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釗燮與陳吉仲，一位是「斷交部長」，一位是「缺蛋主委」。兩人屢屢宣示要負責，但迄今仍然安坐其位，不動如山；「責任」於他們如浮雲，不會掉在身上。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經濟部長王美花身上。兩次大跳電，王美花都自請處分，最後下台的卻是台電董事長。在蔡政府，「責任」已變成裝飾詞。

面對斷交與缺蛋，蔡政府的話術也很類似。缺蛋時，說國際都缺蛋，說是禽流感害的，就是不檢討決策。斷交時，怪中共打壓，怪友邦要錢，就是不怪自己的政策導致斷交。

在一片蛋荒中，綠營民代和側翼持續撒謊說「不缺蛋」，甚至說「吃太多蛋不健康」、「可用鴨蛋代替」。斷交亦然，邦交國所剩無幾，綠營便稱「實質交往最重要」，「斷交反而省錢」。看來，民進黨真的把邦交國當雞蛋，要鬧到荒才行。

邦交國當然不是雞蛋，但蔡政府從外交到民生一路硬拗，不免令人看破手腳。所謂解決問題、政治責任都是假，拗到底、保權位才是真。

如此歧視女性同僚的行為，立刻引發輿論譁然。李中岑帶女兒進議會，理由是：一是增加陪伴孩子的時間，二則是讓小孩了解媽媽在忙什麼。當時，這名幼童在議場並未哭鬧，也顯未妨礙任何議事進行。誰料，議會中如此難得的軟性親子畫面，竟引來民進黨男性議員的白眼及不滿，煞有介事地端出議事規則冷嘲熱諷，要把孩子趕出場。至此，民進黨「男性沙文主義」的真面目，也就暴露無遺。

民進黨平時口口聲聲男女平權、尊重社會多元，但落到現實，連看到母親抱孩子都無法容忍。莫非，所有的「進步價值」，都只是用來論述及裝飾之用？此事在網路平台引發熱議，民進黨中央眼見情勢嚴重，立即要求李宗翰等兩人向李中岑道歉，並要黨團後續要推動性平規範修法。果然，李宗翰和周嘉韋次日便道歉並宣布退出黨團運作，更提案「友善親子議會」，開放六歲以下幼兒進場照顧，並獲通過。

一次歧視事件能換來「友善親子議會」的提案，表面上看似乎促成了進步；但就本質而言，卻非如此。其一，李宗翰等二人的提案，是迫於黨中央的壓力，而非出於自發反省。其二，民進黨中央要求兩人道歉，只是為了平息風波所做的「危機處理」，純粹是技術性操作，並無理念可言。其三，李宗翰等人所表現的不友善，不只是歧視女性，更是根源於對藍營議員的仇恨。這樣的偏歧心態，要用「開放六歲以下幼兒進場」作為和解，完全不對稱。

多年來，人們見識了民進黨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手法。諸如：早年要求言論自由，一掌權卻又恣意打壓言論自由；當年要求黨政軍退出校園及媒體，如今卻大剌剌把手伸進校園和媒體；長期呼籲反黑金，自己卻禁不住黑金的誘惑；高呼兩性平權、尊重多元，卻又按捺不住「男性沙文主義」及「福佬沙文主義」。台南市議會的歧視事件，恰恰反映了其深層的心理矛盾：嘴巴上唱著高調，自己的手腳卻跟不上節奏。

最近監察院人權委員會要求法務部刪除《民法》父母對子女的「懲戒權」，卻引發社會大眾「如何管教」的疑慮，又是一個類似的例子。透過修法刪除懲戒權以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當然很簡便，其實也極廉價；問題是，這能讓台灣變成一個尊重兒童的社會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兩天，台中一所高中因管教不當導致學生輕生的事件引發熱議，高雄一所小學舉辦露營活動竟遭活動教官集體連坐罰跪，足見在教育體系中教師霸凌及處罰行為仍無處不在。如果教育體系都視懲罰為常態工具，那麼，修法剝奪父母的懲戒權會有用嗎？

