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的人，講話就是比較放肆。但像郭董這樣，把跨政黨合作直接套上企業的「併購」概念，彷彿有錢的人就能一口吞掉別人，未免太財大氣粗。也難怪，柯文哲非但未露出「待價而沽」的喜悅，民眾黨內反而雜音四起，郭柯會只好喊卡。

如果郭台銘也自行參選，那麼總統大選的「三腳督」就變「四腳督」了。根據最新民調，侯友宜支持度尚無起色，但郭董也笑不出來，他排名老四。更尷尬的是，一旦出現四腳督，柯文哲的民調就從稍早的領先一次跌回原點，只剩下兩成。原因不難理解：柯Ｐ的領先者形象，只是「郭粉」暫時寄生罷了。

郭台銘參選總統的意志，讓人敬佩；但他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任性和霸氣，則令人難以恭維。更可議的是，他認為一切都可以用錢擺平的心態，讓人擔心可能危及台灣的民主。政治如果淪為金錢萬能遊戲，公平正義就蕩然了！

四年前的殷鑑不遠，郭董好好想想自己要留下什麼。

懲戒法院院長性騷案爆出後，司法院在第一時間堅稱未接獲申訴，但又表示會啟動調查、絕不寬貸；後來則稱是尊重被害人不要曝光案情、不要啟動申評會的意願。但前後矛盾的說詞，不管是欠缺性平法治概念，還是有意為特定人掩護，都讓基層法官聽不下去，更給司法公信帶來難以估計的傷害。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其中所稱「知悉」，十三年前勞委會就已明確指出，包含雇主「可得知悉」情形，並不以被害人提出申訴為限。《司法院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更規定：本院各級主管於「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應通報性騷擾申評會處理。換言之，被害人要不要提申訴，並不影響案件的啟動調查；司法院只要知悉，就該展開調查。

如果連司法院秘書長都不遵守司法院的規定，以當事人不願申訴為由私了，讓涉性騷的院長提早退職，司法院怎麼好意思跟民眾談遵法守法？每當司法處理性平案出現爭議，司法院一貫回應就是會加強法官性別教育，但從這次粗糙的處理手法，顯示司法院高層骨子裡毫無性平意識，更沒有處理性平案件應有的基本程序概念。

性騷爭議在司法界不是第一次發生。二○一八年懲戒法院前身、公懲會的職務法庭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法官陳鴻斌性騷擾女助理案，從原本的免職改輕判罰款兩百萬元，外界譁然。蔡總統後來在臉書表示，該案讓她深刻感覺，台灣社會離性別平等還有一段路要走，更強調務必在司法制度中落實性別主流化。

司法院隨即聲明「深表贊同」，強調會全力以赴。不久，司法院長許宗力率所有主管上性別平等課，並在致詞時表示，司法不能成為性別暴力的幫凶，要在受害者鼓起勇氣發聲時，伸出友善的手，「使司法成為受害者的靠山」。他更希望建構一個對性別不平等保持敏銳的司法體系，還說這始終是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但性騷者可以安全下莊，司法成為誰的靠山？

此案引爆的不只是司法院處理性騷案的態度問題，還包括司法院這幾年的用人爭議，許宗力任內向總統推薦的懲戒法院首長石木欽、李伯道先後爆發醜聞；如今，負責處理性騷案的秘書長逼退懲戒院院長後，自己卻接任上位，毫無利益迴避意識，跟許宗力面對再任大法官爭議時自稱沒有違憲，同樣荒腔走板。

司法院以性騷指控讓李伯道提早離職，還把李伯道退職與林輝煌接任同時上報總統府，自始至終避談李伯道性騷行為，只用「健康因素」掩飾真相，面對各方詢問始終語帶模糊意圖淡化，是要迴避當初推薦此人給總統的責任？更諷刺的是，許宗力在懲戒法院院長交接典禮上致詞時，還對李伯道任內表現充滿肯定，如今更讓人倍覺荒謬。

