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一等於四，算術很簡單。問題是，當一年兵，能和一年的學習畫上等號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難道不論填什麼進去都沒差？減少修業年限這等大事，竟由國防部越俎代庖已經很荒唐；更奇怪的是，教育部忙不迭幫忙加碼：各大學只要能吸收一名學生加入這項速成計畫，即可獲六至十二萬元補助，教育部以為自己在開快餐店嗎？

用兵役來稀釋大學教育，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都太廉價，也夠粗魯。用金錢鼓勵大學配合政策，難道不怕玷汙作育英才的精神？閣揆陳建仁是院士出身，他真的相信專業學習有速成班嗎？目前大學入學門檻很低，學生素質已大不如前；如今又為一年兵役，去削減他們的學習時光，真是本末倒置！

老實說，「3＋1」方案不僅是對大學的糊弄，也是對兵役的貶抑。這種作法，擺明了視兵役為「不必要的人生負擔」，是年輕人踏入社會的絆腳石，才需要特別設法彌補。蔡政府延長兵役已極不智，現在又砍修業時光去置換，不正是削足適履？

面對台海兵凶戰危之局，各黨總統參選人無不把「和平」高掛嘴邊；既要和平，就有必要恢復經貿、旅遊、文教等民間交流，以消融過去七年積累的兩岸冰霜。其中較不涉政治與意識形態對立的旅遊、文化、宗教與教育交流，應是政治黑手最不該插入的領域；特別是立基於學術自由與校園自主的大學，若連交流都要像國安審查般嚴審密查，如何奢談學術、思想乃至科學創新的自由？

賴清德日前出席台大「校園總統馬拉松」座談會，被問到最想與哪位國家元首共進晚餐時秒回「習近平」，並說會勸對方不用壓力那麼大。但對照蔡政府能禁則禁、能擋則擋、兩岸交流幾乎全都卡的態度，賴清德首先應該勸蔡總統「不用壓力那麼大」！否則，賴習可以共進晚餐，兩岸交流百般禁制，賴清德的主張就不像是「反共不反中」，反而更像是「反中不反共」！

蔡政府真的「不用壓力那麼大」。例如，新北三重先嗇宮和甘肅天水已經第五年共同舉辦「祭伏羲」典禮，陸委會今年竟扮演起警總角色聲稱要調查懲處。再則是即將於七月中開幕的台北夏季旅展，台灣旅遊交流協會專案申請，邀請對岸文化和旅遊單位、企業等來台參加，但各部會卻以互踢皮球方式變相卡關。

馬英九邀對岸五校陸生來台交流，先是陸委會放話不要送件，送了也不會過，然後又是教育部限期接待學校說明陸生到該校的必要性、急迫性及不可替代性，以及如何確保活動順利進行以維護校園安寧與師生安全等技術性理由明審暗擋，道盡蔡政府高唱兩岸和平之虛偽，以及政治操控與選票算計之精明。

以校園安寧及師生安全來說，固然四年多前的反送中運動，曾在校園內造成陸生與港澳台生的對立衝突，殊不知當時正值蔡英文狂賣「芒果乾」拚連任的高峰期，又是學期間最多陸港澳生住宿學校的時刻；如今大學幾無陸生，暑假校園也幾近空城，教育部高舉「師生維安」旗號，莫非骨子裡是想召喚搞校園對立的側翼，屆時莫忘前往鬧場圍堵？

至於必要性、急迫性及不可替代性，蔡政府應該心中有數。面對少子化海嘯狂襲，不要說私校，就連國立大學也滿滿危機意識。兩岸大學交流已因政治及疫情等因中斷數年，在陸生來台將啟未啟之際，對於有機會搶占吸引陸生先機的教育交流活動，豈容大學錯失。

進一步剖析，更可見蔡政府的政治算計。行政院先前拍板調高公立大學學術研究加給，並應允補助私校；接著賴清德要年砸一五○億元，補助私校大學生一年二萬五千元學費。選前教育大撒幣，其實是拿人民納稅錢挖東牆補西牆的騙票之舉。面對高教困境，既無力全面公共化，就應放手讓大學各憑本事求生，尤其是開放陸生。然而，蔡政府卻還想利用獎補助加大扼住大學咽喉的力道。畢竟一旦沒了這雙黑手，誰還管教育部政治干預的函文？