事實上，在不少西方民主國家都容許議員攜帶幼兒進入議會，美國加州男議員葛梅茲還背著四個月大的兒子在議會等待漫長的投票，展現「最佳奶爸」風範，紐西蘭前總理阿爾登更曾抱著三個月大的女兒參加聯合國大會。這些作法，目的都在為「友善家庭」政策樹立典範。蔡政府把育兒補貼發了又發，卻毫無對婦女及家庭的尊重，這樣能提高生育率才怪！

無論是晶片戰爭還是對決，雖然各界的觀點與切入角度不同，但都同樣彰顯了一個事實，就是台灣的核心產業半導體，早已捲入美中兩強的對抗中。換言之，台灣半導體產業淪為大國對奕的棋子或籌碼，作為牽制對手的利器，也可能在特定時刻淪為棄子。

在張忠謀口中，那少數堅定支持台積電的政府官員-李國鼎，當時的政策思維邏輯並不複雜，就是集中台灣有限的政策資源，選定特定產業投入發展，藉此追求國家的經濟與產業成長。但放眼目前的國際媒體、輿論，甚至學術研究，對半導體的討論熱潮已從經濟與產業的思維，衍伸至地緣政治等國際關係與政治邏輯。這樣的思維邏輯對台灣產業是好事嗎？

當美國透過各種方式壓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時，我國產業的市場與客戶選擇受限，生產地點也受限，甚至零組件、原料來源、合作對象亦將受牽制。當美國要求半導體甚至其他高科技供應鏈遷往美國設廠時，台灣的供應鏈業者「自願」配合前往設廠，接受成本高昂的生產條件。其他友好盟邦也起而效尤，皆以外交友好的名義，以類似「情勒」的方式，希望我國政府鼓勵業者前往設廠。這些恐怕都不是小事；更嚴重的是，當我國業者前往設廠後，當地政府卻可能如美國般祭出更多配套條件，進一步影響業者在該地生產的營運效率。

而這些都還沒有考量中國可能對美國採取報復舉措下，對我國業者可能的衝擊。在過去三年，中國受到疫情管制影響，經濟發展遲緩，對美國的相關措施，基本上可說是無反制作為，例如發展自主技術等替代方案，到目前為止未見明顯成效。但中國在疫情解封後，未來兩、三年內若經濟活動有效恢復，仍可能會進一步對美國採取反制措施，我國產業是否受牽連，仍屬未知。

在這樣的大國對抗氛圍下，我國政府已努力地對外宣傳、溝通，強調台灣是全球民主世界的夥伴，在台灣研發並生產半導體，是最有效率的運作模式，各國也無法複製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因此應共同努力維護台灣的安全，避免中國大陸的威脅甚至侵略。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當初原本有意投入自主半導體生產的國家，至今仍無一放棄，相反地，卻更積極地遊說我國政府、業者前往投資設廠。

對我國產業來說，若能按產業運作邏輯，在考量生產成本、市場吸引力、科技支持程度等因素下，自主決定至國外某地設廠，本來就是跨國企業發展必經之路。許多國際大廠如Intel、英飛凌等，早已全球布局，台積電、聯電等科技業者，也在多年前即進行跨國據點的設立。這樣的決策邏輯，是企業為提升其競爭力所作的決策。

但如果是在國際關係、政治的干擾、限制下所作的決策，則形成被扭曲的全球化布局，可能使相關業者的競爭力大幅受損。對各界辛勤投入發展超過50年的台灣半導體產業來說，仍應思考減少干擾，以維持全球競爭力。目前的最佳解方，應為低調地面對大國對抗，即使仍不得不配合相關管制措施，但仍應將關注焦點與資源聚焦於先進技術與關鍵應用的布局。惟有掌握更多核心技術，從上游的材料、設備，到IC設計、記憶體、代工製造與封測等，積極進行完整布局，才是維持我國產業地位於不墜的關鍵。

