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的神奇，不在疫苗功效，而在政府不斷為它開先例。新冠疫苗研發，衛福部首創「免疫橋接」，免去臨床三期試驗，由高端獨享「愛國疫苗」的黃袍加身。快篩試劑的緊急授權，申請者眾，高端最大股東「福又達」又拔得頭籌。公費流感改採最有利標，高端再度飛上枝頭，政府榮寵無一錯過。

公費流感疫苗不是人人能打，自應有所取捨。國光是唯一國產，賽諾菲、東洋可供六個月嬰幼兒施打，東洋則是唯一「非雞蛋胚胎」疫苗，各有獨特性。但高端進口的韓國疫苗，與國光疫苗類似；但減少採購的，卻是東洋代理的疫苗。這樣的採購邏輯，令人傻眼。

或許邏輯並不艱深。作為蔡政府的「護國神山」，高端新冠疫苗無法取得國際認證，一夕跌落神壇，導致連三個月營收掛零。衛福部基於憐惜，採購它代理的流感疫苗也算「及時雨」，幫它擺脫營收掛零窘境。所謂最有利標，指的是對高端，而非接種者。

儘管「有利」未必是「圖利」，但衛福部一再為單一企業「開先例」，這若不是圖利高端，難道能說是鍾愛百姓？

儘管法務部長蔡清祥強調，此次調動均基於檢察官表現及其個人意願；但在內行人眼裡看來，卻又並非如此。之所以說檢察長異動「劍指台南」，說白了，就是為民進黨總統提名人賴清德的「護駕安排」。將出任台南檢察長的鍾和憲，曾在台南羈押前議長李全教；曾積極偵辦宜蘭縣長林姿妙涉貪案的鄭銘謙，出身台南，此次新任號稱「天下第一檢」的北檢檢察長。而新任金檢檢察長的周士榆，則以偵辦馬英九特別費案、三中案受到法務部肯定。他們都被外界稱為「辦藍高手」。

最受質疑的是，北檢檢察長林邦樑任職不久遭調職，由鄭銘謙取而代之，難杜外界悠悠之口。法界傳聞，林邦樑因查辦新竹市長高虹安助理費案不力，遭「明升暗降」。對比之下，面對新竹棒球場弊案而無動於衷的新竹檢察長張介欽，反而接掌了台中檢察長。法務部這樣的異動人事，當然會受到基層檢察官議論。

被外界認為最有政治色彩的「爭議」檢察官，恐怕要數檢察總長邢泰釗，他素以「辦藍不辦綠」著稱。他在馬政府時期未獲重用，被發派金門高分檢檢察長，後在蔡政府時回升北檢檢察長。後來北檢勇打馬英九三中案，卻神救援總統府私菸案，被外界批評邢泰釗是對馬挾怨報復，對蔡投桃報李。正因「報李有功」，他獲得民進黨立院黨團甲級動員，同意他高升檢察總長。這也說明，民進黨喊的是「司法改革」口號，做的卻是「司法護航」。法務檢察體系如此配合政治指令為民進黨護航，等同淪為政治狙擊手，讓司法正義蕩然。

日本檢察官自許為「烈日秋霜」，就是要在嚴酷的環境裡頂住壓力，正直剛烈地嚴守法律刑罰，以暖日護民。反觀我國法務部這一連串濃濃政治味的人事安排，「倖進者」怎能不以逢迎拍馬為能，棄司法獨立於不顧？正因檢察長深受政治裹脅，檢察官缺乏純淨辦案空間，司法公正獨立性遭到社會大眾嚴重質疑。但當權者以鞏固政權為先，視司法公信力於無物，這才是「司改變私改」的真相。

政治權力不能謹守分寸，對司法檢察體系介入操弄，是對我司法正義及司法尊嚴的嚴重侵害，也是國家體制的災難。蔡總統執政後，除了中央銀行外，所有「獨立機關」全告失守，均淪為民進黨的「附隨組織」，連司法體系都難倖免。上次總統大選，北檢一路追打「共諜王立強案」，而今安在？北檢不過配合蔡政府施放政治煙火秀罷了。檢調當時還誘導媒體操作，甚至暗示共諜買網軍挺韓國瑜，操弄選民投票意向，現今全都證實為子虛烏有；這景象，難道不會在二○二四重演？尤其，正當台南黑槍、賄選、光電弊案黑影幢幢，蔡政府是否擔心賴清德「本命區」遭重傷；不得不「超前部署」，調動檢察長護航？