懲戒法院院長性騷案，不只是性騷，更讓各界看到當今司法官場現形記，這樣的司法院，論司法改革已是奢談，「使司法成為受害者的靠山」，更是天方夜譚。這責任又該算在誰身上？

長期以來金融交易該如何課稅，是財政部的頭痛問題。最近因營業稅法中有關金融營業稅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的規定，將在明年底落日，再次受到社會關注。事實上，金融總會於去年9月的「金融建言白皮書」便提出縮減5%金融營業稅適用期間為八年，但未獲得財政部正面回應。

今年3月工商協進會再次呼籲政府調降或取消金融營業稅。金管會亦去函財政部，要求維持營業稅法中的金融業特別準備金機制，並請財政部注意以銷售總額課徵金融營業稅對金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面對金融業者與金管會的建議，財政部迄今僅表示會在明年底前，慎重評估政府政策與財政狀況再做決定。

過去十餘年來，每年約500餘億元的金融營業稅是維護金融體系穩健與政府財政收入的共同基礎。如今金管會僅表態要求保留金融業特別準備金，使得後年起財政部便能名正言順地將250億元以上的金融營業稅納入政府收入。國家財政雖因此稍有改善，但5%營業稅對金融產業發展的負面影響卻不可不察。

回顧金融營業稅的歷史沿革，正好說明台灣金融產業近25年來的滄桑。政府於1999年為發展亞太金融中心，效法多數加值型營業稅國家豁免金融營業稅的做法，調降稅率成為2%。無奈當時政府還要化解亞洲金融風暴對台灣金融業的後續衝擊，遂暫以3%金融營業稅作為「遵循政策成本」，要求業者加速沖銷逾放或提列備抵呆帳。2001年政府又將2%的營業稅移作金融重建基金財源，但政策上仍宣示要持續朝「免徵營業稅」的方向努力。

隨著金融重建基金第二度資金挹注，以及2008年金融海嘯後金融監理模式改變，政府不再以推動金融中心為職志；部分金融營業稅除了撥入限期專款專用的金融業特別準備金外，更把維持高金融業稅負「回饋」社會，做為政治正確的操作手段。

如今隨著撥款金融業特別準備金落日到來，大家終究還是應回歸平常心，公允探討金融營業稅的調整。我們因此建議未來可從三個面向檢討金融營業稅的問題；亦即，考慮課稅的公平性、合理性與金融產業的發展性。

首先，政府須解釋為什麼對金融業採取不公平的總額而非加值的方式課稅。其實，政府只要訂出明確的「遊戲規則」，金融業授信的「進項」成本就能核算。若政府堅持以設算總額稅率課徵營業稅，那麼稅率就必須降低，而且稅率調整要能有彈性，以避免產業或業者之間的稅負失去公平。

其次，政府要清楚說明，堅持區隔金融本業、專屬本業與非專屬本業的合理性。觀諸OECD國家是以賺取利差或收取費用來區分主要與非主要金融業務，而我們則以想當然耳的主觀意思分類金融本業與非本業，其結果則是影響提供金融服務的靈活度。以供應鏈金融為例，業者透過應收/付帳款，建立代收、代付、墊付與授信的一條龍服務，就可能因不同稅率規定而增加營運複雜性。

第三，台灣過去偏重高科技的產業政策使得經濟成長失衡，金融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金融發展口號也從亞洲企業資金調度中心轉成高階資產管理中心；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金融保險業產值占GDP比重竟從1997年的8.61%滑落至去年的6.39%。營業稅制雖不是造成金融業成長相對落後的唯一因素，但財政部應確切認知，高營業稅率會傷害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

台灣的金融營業稅制已到必須修正的時刻了。金融營業稅過去承擔著政府財政收入重責，也曾扛起金融監理失靈的龐大成本。金管會最近表達金融營業稅的「節制」立場，不禁讓人擔憂財政部稅收本位主義將主導未來金融營業稅的走向。今年正值總統大選，我們因此期盼候選人正視營業稅對金融產業發展的影響，並提出公平合理且具體的改革政見。

