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積電去年在地緣政治擠壓下赴美投資設廠，一則為分散風險，二則是美國提供優渥的補貼誘惑。誰料，在台積電不斷加碼投資金額後，美國政府卻不斷抬高補貼條件，包括廠商必須交出詳細營運資訊，若有超額盈餘須與美國政府分享等等。如此一來，美國擺明了「請君入甕」，台積電則是「騎虎難下」，覺得難以下嚥。

諷刺的是，蔡政府自詡「美台關係四十年來最好」，但它硬生生就把台積電推向美國，等於拿「護國神山」當籌碼。如今，到了需要政府出面向美國交涉的時候，蔡政府上下卻是一片默然，要台積電自己去面對難題，彷彿自己毫無責任。相形之下，三星對晶片法案沒有那麼一頭熱，南韓政府主動表示要就此與美國談判；這次尹錫悅訪美，三星和ＳＫ等集團負責人都隨行。兩相對照，蔡政府的表現就弱爆了。

至此，「護國神山論」的真相也就立馬現形。實情是：神山在護國，但國家卻沒好好護神山！

民進黨在野時高舉環境正義大旗，與環團共同站在執政黨對立面，成為盟友。但蔡總統上台後，在環境政策上多次背離原本的主張與價值；而環團過去強力監督執政的聲量，也逐漸消失。主要原因是，蔡政府挾龐大執政資源全力收編社運團體，包括農陣出身的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立委蔡培慧，環保律師成為環保署副署長的詹順貴、不分區立委洪申翰等，一夕間全成了綠朝新貴，過去強大的社運能量也同時遭削弱。

蔡政府背棄昔日社運盟友，最受矚目的事例就是藻礁爭議。二○一三年，蔡英文受環團及在地保育人士潘忠政之邀參訪觀音藻礁，當場寫下「藻礁永存」承諾。未料，蔡英文執政後為推動非核家園能源政策，堅持在鄰近藻礁區域興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因此激出退休教師潘忠政發起「珍愛藻礁」全國公投，蔡英文更多次被批評是「毀棄承諾」。

前年蔡英文再度走訪藻礁故地，聲稱當年留下「藻礁永存」，是指被畫為野生動物保護區的「觀新藻礁」，當地藻礁已經永存。此一說法，不僅是玩文字遊戲，也非事實。事實是，觀新藻礁被畫為野生動保區，是在二○一四年吳志揚擔任桃園縣長任內，而非民進黨桃園市長鄭文燦之功，且中央也未進一步提升保護等級。

停滯的《礦業法》，是蔡政府環保食言又一事證。二○一七年六月，蔡英文出席墜機身亡的導演齊柏林紀念展，承諾推動礦業法修法；但六年過去，掌握國會過半的民進黨仍在推拖拉，無意完成修法。說白了，蔡政府不過把環團當免洗筷，用過即棄。即使蔡政府對社運團體「可割可棄」，社運界卻寧可劃地自限，也不改對民進黨的忠誠。最明顯的對照是，當年馬政府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美牛進口，多少社運團體串連反對，俟蔡政府隻手開放萊豬，發聲反對的團體卻寥寥可數。執政者墮落，社運界也跟著墮落了。

再看近期的「四接」爭議，蔡政府蠻橫沒收基隆發起的地方「護海公投」，那些在馬政府時代全力反國光的環團不僅袖手作壁上觀，就連蔡政府先前計畫在蘊藏珍貴珊瑚礁生態的基隆外木山破壞生態填海造地建四接，環團同樣也未置一詞。唯一堅守環境正義的，似僅剩環團「蠻野心足」。

過去與民進黨並肩作戰的社運界，從無役不與到現在的每役不與，還關懷本土環境生態的恐已所剩無幾。那些仍一本初衷的人，若公開批評執政者破壞環境的作為，甚至還會遭昔日「同志」圍剿、出征。也難怪他們感嘆，若當年反國光石化發生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也恐將以失敗收場。如果對於環境及土地正義的標準一致、關心不變，何以會有這麼大的落差？莫非過去環團反的不是環境不正義，只是反國民黨！

