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央及侯營先前閉門造車，任由民調和聲量大數據推波助瀾，有如自我實現「倒侯」預言。以致藍營牆頭草不斷冒出，不思積極力挺自家人，反而挺郭友柯等風言風語幾乎壓倒黨中央。對比民眾黨由阿北率年輕人戰力大爆發，國民黨員顯得投機又缺乏鬥志，無怪支持度雪崩。

藍營不乏利用郭台銘待價而沽之人，或想藉郭董的資源打順風選戰，但投機戰術毫無勝算。郭台銘的政策主張瞻矚高遠，他卻選擇拉藍營地方派系人物入夥，理想與手段完全違和。

在野黨要改變大局，須以理想和承擔耕耘人心。試想，若郭董得以外人之姿鬆動藍營，正表示國民黨是可被交易的政黨；金權力大過政黨倫理，無異政治自殺。這種名不正的整合，將成選戰軟肋。

綠營不問是非嚴懲背骨仔，死抱神主牌言行不一，只為求基本盤鐵板一塊。柯文哲固投機，尚知白色力量核心價值是改革，理想不容併購。國民黨若任由牆頭草野蠻生長，大選便再難師出有名。

所謂「國家隊」，正是蔡政府近年最流行的虛榮施政誇大法，以為貼上「國家隊」標章，就是品質與效率的表徵。然而，疫情期間成立的「口罩國家隊」，許多廠商未等到疫後即出現鉅大虧損，甚至面臨倒閉，政府也絕口不再提這支國家隊。「打詐國家隊」則又不同，它是由法務部、內政部、金管會、ＮＣＣ、數位部等部會相關人員組成；因為所涉部會眾多，事權分散，彼此推諉，始終無法有效打擊或壓制詐騙集團的氣焰。

前閣揆蘇貞昌去年七月成立「打詐國家隊」，同時提出了《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宣稱是經過一年又七個月的策劃而成。諷刺的是，打擊詐騙需要的是及時有效的行動，而行政院漫長的十九個月策劃不僅龜速，也形同給了詐騙集團壯大的空間和時間。當時蘇內閣挹注十四億元經費，擴增人力及設備打詐，宣稱迅即查扣了上億贓款。問題是，去年台灣民眾遭詐騙被害金額高達六十億元，政府查扣金額和民眾受害金額完全不成比例。如此，打詐國家隊的顏面何在？

可笑的是，新閣揆陳建仁今年五月「蘇規陳隨」宣布《打詐綱領》進化為「1.5版」，並煞有介事地掛牌成立「打詐辦公室」。表面上動作似乎很多，但除了再增十三億元經費及若干人員外，內容幾乎換湯不換藥，指揮效能也未提升，才因此激起基層檢察官的集體憤怒。

基層檢察官火大的是，這麼多部會參與打詐，但許多該做的事卻沒有人肯做。詐騙集團之所以能為所欲為，主要癥結有三：首先，是國內銀行的「假帳戶」太多，金管會卻放任不管。其次，境外電信門號橫行，詐騙集團輕易藉由遠端控制逃避監控，主管數位通訊的ＮＣＣ卻兩手一攤聲稱無法可管。第三，詐騙集團多利用第三方支付或虛擬貨幣詐財，但目前政府對第三方支付並無資本額或開業設限，應負責數位監管的數位部長唐鳳卻稱該部「只負責發展，不負責監管」，無意作為。正因如此，金管會、ＮＣＣ和數位部才會被指為打詐國家隊淪為國家級詐騙的「三大戰犯」。

打詐國家隊被指為「國家級詐騙」，是多麼嚴重的指控，不僅抨擊政府打詐無能，更將官員的虛應故事視為對人民的敷衍與欺騙。金管會、ＮＣＣ和數位部煞有介事地在那裡發號施令，煞有介事地處理公務，但面對人民亟需政府協助解決的事，各部門卻別過頭去，假裝與自己無關。俗話說「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國家隊打詐不力，正是「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寫照。官員如果不在乎自己的任務，設再多單位、花再多錢都沒有用。

