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布萊恩是川普總統的末代國安顧問，由國務卿龐培歐推薦，以接替波頓。目前他是「全球台灣研究中心」（ＧＴＩ）美台關係工作小組主席，這是一名台灣意識強烈的台商黃文局捐款所設的機構。蔡總統頒授最高榮耀的勳章給歐布萊恩，或許他對台美關係確有不為人知的貢獻；但以其聳動言論，還真是個好戰武夫。

歐布萊恩的驚悚言論還不止這些。台灣應變成「刺蝟島」，也是他提出的。前兩年他還建議，台灣兩千個派出所應該部署「刺針飛彈」，如此即可削弱敵軍對台的空中攻擊。從這一連串言論看，派出所裝飛彈、摧毀台積電、全民武裝學步槍，歐布萊恩簡直要把台灣變成「全島皆兵」的武裝島了。

這些主張，民眾都覺得不可思議，彷彿大家都不必過活，必須開始備戰抗敵。但唯獨蔡英文覺得此人英明卓絕，處處幫台灣設想，因此非要頒一個特大號的勳章給他。對於真心關注台灣前景的老朋友卜睿哲的警語，蔡英文卻未知有無聽進心裡。這是戰爭與和平的兩種路線、兩種選擇。

藍綠提名策略，都採「先易後難」：無競爭者直接提名，有競爭者則協調，協調不成則初選。然以台北市第七選區為例，費鴻泰和徐巧芯不但內戰激烈，而且還爆出「暗樁」爭議。二人為求初選方式對己有利，紛紛安排自己人參選。這種形同「奧步」的手法，竟在國民黨的立委初選中出現，令人嘆為觀止。

雖然在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介入下，「暗樁」都被拔除。然黨內互打態勢並未緩解，黨內初選禁止同志互相攻訐的內規蕩然無存，甚至演變成全國焦點。如國民黨中央持續袖手旁觀，其他選區選將有樣學樣，國民黨立委選戰也將因內鬥陷於不利。

面對黨內互打，並非沒有化解手段。首先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原本亦有市議員挑戰現任立委，但在市長侯友宜出面協調後，已順利勸退挑戰者，可見不是辦不到，只是做不做，以及有沒有對的人來做。其次是國民黨沒有現任立委的選區眾多，雖是劣勢，但也意味有更大調整空間，國民黨能否說服「強將」挑戰其他有勝選機會選區，亦至關重要。

尤為關鍵的是，政黨不分區立委本就可當作區域立委「疏洪道」，藍綠「世代交替」之論甚囂塵上，但熟諳議事攻防與議題的資深立委是政黨的資產而非負債；將具有戰力的資深立委排入不分區名單，不但是化解世代交替、黨內互打良方，更可收增強整體戰力、提升不分區立委名單正面形象之效，可說一舉四得。

相較於國民黨坐視黨內互打，民進黨則早早制定「誠信條款」，以道德約束縣市議員挑戰現任立委；在有黨內競爭的選區，也動員各種資源協調、勸退，無論是黨主席賴清德親自出馬，或者以派系力量運作，又或者黨籍縣市長出手協調，在拆彈同時，還將有戰力者協調至其他選區，挑戰國民黨現任立委。

誠然，所謂「誠信條款」只是賴清德意欲作為總統選戰主軸，以及「優待現任者」的選舉工具，而派系協調也充滿利益交換意味，但對於民進黨而言，不但大幅度減少提名競爭，也讓民進黨在立委布局有更大操作空間。

國民黨在「選戰策略會報」引發爭議停止運作後，已將立委提名機制回歸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包括新北市長侯友宜、台中市長盧秀燕等，都可能加入委員會運作。這不但使提名委員會更具代表性，也可大幅增加協調立委功能。國民黨不可再將提名委員會視作背書工具，而應授權執政縣市首長實質參與，方能真正在提名和後續輔選中發揮應有的效果。二○二○立委選舉殷鑑不遠，不分區立委更不可成為黨主席或黨中央私人政治工具，而應納入資深立委轉換跑道考量，如此方能化解「輸在起跑點」的劣勢。