賴清德說最想與習近平共進晚餐，蔡政府卻對兩岸民間交流設下重重關卡，這如果不是蔡政府「只許州官放火」、「綠能你不能」的封建專制思維，就是賴清德太過虛偽矯情；或者，賴清德本來就是在「練肖話」？

一直以來，台灣表面上雖有地方自治的實施，但不僅法規不夠完備，體制運作上亦很明顯地傾向中央集權。幾十年間，這個中央集權的事實，在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上，豢養出一堆只會懂得哭窮而伸手要錢的地方政府。地方稅雖為地方政府的稅收，但稅法的制定權卻完全掌握於中央手中。

其實，我們的財劃法在1953年就已制定，但規範地方自治的「地方制度法」與地方自行課徵地方稅的法律依據「地方稅法通則」，卻分別遲至1999年與2002年才出現。是故，財劃法中所規定的各項地方稅目例如印花稅、娛樂稅等之課徵，皆以中央統一制定的個別稅法為準繩，此即所謂「法定地方稅」。至於地方為辦理自治事項而行使的課稅如特別稅、臨時稅與附加稅等，皆為地稅通則通過後才有的經驗，這些由地方自行制定之稅課另被稱為「特別地方稅」。

這種地方稅區分並非地方稅制設計的原意，更不是正式的法律名詞。雖然根據中央標準法規定，只有中央可以制定法律，地方所制定者稱自治條例，但在程序上它也是經由地方民意機關審議通過，且還須經中央查核同意後才得以施行。就此而言，為什麼只有中央所制定的地方稅才叫做「法定」而地方所制定者就不能稱為「法定」地方稅？此外，地方在制定「特別」地方稅時，並非擁有完全的任意性，還得要遵守中央所制定之地方稅法通則的規範與約束。

長久以來的中央集權，造成地方對中央的依賴程度益愈嚴重，自我負責的財政能力幾近淪喪。中央在地制法通過後，雖然被逼的要釋放出一些權力給地方，但在「捏驚死，放驚飛」的矛盾心態下，一方面仍完全保留既有的地方稅控制權，另一方面則試驗性的開放部分「受限制」的地方稅制定權給地方。就政治現實角度言，這或許是項無可厚非的做法，但制度的改革卻不能因此而停滯不前。

這次參與2024年總統大選的三位主要候選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曾經做過直轄市市長。因此，他們對於中央與地方財政權力的失衡，皆有別於常人的深切體認。如今意欲民眾支持其擔任更高領導人，對於這項事關國家資源分配與地方自治體制的權責改革，自應提出更具大刀闊斧的方案，以具體的承諾一新國人耳目。我們的建議如下：

其一、廢除印花稅，但在此之前先翻修財劃法。財劃法乃界定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基本法，惟已經20餘年未修，許多規定早已不合時宜。近來民間迭有廢除印花稅之議，此乃因該稅擾民不便且稽徵成本過高，但由於其為地方主要稅收之一，以致各地方政府盡皆極力反對。今若能透過財劃法的修正，先提高與穩定地方財源，則地方政府將無需因擔心稅收損失而無奈的力保一項惡稅，妨礙整體稅制改革。

其二、重塑娛樂稅，並將其從法定地方稅改為特別地方稅。娛樂稅具有特種消費稅性質，隨著時代變遷娛樂活動種類日新月異，其課稅項目的合宜性的確需要重新檢討。惟由於目前中央只規定娛樂稅稅率的上限，各地方可視訂定各自的徵收率，若地方將徵收率訂為0%，即形同不課稅。就此而言，娛樂稅應是現行所有中央法定地方稅中，地方權力最大的一個租稅，亦是最接近特別地方稅自主精神的稅目。從而，若能修法將其改為完全由地方自行制定稅率，不僅為法定與特別地方稅的融合締造範例，更可為未來提升地方財政的自主鋪路。

意外多處洩漏瓦斯是軟硬體問題，硬體可能是管路相關零組件如開關閥門劣質或不良等問題；而軟體是設備維護管理問題。在天然氣事業法規定，公用天然氣業者應有輸儲設備維護計畫（日／周／月／年維護）以及後果分析及風險評估，且應僱用一定人數之專任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負責輸氣管線工程施作及其相關安全維護作業。