果真如此，蔡政府在年底選舉勢將以查賄打假為名，運用司法手段來打擊對手。尤其，民進黨歷經去年底的大敗，這次大選必定不擇手段，檢警系統必將更「加碼演出」。一旦檢調淪為工具，司法失去公信，台灣社會要仰賴誰來作公平的仲裁？

金管會上月底已由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洗錢防制主管機關，被行政院提升為擔任「具金融投資或支付性質之虛擬資產平台的主管機關」。金管會未來將會「參考國際監理趨勢，以循序漸進方式強化國內虛擬資產平台對客戶之權益保護」。

金管會特別聲明未來監理虛擬資產平台，將以指導虛擬資產服務業者（VASP）自律原則進行，強調要依資訊揭露、交易公正、消費者保護、洗錢防制等九項原則進行。行政院陳沖前院長為此特別發文，認為金管會納管VASP的活動似有難言之隱；府院高層似為回應去年加密貨幣市場倒閉風潮引發的社會關注，但對虛擬資產本質並不瞭解，因此未能提出更完整的發展及管理策略。

虛擬資產交易源於2008年區塊鏈技術開發的比特幣，而背景則是網際網路已成為世界新經濟活動的骨幹。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地虛擬資產在兩年前曾達2萬種，市值逼近3兆美元，而形成特有的新興產業。特別的是，虛擬資產是民間「憑空創造」生成，只要有人埋單就會有價值。當然，任何風吹草動也很容易導致虛擬資產供需失衡，形成價格巨幅波動的風險。

社會因此對虛擬資產有許多質疑。股神巴菲特嚴批比特幣是沒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的「賭博代幣」（gambling token）。比爾蓋茲譏諷虛擬貨幣與非同質化代幣（NFT）「百分之百是更大笨蛋理論（博傻理論）」的體現，而摩根大通總裁傑米戴蒙則送上「炒作欺詐」、「浪費時間」等警語。至於國內專家也提點虛擬資產是「新型態龐氏騙局，假創新真詐騙」。

虛擬資產快速崛起的確充滿爭議。無論是採礦耗能對自然環境衝擊，或是缺乏管理生態圈充斥非法金融交易都是社會永續發展與維持秩序的絆腳石。而更諷刺的是立基於「去中心化」的虛擬資產竟然要靠「中心化」交易平台來維繫流動性。不過，虛擬資產縱使有不宜存續的理由，交易確認的採礦活動卻動力十足。前年中國大陸嚴禁比特幣挖礦後，美國便取而代之成為第一大挖礦國，其中德州甚至傳出去年挖礦的用電量暴增75%，電費甚至因此上漲。

虛擬資產的發展並非順遂，也曾經大起大落，但其隨著網路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並未改變。面對此類爭議性資產，各國現已逐漸形成「既然擋不住，索性插一腳」的共識。日本金融廳在九年前世界最大比特幣交易所Mt.Gox倒閉後，開始進行監管，結果倖免於去年FTX事件的衝擊。美國拜登總統也於去年3月簽屬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各部門評估潛在利益與風險，並在9月提出全面性的虛擬資產發展架構。我們預期美國將會以證券市場管理規則，將平行發展的虛擬資產納入管理。

東南亞除香港與新加坡早已是虛擬資產創新中心外，不少國家最近也不遺餘力地推動虛擬資產的產業發展。泰國強化VASP的數位錢包管理系統以保護投資人，越南將比特幣交易合法化，並成立獨立委員會來決定最佳監理方式，而印尼甚至規劃年底前要建立「國家級」加密貨幣交易所。

至於在台灣，我們好奇究竟是誰才能做出虛擬資產該否發展的決定？檢視行政院轄下部會，嫻熟數位發展與安全議題、虛擬資產的產業與環境政策規劃、數位貨幣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以及虛擬資產違法交易情事等皆各有所司。我們提醒政府，虛擬資產的產業管理絕非單一部會問題，而必須全方位思考其定位方能竟其功。