我國與美國建交於一九一三年，斷交於一九七九年，其後雙方維持非官方關係。在這漫長的一一○年中，發生兩次重大波折。

一次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國共陷入內戰。美國認為內戰曠日持久，會導致經濟崩潰，我政府不聽在前，並以為緊急時美國會給予協助。結果當一九四八年內戰緊急關頭時，美國國會雖於四月通過援華法案，由於美國政府認為我政府無法贏得內戰，乃決定拖延並零星支付援華物資。將我採購軍火之十分之一，拖延至十一月底始運抵天津，但因缺乏零件，完全無法使用，內戰自此急轉直下，終於失去大陸。若無韓戰於一九五○年爆發，雙方外交關係恐無法恢復。

第二次波折為一九七九年之斷交。美國於宣布斷交前之凌晨二時許，始通知蔣經國總統。若事後沒有美國國會及人民之支持通過「台灣關係法」，美台關係能否延續至今之親密關係，恐有疑問。

提出以上冷酷史實，並不是責備美國政府，只是說明如不能事先了解對方全盤政策，事後遭致殘敗，只能責怪自己。

其實，「疑美論」之主戰場，不在台灣，而在美國。個人仔細拜讀美國過去二、三年之「紐約時報」，「外交事務」、「外交政策」、「經濟學人」等刊物，有關美國對華政策及台海危機之論文，為數甚多。依其不同立場，可大致分為六種思維：

第一是主流思維，它支持美國政府當前極力抗中保台的政策。

第二種思維，認為美國遠離台海八千英里之外，力有未逮，這可以川普總統為代表。

第三種思維，可以季辛吉為代表。他認為目前兩岸對峙的情況，只能靠時間解決，但美國不可使用詭計（subterfuge）或採取漸進方式來達成兩個中國的目標，尤其是台灣不可成為美中談判的核心問題，否則一定會演化成軍事衝突。

第四種思維，反對美國只側重加強武裝台灣，而應尋求如何降低台海衝突，否則只會使台灣陷入更大危機，此種思維可以墨菲（Chris Murphy）等一些參議員為代表。

第五種思維，認為美國無法維護台灣安全而主張放棄台灣，美國東亞防線靠日本、南韓等國維持即可，主張人士為一些美國戰略專家，如史文（Michael D. Swaine）等人。

第六種思維，去年底出現，由黎安友等十六位美國重量級中國問題學者提出，主張美國要向台灣和大陸表明，美國並無利用台灣圍堵中國或破壞兩岸統一之企圖，並願接受兩岸未來任何和平達成之協議。

總之，美國對華及對台政策尚在相互競爭之中，最後如何定案，均有待美國內部（尤其民意）及國際局勢未來發展而定。

綜上所述，我們對中美關係以及美國對台政策各種思維，必須加以研究，並追求對策，這也應是「疑美論」人士努力的目標。

或謂：若無美方恫嚇北京，何來台海安全，等同救世主神般存在，何能質疑？電影「王牌天神」，當布魯斯（金凱瑞飾演）接受天神（摩根費里曼飾）委託代行部分神職，他問：「為何我不能干預人的自由意志？」神回覆：「能對神提出質疑，就是自由意志象徵。」美國通念與聖經教義，人有自由意志，自由決定，對其負責。從沒聽過美國人，說自己比神還偉大！

美國孫處長指出，言論自由內容，除非有立即明顯危險，必須受到保障。此乃美國憲政基石。試想：沒有言論與出版自由，尼克森還可以說謊，自稱英明神武，敢與他做對的，都是共產黨！是以，孫處長推己及人，給蔡政府補上言論自由課，身為寶島居民，同表歡迎！

或謂：「疑美論」恐與對岸北京政權唱和，怎可放任？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一一○年度上易字第三一一號：「對於可能被視為煽動或鼓吹違法行為的『高價值政治性言論』，更在必須存有具體的『急迫重大政府利益』之下，始得加以限制，庶符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基本權利本旨。」

政治言論依美國釋憲實務，屬「高價值言論」，即便有類似鼓吹革命、衝撞、汽油彈之語，在前開判斷基準與實務判決，不成立犯罪。

申言之，怎會因政治上討論美方是否可以信任，就上綱上限，認為與對岸一鼻孔出氣，屬於「假訊息」而禁絕？孫處長仗義直言，博台人好感，蔡政府怎不汗顏？

可以疑美嗎？筆者認為應「疑美防中」。《戰國策．齊楚構難》：齊楚嫌隙，宋國請求中立，齊國逼迫宋國，子象為楚國利益認為：「以前楚對宋寬厚，但齊國威逼宋國附和，齊勝楚，宋國窘迫，反之，楚勝齊，是用若弱宋得罪強楚；兩個萬乘兵車大國，一同脅迫宋國，聽命行事，宋國就危險啦！」

