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其實不在魔咒，而是蔡政府政治化操作使然。只要按部就班發展，台灣疫苗產業原大有可為；但蔡政府獨厚高端揠苗助長，疫苗國家隊反成鏡花水月。第二護國神山的慘劇，問題在人禍。

台積電的發展壯大，蔡政府並無貢獻，卻把它當成政治工具來用。赴美設廠，或許迫於國際政治形勢，不得不然。但去年選前台積電高雄新廠動工，蔡政府大肆宣傳；桃園龍潭擴廠，則由行政院「官宣」，動機皆非純為經濟發展。

台積電是民營企業，又是上市公司，其投資擴廠原自有其判斷。到高雄設廠生變，表面上是國際景氣影響；但除了市場因素，高雄水電供應不繼又旱象嚴重，台積電難道能落入與民生爭水的境地？蔡政府不改善台灣基本投資環境，卻把自己和台積電「綑綁銷售」，不僅對企業和投資人不公，更是騙票。

無法保護先進製程根留台灣，又把它當作政治籌碼，蔡政府真的把台積電當護國神山嗎？說穿了，綠營政治操作才是護國神山的人禍根源。台積電、選民和買房者，都是受害人。

較於二○二○總統大選，泛藍陣營二○二四更顯得人才濟濟，目前檯面上至少出現八位總統級「潛在人選」的排列組合，包括侯友宜、郭台銘、朱立倫、中廣董事長趙少康、高雄市前市長韓國瑜、台中市長盧秀燕、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監察院前院長王建□。藍營陣容華麗，除百里侯背景的「北侯、南韓、中燕子」，還有首富、黨魁、聖人、媒體金童、統派大師。泛藍軍看似戰將如雲，最怕的是，可能互相掣肘彼此削弱。

侯友宜聲勢最為浩大，全台跨縣市都有人支持連署；拱郭派最近也加強聲量，國民黨立委陳玉珍毫不掩飾力挺郭台銘，還呼籲侯留下來發展新北市。韓粉則各自集結，挺韓大將陳清茂將在岡山舉辦挺韓造勢活動，要求國民黨中央將韓國瑜納入內參民調。盧秀燕雖然再三表明不參選二○二四，但基層及民代「挺燕」聲音不絕於耳。趙少康、張亞中、王建□也沒有閒著；更遑論，還有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來勢洶洶。

國民黨現況就像一座山丘插滿八大門派的旗幟，少林、武當、峨眉等各有千秋。外傳黨中央徵召時程可能拖到六月，朱立倫遲未宣布徵召日期、內參民調辦法，「卡侯」、「侯Ｘ配」、「郭朱配」等論調滿天飛，泛藍宛如國民黨版「八王之亂」。

侯友宜日前出席國民黨中常會，與會的藍營縣市長有志一同身著白衣造勢，朱立倫和侯友宜牽手高喊團結。國民黨秘書長黃健庭一度劇透說，「現在黨內態勢非常明顯，大家最有共識的就是侯友宜了」，讓外界解讀黨中央已拍板定案。但黃健庭稍後補充說，國民黨的總統提名作業分為三階段，侯友宜是第一階段整合黨內的共識，郭台銘是第二階段整合泛藍的共識，第三階段則要整合柯文哲等非綠陣營。

換言之，侯友宜要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可能還要「過三關」。侯目前通過第一關只是起手式，接下來的第二、第三階段更困難，必須等到郭、柯都沒意見或走完整合程序，其他人民調未勝過侯友宜，侯才能當上「非綠聯盟」的總統候選人。但若藍營一路內戰到六月，加上綠軍見縫插針，不論是侯友宜或郭台銘若在初選帶著遍體鱗傷出線，最後還能保持居高不下的聲望嗎？

郭台銘頻頻出招，一開始強勢回歸「等國民黨一個辦法」，但民調不見起色。郭沉潛訪美後刻意放低身段再出招，不僅為四年前退出國民黨展現八秒鐘九十度鞠躬道歉，也允諾初選若落敗將全力挺侯。郭台銘鎖定侯友宜為黨內假想敵，營造「郭侯對決」氣氛，逼得侯友宜「類表態」，從「勇於承擔、接受挑戰」到最近「做好準備、隨時上場」，正面迎戰二○二四議題。不難想見，國民黨若無法妥善整合侯、郭，結局將是火車對撞。