天然氣主成分甲烷係屬易燃易爆物質，引火之危險性比任何易燃液體更高，主因是其爆炸下限低（五％），一旦洩漏比空氣輕易往上部移動，如在通道樓梯間可往室內飄移，可在通風不良處累積相當量濃度。起爆原因連任何靜電、金屬火花等都足以引爆，更遑論高能量之電氣開關火花或是明火（爐火）。因此，一旦瓦斯在建築物內洩漏，不需多大能量（熱能），即可造成氣爆起火。現今全台公寓大樓多使用天然瓦斯，政府主管部門應再進行把關，民眾也應具備瓦斯洩漏基本應變知識。

以火災學而言，瓦斯燃燒僅有二種型態，一種是擴散燃燒，另一種是混合燃燒。擴散燃燒是我們日常使用瓦斯爐火進行煮食之用火行為，即瓦斯氣體未與空氣中氧混合，而是先有點火（熱量）而再點燃流出之瓦斯，即一面瓦斯擴散一面進行燃燒，燃燒火焰大小取決於瓦斯流出量，此可由其開關調節來控制火焰大小。而混合燃燒即所謂氣相火焰之化學性爆炸，如本次事件即屬，其燃燒速度快且帶有壓力波行為之爆炸類型。爆炸威力取決於其外漏量規模，此由瓦斯管徑與洩漏速率、洩漏時間及環境幾何空間來決定其氣爆範圍。

從本次新聞報導得知，因瓦斯管內壓力過高，疑似造成末端之抗壓不足之管接頭或閥門多處洩漏，如果洩漏達到一定規模，使這些環境空間相連，屆時一旦點燃之爆炸威力將更具規模。從九樓住戶火災後畫面顯示，洩漏瓦斯被引爆後，管內瓦斯仍然持續供應，緊急遮斷閥疑似仍未啟動，室內燒燬區域碳化跡象明顯。

在瓦斯洩漏應變方面，如果出現瓦斯洩漏現象，第一先關閉瓦斯總開關，假使無法關閉洩漏源，現場任何電氣開關皆不能動，迅速疏散人群，快速引導往外移動，進行現場區域管制，並交給消防人員處理。記住，人員應遠離洩漏區，管制現場，瓦斯業者派員關閉主閥門，而消防人員可部署消防水線，噴撒水噴撒累積室內瓦斯形成惰化現象，或依條件進行通風稀釋到安全濃度範圍。

本次不幸事件再次凸顯相關單位及民眾對瓦斯洩漏應變之迫切重要性，在管路流量如可監控情況下，能發現迴路異常，應及時告知使用端或第一時間疏散周邊人員，以免形成特定多數人受傷之事件；且瓦斯氣爆案在今日台灣社會環境，也極有可能不會是單獨公安事件。

但此解釋明顯是瓦斯公司避重就輕的模糊說法。在工安災害事故調查時，有三個原因必須深究：第一是直接原因，是什麼危害物或能量直接造成危害？第二是間接原因，是什麼不安全的行為或不安全的環境間接造成危害？第三是根本原因，是什麼潛在的系統管理缺陷導致危害？

以此案為例來說明，第一，直接原因：後端管路內高壓瓦斯直接造成危害。第二，間接原因：瓦斯管內雜物造成軸流閥皮膜破損，導致後端管路壓力過高。第三，根本原因：是什麼潛在的系統管理缺陷，使得瓦斯管內會進入雜物，且後端管路壓力過高卻沒有警報，或有警報卻沒有後續處理，或有處理但卻無效？

必須深究的是第三個「根本原因」，新竹瓦斯公司卻沒任何著墨，只提出「獲知壓力異常後第一時間即派員維修」的官樣文章說法，彷彿已盡最大努力。但這樣是不夠的，災害事故後檢討之目的，就是要避免再次發生同類型災害，更換軸流閥皮膜絕對不是能避免再次發生事故的解方。到底為什麼雜物會跑進去瓦斯管內？為什麼後端管路壓力過高後的偵測與處理措施無效？才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

