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元月選後，新總統已經產生，蔡英文只剩四個月跛腳任期，她還來得及對自己大破大立嗎？如果她的意思是，選舉是「新民意」的展現，她要看選舉結果再決定政策如何轉向；但民進黨去年選舉大敗，不就是不滿蔡政府的新民意嗎？蔡英文為何不尊重這個民意趨勢即刻行動，卻要等到明年選後？

蔡英文擅於運用曖昧言語，表面釋出善意，內裡暗藏條件玄機，實際行動卻與此悖離。她談選後的台灣共識與兩岸和平，皆是如此。過去七年半，蔡政府施政霸道濫權，撕裂台灣社會；現在蔡總統說「選後」要來凝聚台灣共識，但社會的傷痕豈是你吹一口氣就能癒合？

台灣目前的徬徨和焦慮，主要原因在蔡政府七年半的施政偏執；就算賴清德徼幸接棒，他也很難在這個腐敗和濫權的基礎上讓台灣提升。諷刺的是，當蔡英文說出「和平是兩岸唯一選項」時，她有沒有問過自己：這「唯一選項」為何被她拋棄了七年多？

「選後」一詞，暴露了蔡英文的言不由衷。

賴清德宣示，將透過加深台日民間、經貿、淨零及安全的連結，展開全方面的合作。賴清德首先強調加強兩國人民交流，希望台日旅遊盡快恢復疫前水準。但眼前的事實卻是：台灣旅客疫後大量赴日旅遊，而日客來台卻明顯稀少。日客赴韓人數已達疫前水準，到東南亞也恢復約七成到八成，唯獨來台僅及疫前一半。箇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討，只是片面期待日客來台，真相總是令人尷尬。

這種單向期待，也表現在賴清德寄望「台灣有事，美日來援」。日媒關切賴清德如何穩定台海，他避免直接引述安倍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談話，轉個彎強調若台灣被中國入侵，台海成為中國內海，必然對日本構成威脅，因此期待台日安全合作。

事實上，日本人關注「台灣有事」，卻不希望「日本有事」。日本民調顯示，日本人高度擔心中國攻打台灣，但同樣高度擔憂日本捲入，絕大多數人反對自衛隊軍事介入。日本更關切的是，台灣有事，日人如何撤離。相形之下，侯友宜訪日時提出的「三安」承諾：「台海安定、台灣安全、日本安心」，主張兩岸對話，避免衝突，更能安日本人的心。

當然，賴清德也表示希望兩岸對話。他早就說不想和中國成為敵人，可以做朋友；他甚至可跟習近平一起吃蝦仁飯，喝全糖珍珠奶茶。然而，陸方冷回「不要講賴皮話，自討沒趣」。賴清德還向日媒介紹他的「民主和平四大支柱」，要在對等尊嚴前提下兩岸交流合作。但連日媒都明白指出中方對賴清德的台獨疑慮，因此這四根「民主和平支柱」，恐怕仍未能清楚回應日方的問題所在。

賴清德強調，他所有努力，都在避免戰爭。歸納其避戰之道，主要有二：一是洗獨去獨，二是國際團結，威懾中國。他否認是台獨金孫，也透過美國媒體宣布沒有台獨路徑，又向日媒重申台灣不須宣布獨立。但賴清德知道，中共對他的台獨定性不是他自己洗獨消獨所能改變，因此他的避戰之道強調國際團結，主要是倚美仗日。

然而，賴清德的避戰之道，不是從拒獨弭兵著手，也非談台灣如何正確應對中共、兩岸如何維持和平著眼，而是拉幫結夥，仗勢美日，威嚇中國。如果賴清德本身立場就是引戰源頭，國際只會把他看作麻煩製造者，如何能期待美日為台灣強出頭？這一點始終是賴清德的軟肋，只有他自己才能釋眾人之疑。

再者，賴清德要團結國際力量，須先團結國內力量；一味抹紅扣帽、扭曲在野黨，不可能達到團結的目的。賴清德指稱在野黨，接受九二共識和推動兩岸談判是放棄主權；但他不顧中華民國憲法仍是一中憲法，卻想選中華民國總統，豈不矛盾？前總統馬英九主張九二共識，兩岸因此簽署廿三項協議，台灣至今受惠，民進黨還喊話不要中止ECFA。而馬習會把兩岸關係推向歷史高點，若國民黨推動兩岸談判是放棄主權，在馬習會後，蔡英文當的是哪國總統？賴清德選的又是哪國總統？這種汙名和扭曲，只會傷害國家團結、撕裂社會，把兩岸距離推得更遠。難道，這正是賴清德的目的？