作為社會運動者，環團監督掌權者本是天職，若有異議自可公開向社會大眾訴求，何必苦求與蔡總統會面，難道還在期待關愛的眼神？試問，這些巴望著「皇恩浩蕩」的環團，又真的還在乎環境正義嗎？

兩位立委吳欣盈及羅明才提出「中央銀行法修正草案」，已獲得過半數立委連署，近日並將於立法院審查。該草案規範中央銀行提撥外匯存底的10%，以成立追求財務績效為目標的外匯主權基金，並以具備策略性及關鍵技術的外國公司為投資標的。目前央行外匯存底操作不追求績效，且國內鮮有資金投入到國際各行業巨擘公司的情況下，成立外匯主權基金或許可出現轉機。

央行將絕大多數外匯存底購買各國公債，逾七成是美國公債，而其餘是定期存款以及其他國家的公債。因此，外匯存底滋息成為央行盈餘的主要來源。根據央行公布2012至2021年利息收入的資料，再輔以各年度美元兌換新台幣的平均匯率，以及每年外匯存底的平均值資料，可以計算出這段期間外匯存底的報酬率。最高出現在2012年的3.54%，最低出現在2021年的1.89%，而這十年間的每年平均報酬率則為2.8%。此績效表現略低於香港外匯基金同一期間平均每年3.4%的報酬率，但遠落後於新加坡政府投資基金從2002至2022年20年期間，平均每年7%的報酬率。

央行的外匯存底配置方式，如同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上，不但違反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可維茲所倡導的資產組合風險分散化的準則，且無法規避利率變動與通貨膨脹的風險。首先，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美國聯準會於2020年3月將聯邦資金利率調降至0至0.25%，並維持到2022年3月。之後則連續升息九次，到今年3月升息至4.75%至5%。因此，央行從2020年3月起，有二年的期間，買入到票面利率非常低的美債。這除了造成央行外匯存底的報酬率由2019年的2.74%下降到2021年的1.89%外，同時也導致其市值大幅減損。

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我國持有美國公債的金額，從2020年3月的2,050億美元，到2022年底，增加10.2%成為2,260億美元。然而，同一段時間，美國10年期公債的期貨價格下跌19.8%。換言之，這段期間央行所買的美國公債，其市值最高折損二成。因此，央行以其持有外國公債皆是到期，因而不影響收益的說法，像似魯迅筆下阿Q常用的精神勝利說詞。

其次，央行配置外匯存底的方式，也無法對抗通貨膨脹風險。根據馬可維茲的理論，若配置的資產，其預期報酬走勢互異，則能降低資產組合的風險。香港外匯基金即採此觀點，從2009年起，增加了一個涵蓋私募基金及能對抗通膨的房地產的「長期增長組合」。此組合截至2021年為止，創造出每年15.4%的報酬率，因而使香港外匯基金的近來表現，能略優於我國外匯存底的報酬率。

各國一般以能支付三個月進口需求的金額做為外匯存底的安全存量。以去年進口金額為基準，目前我國外匯存底可支付15.7個月的進口需求。因此，一旦成立外匯主權基金，我國外匯存底仍能支付14個月的進口金額。另外，央行最近又以目前外資擁有的我國股票、債券及現金約略等於外匯存底的價值，因而擔心國內資金流動性的問題。然而，這個看法有點杞人憂天。過去各國的經驗顯示，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外資並不會集體同時撤資。反而是永遠存在巴菲特這類投資人，會選擇在類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等灰天鵝事件出現時，採取危機入市的行動。

