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登革熱有三次大爆發。二○一四年病例數超過一萬五千，幾乎集中在高雄；次年超過四萬人確診，台南躍居榜首，和高雄皆逾百人死亡，震驚全國。今年疫情，台南「一枝獨秀」，病例占總數近九成，已成名副其實的「登革熱之都」。

這令人想起，高雄、台南登革熱疫情的「黃金交叉」，正發生在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任內。當時，賴清德為議長賄選案堅持不進議會備詢；最後因疫情肆虐，才勉強進議會。其後，台南市府因疫情遭監察院糾正，賴清德的「賴神」威名一落千丈。

疫情不降溫，進駐台南的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只好延長進駐時間。他直言，台南疫情嚴重是因公權力未雷厲風行、未整頓的閒置老屋空地太多等因素；其實就是「市府輕忽」。八年前台南登革熱疫情，監院糾正案就指台南市府「疏忽疫情」；八年過後，仍毫無長進。

諷刺的是，當年「輕忽登革熱疫情」的賴清德，其後卻官運亨通，市長任期未滿即接任閣揆；院長下台，又出任蔡總統副手；如今更成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人命與責任，成了笑話。

這次大選，要求改革稅制不公的議題發酵，成為各界議論焦點。財政部主動發文答辯，稱政府推動稅制改革，已有近半數的年輕人和中低所得戶「不用繳綜合所得稅」，計達三百多萬戶。此話一出，引爆眾多年輕族群的反彈。有人譏稱，就是因為年輕人薪水太少，連生活都有困難，根本達不到政府所要求的納稅門檻；那麼多年輕人不納稅，也能當成「政績」嗎？也有人不滿地問，自己工作多年，薪水不高，卻年年繳稅，從來不在政府「優惠」的免繳名單上；那麼，政府的稅改到底在改革什麼？

依今年的綜所稅申報規定，每人所得稅免稅額為九．二萬元，單身者標準扣除額為十二．四萬元，薪資扣除額為二十﹒七萬元。因此，單身青年只要合計年收入未超過四十二﹒三萬元，即可不用繳稅。如果全台有近半數年輕人不必繳稅，即意味著有半數年輕人所得未達四十二﹒三萬的門檻，都屬於「窮忙族」，照顧自己都來不及，遑論貢獻稅收、回饋社會。

蔡政府雖標榜年年調高基本工資，但根據二○二二年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結果，扣除物價上漲衝擊後，每人每月實質經常性薪資平均僅四萬一三五七元，為十年來最大減幅。從這個數字看，即不難理解年輕族群低薪化多麼普遍；可笑的是，政府竟拿他們「不必繳稅」來吹噓，自以為是德政一樁。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僱人員薪酬占GDP比重下降的同時，營業盈餘的比重則升至卅六．五三％，創史上新高。亦即，相對於員工的低薪，資方取得的生產利潤比重越來越高，這正是貧富差距擴大的核心癥結。

全民無緣共享經濟成長果實，財富集中與貧富不均情況加劇，朱澤民承認主要責任在政府，但他仍選擇性地解讀有利數字，並反過來巧妙地正當化大撒幣政策。這就是蔡政府的魔幻話術：人民感受到的貧窮與不均，都不是事實；而政府不斷的撒幣與揮霍，都在福國利民。問題是，這種話術，還有多少年輕人願意埋單？

朱澤民聲稱，政府透過社福措施改善財富分配，民眾不要汙名化社福支出是大撒幣。朱澤民的盲點，也正是蔡政府的盲點。一個國家要改善貧富差距，更積極的手段應該從生產端的利潤分配及薪資提升做起，而不是從末端利用政府的社福手段進行補貼。原因是，政府的救濟往往缺乏效益又失之偏頗，常常夾帶政黨私心，甚至用以遮掩自己的無能。尤有甚者，假福利之名把政策買票正當化，不僅黨政不分，更是後患無窮。從某個角度看，這種解決手法，其實是在讓大家「均貧」！

聯合報日前推出「貧窮台灣」專題報導，指出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僅科技業有感，低薪和高物價造成更多近貧黑數，台灣正陷入「體感貧窮」。低薪與高房價，讓青年看不到明天；空談願景，讓青年聽不下去；這就是賴清德進校園拚選票卻屢遭學生挑戰的原因。被蔡英文消費過的感覺，讓他們無法再信任賴清德。

這兩場演講的內容其實可以串連在一起來看，張忠謀想要傳達的意思是：若台灣不能捍衛晶片製造的領導地位，就會像早年美國的製造業投資環境一樣，被其他國家取代，最終失去在半導體的優勢。