全國電力資源供需預測是由能源局的智庫，利用來自政府單位（包括台電）的有關資料，在經濟部召開之電力供需會議，討論未來用電需求及發電機組排程，估算出備用容量率未來值。這些資料包括經濟、氣溫、人口、節電成效、半導體產業及重大投資用電需求、車輛電動化目標、民營電廠採購進度、再生能源規畫目標、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成效、夏月尖峰機組出力資料、備用供電容量執行等。因為所討論的議題涵蓋許多不確定性，因此公布的資料常受到許多專家的質疑。

過去六年（一○六年到一一一年）的全國電力備用容量率預測與實績比較結果顯示，供給面預估偏樂觀，每年對未來年度備用容量率預估平均約高估二點六八七五％。一一○年的報告預測一一一年新增光電三五五萬瓩，實績是二○二萬瓩。要達成備用容量率預估目標值，新能源及燃料供應期程必須趕得上。今年報告所列一一五至一一八年新增五百萬瓩燃氣機組，廠址、環評規畫未做明確說明，將影響一一五年以後的備用容量率預估準確性。

若寬列高估未來備用容量率預測，在即時備轉率低的情況下，就必須有可靠的短期電力調度因應措施。若這種情況發生多了，再加上機電事故造成的供電中斷，就會降低人民對官方供電備用率預估的信賴感，強化缺電的觀感。

適足的電源與強韌的電網，是供電可靠度的基礎，除發輸配電設施擴充期程可能延宕之外，台灣存在一些「備而不用」的政治風險機組。美國將備用容量計算分成「預期備用容量—包括興建中或已批准發電計畫」、「展望備用容量—包括已申請但計畫尚未獲准之發電計畫」，另外訂定「參考備用容量」以供檢討比較。考慮上述情況，美國及歐洲電業以機率統計方式分析缺電量，來檢討未來電力供需。

是否缺電是機率問題，缺電與否的攻防論證上，為驗證各界意見的可信度，建議最好能說明在何種情境假設下的缺電機率、缺電量和缺電時間，並說出基於台灣整體供電安全、經濟及環境考量下，什麼樣的可靠度標準是可接受的。

在擴大再生能源使用的努力上，先進國家會分基載及維持動態穩定的彈性供電資源類別，詳列供給面及需求面的預估備用資源，有足夠彈性資源才可降低再生能源變動及偶發機電事故對即時電力系統運轉的影響。

極端天氣帶來的供電風險正在增加，美國聯邦電力可靠度委員會最近完成一項法規，要求電力公司和電網公司更新可靠性標準，要求電力公司和電網公司對極端天氣事件的風險進行詳細評估，這些都是電力供需分析須考量的範圍。

未來的電力資源供需報告應該更透明，增加利益關係者的參與，並包括機電基礎設施供需說明，而非只是電源的部分。建議仿效英國國家電網為實現二○五○年淨零排放，在未來能源情境報告中所採用之方法。他們認為利益關係者的參與，是確保所建立的情境是往能源未來可信且可靠的途徑。

協和新一、二號燃氣機組原定一一六、一一七年六月商轉，舊的燃油機組則預定一一二年十二月除役。報告中「一一二至一一八年未來電力供給規劃圖」，舊機組除役時間未變，新的一號機商轉則延至一一六年十二月，二者相隔三年；至於新二號機何時商轉則未記載，可知最快也要到一一八年底之後，與舊機組除役相隔至少超過五年。

協和電廠新舊交替能有如此長的空窗期，電力供應必有替代方案。

報告預估一一二至一一八年間燃氣機組約「淨增加」二○二九萬瓩，若扣除其中協和新一號機的一三○萬瓩，仍有一八九九萬瓩，約為協和電廠現有裝置容量一百萬瓩的近十九倍。而同期除役的煤電五百萬瓩、油電一二八萬瓩、核電二八八點七萬瓩，合計九一六點七萬瓩，就算不蓋協和新一號機，並將淨增加的氣電用在填補前述煤、油、核電除役缺口，仍淨增加九八二點三萬瓩電力。