德國聯邦經濟合作暨發展部日前表示，不再將中國大陸視為「開發中國家」，2026年起停止提供優惠貸款，並要求中方「承擔起國際秩序框架下的責任」。無獨有偶，美國參眾議院早在今年上半年也分別通過類似法案，要求針對中國大陸以「開發中國家」參與的各類條約與國際組織，國務院應推動將中方地位變更為已開發國家。從開發中升級為已開發國家，理論上是象徵國力提升的肯定，但歐美千方百計想要頒獎，中方卻極力抗拒不想領獎。

國際間以「已開發」、「開發中」與「低度開發」三種發展程度，作為區分各國國際義務差異的主要基礎。已開發國家不但要出錢出力，各項義務的履行更要身先士卒，而且一次到位。開發中及低度開發國家除了可以接受國際援助外，義務的履行也可分期付款，享有各種彈性。

問題在於，如同中國這種究竟是強國還是開發中國家的灰色問題，主因是國際定義仍有模糊性。以世貿組織（WTO）為例，並未提供「開發中國家」的定義，而是允許各會員自行認定，也沒有規定會員應從開發中地位畢業的條款。中國大陸在2001年入會時為開發中國家毫無爭議，惟20多年後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美紛紛提出中方應該要畢業，不該再藉此來規避義務、持續享受WTO給予開發中國家一百多項的「特別及特殊待遇」。

又如世界銀行，是依總收入的方式，評估一國為高收入、中等偏高收入、中等偏低收入和低收入四類，只有高收入經濟體被視為已開發國家，中國大陸則被界定為「中等偏高收入」經濟體。基於其身分，聯合國及世界銀行目前在中國大陸仍投入不少計畫。現有29個聯合國體系單位共投入1.3679億美元，而世銀更有高達97個進行中項目，投入資源接近120億美元。就在中國左手的一帶一路已經投入近1兆美元的今天，右手還伸手接受援助的作法，更是引發爭議的主要原因。

開發中國家的涵蓋範圍極廣，也有其模糊性，然而幾乎所有開發中國家同儕，在經濟量體、科技能量、軍事核武及全球政治影響力等層面上，都跟中國相去甚遠。但另一方面，不論依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等指標，中國大陸距離「高收入經濟體」確實還有差距，如今年剛卸任的世銀行長David Malpass所言，從人均所得出發，沒人能否定中國具有獲得世銀借款的資格。某種程度可以說中國創造出了第四種獨特的分類，也就是已開發、開發中、低度開發以及中國。

其實北京自知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實有不同，也開始做出國際貢獻，例如中國大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大的單一捐助國，也積極投入國際糧食南南合作專案。中國大陸婉拒升級的主因，自然是國際政治考量，這種跟「全球南方」血緣相同的身分，有助於維持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團結的需要，也是中國主導一帶一路、金磚峰會、上海合作組織，甚至於近期推動「全球發展倡議」的正當基礎所在，中國並無為了面子而加速從開發中地位畢業的需求。

西方國家的壓力短期間對中國大陸影響不大，因為從WTO到聯合國體系， 尚無機制可強迫改列國家的經濟發展定位。然而，西方國家的行動愈來愈多，對北京也會形成一定壓力，畢竟中國大陸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有偉大復興與美歐分庭抗禮的企圖心，倘若北京想要獲得「北、南國家」的普遍認同，除了堅定扮演南南集團的領頭羊之外，如何扮演其負責任的大國及領導者角色，特別是必須領悟到其慣用的經貿關係武器化作風，以符合國際社會對負責任領導者的期待，才能真正邁往成為大國、強國的道路。

民調只能代表當前民意，無法判定誰最有治國的能力，參選人的優缺點和綜合實力也很難藉由民調看出端倪。尤其是藍白合，不僅要比侯柯個人的實力，也要比較藍白兩黨的政治實力以及相對應的優勢。

若真要用民調決定，筆者建議要完整的陳述民調題目，讓受測民眾能夠真正了解侯柯兩人的優缺點和實力，才能做出選擇，題目最起碼要從五個方向來加以比較，或稱之為「五力分析」，題目分別為：