眼見賴清德一步到位，國民黨基層「藍色憂鬱」近乎炸鍋，總統「母雞」未定，立委「小雞」剉咧等。事實上，二○二四通關密語不是民調，而是團結。但國民黨向來內鬥內行，一旦分裂就是四分五裂、覆巢之下無完卵，不像民進黨斷尾能求生，具有修復能力。二○二○殷鑑不遠，初選出線並非真正的勝利，明年一月總統大選落幕，能笑到最後的才是贏家。

美國力推晶片法案，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日前公開表示「有些條件無法接受」，經濟部長王美花則表示，美國晶片法還在法案評估期之內，台積電正與美方積極溝通，經濟部也會密切關注，期盼不要因為法案細節而影響雙方合作。這話顯示政府態度低調，有立場軟弱之虞，引發部分立委痛批政府無能。他們認為我方對美國晶片法的質疑應該是「國對國」的溝通，台積電與經濟部的角色應該互換，應該是「經濟部與美方積極溝通、台積電關注進度」。以南韓為例，三星面臨相同問題，但南韓政府傾全力與美協商，保護企業，民進黨政府不應讓台積電自己解決。

目前各國政府對國際經貿與投資介入日深，廠商權益往往因地緣性政治或經濟因素而利益受損，政府更須伸出強有力手臂減少廠商受到的衝擊。尤其美國原本是全球化最有力的推手，主導全球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不遺餘力，最近幾年改弦易轍，逐漸退出全球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領頭羊地位。為了遏制中國繼續快速崛起，美國多方設限，並利用長臂管轄權驅使盟邦跟進；過往猛力拆牆，現在則使勁築牆。我國相關產業首當其衝，政府正面臨嚴峻考驗，特別是當政治利益與企業利益有衝突時，如何為企業固牆，更是煞費思量。

半導體產業是美國全球化政策翻轉的重要指標。以前基於比較利益原則，放任美國業者全球布局，但近年為了壓制中國及復興製造業，政策大逆轉，《晶片與科學法》應運而生，編列預算開放業者申請相關補貼，目標是確保生產最尖端晶片的公司設在美國本土，以重振製造業，並加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關鍵供應鏈。

美國政府項莊舞劍，主要目標意在中國。依其法案規定，接受資金的公司，不得將資金轉移至相關的外國實體，並禁止十年內在「相關國家」（意指中國大陸）擴大半導體製造能力，也不得和涉及敏感技術或產品的外國實體，進行任何形式的聯合研究或者技術許可。針對中國的築牆意圖再明顯不過。台灣是半導體製造龍頭，是大陸的重要供應商，美國當然多方圈圍，台積電已被圈進美國牆內，其與相關業者則被砌牆阻攔為中國大陸所用。業者在美中戰略競爭等地緣政治變局下，基於配合供應鏈安全布局的考量而勉予配合。如果能拿到補助金，或許還可深化台廠與美國半導體產業的關係，取得參與美國半導體研發及分享成果的機會。

近期美國公布的取得補貼條件，台灣企業深感為難。美國政府還貪圖這個政策帶來的紅利，要求業者分享特定比率的獲利分潤，更藉機套取業務機密，業者須提供詳細的晶片產能、預期收益率、客戶資料等敏感資訊的要求。這些嚴苛要求顯示美國晶片政策除了對中國築高牆之外，還要便於自己深挖洞、廣積糧，夯實半導體產業。

台灣業者實在沒有理由配合到這個地步。對於業者的困難，政府從頭到尾都像是軟腳蝦，不像歐盟與南韓那樣積極交涉，強烈要求美國考量業者的合理權益，故而他國獲得美國退讓而我們幾乎是照單全收。其實，台灣有的是談判籌碼，不能因政治考量而過度軟弱退讓，而應善用手中握有的談判籌碼，強力捍衛企業利益。固牆的要務一方面是為了利於我產業發展而設定議題，有效降低美國築牆對企業的影響，另一方面要提高我國高科技產業的層級及密度，而不能只限於技術問題的研商，以期藉機促進產業進一步升級。