網路經濟帶來虛擬資產發展，無論是資產本身或是內嵌技術，都對全球產業與金融運作產生重大影響。然而虛擬資產的產業管理涉及層面甚廣，上至貨幣主權、經濟安全、違法交易，下至消費爭議與投資人保護都涵蓋在內。行政院現僅指派金管會扛起產業的自律管理很可能會力有未逮。畢竟虛擬資產已是網路經濟的重要元素，政府放棄跨部會協調虛擬資產的管理先機，恐會讓台灣新一代的經濟發展輸在起跑點。

這次時刻表改點中，退役的柴聯自強號分別為民國七十一、七十三年分批引進的DMU2800型、民國七十五年引進的DMU2900型，以及民國七十九年引進的DMU3000型，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一身洗練的不鏽鋼車體。過去數十年、超過一萬個日子當中，總是像閃電一般奔馳在東部幹線上；更是無數東部子弟在成長、北上求學和出外打拚的過程中無法或缺的重要角色。

柴聯自強號具有故障率低優勢，過去也曾數次在春節假期支援西部幹線，使得它們的蹤跡遍布全台。其中DMU2800型柴聯自強號，甚至在前年四月初的北迴線大清水隧道事故中，扮演著載運傷者以及往生者遺體的重任。

在許多人眼裡，這三款柴聯自強號是伴隨他們成長的回憶；尤其當年東部幹線鐵路尚未電氣化，最快速、新穎且高級的車種，非他們莫屬了；車內簡約典雅的裝潢、爬坡時如怒吼般的引擎聲，成了多數民眾長途跋涉記憶。

幾天後，這些為台灣鐵路付出數十年的柴聯自強號，將由最新穎的EMU3000新城際自強號所取代；往後要體驗以柴油驅動的自強號，只能藉著搭乘目前最新款、民國八十七年所引進的DMU3100型柴聯車來緬懷，遙想它前輩們當年的風光了！

依據今年二月最新的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使用地從過往廿多種（如農業生產用地、水利用地、交通用地等）簡化為僅有五種：許可用地（應）、許可用地（使）、公共設施用地、國土保育用地、其他使用地；並將其功能定位為「識別土地使用管制方式」，而非如以往按照土地使用性質分類。

此種制度設計，將產生幾個疑慮：首先，就空間控管嚴謹度來看，從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直接跳到容許使用項目，其層次落差太大。例如某區都被編定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代表這區能做的使用項目皆相同，惟各宗土地之使用條件有所差異，農業發展地區除農業生產使用外，尚包含水利、交通、公共設施等使用樣態，如果不再於功能分區分類底下透過一層使用地編定限縮其使用項目，可能反而更難以控制各分區分類下的空間發展。

從管制適用性而言，草案把原本使用地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次一層級的管制功能刪除，反而以「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作為使用管制輔助依據。殊不知當國土計畫法全面實施之際，原區域計畫已走入歷史，不復適用，如何連結？

再從執行可行性看，目前各目的事業法令多有以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類別作為執行依據，倘若改變則涉及許多相關法令須配合一併修正。這些用地該如何對應國土計畫新的使用地編定？尤其並非以土地性質認定，而是以管制方式界定，更難連結對應。

更重要的是，區域計畫土地編定管制方式執行已久，民眾應已習慣與理解。然而，草案卻大幅調整為有別以往的使用地編定方式、功能、內容與類型，可能會造成民眾混淆且難以遵循。首先，「許可用地（使）」與「許可用地（應）」名稱相似，無法一望即知其使用項目與價值，反而須另行查詢龐雜的分區分類管制表，並不便民；其次，民眾仍習慣以土地使用性質編定之用地別作為交易價值與決策基礎，此種不以土地性質編定的名稱，民眾難以理解；其三，並沒有全面編定使用地，即有的土地不會有使用地名稱，民眾難以瞭解與其他有編定使用地的差異。

綜上，不論從國土計畫法推動目的，抑或管制嚴謹度、民眾接受度等，內政部實不宜將使用地概念虛化，甚至繼續沿用即將廢止的區域計畫法使用地，而應於目前各地方刻正劃設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的作業時期，同步按土地使用性質全面編定使用地，據以規範差異化之使用項目以實施管制，才能達到逐層控管之效果。

至於民眾關心的既有權益保障，應可考慮先令其可從來使用、給予過渡時期之保障，並以附帶條件備註可維持原使用，但若重新進行其他使用時即應適用新的國土計畫管制規定，以逐步調整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指導之精神。