一、誰最能受美國信任、中國大陸不反對，而能兌現台海和平，不發生戰爭？

二、誰最有執行力和讓人信服的執政政績，有能力解決民進黨貪腐專制政治，重現人民想要的陽光政治？

三、誰最受廿二縣市首長支持，且能結合藍營縣市長強力輔選，重建中央地方一體施政模式，合力打造和平繁榮的台灣？

四、誰最能受多數藍白區域立委參選人支持，通力合作打贏選戰，完成在野力量國會席次過半，行政與國會才能有一體的政策方向？

五、誰最具有藍白群眾支持的核心價值：反對台獨，維護台海和平、終結貪腐及政黨輪替？

用這五道民調題目，加總成民調分數，以此來決定藍白合正副人選。這樣才最公平公正，也可防患於未然，推出來的人選才是最耐打，也最有贏的可能。

筆者認為，民調若要讓人信服，題目必須公正全面。如果民調只是單純提問「賴侯柯三人，您支持誰？」不僅題目單一，結果更容易遭到對手灌票操弄。

如果要用民調來決定國家元首人選，更應該謹慎而為。這個人過去的執政政績如何？人格特質為何？他背後的核心理念是什麼？有沒有兩岸、外交、國防完整嚴肅的論述？執政後的治理能力如何？比起最後誰出線，恐怕這些才是支持藍白合選民要更加關心的。

這些過期雞蛋目前係以冷凍或冷藏方式存放，其後續處理方式不外乎掩埋、焚化、堆肥化、廚餘養豬。其中又以堆肥化的處理成本最高，也需要嚴格管控堆肥化後的去向，以避免造成孳生蚊蠅等環境汙染，或拿了高額堆肥處理費卻偷倒掩埋了事。堆肥業者有無能力於短期內大量處理這些雞蛋，也是問題。

從養豬業者的觀點，農業部可以將這些雞蛋免費交給養豬業者，經過高溫蒸煮殺菌後做為豬飼料，政府不必編列處理經費，又可降低養豬成本、協助去化，這才是不花公帑之最佳利用方式。

這些過期雞蛋，總重量約近三千二百四十公噸，原料來源單純、蛋白質含量高又可免費取得，豬農一定樂於採用。政府只要依據各養豬場飼養頭數管控領取數量，就可順利去化過期雞蛋。

農業部補助進口商進口外國豬肉，藉此打壓本土豬肉，嚴重損害本土豬農的利益。此次剛好遇上可以提供轉作廚餘養豬用途的雞蛋給本地豬農，如果硬要選擇其他浪費公帑方式處理，可謂是全民公敵！

回溯公衛史，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台灣公衛以「預防建設優於醫療建設」為最高指導方針；政府大幅投資及發展公衛預防部門，並在全台各鄉鎮市設立衛生所，賦與衛生所大量資源及人力。種種傳染病防治計畫均透過衛生所的公衛醫師、公衛護士及保健員，挨家挨戶地接觸、拜訪，展開衛生教育、預防、監測、通報、調查等等大量的公衛工作，使大多數傳染病在六、七○年代即銷聲匿跡，衛生所可說是「小兵立大功」。

這個時期，衛生所的主要工作場域是社區，主要服務對象是民眾。衛生所的工作人員，包括醫生、護士、保健員、檢驗師等等，擁有高度的熱誠及使命感，同心協力，以團隊精神與社區民眾為了維護民眾健康的共同目標，打成一片。

進入一九八○年代後，台灣在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下，政策大逆轉，政府對公衛體系預防部門的注意力及資源因此逐漸轉向醫療部門，開始推動公衛醫療化、醫療商品化、市場化及財團化，並推動衛生所建立群醫中心。

從此衛生所從以預防為主，轉為以醫療為主，並被迫進入醫療市場競爭，藉由提供醫療服務賺取所需利潤。

一九九○年代，政府進一步希望衛生所自負盈虧，逐漸縮減經費及人力支援，衛生所工作人員為提供民眾醫療商品以增加收入而疲於奔命；這個時期，衛生所的主要工作場域是群醫中心或診間，而非社區；主要服務對象是病人，而非社區民眾。相對於五○到七○年代衛生所工作團隊與社區民眾打成一片，這個時期衛生所與社區民眾是疏離的，衛生所的團隊精神也難以為繼。

此外，上級機構交代給衛生所大量工作，業務超過一百項，衛生所工作人員對衛生所的前景很悲觀。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訪談衛生所工作人員時，他們怨聲四起：「我們被目標數壓得死死的，非常累」、「我們的工作又多又雜又累」、「我們是做到流汗，卻被人嫌到流涎」…。這就是「血汗衛生所」形象生成的緣由。