台灣產業雖然有許多螞蟻雄兵創造了世界級的隱形冠軍，但真正能稱得上世界級的產業，是以台積電為主的晶圓代工創造的半導體生態圈。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推動的5+2產業政策忽略了半導體產業，張忠謀就向蔡政府喊話，指政府可以推動新產業，但不應忽略已是世界級的半導體業。蔡政府當年改弦更張，重新將產業發展政策納入半導體業，與張忠謀的建言有相當關係，這也讓近年台積電護國神山的招牌愈來愈亮。

台積電的壯大，固然是台灣經濟發展之福，但也讓台灣經濟面臨新的挑戰：如果台積電陷入成長的極限，甚至被競爭者追上，這不僅對台積電是考驗，對台灣經濟也將會造成關鍵影響。

張忠謀在台積電運動會上示警台灣半導體的優勢只剩20、30年，這不僅是講給台積電員工聽，更是說給政府聽，要政府想想，若要維持一個世界級的產業，政府該做好哪些事？

近年台積電對公司成長路線的研判，其中必然包含台灣的生產環境究竟能支撐台積電多大的產能。台積電赴美國、日本與德國設廠，固然有張忠謀口中的「地緣政治兵家必爭之地」因素，台灣的水電供應、綠能與人才的提供是否已到了天花板，恐怕也是台積電轉向海外擴張的另一考量。簡言之，台灣的生產要素配套可能已跟不上台積電的成長曲線，台積電必須走出台灣，才能擁有足夠的人才、能源或綠電。

在台灣，顯而易見的考驗是人才與綠能供給。近兩年台積電在國內外大舉擴廠，產業界已見識到台積電的人才磁吸效應，紛紛反映國內現有大學或技職體系的人才供應已有跟不上的情況。

其次，台積電已加入RE100，今年稍早台積電宣布把2050年全球營運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提前至2040年，並將原2030年公司生產營運據點使用再生能源比率由40%提升為60%。對照台灣目前的綠能發展，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的運用雖已成熟，但總產量別說難供整體產業所用，光供應給台積電就已顯得吃力。政府寄望的氫能發展進展有限，不像日本已投入數千億元研發並已具商轉規模。

缺了人才與綠能這兩塊，對台積電這樣的世界級公司而言，勢必難以在台灣繼續大舉擴張產能，這也是張忠謀擔心的，眼前的台灣投資環境很不錯，但如果沒有政府政策的引導與支持，台灣的投資環境很可能重蹈美國當年的經驗，逐漸被其他國家趕上。張忠謀看好日本可能是另一個發展半導體業成功的國家，著眼的除了日本擁有跟台灣類似的優質工程師人力，另一個就是日本的能源與綠能供應發展走得比台灣更踏實，符合台積電要落實RE100目標的需要。

張忠謀在台積電運動會上說，未來台灣發展半導體的環境可能不像現在這麼有利，這跟國家政策發展有關。張忠謀要提醒政府的是，台積電需要具競爭力的生產環境，包括土地、能源與人才，政府都還有努力的空間。張忠謀在台積電運動會上帶頭喊「我愛台積，再創奇蹟」，再創奇蹟前，政府還得把基本功做好才行。

二方觀點激戰，看似都有理，但問題的癥結點究竟出在哪裡呢？

台灣的街道設計隨意到完全沒有邏輯可言，此類無邏輯又可分為二類：公共設施設置標準不一、步行空間私有化。

首先，公共設施例如路緣石、植栽、路燈、車阻設置標準不一，同樣一個城市中，路緣石有各種不同的高度；有些地方為了方便汽機車進出，直接設置為斜坡狀，也有些地方路緣石高度達到卅公分以上，停車在路邊打開車門會直接碰撞路緣石。步行空間的私有化，指新開發建案的人行道或開放空間，完全交由私部門規畫設計，造成本來應該連續的人行動線，被建案的土地範圍分割為一段段不同的退縮距離、地磚材質、植栽種類和洩水坡度，此種情況在重劃區的步行空間更是明顯。

筆者曾於八月十八日投書民意論壇，提出五點街道設計的建言，包括「確認行人優先」，街道設計同時要考量卸貨貨車或攤販等提供城市服務者；「建立街道層級和標準化設計規範」，應設置有強制效力的細緻街道設計規範；「科學化分析及重新規畫街道」，在街道分析的過程應重視科學和事實、減少直覺和常識；「街道設計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重點之一」，街道設計之統籌可由都市計畫委員把關；最後，「停止步行空間私有化，設置實體人行道」，地方政府要勇於擔起設置連續人行道的責任，不能將公共利益事項全部交由私部門規畫設置。