他在回國途中接受記者採訪時，更進一步表示「台灣的安全不是歐洲的問題」，歐洲必須抵制成為美國「附庸」。他的表現，立即引起西方主流媒體大譁，出現如「從紅地毯到狗窩：馬克宏從中國歸來令盟友失望」、「法國外交削弱了美國遏制中國的努力」等標題，同時反中、俄政治人物更是嚴辭譴責。馬克宏回國後，透過發言人聲明「美國是我們的盟友，有著共同的價值觀，法國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距離並不相等」，以消弭美國等盟友不安。

對於馬克宏不像美國一樣聲稱「台海有事就是美國有事」，在台灣被認為是「棄台論」；但從實質上來看，美、法同樣宣稱只承認「一個中國」。美國在台海問題上雖有「戰略清晰」呼聲，但仍採「戰略模糊」立場；法國要追隨美國抗中，亦步亦趨、應聲起舞，即坐實了「附庸」之名。

由於馬克宏直白道出冷酷現實，台灣自然有許多人不能接受，大加撻伐者有之，也有以其「吞回失言」觀點自我療傷止痛，但馬克宏隨後訪問荷蘭時，仍堅持對台灣安全問題的說法，強調作為美國盟友不代表成為「附庸」；法國不支持挑釁，也拒絕參加拉高台海緊張的口水戰，其對台美之立場顯非失言。同時如歐洲理事會主席所言：「很多人同意但不明說」。

馬克宏一直倡導歐洲主權，其中包括更強大、更一體化的歐盟，這是承襲自二戰後法國最受推崇的總統戴高樂以來力謀「自主」的傳統，雖與美國結盟卻又不完全一致。戴高樂在一九六五年，利用美元儲備買入三千噸黃金，導致美國於一九七一年放棄美元「金本位」；又於一九六六年，決定讓法國退出北約聯合軍事司令部，以維護法國在國防政策上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在美國侵略阿富汗與伊拉克戰役上，法國也都持反對立場。

歐盟國家飽受俄烏戰爭衝擊，要接納數百萬烏克蘭難民、參與制裁俄國，還得轉向美國購買高價能源與糧食；經濟陷入停滯性通膨中，又需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彈藥，苦不堪言。眼見獲利最多的美國，對任何可行的停火方案都嗤之以鼻，試問誰會心甘情願做「附庸」？但恪於美國控制輿論的強大力道，多敢怒而不敢言。馬克宏一番肺腑之言，導致歐美主流媒體幾乎一致的負評，可見一斑。

國人應更認清國際現實，兩岸問題的解決，外力不可恃。一九七○年代，台灣並沒有因外人棄台，應聲而倒；當時政府呼籲國人「莊敬自強」、推動十大建設，台灣反而欣欣向榮，頗值得參照。

深層地熱並非什麼新開發的技術，但至今全球總裝置容量約廿ＭＷ（○點○二ＧＷ），並非各國寄以厚望的減碳技術。

蔡政府對減碳有很大野心，不但要在二○五○年達到淨零排放，台灣並成為全球極少數將減碳時程入法的國家。國發會於去年底提出的「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行動計劃」，目標為在二○三○年地熱發電達到五十六至一九二ＭＷ裝置容量，即使達到最樂觀數字，也達不到該文預期的五十分之一。

個人不禁憶起中研院於去年十一月發表之「台灣淨零科技研發政策建議書」。該報告規畫了二○五○年各種發電方式，其中無碳燃氫占比廿七％，但細察國發會二○五○年無碳燃氫發電的占比卻是零。

無碳燃氫是國際上尚在發展、尚未成功落實的新技術，國際能源總署與聯合國ＩＰＣＣ從未認為此一技術是電力減碳妙方。此製氫方式的原料為甲烷（天然氣），台灣進口的價格，數倍於產氣國。中研院重押此一技術，國發會不敢如此樂觀，在減碳路徑圖中並未納入無碳燃氫對減碳之「貢獻」。