在經費有限、人力嚴重不足、公衛體系領導者又不珍惜他們努力的情況下，衛生所工作人員流動率很高；很多工作人員有倦怠感，希望早日退休，造成嚴重缺額，醫師荒問題也於焉而生，這樣的困境持續累積二、三十年，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長此以往，「血汗衛生所」產生的醫師荒問題，對社區民眾的健康促進與維護十分不利。不幸的是，政府將公衛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讓多數民眾養成有病就去醫院和診所看病的習慣，不像之前與衛生所協力以「預防勝於治療」的原則維護健康。

衛生所應該與社區民眾密切合作、建立社區主體，將民眾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政府是造成公衛政策大逆轉的始作俑者，社會大眾應該強烈要求政府改變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部門市場化的政策，回復昔日「預防建設優於醫療建設」的政策，才能根本解決衛生所醫師荒。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七日表示，藍白合應是志同道合，不該變成零和，不要只用民調，應該先理念相同，再談方法整合，這才是藍白合的ＳＯＰ；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則回應說，他的ＳＯＰ就是民主政治以民意為依歸，現階段就應該以民調做為標準。

民主政治以民意為依歸，但民主政治除了是民意政治外，其實更是議會政治。簡言之，當前藍白兩黨若要整合成一組人馬，爭取大選勝利，且未來施政順利，則不能僅以總統參選人的最新民調為標準，也應將目前藍白現有國會議員所屬意的最佳總統參選人，同時納入考量標準，才是正確作法。

此種將「最新民調」與「國會民調」一併考量的方式，筆者認為，應是公平且較為合理。因為藍白合共同產生的總統參選人，若只是由民調高者產生，卻不能得到兩黨立委們的齊心認同或多數支持，也將是未來藍白合可能執政後的一大隱憂，不可不慎。當然上述方式，如何順利選出一組人馬的細節作法，仍有待兩黨的積極協商與溝通。

民進黨執政七年多來，兩岸關係高度敗壞，雙方高層無任何溝通管道；僅僅一年來，解放軍已在台灣周邊海域執行了三次大規模的環台軍演；今年九月十七日，中共更有超過一百架以上軍機侵擾台灣並逾越海峽中線的創單日新高行為；種種跡象顯示，未來若仍由民進黨繼續執政，兩岸瀕臨戰爭邊緣或隨時爆發戰爭都是遲早的事。

既然民進黨無能改善兩岸關係，並迫使台灣成為全球最危險的地方，明年大選就該將民進黨下架，以符合國內六成以上民意的政黨輪替期待。

柯文哲九日提出七項政見，主張修憲，推動內閣制以節制總統權力，並稱若成功當選總統，他的目標是讓中華民國產生第一位總理。上述民眾黨的政治理念或修憲議題要能實現，首要目標應先是透過藍白合機制並讓民眾黨擁有二○二四年的「執政黨」地位，否則再多的政治理想、治國理念，最後恐都將淪為空想與不切實際。

總之，藍白合是台灣民主政治深化與兩岸和平永續發展的一項契機與新里程碑，目前在野的國民黨與民眾黨都應共同合作並努力促成；因為唯有在藍白兩黨合作下，並於明年總統大選勝利後成立聯合內閣，才能讓台灣不再成為「強人政治」、「一黨獨大」的專制國家，也才能為台灣人民帶來真正的和平幸福。

我研究共產黨多年，盼能知己知彼，也習慣從對方的角度看問題。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大陸，與周恩來商談建交事宜。在第一次會談時，田中就問「蔣介石是怎樣的人」，周恩來立即回答：「蔣介石是一位值得對全世界誇耀的中國人代表。」

這段話出自本田善彥所著《台灣人的牽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中譯本的第九十五頁。蔣先生擔任黃埔軍校的校長時，周恩來是該校的政治部主任。國共分裂後，周恩來一度當過毛澤東的長官，後來長期成為毛的部屬。天下最真實的事，莫過於比較了。

一九四九年，周恩來銜毛澤東之命，寫信給宋慶齡，邀她北上投共，信中有「蔣賊」二字。到了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毛澤東還在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周恩來卻在外國領袖面前，說出了蔣先生的歷史地位，內心的轉折耐人尋味，也令我沉思良久。