進一步看，行政院長作為行政部門的總指揮，也一樣在「裝忙」：打詐綱領改名1.5版，即自以為是「進化版」；再花十三億元，便假裝在做事；多掛個「打詐辦公室」的銜牌，就裝成事權統一。但到頭來，仍被戳破：錢都用在場地、設備和宣傳上；至於打詐所需的法制、科技和執行力，則散落在「三個和尚」不想抬的水桶之外。

Google、臉書等數位平台近年來成為民眾閱讀新聞的主要管道，對新聞網站的流量與廣告收入有嚴重衝擊，正在賠錢的媒體，對平台用自己的內容賺錢，非常不滿，Google新聞副總裁Richard Gingras日前出席世界新聞媒體年會時，與會媒體群情激憤， Gingras感嘆地說：「15年前我進到會議室，大家都很尊敬我，現在大家卻都想拿球棒打我。」

雖然這樣說，Google對抗媒體卻毫不手軟，媒體年會才剛結束，Google就聯合了Meta（臉書的母公司），宣布要結束在加拿大的新聞服務，這代表著加拿大用戶無法在社交平台上閱讀到當地媒體的新聞。這是因為加拿大上議院通過「線上新聞法」，要求Meta和Google等網路業者因使用新聞連結，必須付費給新聞機構，預計在半年後實施。

Google等平台抱怨這將讓他們無利可圖，而且宣稱，光是在2022年，透過免費平台流量，幫助媒體引入廣告、訂閱來賺錢，整體價值超過1.9億美元（折合新台幣約57億元），可是根據調查，平台賺得更多，單是Google僅僅今年第2季搜尋引擎收入就有406.9億美元（折合新台幣約1兆2,200億元左右），是媒體的200倍以上。

加拿大的立法類似澳洲2021年通過的《新聞媒體議價法》，當時平台業者也曾聯合下架所有新聞連結，包括政府訊息、醫療訊息及地方社區訊息等，引發眾怒，也促使全澳洲媒體破天荒聯合在頭版譴責剝奪民眾知的權利，後來雙方達成協議，澳洲放寬必須付費的規定，平台才恢復服務。

媒體與數位平台的戰爭正在全世界轟轟烈烈地展開，在日本，以前數位平台的規模遠不及媒體，媒體任由他們免費轉載，如今已變成擋不住的怪獸，目前新聞導流最大的是日本Yahoo，其次是LINE，新聞搜尋以Google為霸主；日本新聞協會這次特別派人來台灣，了解其他國家媒體議價情形。

媒體要仰賴政府立法，其實是有爭議的，有人擔心太過依賴公權力，可能影響新聞自由，也有人批評議價法有利於大型媒體集團（例如澳洲報業大亨梅鐸旗下的新聞集團），小型業者或獨立媒體往往難以取得實際挹注。但是澳洲與加拿大之所以能夠成功，並不是由於主張媒體的權益被侵害，而是基於公平競爭原則，擔心民眾知的權利被侵害。

現在的數位平台雖然自稱不是媒體，但在壟斷管道上，卻比任何媒體更有威力；這是因為現在大家接觸新聞，已經很少直接從新聞網站上去看，而是經由Google的搜尋，或是臉書的分享而得。領導澳洲媒體與數位平台抗爭的澳洲新聞集團副總裁米勒表示，媒體議價的真正關鍵在於「為廣大的民眾發聲，民眾的聲音對民主至關重要，我們需要永續的新聞自由。」他表示，澳洲新聞產業能夠順利取得與平台議價，奠基在政府認定數位平台對資訊流通的壟斷，已經對一般大眾利益造成傷害，政府基於民眾知的權利，才以公權力介入立法。

目前台灣也正在積極討論這個問題，依照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決議，數位部要在今年8月底前，研擬各國模式並確立台灣立法方向，同時也有多位立委提案立法。目前方向有二，一是「基金制」，如目前Google提議，願意拿出三年新台幣3億元的新聞共榮基金，協助媒體數位轉型，但這個基金由誰管理，有無公信力，政府是否介入，是否會影響言論自由，都是問題。