根據國土計畫法，劃為海洋資源及農業發展地區土地，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故農委會以漁電共生試驗專案計畫方式，規定養殖面積比率不得低於六成，規避現行法規。然對有台電保證收購穩穩收入的業者而言，僅四成的種電面積非最適經濟規模，紛紛遊說希冀改成「電漁共生」模式，將種電面積提高至七成。就此，土地使用是零和遊戲，魚塭與種電無法共生。

隨著台南八八槍擊案、雲林議長收賄案曝光，我們發現台灣的光電業其實是建構在政治力上的「循環經濟」。首先，光電業者要圈地。在本島日照最長的台南市與雲林縣，國營企業台糖乃最大地主。易言之，黨政關係良好的企業較易租賃。其次，圈地及建設之資金來源可靠政府標案或融貸，黨政關係良好之業者亦較易取得公股銀行之融資。最後，台電須牽饋線至種電區，才能輸電至電網。業者經驗顯示，台電架設饋線期間可短至兩個月，長達兩年。可想而知，有黨政人脈的企業，饋線架設較快。據估計，從業者圈地到架設電網約需一年半至三年，若能加速建設，可大幅降低業者資金壓力。無怪乎，市場傳出千萬級政治掮客的行情。

早期光電業者皆為外商，但「循環經濟」的核心是要能嫻熟當地政治運作的企業，故漸漸有許多本土業者加入，包括著名的雲豹及達德能源公司。雲豹現任董事長為民進黨前立委暨立委賴品妤之父賴勁麟，又有民進黨前政務官李退之擔任獨董，囊括許多政府標案成為綠電大包商，卻爆出前執行長涉嫌行賄案。達德股東含德商ＷＰＤ能源公司，近來因設離岸風機造成漁船航道受阻，漁獲量大減，而與漁民發生補償爭議，或者想低價承租鰻魚養殖場，引起漁民不滿，並爆出涉嫌向雲林縣議長沈宗隆等行賄。諸此種種，皆因蔡政府草率推動綠能，豢養出黑金循環經濟惡果。至此，多少破壞土壤生態與農漁業之實，皆假綠能之名！

台灣因地狹人稠及氣候因素，發展風電與光電有其限制，若放任業者粗暴地在土地上架設太陽板，無異毀滅農漁業。所謂的農（漁）電共生應採大棚或溫室模式，即離地架設太陽能板，才能保持土壤生態，儘管此舉將提高建設成本。然綠電本就不便宜，是政客起了貪婪之心，才會造成台灣綠電業者群魔亂舞！

（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所謂低軌衛星，亦可定義為移動式衛星的一種，通常以高速環繞地球，高度在五百至二千公里，且需相當的衛星數量，取決於飛行高度，例如高度七百八十公里需六十六顆的銥計畫，換言之，高度愈高，衛星數量可愈少，因為電波覆蓋面積愈大，但耗費發射功率愈大。衛星主體繞行地球的速度是借助離心力和地球維持一定的繞行高度。

總之，它是非同步衛星類，不同於同步衛星定點放置地球近赤道圈。低軌衛星在接近地面接收站有效範圍時，才能上傳下載通訊資料，也就是說每隔一段時間才能接收資料，若要密集或能連續通訊，就需增加衛星環繞數量。

國內若欲使用低軌衛星於國防軍事用途，唯有租賃國外商用型低軌衛星，例如Starlink或OneWeb等。國外低軌營運商將透過其地面接收站，用Web或專線傳至台灣Hub-site，例如中華電信，再轉傳給相關單位，其間時間延遲和傳輸費用不菲，且資安堪慮。

若是國內自建軍事用途低軌，尚無政府單位能負擔其每年財務和維運。且低軌衛星壽命通常三到五年，需適時更換和調整定位與天線角度，台灣不是聯合國衛星組織成員，在國際協調和國內人才技術與實務養成甚缺乏，且建置時程費時緩不濟急。

國內現有三大電信公司，中華電信國際分公司有衛星接收經驗，但若參與此事恐有違其既有商業模式的規畫，進而影響其國際商用和海外漫遊的業務。若以國家通訊安全和強健性的考量，採低軌衛星於國防軍事的應用是吃力不討好。建議不如強化地面無線通訊的網路才是建構戰時通訊韌性的基本方案，尤其整合無線的互聯網或考慮國外低軌衛星和軍事通訊介接的可能性。