美中爭雄，競以台灣為附庸，前者增強政經合作，後者繞台緊縮空間；美、中、台與齊、楚、宋，何其神似？楚大臣還會多少為體恤宋國，今孫處長體諒台人困局，認為「疑美」需要透過對話、行動釋疑，若美中也能對台人三方等距的主張尊重，或許就不會陷入僵局？王維詩作：「白首相知猶按劍」，對美中何苦妖魔化，但也別忘提防！

二○二一年美國宣告從阿富汗撤軍後，神學士（塔利班）在阿富汗各地發動迅猛攻勢擊潰共和軍，最終瓦解共和政府並重獲政權，植根民主徹底失敗。十年間阿富汗戰爭的平民死亡人數為四七二四五人。

伊拉克戰爭後，證實美國聲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美國假造的訊息。美國扶植的新政權不得民心，動亂不安引發極端組織的崛起。二○一一年美軍退出伊拉克，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快速擴張，恐怖統治復辟，民主植根又成泡影。截至二○一七年已造成至少十五萬五千人死亡，證明當時反戰是正確的。

最近四位學者發起連署的「台灣反戰聲明」，提出四大呼籲：俄烏停戰談判不要衝突升高；停止美國軍事主義與經濟制裁；不要美中戰爭，台灣應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國家預算用於民生社福與氣候減緩，不要投入戰爭軍武。

因批評綠營把中共和人民混為一談，歧視陸生，仇中不利國安；批評俄烏戰爭是美國挑釁在先、俄羅斯犯罪在後；懷疑我國會如烏克蘭一樣遭美國操弄淪為戰區。引起綠營反擊，貼上投降派、醉心中國夢、中共同路人的標籤。

和平主義者德國作家葛拉斯，在《鐵皮鼓》書中呼籲放下武器不要殺戮，即使投降也是光榮。日本長崎和平鐘的代言人永井隆，妻子死於原子彈，仍呼籲愛人如己追求和平。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呼籲放棄釣魚島與獨島的主權，日本必須反省本身的侵略史，理解被侵略者的心理。

和平主義者反對戰爭，尊重生命、以愛止恨的價值觀，認為和平不是為國家利益，而是為全人類的利益。國族主義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優先，往往衍生仇恨，貼標籤排擠異己，激起族群對立，引發衝突或戰爭。

一九○五年挪威醞釀要脫離瑞典尋求獨立，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主張強力統一挪威，掀起愛國主義，每天聚會演說鼓動。眼看要爆發戰爭，幸而瑞典的和平團體發起遊行抗議，指責國王和首相煽動人民情緒、發動戰爭，呼籲民眾起來制止製造兩國矛盾、發動戰爭的不義。提出口號：挪威和瑞典是兄弟的聯盟；給挪威兄弟平等和正義；反對強制統一。並與挪威和平團體同唱《是的，我們相愛》。

輿論也群起支持和平，迫使國王放棄戰爭，挪威終於達成和平獨立。後來諾貝爾和平獎指定在挪威頒發，深具意義。挪威成為瑞典親密的盟友鄰邦。

台灣缺少和平教育，長久接受競爭和戰爭教育，思維狹隘。若台灣以和平價值為核心，民間更多和平團體，以思想價值和中國人民交流，兩岸人民相互理解而坦誠交流，兩方人民不被政治操弄、堅信和平；當中國要以武力併吞台灣，難保不會發生如瑞典民間反戰運動，制止動武。

發動戰爭何等重大的事件，青年上戰場、各國封鎖抵制、經濟制裁、通貨膨脹、產業停滯、失業危機，都是民眾首當其衝的災難。反戰必定會成為中國最強的力量。

馬前總統行程首站南京市，恰是中華民國首都所在地，當年的總統府依然存在，南京中山陵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安息之地；安排這兩個點，中華民國依舊存在的事實不言而喻。此行也安排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更凸顯八年抗日戰爭勝利是中華民國的貢獻。