天然瓦斯主要成分為甲烷，比空氣輕，即使洩漏也較不易蓄積（往上飄升）；液化瓦斯（桶裝瓦斯）主要成分為丙烷與丁烷，比空氣重，洩漏後容易蓄積（往下沉降）。所以之前的瓦斯氣爆事件通常在一樓或地下室，很少有高樓層案例。且天然瓦斯管路系統有全天候預警監控、遮斷、緊急停止及壓力排放等防災設施，能迅速遮斷瓦斯供應，防止災害發生。

另監控系統設有壓力監視、地震偵測、漏氣偵測及火災偵測等智慧自動化功能，更配置專業人員全天監控維護，作業機制嚴謹，實在不應出現此次竹北大樓氣爆事件。

期盼消防局火災調查報告能告訴我們真實原因，而瓦斯公司亦能針對根本原因徹底改善；否則此類「瓦斯整壓站」若成為氣爆的隱憂，在都市地區使用天然瓦斯的大眾，豈非只能祈求祖先積德、神佛庇佑？

陳吉仲不為台東釋迦農拓展市場也就罷了，竟還扣饒縣長「配合中國起舞」的帽子，台東鄉親感謝饒縣長之餘，誓為饒縣長討回公道！

農產品輸出必須符合檢疫國輸入規定，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外國的農產品要輸入我國，亦須符合我國檢疫規定。同理，台灣的農產品要輸出至別的國家或地區，也必須符合該國家或地區之規定；因此，大陸以介殼蟲為由禁止鳳梨釋迦輸入大陸，務實因應的方法，就是在農產品生產、打包及裝運的過程中，嚴格排除任何可能不符合大陸檢疫要求的問題。

台東縣政府面對釋迦卡關問題，實事求是擬定「台東鳳梨釋迦輸入大陸品質管制規範」，與台東大學合作，針對有害生物零檢出及安全用藥輔導農民、輔導果園加入產銷履歷驗證，提升檢疫水準後，終獲大陸的認可。

本次鳳梨釋迦輸陸，已建立台灣農產品行銷大陸的模式，農委會應積極輔導農民及經銷商完善相關配套措施，不是遇到大陸相關規定就甩鍋給大陸、酸言酸語地方政府；中央如有政治考量，不妨就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處理。

台灣與大陸一峽之隔，台灣農產品最大銷售市場仍是大陸。以鳳梨釋迦為例，從高雄港裝櫃到廣州江南市場，一個晚上就到達，再經由江南市場配送至大陸沿海各省甚至內陸，釋迦仍保有原來的新鮮度，交通運費也是最低；因此不可否認，大陸是台灣農產品最佳的市場。但國際貿易是彼此互惠，筆者建議台灣亦可輸入大陸的農產品，才不會有大陸過度讓利之嫌。

饒慶鈴縣長為台東釋迦農解決鳳梨釋迦銷往大陸的問題，她不但沒有出賣台灣的利益，而且是盡地方父母官的責任；她不是「配合中國起舞」，而是真心為釋迦農謀福利，台東縣鄉親不容陳吉仲汙衊饒慶鈴！

但就在外界觀察俄羅斯有可能會重蹈一九一七年俄國在戰爭失利之下所掀起的革命，最終導致俄羅斯帝國的瓦解之時，在台北時間廿五日又傳出在白俄羅斯總統魯卡申柯的居中斡旋下，普亭與瓦格納集團的普里格津已達成協議，並已撤軍。

事實上，瓦格納集團雖然得到俄羅斯政府的支持，但其本質仍是私人傭兵組織，因此與其說行動背後有「清君側」的政治動機，不如說是為了待遇問題而有近日的行為。特別是在近日俄烏兩軍交戰下，瓦格納集團也一定承受了相當的損失，同時在俄軍補給不足的情況下，都讓瓦格納集團與俄羅斯官方出現不少矛盾。

但在合約期內若擅自結束作戰行動，瓦格納集團是否能收到原有的待遇條件便是疑問。特別是本次瓦格納集團的組成分子裡，有不少來自監獄的囚犯以「自殺突擊隊」的方式參與瓦格納集團，這些分子在作戰行動擅自結束後，是否依然享有之前俄國所承諾給予的赦免條件？在前景不明的情況之下，自然成為此次「叛變」的種子，但也證明了此行動的後續影響有限。