二是「議價制」；似乎對媒體較公平，但是也可能會碰到類似加拿大的情況，數位平台威脅下架所有新聞連結，恐怕這就得不償失，台灣情況不同於澳洲，政府是否認定數位平台構成不公平競爭問題，仍有疑義。

無論是哪一個方式，媒體與數位平台，如果對抗，兩敗俱傷，唯一的出路只有各退一步尋求合作，共同滿足讀者知的權利。

本次展覽盛況空前，參展廠商約一千五百家，共計使用了四千多個攤位。寶島向以美食聞名於世，現場形形色色的試吃讓人驚豔，炒麵、餃子、肉圓、蘿蔔糕、麵線、麻辣燙、麻糬、方塊酥、冬瓜檸檬、椰奶、果醋、高山茶…店家分享美食毫不手軟，而參觀民眾吃人也不嘴軟，可謂你情我願，賓主盡歡。

隨著數位科技的進展，食品產業鏈的智慧裝置愈來愈靈活，在許多場域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市面上常見的自動化設施包羅萬象，如蒸烤烘焙爐、包餡成型機、智能切片機、填充封口包裝機、智慧點餐系統、迴轉台送餐車、機器人服務生等，想得到的都看得到，而想不到的有時竟然也實現了。

為了減少人力資源，速食業者已逐步採用自助點餐系統。近三年疫情期間，為了降低人員接觸風險，智慧點餐機器更是遍地開花。透過觸控式螢幕的簡易操作，或者手機掃描條碼後點餐，早已成為許多消費者的日常。智能點餐提供了便捷靈活的餐品點選視窗，並能接受電子支付，結帳後再將發票自動存到載具。消費者以一機理萬機，還能隨時查看餐點進度、記錄常用餐點、選擇電子優惠券及線上儲值。

這年頭到餐廳用餐，從點餐、出餐到結帳，有時免不了要和機器人打交道。早期的機器人服務生只幫忙收餐盤，現在還能協助送餐，甚至到餐廳外巡航攬客。用餐時，我們已逐漸習慣喃喃自語的機器人服務生，像幽靈一般從身旁定速滑過。它們的造型多采多姿，既酷又萌，相當討喜；配送餐點時，一次可同步載運多層托盤，並具備避震及防撞的基本功能。此外，它們已建構餐廳地圖，可根據任務需求自動規畫最佳行進路線。餐廳服務評量的三要素：速度、溫度和態度，機器人服務生有朝一日必能達標。

其實，食品與機械設備的關聯相當深遠，這可從家家戶戶各式各樣的廚房家電略見一斑。個人對食品與機器連結的最初印象，來自於小時候購買吐司時，總會請店家使用神奇的土司切片機將整條土司切成一片片，回家後再以烤麵包機烘烤出香酥焦熱的美味土司。印象深刻的還有當年機器饅頭剛上市時，曾經在小鎮風靡一時，而現在又回歸到講究手作的養生饅頭。

參觀途中一路試吃，大啖小食之際，不禁要問：民以食為天，機器人以什麼為天呢？機器人縱然有十八般武藝滿足人類的味蕾，但自己卻無福享受美食，這輩子恐怕都要「以電為天」呀！（作者為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民進黨如何能說合乎中華民國憲法不對？又如何能說國民黨談九二共識就是賣台？國民黨理直可氣壯，馬英九八年執政顯示九二共識經得起檢驗，絕對是兩岸和平發展往來所無可取代。

民進黨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但也提不出可為兩岸接受的新共識，只好一味抗中保台。但民進黨有何實力抗中保台？只不過又想賣芒果乾罷了。

若民進黨繼續咬著國民黨提九二共識就是支持一國兩制，那就表示民進黨了無新招。民進黨如果繼續執政，將激化兩岸對立衝突，可能會葬送台灣未來。

二○二○年選舉，反送中讓民進黨撿到槍，國民黨敗在自己說不清，任由民進黨汙名九二共識。二○二四年，民進黨還能撿到槍嗎？九二共識不能再任其汙名化，國民黨應要求賴清德對是否支持中華民國憲法表態。民進黨虛張聲勢終將無所遁形。