我國若成立外匯主權基金，其560億美元的規模在全世界主權基金將排第30名。至於投資標的，可參酌其他主權基金的做法。例如目前全世界主權基金規模排行第二的挪威主權基金以及第六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在去年時分別為台積電的第四及第三大股東。因此，日後我國的外匯主權基金也可投資於各國各產業的龍頭公司。如此既可增進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可帶動國內產業及技術升級。

檢視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43條之1之強制公開收購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達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前項有關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及條件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違反者依同法第175條第1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上涉及人身自由，理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要求。

首先，本制度委任立法有必要嗎？同樣具有刑罰的日本立法例中，其立法機關係將構成要件直接訂入母法，並未假手行政機關。我國現行證交法中亦有立法者自行決定比例者，例如第22條之2等，反而有刑罰的強制公開收購制度，係由行政機關將「一定比例」訂為20%。但其實二十多年以來，此「20%」從未變動，反之證交法則已修正超過20次，可見在母法內明定比例、必要時修法以與時俱進，實屬可行，並無委任立法之必要，而有立法怠惰之嫌。

再者，證交法第43條之1第3項所指「一定比例」為何，及何種買股行為該當「預定取得」？立法者未有明示或任何授權指導。立法者若想把份內工作（即立法）轉交行政機關，必須在母法提供具體明確的授權指引，至少要人民知道從事哪類買股行為有如進入薄冰區而有落水（受刑事處罰）風險。然而，證交法僅泛言「一定比例」，從0-100%均有可能，其實失去指引意義。若認為這樣人民應該知道哪個區段屬於薄冰，則如同立法者立一告示牌：「前有XXX危險，XXX由行政機關自行填寫」而期待人民光看告示牌就可以知道XXX為何物一樣，顯不合理。同理，從母法的「預定取得」四字，人民也很難摸索其具體輪廓，此項立法難謂明確。

在資本市場面，根據證交所資料，最近三年（2020-2022) 上市櫃公司股票年週轉率平均高達200%，顯示持股20%的變動不當然代表經營權的異動。同期間有450-530家上市櫃公司市值未達15億，其股本20%的市值不滿3億元即一般公認的「重大交易」。在法規面，公司法對於子公司及關係企業的持股門檻為50%及1/3，我國立法者所參考的英國強制公開收購立法例門檻為30%。在司法實務面，過去涉犯違反強制公開收購規定的當事人，背景各異，有教育程度極其有限但屬標的公司創辦人家族的年長成員，有外資法人之外籍代表人，也有國內金融機構專業經理人，每個人因其財富、專業、國情等不同經驗值，對於「比例」的預期亦自有不同。在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數字及受規範者迥異的認知中，既然沒有修法的困難，在母法明定比例，似乎更符合法治國罪刑法定主義之要求。

在充斥授權立法、行政漸大的財經法制中，行政權多少取得制定刑罰規範的權柄，刑罰明確性的控制閥功能更形重要。行政機關作為實質刑罰制定者（或至少是補充者），其一切與制定、補充、解釋刑罰規範相關之公權力行為，也宜謹慎為之，力求實質符合罪刑法定主義之各項內容，包括明確性、可信賴性、可預期性等。針對強制公開收購制度母法之預定取得或子法之預定於50日內取得等用語應作何解，母法並未說明，學界討論頗豐，美僑商會白皮書（2014）以此為例訴求「加強對於證券法規的解釋及適用的可預測性及透明性」，行政院檢討報告亦表示改進措施包括「研議證交法對於公開收購之構成要件明確性....有關收購期間、預定等構成要件可再檢討」，顯示該用語先天高度模糊。其實文字意涵必然有一定延展性，有時具有彈性亦屬必要，但在法治國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下，刑罰規範制定者之相關舉措，更宜凸顯刑法的教育功能，亦即涉及構成要件時應盡可能事前明確、避免模稜兩可，必要時應變則變但不溯及既往，避免不教而殺，才能同時達到管制行為及保障人權的目的，真正發揮刑法的積極意義。