但對普亭而言，此次瓦格納集團叛變，也凸顯了普亭對於武裝力量的掌握上可能出現了問題，未來在對軍隊的管控上可能會更為獨裁。甚至在瓦格納集團叛變時，是否有其他部隊或政治人物響應？而這也有可能會是普亭「引蛇出洞」的策略，藉此觀察目前在政軍界中對普亭不滿人士的態度，可能也會成為日後整肅的對象；民眾對瓦格納的支持，也代表政府需要更為高壓的管控政策。這些都會是普亭心中的算盤。

最後，在俄烏前線上，烏克蘭部隊在取得西方國家支援後所發動的反攻，是否能奪回更多被俄羅斯控制的區域，會是日後談判重要的籌碼。而在瓦格納部隊逐漸退出前線之時，是否會讓士氣不振的俄軍更雪上加霜？特別是兵力原先便相當有限的俄軍，是否能守住廣大的烏東與烏南防線？是否會給烏軍更多的機會？這些都是此事件帶給俄烏戰場未來發展的變數。

金融科技在國際上已是金融業的關鍵推動力，讓金融市場更有效率和競爭力，傳統難以得到充足服務的消費者也多了融資管道，有助於普惠金融。但世界銀行二○二一年「金融科技中的新類型消費者風險和新興監管方法」報告指出，新冠疫情推動消費者轉向數位金融服務、使用金融科技，優勢雖大幅彰顯，消費者面臨的風險卻也等比例增加 。

該報告聚焦四種關鍵金融科技產品衍生的消費者保護風險，包括數位小額信貸、市場借貸平台P2PL、基於投資的眾籌和虛擬貨幣；建議各國政府應制訂監管政策和投資人保護原則。

G20/OECD（廿大工業國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最新的二○二二年「高層次金融消費者保護原則」中，已將數位技術對金融消費者的「影響、機會和風險」，列為貫穿十二個保護原則的共同重點。例如，在法律、監管和監督框架原則上，要涵蓋數位金融產品和服務；在金融可及性與普惠原則上，要正視消費者的數位落差；在金融素養及意識原則上，要提高消費者的數位金融知識，強化其對數位安全風險的認識。

在公平待客原則上，強調金融科技決策不應對消費者帶來歧視性的結果；在保護消費者免於詐欺、詐騙和濫用原則上，監管單位和金融服務提供者，要隨時因應數位資產的新發展更新保護機制，降低網路詐騙風險，而發生財務損失時，金融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間要有明確透明的責任歸屬規範；在保護消費者資料數據和隱私原則上，消費者的財務和個資應透過適當的保護機制加以保障。

英美是全球金融科技發展重鎮，兩國均高度強調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重要性，一方面藉由金融監理沙盒放寬傳統高密度的監管、鼓勵金融創新；同時也透過制度的推動強化消費者保護。兩國都將數位金融消費者保護納為政策重點。

我國金融科技應用愈來愈普及，然而數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制度和發展尚未跟上腳步。例如「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適用對象是金融服務「行業」，而不是以交易行為來規範，一旦有金融科技公司涉及違法，由於不屬於金融服務業，消費者就無法受到金消法保護。

再者，金消法許多重要的消費者保護條文，例如第七條金融服務業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第八條的廣告真實規範等，都未提供受害者請求損害賠償的救濟。且我國不像英美設有獨立且有預算支持的專責金融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難以真正避免來自產業端的影響，落實消費者保護。

除法規面之外，加強金融消費的素養教育、提升消保意識，更必須加快腳步。金融已是庶民生活的重要元素，雖要呼籲民眾避免受騙、自我保護，政府也應從政策法規面充分給力，才能盡快為全民撐起保護傘。（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永續創新學院院長）

聯合報廿二日健康版馬偕醫院臧汝芬醫師指出利他能是處方藥，呼籲勿汙名化，十一日民意論壇則有李基福先生投書「過動藥管制應查是否鬆動」，均關注著過動兒的用藥課題。

誠如臧醫師提的案例，二○一○年某報頭版「管教毒招 □安親班餵『兒童古柯鹼』」，引起過動家族的親師生、醫界、學界一片譁然。當晚，現任台大醫院副院長的高淑芬醫師（時為台灣兒童青少年醫學會常任董事）與本人舉行記者會，聲明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非其所願，用藥是因應、是處遇之一，患者、親師與藥的本身，何罪之有。