大幅「增氣」，顯不只用在「減煤、去油及非核」，而是淨增加許多高碳排化石能源。

若加上同期新增的光電一九二七點六萬瓩、風電一○八六點七萬瓩、生質能五十萬瓩、其他再生能十九點七萬瓩及儲能一百萬瓩，未來淨增加的電力供給，則更可觀。

再由已考量未來用電成長之「一一二至一一八年夜間備用容量率」表分析：我國的用電尖峰通常發生在夏季，協和新一號機預計一一六年十二月商轉，取消計畫對備用容量率的影響應發生在次年之後。而一一七、一一八年預估備用容量率分別高達廿一點二％及廿二點六％，若扣除協和一號機一三○萬瓩裝置容量，換算備用容量率分別降為十八點一％及十九點六％，仍遠超過十五％目標值。協和就算單純除役不改建，也沒有缺電問題。

一一○年版全國能源供需報告曾預估，一一一年尖峰負載三九七○萬瓩，新版報告該年度實績值則僅三七八○萬瓩，差額一九○萬瓩，大於一部協和新機組。

一一○年版報告原預估一一七年尖峰負載四五九三萬瓩，新版報告則下修為四二四八萬瓩，差額三四五萬瓩，遠超過兩部協和新機組。

政府與其無視反對聲浪，強推破壞生態、威脅基隆港、高碳排且仍有空汙的協和四接，不如好好推動節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做好負載管理、抑低用電成長，避免浮誇的用電成長估算，為不當的能源設施背書，犧牲生態、航安與國民健康。

抵達期末的終點線，我理當高興。然而這幾年來，我的失落感卻不斷地加深。面對逐年增加的空白卷，以及為數可觀的潦草報告，我的心情不只盪到了谷底，甚至還鑽入了地底。我並不擔心同學們會因一次的考試失利，就和正確答案絕緣。因為只要有心，他們隨時可從課本或網站拾回資訊，搞懂弄清。令人不解的是，不少同學每周花了數個小時來教室，卻視重點提示於無物，好似人形坐牌；更令人悲嘆的是，我的努力付諸東流，他們也浪費了寶貴的青春。

基於上述的教學挫折，迫使我重新省思「有教無類」的意涵。毫無疑義，我贊同施教的對象，不能有貧富貴賤之別，這也是「有教無類」之美。在過去半個世紀，台灣因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使得許多出身貧苦的小孩，靠努力習得了知識與技能；他們長大後有了機會改善家境，也創造了國家的經濟榮景。不幸的是，教育普及雖成全了有教無類，但也讓整個教育體系產生了疲累。說穿了，不少系所之學習成效已達瓶頸；許多立意良善的政策推動，也好像失靈。以績效掛帥的評估制度，雖鞭策老師們更加努力，但也使其迷失在獎項之競逐，致使教育走味。

退休長輩們的打拚，雖為台灣掙到更美好的明天，但刻苦耐勞學風之快速流逝，實是始料未及。即便請到國際知名的企業家來補救，想藉其成功經驗，鼓勵同學為生存而跑，但一周後的期末考表現，或一個月來的研究進展，似仍未見振衰起敝之象。在網路發達和自由民主的時代，「有教無類」竟換來「有股無力」，實在有點諷刺。

孔子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就曾以「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來負評宰予，顯示他也曾被學生的散漫態度，氣到不行。無獨有偶，孔子正是「有教無類」的倡議者！或許他大部分的弟子都積極向學，使得他願意推動教育普及，至死不渝。個人以為：受教者之學習動機，才是落實「有教無類」的發動機；倘若怠學，再好的制度也無解！

在教育普及的台灣，我接受高等教育已成為補救教育的殘酷事實。然而，我不能接受高教淪為藥石罔效之教育沉痾，且僅止鋸箭療傷，任憑惡化。如此一來，我們會因自省力與研發力之匱乏，成為知識經濟之殖民地。

因此，個人在此誠懇呼籲同學：莫以志趣未明，作為怠學藉口；若期志趣要明，就得自勉下課前，一定要有所收穫。至於老師們，我只能說：不要像我一直憂國憂民，讓心情好些！

（作者為台大教授、出版中心主任）

其實近年來，不只是銅像或遺像，校歌也有人有意見，於是校方就想出了刀切豆腐兩面光的方式，搞了個新版本校歌，隨你唱哪個，然後移除圖書館小銅像，留下戶外的大銅像，算是給個交代。