老年自殺一直都居所有年齡層的最高比率。依衛福部一一○年統計，我國六十五歲以上的自殺率為十萬分之廿七點六，是十五至廿四歲的二點九倍，還是十四歲以下的五十五倍。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自殺往往死意堅決，因此更有計畫性和致命性，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自縊。

世界衛生組織委託美國學術單位進行的研究顯示，相較於年輕人二百分之一的自殺成功率，老年人卻高達四分之一。台灣研究更發現，首次自殺即死亡者愈來愈多，甚至高於全球平均。但是，我國老年自殺的通報人次只有九點八％，是廿五至四十四歲通報人次的○點二七，可見國人對老年自殺普遍缺乏警覺性。

由於老人大多不具生產力，且逐漸步入人生的終點，相對於青少年自殺，老年自殺並未引起社會相對的關注。朱銘的輕生，除了令人不勝唏噓外，似乎也未能喚起相關單位對老年自殺問題的重視。

老年自殺有許多因素，憂鬱、失能、失親、獨居、久病不癒、家人失和，都是危險因子，其中孤單、憂鬱更居首位。據統計，台灣老人憂鬱症盛行率約十二到十三％，每十名長輩就有一人罹患憂鬱症，成為自殺的高危險群。研究發現，大部分老年人踏上絕路，患有憂鬱症的比例高達四十四至八十七％，尤其七十五歲以上男性更明顯。調查也顯示，許多老人想自殺的原因是不想拖累兒女。如果我們讓老人覺得活著是家庭的負擔、社會的累贅，自殺就成為老人「贖罪性」的選擇。

澳洲自殺防治研究中心研究發現，許多老人自殺追根究柢是因失去生命的意義。依據老年醫學研究，老年的死亡焦慮與自尊有密切相關，感覺活得有價值，具有生命意義的老年人，比較不會有自殺意圖。如果老後生命只剩下食物和呼吸，「我為什麼活著？」、「我如何活著？」就會成為老人對生命的質疑，尤其在孤單和疾病的脆弱時候。

在高齡化的社會，老年自殺是急需面對的重大問題。老年人居高不下的自殺率提醒我們，除了必須加強老人自殺防治工作以外，如何為老人創造更多的生活機會，提升生命價值，讓老人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是國家、社會和個人必須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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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火災動力學言，鐵皮廠房加高加大的空間設計，使火災發展過程中有充沛氧氣利於燃燒，且室內環境氣體增溫增壓，形成空間快速自然對流；加上作業廠房原物料及成品包裝數等，火載量與火災猛烈度比一般建物大；且廠房因作業需要難以實現防火區劃，使火煙恣意往多方向及上層更快擴展；廠房作業所需縱橫向風管貫穿延伸，致濃煙於同時間快速竄延，上層人員沒有足夠時間作出選擇。

國內消防法規為因應建築物火災成長，依滅火效能值規畫廠房每廿公尺配置滅火器，一定面積以上每廿五公尺室內消防栓及火警自動警報等硬體設備；也有完整自衛消防活動，如滅火班、通報班及避免員工逃生錯誤的避難引導班等體制；為使編組成員熟能生巧，也規定應每半年進行經常性演練。

本案所以造成重大傷亡，問題即在鐵皮屋、風管，再加上低度防火管理問題。在火災成長期間，場所內有訓練的員工應有足夠時間進行自衛消防；為何初起火勢在有相當充裕滅火設備配置下，竟無法有效控制火勢？近幾年來火災一再顯示許多業者有著自衛消防能力不及的缺陷，空有滅火設備無人善加使用，因此未來有必要再強化檢視防火管理軟體。

如能與歐美一樣正視自動撒水滅火設備的重要，或可避免憾事發生。撒水設備早在百年前即發展迄今。依美國防火協會報告，自動撒水設備能緩和重大資產火災損失衝擊，統計顯示撒水設備在火勢成長中扮演的角色現今無可取代。主管機關實應藉由災例教訓，修正倉儲場所設置撒水設備法規，使中小型工業廠房、尤其是高風險的輕鋼骨鐵皮屋，都能引用此控制火災的關鍵設備，以符合境況需求並與世界接軌，使業者追求營運產能不中斷前提下，達到安全永續經營。