國民黨立委提名，原應相對單純的選區，卻已經刀光劍影，倘未能及時解決，接下來要如何面對更艱困、更多人競爭、更複雜的區域立委提名問題？國民黨的總統提名已然紛擾不休，民進黨卻好整以暇、以逸待勞，倘立委提名再狀況百出，國民黨要贏得二○二四，就更難上加難了。

首先，這一波發生問題的銀行規模並非很大，其產生的直接衝擊其實是有限的。尤其是這些銀行與2009年美國一些投資銀行的情況不同，當年投資銀行的財務槓桿玩的很大，比方說，當年雷曼兄弟的財務槓桿曾經超過60倍，出現財務危機時，所牽連到的其他金融業或是投資者的金額和人數，比現在發生的情況要嚴重許多。其次，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是因為聯準會快速升息，使得次貸者無力還債，導致美國不動產市場全面崩潰，再經過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推波助瀾，最終造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嘯。但是，這一次出現問題的銀行，很大一部分還是因為銀行本身營運與管理上所造成的結果。

不過，這次這麼多銀行出問題，都還是與聯準會和歐洲央行大幅且快速的升息有關。依2009年的經驗來看，當年聯準會快速升息，造成不動產市場崩潰，導致不動產相關有價證券價格大跌，從而擴大了金融海嘯的規模。這一次升息導致銀行手中持有的債券價格大跌，而造成債券持有者利潤的嚴重損失，從而讓個別銀行產生虧損。在存款戶擔心銀行倒閉的情況下，紛紛提領現金，出現擠兌；由於銀行的自有資金有限，在流動性不足情況下，宣布倒閉。目前看起來國內銀行因為向國外採購的相關金融商品數目有限，因此衝擊較小。

但是這次銀行出現的問題仍然值得警惕，也將是未來金融產業健全發展很重要的指標：首先，這次金融事件，是因為聯準會升息太快所導致，這與2009年的情況很像。因此政府在變動政策時，應該要謹慎，尤其是金融政策原本就應該要穩健保守。所以，即使面對如此嚴重的通膨，政府在調整利率時，速度與幅度都應該要再謹慎一點。

其次，這次一些銀行本身的問題很多，例如購買太多債券，資產占比太大，當利息突然上升，造成債券價格大跌，而導致銀行財務調度上出現問題。所以，更嚴格的金融監理絕對是有必要的。同時，這次發生問題的額外一級資本債券（AT1），雖然名為債券，但是其中有一條款規定有需要時，銀行時隨時可以註銷該債券，造成其還款順序甚至比股權還低，這與傳統上的認知有很大的差異。今後金融機構在銷售這種債券時，相關規定一定要註明的更清楚，讓投資人去決定是否要去購買。

第三，近年來因為網路銀行的發達，存戶很容易在網路上就把存款轉至其他銀行，而造成原來銀行出現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因此，有人建議應該在銀行設立熔斷機制，當存款戶領款達到一定比例，銀行可以暫時拒絕存款戶的領款。我們覺得這種建議並不適當，因為銀行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提供存款戶的流動性，銀行不應該拒絕存款戶領款。比較好的做法應該是央行提供更具有流動性的機制，讓出現異常提領的銀行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取得央行資金的挹注，讓銀行暫時度過被擠兌的風險。

總而言之，雖然到目前為止，發生問題的銀行都是以個別原因為主，造成全面性金融風暴的機會較小，但是這也顯示出金融監理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央行在調整貨幣政策時，首重穩健性，避免急升急降。雖然這次國際上的銀行出事對台灣衝擊較小，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的央行和金管部門還是應該要謹慎因應。

自宏都拉斯總統卡斯楚於三月十四日推文欲與大陸發展關係起，已引發一連串政治角力論戰。國內朝野各界及美、宏、中國際新聞亦多評論與預測，虛虛實實、與真相不符、誤導讀者之評論亦所在多有，看衰台灣外交將「斷交不斷」、堅挺台灣拓展國際空間亦有聞。