去年道路受傷近五十萬人，機車族比率達八成，且持續成長。交通部多方尋求惡化原因，部分機車族抱怨的兩段式左轉也以為會增加死傷成為檢討焦點，倒是讓人不解。

在三車道以上路口的機車要採兩段直行才完成左轉，為的是避免在左轉前多次變換車道的危險，甚至更怕有趕時間搶轉彎的車輛，換道和轉彎併行，一次大轉彎下的高速風險。「快車道中換線」和「高速搶轉彎」往往是機車死傷的常見原因。現行作法才在大路口，把左轉動線分兩段完成，目的就是求安全，就是保護肉包鐵的機車族。

這樣分段行止的規定，不只對機車，許多都市對欠缺自我保護的行人也不得不如此。近來台灣被指為「行人地獄」，有專家就建議在寬大路口的行人穿越線，不宜直穿，應改成「之（或Ｓ）」字形狀，要求行人在中央分隔島轉兩個小彎，再直行到彼端行人道。這也是要避免有行人為搶時間直闖車道的危險，和機車分段轉彎是一樣的道理。

用分段式動線來引導較安全的路徑，是人車紛雜、擁擠路口不得不採行的分流管理。就像快、慢車道要求不同速限一樣，不要讓前後行車車速差異過大，才易於維持車距保障安全。出發點都是交安，原則是避險，設計的手法是分流。

其實，所有號誌，單行道等交通管制，都是因應都市車流密集發展出來的各樣動線區分作為；機車在大路口兩段式左轉，不過是其中一種，沒有特別不合理。

請極力主張「逕行左轉」的人設想以下兩個狀況：首先，若取消兩段式左轉，所有待轉機車，都要在短促的路段空間擠往最內車道頭候轉，或是各車道都允許機車左轉。不管哪一種動線，都有好多重交織，十分危險！在切換車道中的眼手協調恐怕也只有青壯族才能做到，對其他機車騎士壓力太大，這絕非合宜作法！

另外，許多幹道路口都禁止小汽車左轉，卻往往允許機車在該路口兩段左轉。相較機車，汽車要繞行更遠，更花時間！要是完全從「平權」思考，難道是要機車在那些路口跟汽車一樣，大家都不准左轉，都去繞行巷道呢？

想用「平等」這樣絕對的口號，在混雜的交通現實中找動線找出路，從前述兩個實例看見，要不是（一次左轉）把所有機車族引向危險，就是（都不准左轉）讓機車繞遠路，這是機車族要的交通管理嗎？

民主不讓人滿意，靠相互尊重，愈來愈成為普世制度。兩段左轉有點費事，靠分流分時，是最適當的交安管理。「平權」不是機車安全左轉的答案！

如果政府真的有所準備，國人自不必擔心；如若不是，後果便非國人所樂見，畢竟ＥＣＦＡ終止對台灣經濟衝擊極大。故而本人要提醒政府絕對不可掉以輕心，更不可糊弄國人。

依ＷＴＯ規定，簽署雙邊或是多邊優惠協議的會員，在合理期限內要形成自由貿易區，這個合理期限一般是十年，而ＥＣＦＡ簽署至今已超過十二年，陸方隨時都有可能片面終止；這也是大陸商務部對台灣二四五五項產品進行貿易壁壘調查，立即引發國人憂心之故。

ＥＣＦＡ是我擔任行政院長任內，海基、海協兩會於二○一○年六月廿九日在重慶簽署，目的有二：一是避免台灣在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中被「邊緣化」，二是促進台灣經貿投資「國際化」。

當時選定在重慶簽署，也是經過一番折衝。初始，陸方提議在北京簽署，我方則提議在南京，雙方協調多時未能達成共識；後來我建議在重慶簽署，陸方認同，兩會代表江丙坤、陳雲林遂在重慶舉行「江陳會」簽署ＥＣＦＡ。

ＥＣＦＡ簽署之後，我即拜託王金平院長盡快召開立院臨時會審議協議條文；立法院隨即於八月十七日三讀通過，九月十二日正式生效，較原定時間提前三個多月。

ＥＣＦＡ列出的早期收穫清單中，大陸同意台灣的石化塑膠、運輸、機械、紡織、農漁業等五三九項產品，可享關稅優惠；這些產品原有關稅最高為三十五％、最低二％，平均關稅約在六點四％，分三年逐步降至零關稅。也就是說，列入早收清單的產品出口大陸，幾年前都已不需要被課以關稅，業者減輕相當程度的成本負擔，大大提升競爭力。

