家浮現,美國2020年8月就指示其食藥署(FDA)展開基本藥物來源與產能評估,2022年5月發布86種關鍵藥品或優先必要藥品,開始採行因應方案,包括提供生產補貼、租稅獎勵、貸款等聯邦政府措施,以增加供應來源多樣化;對於採購藥品的醫院等機構,政府明確指示採購上應分散不同供應商;對於高度仰賴進口的必要藥品,則採獎勵措施讓廠商回流境內或至友邦生產;同時與生產相關醫藥物資的鄰邦盟友,強化結盟關係。
至於日本,早在2019年抗生素cefazolin發生供應不穩情形後,主管醫衛的日本厚生勞動省便採取措施以預防類似問題。首先厚生勞動省制定了應確保穩定供應的藥品清單,也設定不同藥品的庫存要求;第二,從藥商的供應資訊開始建立優先藥物的盤點機制;第三,厚生勞動省要求學名藥製藥業者,應分散原物料的供應商,也針對高度仰賴單一國家的藥品,藉由補助等不同措施,支持業者建立日本製造的原料藥產能。
我國衛福部早在2015年6月建置「藥品短缺通報系統」,廠商、醫療院所與公協學會可在線上通報藥品短缺問題,食藥署則接手評估以協助確認是否有替代藥品,或是啟動其他應變機制。然而,此一機制若運作良好,此次應當不會出現有國內藥師所稱「30年來最大缺藥潮」的窘境。因此這個通報系統的問題,務必藉此機會檢討,而非如以前召開幾次精進專家會議後,就不了了之。即便不能超前部署藥品供應鏈危機,至少也要全面思考如何亡羊補牢,特別是不應將此情形定位為個案性的藥品短缺公衛問題,而應提高戰略視野,為我國製藥產業進行產業政策的總體檢。
從醫衛安全的視野出發,建議衛福部必須調整僅以醫藥監管機關的功能來看待此事,更要以供應韌性及安全考量,納入健全國內製藥前景的「產業思維」,以確保在基本與必要藥物上不再重蹈藥品嚴重短缺問題,從而建立或擴增國內藥品製造的產業政策、尋求鄰國及盟友建立產業夥伴關係,都應該是衛福部因應此次危機的整體策略。
同樣的,醫衛安全及供應鏈韌性思維也應該納入衛福部醫衛新南向政策的產業合作藍圖。「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這個新南向旗艦計畫,政策目的在透過醫院與新南向國家醫事人員長期互動與交流訓練,建立對我國醫療體系、醫療技術及藥品醫材的認識與信任感,進而深化雙方產業連結的基礎。從供應鏈安全及韌性的角度,醫衛新南向不僅是為了輸出,也有促進產業連結與多元,提升台灣及夥伴國家醫衛韌性的意義。可惜的是,近年來衛福部政策重心愈來愈侷限在防疫合作及醫療服務,甚至因為主政者變動頻繁,政策主軸益發模糊不清。國際醫療固然重要,但合作已經行之有年頗有成效,是否還需要醫衛新南向政策來錦上添花不無疑問,更無法反映出在國際重大變局的當前,台灣的醫衛安全及韌性需求,必須藉由與新南向產業合作來降低對中國大陸依賴與分散風險的戰略意義。
我們建議衛福部的政策應有更多供應鏈安全及產業韌性思維,既對台灣有幫助,也才是國家的長久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