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我反核」，當年的口號多響亮，把台灣志氣唱得天高。現在，難道反核者都不再當人，連脊椎都彎了？以後，別說到海邊泡水將有氚、銫或鍶等放射物質，吃海鮮也難安心。蔡政府口號要不要改喊：「我們都是福島人」，裝一下同島一命。

蔡英文當年拿著福島核災當令箭，力推二○二五「無核家園」，如今依洋流擴散速度，日本核汙將為台灣打造二○二四「汙核家園」，可謂板上釘釘。無核既已夢碎，核四又何須再封？

弔詭的是，台灣對日本的排汙行動如此乖順，對可能子虛烏有的解放軍○九三型核潛艦在台海爆炸沉沒的傳聞，卻如獲至寶。人們言之鑿鑿，連汕頭外海救援畫面都有了，專家更恐嚇：「最糟情況，恐造成台灣海峽漁獲的生態浩劫」。

這股興奮勁兒，對比碰上日本的沉默，簡直判若兩人。難道日本的民主核食吃了無害，中國的專制水產卻能一口斃命？人類共有的海洋被當核子掩埋場，台灣默不作聲，以後就別丟人奢談什麼環保了！

林飛帆傳將出任由外交部捐助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專任副執行長一職，月薪逾十一萬元，比他原先擔任民進黨副秘書長的九萬月薪還高。各界對此質疑，他何德何能？台灣民主基金會說，這項人事尚未正式約詢。但林飛帆目前已是該基金會董事，藉此讓他改任專職，也只是水到渠成罷了。民主基金會的回應等於間接證實傳聞，也愈發凸顯林飛帆的春風得意，永遠獲得黨政高層的關愛眼神。

林飛帆一路從「小英男孩」蛻變為「信賴男孩」，可謂功在黨國。問題是，林飛帆除了在太陽花學運幫民進黨對抗馬政府，到底做過什麼推動民主、爭取人權的績業？他先空降民進黨副秘書長，又被欽點空降參選立委，高層的關愛集於一身。在民進黨中央爆發性騷醜聞事件後，他被揪出是集體吃案的主管，才閃辭立委參選人。一路走來，林飛帆都是特權中的特權，這對台灣民主其實是狠狠的諷刺。

對照最近廣受討論的YT影片《山道猴子的一生》，那名月薪三萬七卻熱中玩車的年輕人，其實就是時下廣大低薪青年苦悶與迷失的寫照。山道猴子在超商打工，努力加班賺錢，就算負債也要購買改裝重機，在山道尋求競速、炫技、挑戰警方取締的快感，最後卻命喪彎道。對比林飛帆的三千寵愛在一身，更多年輕人卻像山道猴子一樣不甘卑微地活著，想在這個喧囂卻看不到太多前景的社會擠出自己的價值。但最後得到的標籤，卻只是一句「魯蛇」。在今天的台灣，參加幫派的年輕人都穿得體面時髦，開槍、詐騙都有人幫忙罩著，哪像山道猴！

林飛帆以太陽花學運為民進黨執政立下汗馬功勞，但蔡英文執政卻未開拓年輕世代的未來，也未能改革民主以回應新世代的籲求，只是愈發大權一把抓。林飛帆在這種情況下進入黨國體制，只如同「割稻尾專業戶」，一人收割了太陽花學運的所有果實。

蔡政府執政七年，不僅未依學運要求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還一路享受ECFA「讓利」至今，甚至許多決策都是黑箱作業。對這些，林飛帆從未表示異議。如今，他有何顏面出任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這兩年，台南爆發一連串光電弊案，包括經發局長涉貪和性招待、乃至議長收賄；林飛帆在臉書痛斥，「台南亂象是集體鄉愿忍讓的結果，黃偉哲應該深惡痛絕面對沉痾、整頓市政」。但罵完一轉身，就變成賴清德的「信賴男孩」，弊案又一切事不干己。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台灣勞工今年六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是四﹒八萬元，若加計獎金及加班費等則為五﹒七萬元。對這些數字，民眾均嗤之以鼻，認為距離真實社會太遙遠。而林飛帆無論是領九萬或十一萬元，都是同齡年輕人的二倍以上，是山道猴子的三倍。其中差距，就正是蔡政府創造的新世代階級和相對剝奪感。