工程師與科學家不同，國發會智庫為工研院，工研院是工程師文化，李教授與中研院則為科學家文化。工程師不容有任何失敗，科學家則可天馬行空提出各種假說。國家能源政策要求萬無一失，蔡政府上任前提出的新能源計畫，其中九項硬指標全部跳票，造成今天供電窘境及電價飛漲，但一般民眾與政客哪有能力分辨各種能源技術的可行性？

此次德國外長赴陸看似強勢，實則未提到與美共進，所強調的台海和平僅是擔憂貿易航線受阻；不與北京市場脫鉤，卻憂心對陸過度依賴，這都是圖歐洲、德國的利益。對比法國的「歐盟戰略自主」，德國只是吸取法國總統馬克宏被批判的經驗，冠以道德的外衣。德法變了嗎？是的，變得更加實際。

馬克宏對中立場偏頗改變在西方惹來一身腥。除了在荷蘭演講遭人打斷之外，法國內部、歐盟、美國硬是潑冷水，逼得歐盟、德國外長、法國在台協會出面澄清，甚至還秀出法國護衛艦航行國際水域畫面以示清白；最後馬克宏還需改口說明法國對台灣的立場未曾改變、「支持台海維持現狀」。實際上，馬克宏對陸思維的改變，就是意識到北京的重要性。

以經濟依賴程度而言，法國對中國的立場很難轉變，本無意外，其向來需要中國的經濟支持。馬克宏本次訪中的一大成果，讓北京向法國買了一六○架空中巴士新機，即是一例。軍事方面，馬克宏主張「戰略自主」，延續「戴高樂主義」，認為法國及歐盟應該要自立於美國；法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既有位置也有核武，應該要偕同歐盟成為獨立於美、中以外的第三極，同時帶領歐洲在印太區域爭取既有的利益，不應扈從美國。

其次，馬克宏曾於二○一九年在義大利簽署「一帶一路倡議」前，疾呼不應對中國過於天真；這也讓歐盟在當年推出「抗中」十個對策，並定義「制度性競爭對手」，試圖統一對中國的立場。換言之，倘若不是馬克宏立場顛三倒四，其拉攏中國之舉，推敲是針對美國而來；他真心期望法國與歐盟高舉「戰略自主」，北京是馬克宏操作槓桿的有力武器。馬克宏的宏願：經濟靠陸、戰略自主遊走美中。

德國綠黨籍外長向來對陸強硬，卻深知北京的重要性；打著「經濟不脫鉤、解除過度依賴」的旗幟，提前讓北京知道德國即將出爐的經濟戰略重點，避免北京錯愕。調整對陸某些部分的依賴風險，批判新疆人權立場，其實就是回到歐盟自主立場。

歐盟雙火車頭的德法，尋求北京調停俄烏戰爭，意味歐盟承認北京不下於華盛頓的分量。然而不管是德國與歐盟欲調整對北京過度依賴，或馬克宏「遠美」的戰略自主，都不啻說明歐盟從利益出發，時而批美、批中及親美、友中，都僅是戰略調整而已。

近日有團體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主張雙語政策有違《國家語言發展法》精神，影響國家正常教育發展，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建議停止破壞台灣語言生態的中英雙語政策。不到三天，此倡議就有超過五千人附議，多數為各級學校教師，也不乏英語或雙語教師。檢視這些來自教學現場的觀察與專業建言，內容絕非為反對而反對；教育部在做出千篇一律的官方說法之前，不妨先思考此一政策何以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彈？雙語政策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定位與價值錯亂。語言政策攸關國家發展與國族認同，台灣既非英語系、亦無英美殖民史；政府強推雙語政策，被學者譏為自我殖民，去年更引起歐盟駐台各國代表之聯名抗議。惟官方依舊執迷不悟，除名義上將「雙語國家」更名為「雙語政策」，計畫仍不斷推陳出新，經費挹注持續加碼。教育部補助國中小學與國外姊妹校之「互惠機制實施計畫」，甚至排除所有非英語系國家，完全背離「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國際教育宗旨，如此自卑與去主體化的所謂國際教育，真的是台灣需要的全球化？