核電萬能和非核家園，兩邊爭執超過卅年，短期不會立刻有共識；再生能源尚未過半的過渡期，要用核電還是天然氣比較好，太聚焦在供給面鬥爭，就會演變成排他性的零和對立。

憂慮核電復辟的恐懼，從三接到四接爭議，擅長用情緒勒索，操作成南北對立，再度裂解民間環保陣營，忘卻監督政府的本職，也讓天然氣投資累積財務風險尾大不掉，短期應變措施必將淪為長期閒置碳資產。另一邊則把缺電恐懼無限上綱，回頭撿拾已除役的大型核電廠，未精算重新延役的財務成本，嚴謹的科學評估程序擺旁邊，穩定供電被神聖化，不思分散式智慧電網與儲能的系統轉型。最荒謬的是執政黨，對核電延役「愛吃假細意」，想要腳踏兩條船。

國際大廠供應鏈的RE100倡議，積極運用再生能源，是持續接單的必要條件，國內卻囿於傳統立場的糾結，反而聚焦歐盟是否認定核電為綠電。近年政府太急於風光綠電衝量，欠缺社會溝通和社區利益共享機制，導致生態破壞、農地破碎、地景劇變，更衍生政治貪腐，「吃緊弄破碗」害綠能被汙名化。應加速破除公民電廠集資等法規障礙，未來讓更多元的再生能源都和民眾切身相關。特別需要能源政策轉型，把更多心力從供給面轉到需求面，而非傳統能源之間的短期抽換。

需求面管理的第三條路，節約能源是最快速、最便宜、最有效，沒有生態環境和社會衝突的副作用，最適合過渡時期的優先措施，更能調養整體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體質。但奉承選民的傳統政客，不敢要求全民動起來負起這一代人的責任，更不願得罪選舉獻金的財團金主。

台灣能源九成以上都是進口，早該拿掉東亞鄰國最低油價的奶嘴，也不應享有全世界倒數第四低的電價。政府應該導正社會不公，移除對能源價格的不當補貼，停止用受薪階級的稅金補貼高耗電的產業，擴大用電大戶的綠能義務發電量。節能技術早就存在，台灣資訊專長的能源管理系統，如同企業做體檢，已驗證可減碳一至三成，再投資優化製程可達五成節能，不必壓榨勞工就可以擠出獲利。「以價制量」才會逼大家珍惜能源的使用，讓淨零技術有擴大應用的市場條件，掌握全球轉型黃金期的商機。

即將實施的碳費，受限於環保署執行量能，費率難以達到有效碳定價，財政部該及早研擬碳稅未來接軌碳費的整套法案，並規畫將稅收返還人民，讓民眾自主決定減碳方案。市場機制就是調整遊戲規則，讓企業和民眾改變行為模式，不必耗資數千億元的電廠開發，既可省下千年藻礁和珊瑚礁的破壞，更省下社會對抗的火藥庫，逃離政治空轉的虛耗，團結分裂的台灣共同體。

沒想到事隔一日，侯友宜就打臉自己，強調恢復四個月兵役的前提是「建立在兩岸處於和平穩定關係之上」。

但「台海和平穩定」標準為何？是共機不再擾台，還是中共船艦不再穿越台海中線？會不會「恢復四個月兵役」最後也只是張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侯友宜還不如霸氣喊話，說當選後一定能讓台海恢復穩定，所以「恢復四個月兵役」絕對指日可待。雖然前後兩種表述內容相差不多，但方式截然不同，民眾感受自然也不同。霸氣喊話除了不會讓民眾覺得侯友宜在自圓其說，也能讓人民知道，他對自己的政見是有信心達成的。

第一個隱憂是工商業、外商、學界一致公認電力極有可能不足。理由在於到了二○二五年，台灣綠能絕對無法取代核能原有的占比，一方面因台灣風電施工能力不足，無法按時完工投入發電，另一方面太陽能發電也無預期土地或建物投入設置電場，因此綠能電力的增加無法抵上核電關機的電力減損，而緊急調度的火力燃氣又因三、四接無法完工，讓電廠有氣投入發電，因此工商業、外商、學界的擔憂其來有自。