雖然，我國友邦再減，但「德不孤，必有鄰」。據宏國西文媒體言論，宏都拉斯官員發布擬與中建交之時，已引起包括宏國副總統的批評與反對，並稱「當時與卡斯楚結盟助當選總統，現在也可讓她們於二○二五年敗選。」宏國百姓亦多發表感謝中華民國的挺台聲明。

現階段，在面對友邦成大國政治犧牲品的局勢下，如何「強化國家外交韌性、擴展有利台灣國際空間」？

一、對於台宏邦交生變，在野黨立委應勇於質詢求真相，檢討現行外交策略造成「斷交不斷」之缺失，並研擬建設性之外交戰略。

二、認清台灣將被不斷牽扯的「美中大國惡鬥」現勢，重新調整「區域政治策略做法」，究應以「抗中俄、親美歐、合亞太」引來「斷交不斷」之結果？還是「友中俄、和美歐、拉亞太」，重啟「上兵伐謀」之「休兵外交」以贏得參與國際場域之尊嚴與國際地位？何者才有利台灣未來外交發展、能夠確實「保台」？

三、對於張俊菲大使赴宏到任未滿一年即斷交，據悉，張大使當年赴宏「救火」前一年，宏國總統候選人卡斯楚於競選前即表示，當選後將與中國大陸建交；當時出現執政黨總統與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同時發表不利與我邦交言論的情況，應已埋下敗因。張大使臨危授命抵宏後，經營宏國高層關係親力親為，帶領駐館同仁「努力到最後一刻」。維護邦交之辛勞應予關懷、肯定與支持，實不能以未到任滿一年斷交之說，苛予責任。

四、持續拓展中南美大國實質關係，並爭取友我外交勢力：除北美洲美、加等國外，南美阿根廷、巴西、智利等ＡＢＣ三國均占國際重要地位，且台商具當地影響力。

五、強化外館內部領導：近日與巴西總統將出訪大陸的新聞並列的，卻是我國派駐巴西資深外交官墜樓身亡，媒體稱疑與主管有嫌隙，惟未見真相，也顯示外館的內部管理有疏失，有損國家形象。為強化外交戰力，亦應先強化外館領導能力。

六、呼籲有智慧的政治家，能在此事件中看清國際現勢並順勢而為；全力團結對外則是各政黨推出總統候選人時，應預先檢驗爭總統大位者「地緣政治智慧」的條件，亦是符合全國百姓期許的外交策略。

第一，積極性問題。從中共十九大時期的大部委改革與小組治國模式，到廿大時期的全面委員會治國，國家重大政策決定權幾乎都轉移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儼然成為黨的辦事機構。中共「確保黨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組改目標，有更大程度的落實。

以中央金融委員會為例，組改取代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對金融工作的領導權，由中共中央統籌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顯示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經濟發展及安全穩定的重要性。

黨的領導權力集中了，但要如何讓黨與國務院的下級部門「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中共中央的靈活性、國務院及其部門的積極性、地方基層的能動性，實為組改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

下級官員「懶政」問題，是近年中共治理熱點之一。原因之一就是上級抓權，下級少做少錯。學者研究清朝治理制度時發現，嘉慶、道光都是親力親為、擁有「勤儉」形象的統治者，也非不負責任或缺乏能力，但在面對內憂外患、經濟蕭條的危機時，卻顯得力有未逮。

究其原因，權力集中的皇帝事必躬親，使得官員習慣將問題上報，而非就能力所及之處嘗試解決；於是清朝皇帝面臨過勞工作，許多政務卻反倒效率不彰。例如張家口一帶中俄貿易興盛，至嘉慶朝已超過一千萬盧布，但嘉慶皇帝卻未調整稅額，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也未提出調整稅額的方案，讓清朝錯失稅收良機。

第二，制度的可持續性。十年來中共黨和國家機構的組改，更像是為「習核心」量身打造。習近平除了黨政軍「三位一體」外，至少身兼十六個中共中央領導小組／委員會組長或主任。中共高層的權力關係也從江、胡時期的「集體領導」、「各管一攤」的常委分工負責制，轉向為近似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