我想起了鄭成功，這位反清復明的英雄，生前和死後不久，都被清廷說成「海賊」。兩百多年後，同樣一個朝廷，改奉他為「完人」，而且是「創格完人」，在台南為他建立「延平郡王祠」。祠中有沈葆楨的對聯，下聯是「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說的是鄭成功，但也適用於蔣先生。

其實，蔣先生最大的敵人毛澤東，也多次說出了實話。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發表〈論新階段〉，其中有言：「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全中國就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發出了神聖的正義的炮聲，全中國形成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形成了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八年，毛澤東至少七次指出，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這已成為定論了。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毛澤東更告訴黨內的文宣幹部，蔣介石有幾個優點，是客觀的事實：一、北伐統一中國，二、領導抗日戰爭，三、收復台灣澎湖，四、開拓海疆。「開拓海疆為一九四六年，蔣介石從法國手中，取回南海諸島嶼，這塊三百七十萬平方公里的海疆，相當於三個外蒙古」。如今，南海諸島面臨更多的爭奪，它們是中國固有的廣義領土，我們能夠支持外國的侵略嗎？

毛澤東抗戰時期頌蔣，是出於形勢比人強，不得不低頭吐實。晚年肯定蔣先生，則見真情流露的一面，周恩來亦然。因為罕見，所以珍貴。蔣先生的歷史地位，固不待對手加持，但任何人說真話，都是值得還原的，一如公道值得追求，真理值得探究。

蔣先生是一位值得對全世界誇耀的中國人代表。

距離上一次經濟史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已經卅年，當年的兩位獲獎者之一福格就是高爾丁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高爾丁不僅師承福格，論文題目也是繼續老師對於美國內戰前奴隸生產力的研究。

不過當時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另一位老師也對她的後續研究影響深遠，那就是比福格早一年獲得諾貝爾獎的貝克。

貝克在經濟學界的貢獻極為廣泛，其中一項主要的題目是婦女勞動參與。高爾丁結合了兩位老師的知識精華，展開她畢生學術研究的主軸，用經濟史的方法發掘勞動市場中性別差異的驅動主因。高爾丁的發現，用最簡單的說法解釋，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歧視，不只在於薪資差異以及俗稱玻璃天花板的職位上限，還有更為長久形成的職業或職務差異。最明顯的例子是男性醫生較多，女性護士較多；還有男性大學教授較多，女性幼教的老師較多。這些差異造成的不平等，其實比「同工不同酬」的歧視更為嚴重，因為影響所及包括教育機會，甚至家庭裡的重男輕女。

職業差異是歧視嗎？許多人可能認為上述問題的答案歸給歷史因素就沒事了，經濟史學家研究卻在這裡才開始。高爾丁用長期資料呈現，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許多職業差異發生很大的變化，背後的原因是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換言之，女性並非天生不適合當醫生或者喜歡當護士，而是在升學過程中已因家庭或社會因素被設定，一旦職業差異形成後，很不容易打破。高爾丁在一九九○年從普林斯頓大學轉入哈佛時，她是經濟學系第一位長聘的女性教授；到二○○六年，哈佛大學校長還因為講出女性在某些學術領域比不上男性的言論而辭職。時間帶來的改變不難發現，卻很難搞懂。

奴隸與女性勞動者所受的歧視有何不同？這個問題看似奇怪，卻是了解身分歧視問題的切入點。雖然很容易指出兩者的狀況天差地別，但是實質上都是用市場契約達成差別待遇。美國內戰前的奴隸多半是購買而來，其餘是奴隸在農場生育而來的，他們不幸的處境來自條件極差的賣身契。奴隸與其他身分歧視本質上的差別是制度，奴隸是被創造出的正式制度，女性受到的歧視則是演變而來的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的歧視可以透過法定程序改變，例如美國林肯總統推動的廢除奴隸，更嚴重一點，則是要用戰爭或政治革命的代價來達成。然而，非正式制度的歧視無法畢其功於一役解決。媒體報導指出，高爾丁並不研究政策，就一位勞動經濟學家而言，這有點不可思議，可是對經濟史學家卻是本分。終究需要一些學者關注無法立即解決的難題，發掘出積重難返的原因。

美國為奴隸付出了內戰的代價，雖然廢除奴隸，但解決了種族歧視問題嗎？當今性別歧視問題，並不只於女性身分，各種歧視、對立、衝突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指出用知識是克服無知的解決之道；不過，成功之前還有很長很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