台灣目前在英語學習和使用上仍屬於外語，甚至還不算是第二語言，日常生活並不需要使用英語，僅在學校的英語課程或某些科目上使用英語，因此缺乏學習動機和學習資源，這是推動雙語的最大困難。許多人都認為語言學習需要從小開始，我們看到許多雙語幼稚園，英語課程現在也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了，但是學習效果卻十分有限，為什麼？因為除了校內英語課，在家裡或其他生活環境中，我們並不使用英語，雙語環境的產生無法一蹴可幾。

檢視國發會的「二○三○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我們雖然肯定政府想要強化台灣年輕世代競爭力所做的努力，卻擔憂目前高中或大學生的英語能力是否可以接受全英語課程。方案中提及和英國文化協會合作的調查發現，有五分之一高三學生的整體英語程度已到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２）Ｂ２或以上等級。但這樣的結果卻解釋為「根據國內外研究，當學生的英語精熟程度達到相當於ＣＥＦＲ的Ｂ２等級或以上的Ｃ等級（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或高級），就有修習全英語課程的基本能力，不會因為面對不熟悉的語言授課而影響到專業內容的學習」；而以五分之一的學生來代表大部分學生的英語能力並不恰當。況且，全英語課程除了學生的英語能力外，還需考慮專業師資的英語表達能力。

雙語政策的另一個爭議，是這些政策或執行方式並未經過專業諮詢會議或公聽會。國家語言政策的形成和執行影響學子長遠的教育和未來，在規畫之初就應納入專業人員的意見，並具有更周全的做法。專業語言學者從學術理論和教學研究的觀點，可以提出雙語學習的優缺點、對母語學習的可能影響、英語非母語學生的學習困難、英語學習策略等等；學生也可從學習角度表達他們的意願或困難；更重要的是教師對於政策是否合理務實，是否有執行困難或衝突之處，都能從比較實際的方向來提建議。

另方案中雖提及學生英語能力有區域的差距問題，但除了提供數位教材與網路布建外，似乎沒有其他改善規畫。英語學習目前有很嚴重的城鄉差距及學校差距，執行雙語政策時必需考慮這些差異，否則不但雙語的目標無法達成，專業學習本身都可能引發災難。

雙語政策在許多面向，如城鄉差距、教師英語表達能力、學生輔導等，都需要配套措施。在語言學習研究和教學中曾有相關的實驗，例如在專業英語的教學與研究上，過去有英語教師與專業課程教師合作教學的案例，這些都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

台灣與大陸的連結從慎終追遠文化、民國歷史中綻開，並連帶引起了後續影響，激出若干火花。歐洲希臘「德爾菲經濟論壇」邀請馬英九出席今年第八屆的論壇、擔任演講人之一。

「德爾菲經濟論壇」屬民間的非營利組織，集結政治、經濟、學術等各領域具影響力人物，建立跨國網路與意見溝通平台，每年定期在希臘雅典德爾菲鎮舉行年會。這次馬英九被安排在當地時間四月廿八日上午「世界局勢事務」單元，討論東亞地緣政治的緊張。引言人是李成教授。李成教授生於上海，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職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撰寫和編輯了多本著作，對中國政治的研究相當著力。

最近台海議題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從裴洛西來台、環台軍演、半導體晶片大戰，台海火藥味濃厚，隨時有引爆戰爭的可能性，使得歐洲各國聚焦關注。馬英九到中國大陸祭祖交流，歐洲人驚訝察覺台灣人與大陸人有共同的祖先，這個連結象徵什麼意義？背後意涵是不是可以藉由雙方交流、坐下來談，而不需要動武解決爭端的可能性。