二○一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首次向黨中央和習近平作出書面述職；二○二三年三月，蔡奇以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可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的角色，已然更像是習總書記的內閣或大秘。

中共十年黨和國家機構組改，習的領導確實達到了全覆蓋、更加堅強有力。然而這些領導權力不全然是因為制度，而是因為習近平的黨內地位已是「超鄧趕毛」，在世者無人可匹敵。但即便是再強勢的領袖，都抵擋不了自然的規律。

倘若未來習總書記力有未逮而放鬆管理力道，或者中共進入接班布局階段，接班人卻不具備統籌能力填補權力真空，而黨和國家中下層官員又如同清中葉的帝國；失去核心的黨，誰又能撐起中央？

另一方面，資通科技業在疫情嚴峻期間財報屢創佳績，招募需求變得更加熱絡。只不過禍福相倚，待疫情緩和後，各科技巨擘的裁員浪潮此起彼落，光最近幾個月就已裁撤數十萬名員工。

科技公司終究是營利單位，在關鍵時刻往往考量撙節人事成本、回歸常軌招募、強化人均戰力、滿足資方要求和提升公司市值等因素，悍然採取大幅度裁員措施。當裁員方針訂定後，有些部門按公司訂下的比例決定削減人數，有些部門則因表現不符預期而全體解散。

至於解僱人選的決定，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相信主其事者必然煞費苦心，甚至聽聞還有藉「機」砍人，利用數據分析軟體揪出效能不佳的員工。雖然員工人數在高層眼中可能只是數字，但多數員工必須仰賴工作收入養家餬口，失業的影響極為深遠，而對持有工作簽證的外國人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因為若短期內未能找到新工作就必須離境。

最近看到有些冷血解僱的案例，著實令人不寒而慄。例如，有位軟體工程師清晨在私人信箱裡收到被解聘的電子郵件時，還以為那只是垃圾詐騙訊息，直到他登入公司帳號時被封鎖，才醒悟自己已被一封電子郵件解僱！人資主管可能覺得郵寄的解僱函件清楚明白且不拖泥帶水，但對當事人而言就像臉部被一隻看不見的黑手呼了巴掌，能不心寒嗎？無論是為了人事保密或營運安全，個人認為如此不顧人性尊嚴的做法超乎常情，當今日公司對離職員工不仁時，也就休怪留存員工未來對公司不義。

猶記二○○九年上映的電影「型男飛行日誌」，由喬治．克隆尼飾演一位解僱專家。當助理建議他透過視訊解僱員工以節省開銷時，他認為這樣做缺乏人味且有損尊嚴，對情感上易受傷害的員工無法像親自面談般可適時撫慰，後續一連串事件果真證實了他的觀點。如今有些解僱通知已由視訊轉變為更為冰冷的電子郵件，期盼如此罔顧人性的裁員風暴切莫愈演愈烈。

有句諺語說：「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鼓勵人們做事要持之以恆，貫徹到底。此話固然有其深意，然而在這典範迅速轉移的年代，戲棚內外的景象瞬息萬變，在剎那間整個戲棚可能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讓人無處可站。因此，當大家站在戲棚下時，不管是唱戲或看戲，務必練就一套帶得走的真本事，隨時準備前功盡棄，隨地可以重起爐灶。（作者為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早在二○○六年底，立法院就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明文禁止學校體罰學生，但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當今的教育現場，罰寫、罰不准下課所在多有。甚至在放學後的安親班，更是法外之地，這次校外露營罰跪事件，校方將責任推給委託校外的「活動教官」，更是暴露出台灣兒少，在日常生活中總是充斥著「一切為你好」的暴力對待。

即便正向教養倡議多年，在科學上告訴家長、老師們，體罰造成孩童更高的暴力侵略傾向、有較高的反社會行為、孩子有較低的認知能力及自尊心，成年後會有更高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問題行為，也會有暴力複製的可能。但這似乎無法讓大人們「戒打」。