好吧，這也要肯定用心良苦，平息爭議，畢竟原本校歌內的「吾黨」「革命」，讓人有黨派色彩，或不符時代之感，那麼原歌詞「建設中華民國」為什麼也修改了，難道因為不需要建設中華民國嗎？至於銅像，政大前身「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校長就是蔣某人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又何必搞成政大與這號人物無關似的。

母校時不時就處於這類的爭議中，而爭議似乎還要繼續延燒下去，因為校內還有不少建築物是以過去校史上有關的人物如陳果夫、羅家倫與戴季陶等為名，是有些人眼中的「黨國推手」，而孫中山先生，也已淪為「面目模糊」的國父。

這或許才是爭議發生的原因，先由教改下手，把很多歷史上的大事件與大人物，輕描淡寫或一筆勾銷，讓人感到「模糊」；再不斷以汙名，將已模糊化的這些人，冠上各種不堪的人設。

從此造成這樣的怪現象：過去的學校歷史非常黑暗，必須修改，而相關人等，雖然他們對學校的貢獻與功過並不曾真正系統性討論過，但總之跟國民黨有關，就必須剷除，試問這樣被掏空的政大，有何意義？

同時，每逢十二月廿日為紀念川西戰役死難學長，而在文學院前「政大精神堡壘」獻花的「政大節」不如廢除；更可以直接討論更改政大校名，毋需徒留「黨校」虛名，因為這所大學本身，就與時任總司令的蔣中正創校，還有上述校內各大樓上的人名密不可分。

阿吉仔在典禮上感性表示：「我人生的路，比你們大家都辛苦、艱難，但是我一直跟自己說，人生的路一定要比別人更認真，一定要比別人更努力。」

上世紀八○年代，阿吉仔以一首台語歌曲「命運的吉他」唱出艱苦人的心聲，直擊社會底層的內心傷痛和無奈，引發強烈共鳴，成為他的經典成名曲，這首歌當時也紅到對岸閩南一帶，猶記得大街小巷唱片行播放的，全是阿吉仔那悲涼蒼勁的歌聲，讓人掬一把同情淚，深深嘆息。

從小患有小兒麻痺的阿吉仔，並沒有在不幸的命運中沉淪，而是奮起越過荊棘。他告訴世人，每個人都有一把屬於自己的命運吉他，端看你如何彈奏出生命的曲子；是要黯然接受命運的操弄，彈奏消沉鬱鬱的曲調？還是不屈服於命運，唱出悅耳動人的旋律？

阿吉仔做到了。卅幾年來，不斷推出新專輯，唱了無數歌曲、努力不懈，以殘障之軀終於摘下金曲獎的桂冠。誠如他得獎感言，他比別人更認真打拚，而命運回饋他予最高榮譽的獎賞。生命是公平的，上帝關了你一扇門，就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阿吉仔得獎實為金曲獎的勵志故事。

另一個溫馨畫面是，頒獎典禮出了意外，在頒發最佳單曲製作人獎項時，頒獎人念錯得獎者的名單，讓入圍者陳建瑋以為是自己得獎，上台致詞到一半才發現頒錯獎。

這樣與獎項擦肩而過，任何人都會感到錯愕甚至生氣，但陳建瑋展現高ＥＱ說：「我變成頒獎人，謝謝大家！」並與頒獎人還有得獎者擁抱，成為金曲獎最溫暖最帥氣的畫面，也給了觀眾最好的示範。這件事告訴我們，得失隨緣。陳建瑋如此有風度、高水準的反應，因此圈粉許多網友，成為網友心中最大贏家，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作為音樂界的最高殊榮，金曲獎當是頒給奮鬥不懈且已經準備好的人，然不免有遺珠之憾。「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得失自在，如四季輪替、花開花謝般平常看待，我想這應是任何獎項的最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