馬英九認為帶學生到大陸交流，讓兩岸青年更加認識彼此，是解決目前兩岸敵意上升、人民對立的最重要解方。因此，這次論壇安排一位在美國為美國人工作的大陸華人，擔任在台灣出生的馬英九的引言人，談論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或許能談出趨勢與願景。歐美也深知戰爭禍害全世界，促進和平才是王道。

馬英九參加該論壇的頭銜前後被改了四次：從台北前總統、台灣前總統、台灣前領導人，到目前的台北前領導人，可見歐洲對台灣還是很陌生。不過沒關係，這只是小節，勇敢地站出去，在世界舞台彰顯台灣的力量才是重點。

馬英九藉此機會可以正本清源，清清楚楚說出他的來歷嗎？馬英九的亮點在那兒？讓我們拭目以待，看馬英九說了什麼。

巴拉圭是目前中華民國面積最大、也是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一九五七年，巴拉圭在軍事強人史托斯納爾執政時與中華民國建交。然而一九九○年代巴拉圭民主化後，加上冷戰結束等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實施對外開放和多元化政策，因此主張與中國大陸建交的聲浪高漲。

多年來，台灣政府在雙邊關係上扮演重要角色，資助巴拉圭多項公共建設，但私人企業對巴國的投資卻微乎其微。從二○○三年到二○一八年，台灣總共捐贈近一億美元。過去因為巴拉圭政府無法提出適切的規畫及缺乏管控資金最後流向，台灣援助資金的運用受到極大的批評。但近年來已有明顯改善。為展現誠意，從二○二○年起，台灣自巴拉圭進口的牛肉大幅增加，並取消上限規定；到二○二二年末，台灣已成為巴國牛肉的第四大出口國。

二○○一年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後，與拉美國家的雙邊貿易額，從二○○二年的一八五億，大幅上升至二○二二年的三一二○億美元。此外，大陸積極參與拉丁美洲暨加勒比國家共同體，並成為美洲國家組織的觀察員，以確保大陸從拉美獲得發展所需原物料、戰略性產品及廣大的市場，並進一步孤立台灣。

由於中國大陸是全球黃豆及牛肉的最大進口國，而這兩項物品又是巴拉圭的兩大經濟支柱，這是巴國農牧業者持續要求與中國建交的最重要因素。此外，中國與巴拉圭存在巨大貿易逆差。中國出口巴國高達卅五億美元，主要是電子與紡織品；進口只有二千五百萬美元，而且中國仍以無邦交為由，禁止進口巴國牛肉。

《外交政策分析》指出，巴拉圭因為與大陸沒有建交，必須間接出口，因此每年損失約三億五千萬美元，約占其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但巴國最大損失是無法獲得來自中國的大量貸款和投資。雖然台灣資助的金額從二○○○年起的每年一四○萬美元，倍增至二○一九年的二千八百萬美元，但仍遠低於巴拉圭與中國建交後能夠獲得的金額。

長久以來，巴拉圭紅黨政府持續與台灣維持邦誼，主要是雙方政府高層建立深厚的友誼以及經濟的連結。

美國一直視拉美為其勢力範圍，然而冷戰結束後，拉美逐漸遭受美國的忽視，這造成中國趁機在拉美大肆擴張勢力。美國與中國在拉美的爭鬥已非只是經濟戰，更攸關價值觀及西半球的安全。

其次，目前拉美社會在意是到處都是中國的智慧型手機、中國協助建設的橋梁、球場、水力發電及其他大型建設。最近廿年，中國提供拉美一七三○多億美元的直接投資，中國也幾乎是所有拉美國家的首要貿易夥伴。再者，由於目前左派政府在拉美多數國家執政，普遍存在疑美及反美情緒。這些都顯示美國影響力下降，並有利於中國勢力擴張，也可能進一步危及台灣與巴拉圭的邦誼。我政府實應慎思解決之道，嚴陣以待，以免重蹈宏都拉斯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