中華經濟研究院曾針對兩岸簽署ＥＣＦＡ對台灣經濟影響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對台灣ＧＤＰ、進出口、貿易條件、社會福利均呈現正面影響；台灣整體經濟成長率約增加一點六％至一點七％，總就業人數約增加廿六萬人。簽署ＥＣＦＡ之後，台灣的出口即有大幅成長，大陸成台灣最大貿易夥伴。經濟部統計，二○二二年台灣出口有三十點八％到大陸，排名第一；大陸也是台灣貿易最大順差來源，大陸海關總署統計，二○二二年台灣享受的順差金額達一五六五億美元。

從多項統計數字來看，ＥＣＦＡ明顯有利於台灣，所以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日前表示：「ＥＣＦＡ實施以來對台海雙方均有利，終止ＥＣＦＡ將造成雙方損失」，根本與事實落差甚大。

ＥＣＦＡ的簽署乃植基於「九二共識」，今天ＥＣＦＡ之所以出現變數，也是因為蔡政府拒認「九二共識」。蔡政府如若持續「抗中策略」，ＥＣＦＡ「被終止」，絕非是國人的過度揣測或自亂陣腳。尚請蔡政府多為黎民百姓著想，勿執拗於一人或一黨的意氣之爭，以免斷送全民利益。

在雙語政策狂熱者的想像中，學英文與國際化及競爭力是一體三面。而且，所謂國際化即英語的口語能力。這種狂想可以用菲律賓和日本做為例子輕易拆穿。菲律賓的平均英語水準領先多數亞洲國家，但其國際移動力只能讓菲人成為外勞。而日本的英語水準雖是亞洲末段班，但卻始終維持其經濟及科技大國的地位。

競爭力不是口語能力，而是閱讀、思考及創造能力。這些都必須依賴一個精熟的語言，而「雙語政策」則會造成「雙語皆陋」（subtracted bilingualism）的結果。這不但已由在過去十多年的研究從學理上證明，在實踐上，眾人心目中「雙語皆優」的典範新加坡，更是早在四十五年前就放棄了這種妄想。新加坡在一九七八年針對其雙語政策加以檢討的「吳氏報告」出爐後，已明確認知一個人只可能精熟一種語言，遂放棄了雙語皆優的神話而獨尊英文，各族母語則被貶為一個學科；迄今華人家庭已有七十一％在家只講英語，以致李顯龍在紀念推行說華語四十周年時，感嘆星國已失去華語的優勢。

更重要的是當前ＡＩ翻譯軟體及裝置的發展等於已經宣告，人人必須學習外語的時代即將結束，而本國語言則將成為唯一必須全力學習的語言，同時母語的保存也將獲得明確的保障。目前google translate之類軟體的成熟度已可將所有的網頁翻譯成流暢的本國語文，估計在一兩年之內，一般人也不再需要閱讀原文書。

而口語溝通方面，市面上已有無數的軟體可以進行連續性的口語翻譯，出國旅遊已無使用外語的需要。在即時的溝通上，Google、Microsoft、百度都在全力發展「語言之間的同步翻譯」（simultaneous speech to speech translation）的軟體及裝置；其中google研發中的產品translatotron 2更是領先群倫，在表達的精確度及翻譯的時間差都已接近理想，甚至還可以模擬說話人的音色。可以預見這類裝置十年之內應可普及，並取代大多數使用外語溝通的需要。

當翻譯可以取代外語能力時，本國語言的精準才是語言學習唯一的目標；詞不達意的本國語言譯成外語後一樣詞不達意，遑論所有知識的取得都必須透過本國語言。

由上述可知，目前這種「雙語政策」必然造成中英文皆陋的雙輸局面，並因此重創下一代的閱讀、思考及創造力。因此，政府必須立即停止這種「欲練神功、必先自宮」的政策，因為葵花寶典只是國王的新衣，並不存在。而且這種過時的政策，只會讓台灣在十年之後變成無法傳承、也無法創新的恐龍，為舉世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