賴清德雖民調暫居領先，卻始終無法取得年輕世代的信任，年輕族群的支持度始終落後。這個現象，反映出民進黨過去最擅長帶動的青年議題，已經陷入疲態。如今，年輕世代看到林飛帆一人平步青雲，誰還能被民進黨的訴求感動？

王部長與劉董事長對外國媒體的回應，二者同樣都強調台灣半導體產業的不可複製性，也就是說，無論其他國家投入多少政策資源，都無法複製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發展模式，不可能在其他國家打造台積電和台灣半導體產業供應鏈。

台灣經濟發展的領導人與台灣最重要企業的領導者在此一論點上英雄所見略同，相信多數台灣的科技業領導者也不會反對這一點。回首李國鼎等政府官員和智庫幕僚在擘劃、推動台灣之半導體產業時，當時的產業發展形貌、競爭形態皆與現在的半導體產業有顯著的差異。而在我國政府長期投入資源挹助，如獎勵創新的租稅優惠、科學園區的基礎建設等，加上頂尖大學與法人體系的人才供應，以及旅外專家的歸國投入，透過經營模式的創新，才逐漸形成如今台灣的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聚落。

台灣累積50年的發展歷程，各國當然無法在短短數年之間，憑著巨額政策資源即可複製，更遑論產業聚落的形成需要長時間的累積，這些發展的經驗與歷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過去最積極學習、複製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經驗的，當屬中國大陸，但時至今日，中國大陸雖長期投入大量的資源，仍難以趕上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尤其是晶圓代工領域。

歐美要複製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模式，尤其是晶圓代工領域，同樣極其困難。一方面誠如劉德音所言，半導體製程技術的研發，需要大量的科研資源、人才投入。他沒有說出口的是，半導體的發展不只需要大量的人才，人才的質量更是關鍵。台灣過去養成的工程人才，不但有優秀的素質，更有吃苦耐勞的特質，才會願意在晶圓廠內工作，並配合客戶（尤其多數是歐美客戶）的各項要求，甚至是輪班、加班投入工作。這些不是歐美頂尖人才投入職場時偏好的工作模式，這也是歐美難以複製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原因之一。

在劉德音的專訪中，卻也對「矽盾」的觀念表達不認同之意。他表示，「中國不會因為半導體而入侵台灣，也不會因為半導體而不入侵台灣。這完全取決於美中：他們要如何維持雙方都想維持的現狀？」換個角度來解讀，雖然我國半導體產業無法被複製，也不可取代，但矽盾並不存在，外界不應該期待台積電在貢獻產業與經濟成長以外，還要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發揮嚇阻作用，扮演政治軍事上的「護國神山」角色。

此與部分我國政治人物、甚至是政府的思維邏輯恐怕有些出入，不少人期待在兩岸關係緊張之際，因著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尤其是台積電的重要性與不可替代性，相關國家會在中國大陸威脅台灣之際挺身而出聲援、支援甚至協助保衛台灣，或出現期待台灣藉半導體與美國結盟，進而強化民主同盟等論述。

正如劉德音所言，此類思維明顯誤判政治外交與戰爭的邏輯。尤有甚者，一旦台灣真將半導體業作為「矽盾」，拿來當武器，結果恐怕不僅是中國想搶走這面盾牌，甚至連歐美各國都會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爭搶這盾。正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之理。

既然我們都認同台灣半導體產業是政府、產業、學研與社會各界長期積累的寶貴成果，就更不應該希冀其為政治服務，或將其作為止戰的工具，也就是說，呼籲各界矽盾之論可以休矣。相反地，吾人更應該以國家之力來保護半導體產業，讓它能持續發揮貢獻我國產業、經濟與社會發展之能。