二、語言政策亂無章法。《語發法》無所謂「第一語言」或「官方語言」，「英語」一如其他外語，在法制上並無特殊地位，卻一躍成為實質上的國家雙語。雙語政策與《語發法》猶如平行宇宙。執政者將語言政策法制化的同時，卻又跳過法制推動雙語政策，政策扞格矛盾，難以自圓其說。

三、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時常面臨政治干預，極具爭議的雙語政策，始作俑者正是賴清德副總統。二○一四年時任台南市長的賴清德推出「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的十年計畫，接任閣揆後又成為國家政策。試問「二○二四台南雙語城市」的願景能兌現嗎？爭議巨大之政策卻在無任何法源下，僅憑上位者一人好惡，成為傾全力推動的國家重大政策？教育部既無拒絕政治力的擔當，又無制止亂象的專業。

四、教學現場亂象頻傳。在中央錯誤政策引導、誘人經費綁架與地方諸侯競相加碼下，「雙語國家」、「雙語教育」、「雙語課程」等一系列以「雙語」為名的政策，被視為教育萬靈丹，中小學已出現捨本逐末的教甄亂象，淪為實驗甚至作假的雙語教學；高教則有中文系教授也要求全英文授課的「盛況」。

五、學生不能成為教室的客人。與官方宣稱的美好願景恰恰相反，語言學者與教育工作者不斷發出警訊：弱勢學生會不會成為「教室的客人」？是否會影響整體國教品質？導致中文及母語弱化？是否反將使英語學科教學品質同步下降？會不會進一步擴大城鄉差距並使階級惡化？

英語固然重要，但應聚焦於如何提升英語教學成效！雙語列車已然失速迷航，為了孩子的教育與國家的未來，勇敢喊停吧！

獄中的老齡受刑人大抵可分為兩類：一是重刑犯，從年輕關到老，二是老年犯罪後才入獄。前者早就存在，只是隨著日漸衰老而增加獄老比率；後者才是我國步入高齡化社會後衍生的難題。

根據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二○二一犯罪趨勢關鍵報告」彙整法務部統計數據，就民國一○六年至一一○年，經法院判有罪確定的整體老齡者比率，自七點九七％逐年上升至十點七九％。就各犯罪類型深入觀察，老齡人數最多的前四種犯罪為：不能安全駕駛罪、竊盜罪、傷害罪及賭博罪。

筆者就「人數增減」及「高齡比率增加幅度」合併觀察發現：賭博罪、不能安全駕駛罪的老齡比率增加雖高，但人數未顯著增加，反見下降；相較之下，竊盜罪才是最見趨勢性的老齡犯罪類型，自一○六年的老齡人數一八一三人（八點三三％），逐年增加至一一○年的二七五八人（十三點二％），人數及比率雙增。

竊盜罪的老齡比率增加，非老齡比率就相對應的減低；但六十歲以上老齡者相較於其他年齡層，難道真的更愛偷竊嗎？筆者可不這麼認為。竊盜犯罪，表面看似是「手腳不乾淨」，但在老齡犯罪者所凸顯的其實是「溫飽」問題。他們迫於生計，當吃住都成問題，只好看到什麼偷什麼；就算住牢房吃牢飯，也在所不惜，甚至得償所願。人民與社會的悲哀，莫此為甚！

在獄政管理層面固然必須順應現實情況而調整作為，但執政當局必須超前部署，將眼光放對方向；老人福利及社會救助政策明顯跟不上社會老化速度，這才是亟需改進的治本之道。

春秋以前貴族掌權，至漢代並無科舉制度，出現三種選才方式：徵僻、詔舉及察舉等三種。徵僻有兩種，一為徵，一為僻。徵召由具有絕對皇權的皇帝對臣民徵召，入廷為官；僻召乃是高官、地方官員自選僚屬。國有大事則舉行詔舉，皇帝下詔徵求各類特殊人才，如賢良方正、治水、通使人才，察舉則是地方官員定期或者不定期向中央舉薦人才。

這些人才的選拔當中，徵召的禮數殷勤，最具政治魔力。皇帝派遣官員具禮、以公車前往受徵召臣民家中，聘請赴任。何以會用「徵召」呢？召乃是召請、召喚，古代的「徵」字頗具神祕內涵，徵召一詞存在著魔力。