第二個隱憂是台灣電力的供應將不穩定，對工商業生產活動與民眾生活將造成傷害與不便。主因在太陽能、風能這些新能源帶來了發電的波動性，間歇性和隨機性特點對台灣電網安全穩定帶來極大挑戰，這些挑戰在歐美綠能先進國家是透過設置大型儲能設施與虛擬電廠，重新規畫新電力系統來克服。目前經濟部一直想讓綠電發電量達標，疏忽參考國外設置大型儲能設施與虛擬電廠的經驗，沒有大型儲能設施與虛擬電廠，就極有可能產生棄電情事，更會衝擊綠電換核電目標，造成電力供應兩頭空。

第三個隱憂是高電價與碳稅雙重壓力。由於政府錯估綠能的國際行情，讓台灣風電價格高於國際行情，因此台灣民眾將面臨電價不斷上漲的壓力；同時台灣放棄無碳排核電，並用燃氣來補充綠能不足時的發電，但是燃氣仍有碳排，對台灣承諾要減碳非常不利，將會帶給台灣工商業與民眾更大碳稅壓力。這種雙重壓力勢必會連帶影響物價高漲。

第四個隱憂是台灣核電人才流失與青黃不接。民進黨長期反核，讓許多年輕人不願投入核知識學習，也連帶讓核電人才流失。蔡總統七年廢核，更加速人才流失，由於後繼無人，產生核電人力青黃不接的人力斷層，未來如果要重新啟用核一核二電廠，將可能會有人力不足之窘境，因而核電廠是否可如預期重新操作營運得打上問號。

第五個隱憂是綠能國產化隱憂。政府原本規畫建立國產風能產業鏈，但由於政府為衝刺營運目標，放棄許多原有規畫，對風能技術的引進將產生許多不利影響，後續風電的維修保養仍需靠外力來進行，除讓綠能國產化夢想落空，也讓外商剝削台灣。

第六個隱憂是台灣無法達成二○五○碳淨零目標。欲透過綠能減少各種火力發電的碳排，是目前主流能源政策，但蔡總統放棄核能，缺額部分大多仍得以火力發電補足，火力發電目前占台灣發電比已高過八十％，說要減碳，恐怕無人會相信，連帶也讓國際社會看到台灣二○五○碳淨零是玩假的。

新加坡是台北市柯文哲前市長口中，八年內要超越的指標城市；僅就城市治理而言，台北市與新加坡何者較優，國際間多有定見。蔣萬安穩紮穩打的個性，不似柯文哲那般會說出台北市在他任內要超越新加坡的言詞。或許他應會希望透過城市交流與學習，讓台北市自己跟自己比，只要現在的台北市比過去的更好，施政就算成功了。

新加坡也是國民黨徵召的總統參選人、新北市長侯友宜，今年（四月）第一個出訪的城市，當時他還未獲徵召，但各方多將此行視為侯友宜藉「城市外交」以強化己身國際經驗、觸及兩岸與區域關係，為未來選戰的練兵。蔣萬安也不似侯友宜已經箭在弦上，所以他的「城市外交」或許會多所聚焦在城市治理的層面。

可是，新加坡對於我國而言有些特殊之處，蔣萬安身為台北市長，不該避而不談，而且還應展現戰略高度。

例如，除了城市治理的觀摩、學習外，以蔣萬安的就學（外交、法律）與從政（兩屆立委）經歷，以及目前的政治高度，他或應藉著去訪星國強調，二○一三年簽署的台星經濟夥伴協定（ＡＳＴＥＰ），不僅對於以服務業及製造（營造）業為主的台北市極為重要，而且還是我國未來要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ＣＰＴＰ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ＲＣＥＰ）等的敲門磚。

此外，新加坡雖小，但善用地緣優勢、轉化地緣劣勢，以獨立自主的態度細心經營與大國關係，因此逐漸形塑的區域樞紐地位，例如亞太區域金融中心、世界利用率最高的商港、世界第三大煉油國。台北市應主動尋求與中央合作，戮力發展成為關鍵區域商業金融都市。

更別忘了，蔣總統經國先生與長期奔走台海兩岸的新加坡故總理李光耀，是私交非常好的朋友。如今蔣萬安以台北市長身分訪問星國，倘能延續兩國前領導人的公私情誼，拜會老朋友和新朋友，見到該見的人，對於兩國都有不凡的意義。