中小企業一般不會面臨到碳盤查的問題，政策第一階段是瞄準大型上市櫃企業；第一步是界定碳盤查目標和範疇，確認特定製程和產品有哪些供應鏈參與其中。當大型企業確認了產品或服務生命周期的排放源頭，以及找出產品類別和碳排放源的優先順序之後，就會盤查碳排放數據與計算碳足跡；原則是以用電量粗估碳排量，最後製作成碳足跡盤查報告，作為未來發展為交易、減碳等策略的參考依據之一。

我輔導的業者中，零售與餐飲業占多數，也有許多中小企業提供大型企業產品及服務；前陣子就遇到了有做手工禮品的業者，本來是承包大型企業節慶禮品的設計包裝與生產，也被要求提出未來如何達成減碳與ESG的相關說明；雖然不影響當下的合作關係，但是也可見相關議題的影響已經逐步發展。

就像同樣是開餐廳，當業者發現不論是爐具或冰櫃，有可能替換成更節能減碳的設備；或是選擇的食材可更在地，節省運輸過程產生的碳排放；甚至是更換裝潢材料與燈具、降低冷暖氣與照明產生的電費時，就能在對自己經營有利的前提下達到綠色行銷的訴求與目的。

前陣子為了實驗，我特別一整天帶了環保杯到連鎖茶飲、超商、連鎖咖啡店與夜市手搖飲店，可以明顯發現有的店員對於裝飲料前是否清洗環保杯，有明顯的差異反映，是否提供優惠亦有不同。這其實也反映對於有心落實綠色行銷與ESG的業者們，現場的工作人員是否也認為這是必要、且能夠理解；在減碳議題上，消費者是否感受到品牌的誠意。

很多餐廳希望達成減碳，所以逐步降低紙杯或是紙盒的提供；但是當餐飲業把工作轉嫁到員工身上時，反而導致工作加重等問題，也影響公司治理。這時若有新創業者專門回收、清洗環保餐器，或是由社會企業協助回收，不但能達成社會責任的目標，也能讓企業各自發揮原有的專業。

進行綠色行銷時，因整體結構與規模差異，不能只靠喊口號或無效行為來達成目標。對大型企業來說，當問題出在中小企業供應商時，除要求達到標準外，就是選擇更換合作對象；提早因應面對，成果就能作為綠色行銷訴求。

計算碳排放的方式，不同產業類別的差異很大，碳盤查也需要外部的協助與內部的配合。對於中小企業來說，開始自我盤點碳排放與ESG議題，其實並不是只在做白工或跟風，而是避免當合作對象提出要求，或面對消費者質疑時能妥善回應；若能超前部署，更能為自己帶來商機與生機。

環保署曾統計，全國垃圾日益增加，前年一般廢棄物總量突破千萬噸（一○○六萬噸），去年增加為一一二四萬噸，「垃圾山」如怪獸般變多與長高，但過去環保署不是要求「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嗎？何況近年總人口數還遞減？台南議員甚至自稱台南市為「垃圾之都」，因該地列管百多個非法棄置場、有害事業廢棄物四千多噸、漏網黑數毫無頭緒。由此可知，「亂世需重典」，且獎懲並重，獎勵垃圾減量、同時嚴懲違規者。

無獨有偶，日前南投埔里不光彩地上新聞，因其堆積了八千公噸的垃圾山。事實上，一些縣市缺少焚化廠，易導致垃圾流浪而傷及生態。中央對此應統籌處理，運用公權力前瞻規畫。全台灣只有廿四座垃圾焚化爐，有半數甚至已經超過使用年限廿年，必須及早進行規畫建設，並且與時俱進。

另外，處理廚餘也是重點，經營之神王永慶曾經的大夢想是回收善用廚餘，讓台灣恢復山明水秀呢！

國事如麻，環境部又有何輕重緩急的策略呢？就拿目前大量建設的綠電來說，太陽能板產生上中下游的汙染，包括浸蝕廢水氟化與硝酸鹽類、氫氟酸與硝酸等廢氣、各類酸鹼廢液、鹵素化合物氣體、助焊劑與封裝黏著劑有機氣體。環境部能夠主動整合各廠商、建商與能源局等，提供透明有效的管理機制嗎？