馬前總統行程第二、三站在湖北與湖南的城市，其中武漢市是中華民國誕生地、是武昌起義的地點，武漢市更是八年抗戰保衛戰的重要據點，犧牲慘烈但成功遏阻日本進軍陪都重慶，同時也讓日本大量部隊陷於中國戰場。

第三站是馬前總統老家湘潭市，是祭祖的行程，彰顯兩岸是一體與一家。尤其是國共內戰，有近三百萬人隨中國國民黨移居台灣，這近三百萬的移民，恰是台灣經濟能在二戰後迅速崛起的主要力量。與湘潭市鄰近的長沙市為湖南省省會。湖南大學是中國大陸重點大學，當然有安排台灣學生參訪交流。而訪問長沙的意義在於，八年抗戰中長沙有三次大會戰，中華民國都以慘勝收場。武漢與長沙都是八年抗戰的重要戰役據點。目前這兩座城市都有保國衛民英烈的墓園，個人認為馬前總統行程可列入參訪。訪問湖南、湖北，一方面具祭祖意義，另一方面表述中華民國是八年抗戰的奉獻者。

第四站重慶市，是中華民國抗戰的臨時首都，對中華民國存在的意義不言自明。馬前總統的陪都行，亦應前往抗日英烈墓園憑弔，來彰顯祭祖行不是只有自己家族，更擴及為中華民國犧牲的先烈。

最後一站上海市，是目前中國大陸經濟最繁榮的城市之一，人口規模目前與台灣相當，ＧＤＰ已超越台灣，可讓台灣學子體會願意改革，國家社會就會進步。台灣學子若有心觀察上海的改革開放，可看到一些台灣經驗複製在上海，讓台灣學子體會中國國民黨帶領的中華民國，對台灣這片土地的付出與貢獻。

首先，宏國對我斷交的警訊，從宏國總統在推特釋放訊息到宣布斷交，我方外館都處於被動；連拜登派出特使前往宏國要挽回局勢，換來的卻只有「尊重宏國」。試問這真的只是外援金額談不攏才有的結果嗎？若真只是金錢外交失利，不正反映出小英的外交政策早就陷入窘境，小英和吳釗燮不用負起政治責任嗎？

其次，宏國女總統競選時就曾表明要與中國建交，蔡政府還在她就職時派了賴清德副總統前往致賀示好，未料才一年就發生斷交巨變；小英上台七年，我方在友邦的經營根本是步步落後，無法讓友邦感受到互利互惠。宏國只是第九個選擇離去的國家，小英和吳釗燮可曾深入了解原因？

再者，民進黨一再指責北京打壓我方，並大作宣傳中國「一帶一路」讓盟國經濟倒退，卻不知與宏國接壤的薩爾瓦多在與北京建交後，五年來在對抗新冠疫情和發展社會經濟方面，出現了立竿見影的變化，這對宏國當然會是倒向中國的誘因之一；民進黨只知搞大內宣，卻無力對中國在拉丁美洲的經營有重大突破。合理懷疑，宏國不會是最後一個與我斷交的國家，未來是否還有「過境美國」的外交機會？問題是小英根本沒有任何反制或突破北京包圍的策略。

最後，吳釗燮以為推出「雙重承認」就可止血、不會再有斷交事件。試問吳外長可曾看到，和我國斷交的這九國，他們在與中國建交的公報上，開宗明義的就是承認「一個中國」，連美國也只敢喊「一中」。所有要與中國交往的國家，都只知「一中」；吳外長想要製造「雙重承認」，反而讓中國有更大的外交活動空間。更何況還剩下的十三個邦交國，怎麼可能跟吳外長玩「雙重承認」呢？屆時反而有可能丟掉更多邦交國，能不謹慎行事嗎？