其實，最難教的不是小孩，是大人。這不只是教育問題，更是文化議題，透過「打罵教育」、「貼標籤」（「你就是敗類、垃圾」這樣的言語對待）方式矯正偏差行為，或許是最有效、最速成的行為改變方法，但這背後隱含著「強（大人）霸凌弱（小孩）」、「有權者（校方）欺凌無權者（學生）」的文化邏輯。這樣的文化邏輯在日常權力場域、在政治論壇對話中，讓彼此尊重、相互傾聽的基本民主素養蕩然無存。

社會行為及思維的改變，從來不是用一條法令就能達成的。根據統計，台灣的家庭教育經費平均每人九元，在物價高漲的今日，連一顆茶葉蛋都買不到。校園的心理輔導機制，也總因資源不到位而漏洞百出。如果沒有更多的輔導資源、家庭教育資源及「以一個村落，帶一個孩子」的社會／社區力量的投入，依然會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惡性循環，甚至讓缺乏資源的家庭／家長無所適從。

還在討論孩子到底能不能打？承認吧，別自欺，台灣是個暴力國度，不輸牛仔時代美國西部，暴力存在我們的文化ＤＮＡ，就算傳說人是台灣美麗風景，說穿了我們還是不夠文明。

什麼是身心暴力行為？打手心是傷害身心嗎？拿走小孩手機引起暴怒是對小孩進行身心暴力行為嗎？在家中訂定規矩但是小孩不遵守而且說服無效時，父母該怎麼辦？法務部把複雜的家庭管教想得很簡單。雖然法務部將定義身心傷害的責任交給衛福部，但並未解決問題，那就是「為什麼要改」？

報載，有些嚴重處罰小孩而被認為家暴的案例，做為修法的說詞；但這樣的案例，已有法院依據刑法與家庭暴力防治法來處理，根本不需更改既有的法令。此外，家扶中心民間團體雖提出調查數據，說明有五十八點七％的國小學童認為「體罰是暴力行為」，但是更有七十一點九％的學童認同「體罰孩子是父母為了讓孩子記取教訓」，有五十五點七％的學童認為「體罰有助導正孩子的不良行為」，表示孩子瞭解這是家長應有的作為。

修改這個法律條文要達到什麼目的？報載，有些父母工作時間長、回家疲累，面對小孩的多種複雜要求與狀況難以達成，可能在小孩不聽話的情況下，一時失去耐性而毆打小孩。為什麼政府不求改善經濟，幫助年輕的父母親有更好的托育與照養環境？

我國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文化不同；相對於西方國家沒有固定祭祖掃墓的習俗，我國非常重視長輩。父母的懲戒權可以備而不用。我們只因一個聯合國公約就動手修改法律，罔顧自己具有的文化背景，令人匪夷所思！

民法牽涉到所有國民的權益，不可不慎。在修訂重要法律之前，有舉辦過公聽會嗎？有獲得各地區、階層人民充分的討論嗎？有足夠的民意支持法律的「修正」嗎？若只是召開幾個諮詢會議，僅有幾個家長代表、民間團體與法律專家的意見，那是遠遠不夠的！若如法務部次長所言，「懲戒」這個字眼不妥，那是否還要一併修正「公務人員懲戒法」？

政府真要保護兒童，還有很多事要做。修法移除父母的懲戒權，是最簡單暴力的方法，不但無法解決任何問題，且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家庭戰爭。

安娜涅翠布柯早已於二○○六年歸化奧地利國籍，且公開聲明反對俄烏戰爭！她在台的演出被迫取消，卻仍順利地受邀至日本、香港及歐洲各地相繼演出。由此可見台灣的短視與政客的邪見，成為國際笑柄和台灣文化史恥辱的一章。

本人除了作曲和民族音樂采風，亦從事文化行政達六十餘年，舉辦了逾萬場次藝文活動，與世界百餘國家文化交流，為文化藝術耕耘。身為一名年歲屆八十的文化老農，力主大聲疾呼「請政客們不要再以政治利益來褻瀆擺弄文化藝術」！