聲明該正視的是，過動兒的就養、就學、就醫、就業等全人人生課題良善精進與否？優勢被引導被看懂否？教養教育適切否？用藥的衛教與更多元的用藥選擇在何方？政策立準了讓親師生去從有所依歸了嗎？而社會大眾能了解、接納、同理並協助過動家族嗎？

飛魚「費爾普斯」是過動兒，締造了奧運傳奇。在國內各行各業闖出一片天的，如企業家、慈善家、表演藝術者、文學、音樂、設計者都曾現身說法。「懂得看，就看得見」，是的，他們是過動兒，各有天賦，而非「麻煩製造者」。若您見著了他們的純真好奇、跳躍思考、創意無限，且「永遠不會累」的精力充沛活力十足，如若願意，請許過動兒燦亮的未來，成社會中堅，而非汙名化其人其用藥。懇盼之。

行人穿越道路所涉及的情境，大致分為路段與路口兩大類，其中路口又分為號誌化與非號誌化兩種。若再考慮行人是否違規，情況將更複雜。執法取締雖能立竿見影，但僅以單一標準將事情簡化，且一味咎責於車輛駕駛，自不符情理法，更難服大眾。

行人行走於路上，有所謂的「帝王條款」加以保護，縱使違規，車輛亦應避免撞擊。然而，如果發生事故，不代表就完全沒有肇責，仍應視當時狀況而定；例如附近有行穿線不走，卻違規任意穿越路段中央即是。此次所訂之取締原則，似未考慮到此種情況，卻經常是釀成行人重大事故的原因。

行人事故仍以路口為大宗。以十字型路口為例，若無設置號誌，行人可由路口四方穿越，車輛無論轉彎或直行，均可能和行人發生衝突。若行人一踏入路口即規定車輛停讓，勢必增加車輛逗留路口時間，造成車流的干擾，並提高車輛互撞的機率；然若路口並未畫設行穿線，又如何界定行人已進入路口？

路口有號誌控制時，又依是否設有行人號誌而不同。若無行人號誌，行人依車行號誌通行，綠燈時即可能發生左、右轉車輛和兩側行走行人的衝突。此次警政署的取締原則，主要應是針對這種情況。

但當路口很寬且行人遠在另一端剛起步時，有必要早早停車苦候嗎？再以道路中央設有公車專用道為例，遠端行人走到路中央搭乘公車，車輛卻被要求停讓豈不突兀？

此一規定不啻要車輛駕駛分心遠觀，反而容易疏忽眼前立即的危險，包括汽車右轉時右側直行欲超越的機車。尤其是左轉車輛，對向直行車及左側前方行走路人已令駕駛難以兼顧，何況還要分神察覺左側後方遠端視角以外的行人？

最後再談一下設有行人號誌的情形，徹底解決之道就是設置行人專用時相，將人車完全分離，自不會發生禮不禮讓的問題；但此方式會嚴重衝擊到都會區幹道的行車效率，難以全面推行，因此問題又回到上述路口人車共行的狀況。

由於人行速度遠低於車速，一般多會提早關閉行人綠燈，中止行人繼續進入路口，以預留足夠的時間供已進入路口的行人安全通過。而某些繁忙的路口，會更早結束行人綠燈以清空行穿道，將騰出的時間供轉彎車輛使用，因此常導致許多行人不耐久候闖越紅燈。在此情況下，車輛讓與不讓，罰或不罰，是否也該規範？

此次相關部會為求立即改善行人安全，擬強力取締路口車輛不禮讓行人，以洗刷行人地獄的汙名，可以理解。然而取締標準過於簡化，未能考量道路設計、交通管理及交通行為的複雜多樣性，僅依單一原則以一刀切方式處理所有路口違規的行為，除有失公允，亦欠缺執法嚴謹性。看似簡化了執法問題，實則引發更多爭議，並加重車輛駕駛不必要的負擔，不見得有利於整體的道安，宜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