其實，中國最近的外交愈來愈活絡，關鍵就是在疫情之下中國不但沒有崩潰，反而經濟平穩發展。一帶一路大戰略，讓歐亞非與拉美洲的各國愈來愈願意和北京交往，原因無他，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也是全球最大的生產國，它能提供給各國的經貿機會愈來愈多。相對地與中國對抗的美國，在川普「美國第一」的政策後退回本土，自己放棄許多可以與各國結盟共創利多的機會；如此一退一進，反而成就今天中國崛起的最大良機。

宏國斷交證明小英的外交政策死板呆滯，既不知堅守原則，亦不能通權達變，只知抗中，卻不知審慎處理兩岸關係才是我方外交的最佳出路！

我們在學校中接受教育，老師教我們的，我們當然應該設法去搞懂。如果我們只是記住了老師所教的，以及書本上所說的，這當然已經是不錯了。可是如果我們有思考的習慣，一定會對這些所得到的知識產生一些疑問，這些疑問如果真的得到解決了，我們才是真正徹底了解了老師所教的，以及書本所說的。

可是我們的教育不太注重思考，因為我是電機出身，只好舉電機的例子，非常抱歉。我們都知道，用一個電晶體就可以做出一個有用的電路，這個電晶體上常常需要連結一個電阻，可是現在很多線路的電阻是用另外一個電晶體來取代。絕大多數的電機系學生知道這一點，但是我曾經問過很多位電機系畢業生，他們都無法解釋為何我們需要用兩個電晶體？這顯示了一件事，學生是吸收了一些知識，而且也會利用這個知識，但沒有真正地了解這個知識。這又是一個沒有思考所造成的現象。

很多電機系學生知道無線通訊需要調變，但往往不知道為何需要。也有很多學生知道某一個線路有什麼樣的特別功能，但並不知道這個線路為何有這種功能。

我最擔心的是，現在很多人鼓勵學生多用各種軟體。在過去，所有資訊系的學生都會寫一些基本的程式，如排序、求極大值等等。可是現在很多老師會鼓勵學生上網去查現有的函式，只要會取得各種函式，程式就完成了。對於小的程式，這也許是勉強可以的，可是任何大的程式，程式設計者最需要的是搞清楚程式的架構。程式的架構是需要思考的，大學如果不鼓勵學生思考，學生雖然在求學中感到輕鬆，到職場上是會吃很大虧的。

很坦白地說，我在求學過程中，並沒有思考的習慣。可是年紀越大，我越會對很多當初所學的，有問題要問。比方說，我知道電子和質子帶電，中子不帶電，但是當年我沒有問老師為何如此。我也知道秦始皇一統天下，我現在很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當時中央的政令是如何表達的，以及如何傳達的？萬里長城經過幾千年的風吹雨打，至今還存在，我也沒有問萬里長城為何如此堅固？

我們做老師的，一定要鼓勵學生思考，被學生問倒才表示我們是好老師。（作者為清華大學、靜宜大學、暨南大學、台北商業大學榮譽教授）

這幾天透過電視新聞畫面所看到的，是一隻迷途而驚惶奔竄的靈長類，相關單位幾乎傾盡全力，人力、物力規模之大，似乎不符合比例原則。

看著昨晚的快報，雖然不確定狒狒是被獵槍所傷後逃入民宅？或是進入民宅後，被埋伏的一組工作人員擊中負傷？但等到第二組人員趕到現場後，旋即又被麻醉槍補上一發，最終不治喪命！

一隻離家數日卻命喪黃泉的狒狒，已癱軟蜷縮成網中一小團，如絨毛玩具般再無氣息。

心中有幾個疑問：哪來的獵槍？是否矯枉過正？是否該有人得到懲處？誰殺了狒狒？

我不禁想起去年一則挪威處死海象的新聞：因為海象喜歡在碼頭邊出沒，性喜與人親近，屢次驅趕無效，官方擔心牠與人類的距離太近，擔心會傷害到人，於是予以安樂死。此舉引來多方撻伐，最後民間發起在當地為其塑像，作為留念。

生命本質是什麼？不就是愛護生命！「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難道沒有其他讓牠們存活的可能？或是更好處理方式？

這是一堂嚴肅生命教育的課題，也是對人類的生命省思：草菅獸命，輕而易舉；如何兩全其美、護持牠們的生命，讓事情圓融美滿和諧落幕，需要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