早在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六年間，我出訪涉及俄烏戰爭的相關國家廿多次，尤其常來回莫斯科、基輔、華沙、聖彼得堡等城市，「新象」且在莫斯科設立了辦事處。卅年來，主辦了前蘇聯、俄羅斯、烏克蘭、波蘭等國之文化活動七十二項，計五七九場次，邀請二○八八位各類藝術家、學者及文化工作者訪台。

我國於一九九三年七月與俄羅斯互設辦事處，我應邀出任台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莫斯科代表處的第一屆委員。有此緣故，可說比一般人更深入瞭解俄羅斯民族的歷史、種族、社會及地緣關係所衍生出的複雜淵源與恩怨。

我因愛好藝術創作及民族藝術釆風研究，多所涉獵人類歷史、地理、民族的變遷。數百年來西方強權帝國，大量掠奪占領了非洲、亞洲、南美洲各地域；並於一百多年前累積碳排，讓今日全球承擔氣候變遷不可逆的苦果，並將減碳技術強行販賣給落後國家，這都源於西方政客的偽善、自私貪婪。

現代社會，各國以利己主義假藉所謂國家、政黨、民主的口號，卻不思民生、民族、社會的榮辱與共，任由政客們紛紛挑釁、建立敵我意識而某取利益。近代百年以來，以美國為首在全世界發動達一百卅多次戰爭，摧毀、掠奪資源，在在彰顯貪婪政客的企圖和野心。

人類總是遺忘歷史悲劇，殘酷的是戰爭侵略、種族滅絕。但人類歷史留存在壁畫、石刻、器皿、詩歌民謠、文史遺蹟等，卻是不可抹滅。再次嚴正呼籲，不能再讓政客利益殲滅人文、藝術與生活的價值。

我國在制式槍械上，多未使用俄製步槍系統，大都是選擇美製槍械的設計與操作；在子彈口徑上，ＡＫ系列也與過去習慣使用的槍械並不相同，這都讓外界相當質疑歐布萊恩的發言。

需注意的是，歐布萊恩不應犯下上述的錯誤。其想表達的意涵，或許是想聚焦於我國需要強化民眾的抗敵意志，若是能讓更多民眾瞭解武器的使用，是有可能動搖中共下達發動武統的決心；只要我國的抵抗意志讓中共高層有所猶豫，就能達成嚇阻的效果。歐布萊恩會以AK47為例的原因，應與ＡＫ步槍的結構簡單、易於分解、耐操及使用簡便有關，讓民眾可以快速上手形成有效戰力。當然在使用上，我國民眾大都沒有使用該型步槍的經驗；此外，我國對槍枝管制的法令限制，也讓歐布萊恩的想法在實踐上有極大的現實問題。

事實上，對我國來說，會使用到步槍進行陸上作戰，證明解放軍已登陸上岸，也代表解放軍應已掌握海空優勢，在這之前也應會先使用各型飛彈對我國重要軍事設施（如機場、港口、雷達站）進行攻擊。因此，有心協助國防事務的民眾在準備陸上戰鬥之前，先於緊急醫療或是在運輸後勤與分發物資上協助，或許會比使用步槍更為優先。

此外，在軍事作戰上，當我陸上部隊反擊時，更需要具備野戰防空與機動作戰的能力，畢竟在反擊後很可能會有來自空中的攻擊。民眾使用步槍，能否在上述戰爭場景中發揮作用，或許仍須思考。固然我國必須要建構陸上防衛能力，畢竟其代表我國最後的防線，但若能有效確保周邊制空與制海權，是否更能確保我國安全？

開戰便代表嚇阻的失敗，對我國而言，預防戰爭便需要在戰前讓周邊各國瞭解我國的戰略價值，這不只是過去常言的地緣戰略，甚至在超越地緣的網路安全與科技產業上，是否具備不可替代的價值，都會關係到他國對我國國家安全的態度；這也是「台灣有事」，是否會讓周邊國家也認為對其「有事」的關鍵。增加全民對國防的認識非常重要，但除了步槍之外，或許在這之前有更多重要的事值得規畫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