其次，使用已屆廿年期限的大量廢棄太陽能板，又要如何處理？經濟部能源局之前的說法，是由環保署專責單位負責後端廢棄光電板之清運及處理，以拆解與破碎為主，再將粉碎物輸出境外提煉貴重金屬，亦即尚無完整「產品生命周期」（誕生到消亡全程）能力。

太陽能板的主要材料約七成五玻璃、一成鋁、一成「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塑膠，其他還有矽、銅、銀等。國外回收以歐盟的「太陽能光電循環」為主，熱裂解塑膠，斟酌回收銅與銀等價值高的材料。

至於塑膠與玻璃等低價物可能就遭廢棄。但諸如裂解設備，就相當昂貴，回收之路因而漫漫迢迢。之前環保署曾預估，台灣的太陽能板廢棄物在二○二三年約產生一萬公噸，二○三五年起每年則將超過十萬公噸。倚靠國外回收恐非上策，何況還有碳足跡需考量。

環境部風光地成立了，但從上述「焚化爐、太陽能板」兩個案，即可檢測其將是戮力從公或尸位素餐。至於二○五○年淨零碳排？目前看來，應只會是天邊的彩虹而已。

儘管各方（包括日本國內及國際社會）反對核汙染水排海的聲浪持續高漲，日本政府仍無視民意，強行排放核汙染水，給全球海洋環境及漁業、旅遊業等帶來極大風險隱患。

受到政治影響，各國對日本公然向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轉嫁核汙染風險的舉動，反映不一。中國大陸、港澳、南韓、太平洋島國等反應激烈，例如為保護大陸消費者健康，確保進口食品安全，大陸海關總署廿四日宣布，將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並加強監測，及時跟蹤研判福島核汙染水排海對中國海洋輻射環境的影響；香港政府不僅決定於同日起，禁止源自東京、福島等十個都縣的水產品包括所有活生、冷凍、冷藏、乾製或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產品、海鹽，以及未經加工或經加工的海藻進口，另外，所有從日本進口的水產品，都必須進行輻射水準測試，在確認相關產品沒有超出輻射水準情況下，才可在市場供應。

專家除了建議香港市民，以後應少吃大型魚類，如黑鮪魚、比目魚等底棲性魚類，以及貝或蚌類等會過濾水中有機物的水產；為了讓市民更能掌握有關日本進口食品的最新安全資訊，香港政府食物安全中心還將在每個工作天於網站公布有關日本進口食品樣本的輻射檢測結果，並會定期發布新聞公告，港府應對日本核廢水排放入海的做法，值得台灣參採。

美國、澳洲、歐盟等基於政治考量，採取尊重日本政府的做法。八月三日，歐盟撤銷了福島核災後實施的日□食品進口限制；台灣基於友日立場，同時希望日本政府助力台灣入CPTPP，並未公開表達反對，甚至連質疑的聲音都沒有，我國食藥署暫不打算改變日本食品邊境管制措施，只決定加強抽檢，政治考量明顯優於食安，讓漁民相當無奈，消費者難以安心。基於自救，民眾只能選擇拒食來自日本的海鮮，這甚至會擴及來自其他地區的海鮮，進而影響到漁民及相關產業（如加工業者、餐飲業者、貿易商等）的生計。

這些年隨著海洋資源逐漸枯竭，海洋遭汙染嚴重，合法配額逐漸減少，傳統捕魚海域遭外國干擾甚至驅離，討海人生活愈來愈辛苦，生計也愈來愈難以維持，對政府態度軟弱亦深表不滿，希望政府能硬起來捍衛台灣漁民的權益。韓國政府因涉及政治態度前後不一，但民間的抗議聲浪大，不僅漁民舉行多次抗議活動，表達核汙染水排海將引起水產品消費萎縮，並威脅漁民的生計。

基於對海洋環境和人類生命健康負責任的態度，我國政府除應公開表達台灣民眾的憂心，並呼籲日方應積極回應國際社會正當的關切，並同意在國際共同監督外，更應嚴格管控日本水產品輸台，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將風險阻絕於境外，才能確保國人的食用安全！