根據白川靜《字統》指出：「徵」由三個部分組成，左邊為「□」意味著道路，右邊古字部首應為「□」，意味著鞭打。前者指場所，後者指行為。正中央上有「山」字，下為「王」字。「王」字古為「壬」；「山」在古代表示長髮的象形圖案。「壬」意味著挺立的人。長髮之人挺立著，意味什麼呢？在古代長髮指長者或者女巫。「徵」的古字乃是魔力無窮的巫術儀式，意味著在戰爭前舉行「厭伏」咒術，祈求戰勝。「厭伏」乃是指透過咒術降服敵方。戰爭前，在道路置上所俘虜的年老敵人或者女巫，加以毆打。透過毆打而抹殺其咒術，乃是「徵」的原意。在古代，戰爭期間也會進行咒術，女巫眼睛上飾以草，該女巫被稱為「媚」，咒使戰爭成功；戰後將女巫殺害，使敵方咒術消散，這種厭伏之術稱為「蔑」。

即使進入民主時代，選舉與徵召依然被交錯使用。台灣政治上，為了確保專業或特殊人才得以進入政府部門服務、為國家奉獻，設置政務官制度。法國文人安德烈．馬爾羅擔任第一任文化部長長達十年，奠定了現代法國文化發展方向。傳統中國皇帝本身具備替天行使人間統治權的至高權力，「天人感應」則是制約巍巍皇權的洞見。不只東方如此，西方人也有此智慧；天主教聖人金口約翰（Ioannes Chrysostom）早年苦修，雄辯剛直，西元三九八年擔任君士坦丁堡主教，指責宮廷、社會腐敗，皇帝忌憚而將其發配遠方，卻因地震、皇后流產，咸認遭受天譴，東羅馬帝國皇帝再次將其召回。中國皇帝面臨天災地變，則下罪己詔，以息天怒人怨。

徵召在古代意味著簡拔具有超越群倫能力的人從政，其實背後也存在著遠古時代那種神祕而不可知的厭術力量；古今東西往往處處存在著一種對於神祕力量的敬畏或者渴望。台灣政壇目前所上演的徵召與被徵召戲碼，與其期待「徵」的神祕力量，或許發自內心的「誠」字，蘊含更多民主精神，方能回應普遍大眾的期待。（作者為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館長）

早在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也就是解除戒嚴三年後，當時的銓敘部部長陳桂華就在國民黨中常會提出報告，為因應政黨競爭的民主化發展，文官體制將朝「行政中立」及「區分政務和事務職務為二元體系」改革。其後考試院積極推動這項改革，目的是要將政治化的文官體系，整健為以專業為導向的中立體質。

然而，考試院推動改革之初，阻力卻是來自國民黨，民進黨反而大表贊同。但國民黨執政時至少做到了事務官若要擔任政務官，必須先辦退休或辭職；也就是說，切斷以往事務官直接「升任」政務官的制度，而事務官於擔任政務官後，便無再任事務官的機會。

沒想到民國八十九年首度政黨輪替後，身為文官制度主管機關的銓敘部，其政務次長不僅由事務官轉任，且到了事務官屆齡退休前，又「無縫接軌」地再任事務官職務。蔡英文執政後的銓敘部，又曾由事務官轉任政務次長，且同一人後來又改任為事務官的常務次長。

銓敘部是以法律解釋的技術，讓事務官轉任政務官後，原則上只靠一份公文的簽辦、無須再經公開甄選的程序，就可在原服務機關內改變身分回到事務官。雖這也是民進黨的「彈性用人」政策，但政務官和事務官身分可如此便捷地轉換，如何讓人信賴能夠保持行政中立？

類似的情形，在地方政府也屢見不鮮。如縣政府一級單位主管有二分之一可列為政務職，具事務官任用資格者，擔任列為政務職的主管後，需要時則可將該主管職改為事務官職務；原來的政務主管只改身分為事務官主管而已。

民進黨再次執政後，擴大政務職至中央三級機關首長，如健保署署長改為可政務官任命或醫事人員任用的二軌制即是。但三級機關屬政策執行機關，首長理應由久任的事務官擔任。因此，石崇良在現職上從政務官「從良」為事務官，只凸顯了文官體系的崩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