可是教育部推出「三加一」的教育政策，因此很多學生只要在大學修習三年即可畢業。就以電機系來說，現在電機系的學生要知道電腦的硬體架構、程式設計、網路通訊、晶片設計以及晶片製造等。比起我當年所念的電機系課程，現在電機系的學生辛苦得多。

我前些日子在校園內碰到一位清大電機的學生，他坦白承認，自己沒有完全搞懂所學的知識，頂多懂得利用一些公式，但對於公式的來源多半是一知半解。

不僅電機系有這種現象，幾乎所有的理工學生都有同樣的問題。要使物理系的學生完全搞懂量子力學，實在是不容易。工學院的化工、機械、材料、土木等等科系，要學的科目一直在增加之中。

現在很多大學要求學工學院學生動手做和校外實習計畫，這種做法都是要打好學生基礎，因為很多工學院沒有動手做，其實是不可能真正了解這些學科的。在三年完成學業，動手做和實習計畫都有問題。

四年已經不夠，教育部卻鼓勵學生在三年內讀完大學所有的課程。學生只好囫圇吞棗，而不能細細咀嚼。這對學生個人是很大的傷害，因為他們在職場上會被發現自己連一些最基本的學識都不清楚。對國家的傷害才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我國不僅需要維護工程師，我們已經到達一個需要大量研發工程師的階段。我國的一大特色就是任何科技公司都需要自行研發的能力，否則一定會被淘汰。囫圇吞棗的教育不可能使我國有眾多研發人才。

學生畢業以後，仍然面臨科技變化的挑戰，基礎如果不夠，很難吸收新的知識和技術。先進國家中，科技人才轉行是常態，大學教育必須使學生畢業以後有轉行的能力。基礎穩固的學生當然會有轉行的能力，對基礎不好的學生而言，轉行的能力是很難得到的。

這個政策一定會對大學的經費有很大的影響，本來可以收四年學費的，現在只能收三年，這對私立大學的影響最大。這個政策是為男生設計的，女生不得如此，可是如果女生和她的男同學一起上課，三年以後為何不能和男生一樣畢業？

教育部如果一定要推行這個政策，最好以書面解釋這個政策在大學管理上的可行性，也同時解釋實行這個政策以後，學生的基礎仍然可以穩固。我們實在需要教育部做一個書面說明。

教育部尤其應該明白地說明，教育部是注重學生的學業程度。因為教育部知道學生的學業程度影響國家的命運。

「九二共識」是指海協會與海基會於一九九二年經香港會談及其後函電往來所達成的非正式共識，二○○○年時才由時任陸委會主委蘇起想出「九二共識」這四個字予以概括，並將其解釋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蘇起的解釋雖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否定，但完全不影響兩岸關係往好的方向發展。九二共識讓兩岸簽訂ＥＣＦＡ協定，促成兩岸領導人會面。而中華民國陸委會主委設想出的專有名詞，竟成中共領導人「堅定擁護的定海神針」，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不得變更之。」因此根據憲法，中華民國領土仍包括大陸地區。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也有如下文字：「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但事實上雙方均無長臂管轄對方的能力。憲法如此，歷史亦然；打開大陸歷史課本，中華民國已經在一九四九年滅亡。如果我們把歷史詮釋權交給對岸，則有效治理台灣七十四年的中華民國政府並不存在，二千三百萬國民都是幽靈。

但是七十多年來，中華民國確實完成許多不可能的奇蹟：台灣蕞爾小島，竟能力抗強權，贏得全世界的尊敬；台灣偏處一隅，竟保存了最正統的中華文化，贏得大陸同胞的尊敬；台灣經濟發展曾領先大陸卅年，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又成為世界矚目的科技島，台灣人真的走路有風！

因為努力，我們值得擁有對自己命運的詮釋權。既然「九二共識」四個字是中華民國首先提出的，為什麼我們不能定義其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什麼不能界定它是「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為什麼民進黨政府硬要遵循習近平的思路與解釋，把中華民國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