反觀我外交部淡定說：「基本上這是科學議題，會尊重專業」，原能會官網則表示：「日本排放的主要含氚廢水，對台灣附近海域輻射安全影響，已至可忽略的程度。」至於「助日代表」就更不用期待了。

對於正在發生的現在進行式，國內反核團體幾乎一片靜默完全消失，對照當年聚集在凱道抗議核四廠，高舉「我是人我反核」、「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等標語的憤怒民眾也不見了，就像進口美國萊豬一樣不知去向。

面對核廢料或核廢水，不同產製對象竟然能夠結果迥異，科學原來可以因地制宜，這不是雙標什麼才是雙標？如果現在仍然是國民黨執政，不知在野黨會是怎麼樣的一個轟法？

古人云，政治乃眾人之事，也就是為政者應當思考如何維護多數人民的利益，然而，當今執政者一味媚日、開門揖盜的錯誤做法，已讓民眾身陷吃入有輻射汙染食物的風險中。大陸和港澳可以對日本錯誤的行為說不，台灣卻選擇默不作聲，這是一個號稱主權獨立的政府所該做的事嗎？

首先是「霸凌」定義混淆。國際定義的四要件為：一、雙方勢力不對等。二、攻擊行為長期反覆不斷。三、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四、造成心理或生理侵犯的結果。霸凌因行為樣態多元及持續性特質，與暴力、勒索等其他偏差行為有所區隔。惟自九十五年教育部公函出現「霸凌」一詞，定義多次轉變。本次修訂，將「一次性嚴重肢體動作行為」納入，霸凌定義被無限擴充，此種隨民粹壓力且過度本土化的霸凌定義，恐不利霸凌防制教育持恆推動。

其次，自從一○九年版「準則」納入師對生霸凌樣態後，師對生之申告案約占四分之一，但因霸凌構成須符合四要件，故成案率不到百分之八。修訂後之「準則」，將高中以下師對生霸凌納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處理範疇，需開校事會議進行調查；面對未來案件可能大增，具資格之成員不足，且如何依不同類型分流調查，亦將產生諸多問題。

此外，「準則」作為防制霸凌核心，未能建立定期回饋機制，又無系統性、常態性政策成效評估機制，不利政策常態性推動。

零體罰、零霸凌等政策立意良好，然現今「學生人權」受重視，學生脫序行為傾向以輔導進行後續改善，對霸凌偏差行為缺乏懲戒，更難以約束家庭教養偏差、舉措乖張之學子。

如今學輔教育制度崩壞，而霸凌處理流程繁瑣，往往一件霸凌案即可癱瘓一處室。霸凌處理其「程序不備、實體不論」特性，加上教育人員養成教育欠缺法學訓練，將對學校形成挑戰。「準則」作為防制霸凌的核心依據，其修訂應當循嚴謹法制程序，廣納各方意見，而非因單一事件衝擊或少數組織團體控制而倉卒修訂。

民國八十七年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成立後，我即跟隨當時雲林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所長蔡貴雄，爭取縣市動物防疫機關課長職等提高，轉眼廿五年過去，莫說縣市政府科長提高為九等，就連鄉鎮市課長也提高為八等，至於動物保護防疫機關課長，得到的答覆總是「再評估、再研究」。現在除了我們，幾乎所有縣市政府二級機關的主管職等都提高了，真讓人懷疑多年來為動物保護防疫工作的努力到底有何意義？

政府口口聲聲說重視動物權益，要撲滅口蹄疫、防範非洲豬瘟及加強禽流感等各種動物疫病的防治，所以在農業部新增動物保護司，也把動物防疫中央主管機關由局升格為署，只有地方動物保護防疫機關，幾十年來人員沒有增加、職等亦無增加，增加只有倍增的動保業務和防疫工作、永遠的缺額和難以承受的壓力！

奉勸獸醫系畢業的學弟妹們，與其在一個專業和尊嚴被踐踏的動物保護防疫機關服務，倒不如開個動物醫院，做個荷包滿滿受人景仰的獸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