回歸此次違停記點新制的爭議，不論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先反求諸己：街道設計是否已健全？街道設計的計程車停等空間及貨車卸貨空間是否已完備？政策是否已充分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如果上述事項皆已完備，取締和開罰才是正當的手段。如果不設置充足、分布合理的卸貨和計程車停等空間，卻又要雷厲風行的執法，不是要官逼民反嗎？

現今台灣的街道設計考量不周，未能有效運用道路空間，造成行人、自行車、汽機車、計程車和卸貨車輛互相對立且沒有贏家，然而政府卻要嚴厲取締交通違規；這就像進到露天垃圾場，卻嚴厲禁止隨意亂丟垃圾，豈不怪哉？

違規受罰，天經地義，開放民眾檢舉，以補警力不足，也是解決問題的輔助措施，但交通標線不當，並無法真正解決違規臨停。

交通主管機關應檢討道路設計、臨時停車空間的需求配置，及紅線禁止停車標線浮濫畫設問題，才能正本清源，改善行人通行環境與改善交通秩序。

至於檢舉案件爆量，是因禁止臨停之紅實線畫設過於浮濫；而地方政府會把紅實線「畫好畫滿」，是因為黃實線於晚上八點以後，至次日早上七點開放合法停車，已無法規範停車秩序，也造成一種標線，白天與晚上卻有不同規範效力之問題。

因此，建議應把交通部與內政部會銜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六八條第四項「黃實線開放夜間合法停車」的規定刪除，並請地方政府就行政專業，以因地制宜之事實需求，全面檢討紅實線畫設浮濫的問題。

亦即，在重要路段會妨害交通之處，如在設有彎道、險坡、狹路標誌路段、槽化線、交通島或消防栓、十字路口或轉彎區等畫紅實線，用以禁止臨時停車，其他路段則改畫黃實線，以便利民眾上、下車臨時停車所需，才能杜絕檢舉氾濫之亂象。

上述法規修改之後，主管機關即以可臨時停車之黃實線，取代部分不影響交通之路段上的紅線禁止停車標線；黃實線僅提供三分鐘有臨時停車必要之車輛，職業駕駛人送貨或乘客上、下車即無違規臨停問題，浮濫檢舉將消失於無形，職業駕駛人之民怨也可一併解決。

再者，如夜間有停車需求之地區，因黃實線取消夜間可停車時段之規定而受影響，則可依地區需求，選擇部分於夜間行車量較少之路段，畫設「時段性禁止停車」之停車格，即可將停車與檢舉浮濫完全改善，可謂一石二鳥之計。

因此，為有效杜絕違規停車及違停檢舉與記點新制所造成之民怨，刪除《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六八條第四項，即屬刻不容緩。

地方主管機關應通盤檢討以黃實線取代紅實線的路段，將標線做符合比例的合理規畫，即使開放檢舉違停也不會產生浮濫檢舉，有嚴重影響交通之路段再落實科技執法，將能有助於交通平權之實現。

「囚徒困境」大意是：有兩個涉及同一案件的嫌疑犯被單獨監禁，檢察官給他們的條件是：其一，如果你招供，另一個不招供，那你可立即釋放，你的同夥則要坐牢十年；反之，就是他逍遙自在，你坐牢十年。其二，都招供，那兩個都坐牢五年。其三，都不招供，那釐清無其他犯罪證據後，最多關押半年後釋放。在此情況下，假設兩個犯人有互信基礎，他們的最佳策略應是都不招供，以獲取半年後釋放。然因人性自私的天性，兩個囚徒都會掉入檢察官的陷阱，最終都選擇認罪。

套用上開理論，把兩個囚犯改成藍白兩黨，他們的選項由「認罪」、「不認罪」改為「退讓」、「不退讓」；理論上，基於爭取自己最大利益天性，兩黨最終必定無法退讓，反使綠營坐享漁翁之利。

日本經濟學家川西諭在所著《所有問題都是一場賽局》一書，對於「囚徒困境」提出以下解方，藍白主政者或可參考，以免感情用事，做出損人不利己的決定：

一、跳脫個人迷思，將思考格局拉高至整個賽局結構。二、把對手意向及時間因素納入，採動態式擴散賽局思考。三、利用「賽局樹」、「反向歸納」（排除最不利行為選項）等思考工具，找出最適當的因應策略。四、將各種情境對兩方造成的利弊予以量化，以利比對找出對整體最大利益的「納許均衡」（指任一參賽者，單方面均無誘因偏離此均衡）。

此外，川西諭強調，他認為「賽局理論」重點不是在如何贏過對方，而是要當個「合理的傻瓜」，努力創造雙贏，才能獲得安定、永續的利益。

比起經濟議題，政治顯得更複雜、更不理性，也更難以量化，所以經濟模式或許難以直接套用並解決藍白合作的爭議。惟經濟學者對人性探討所提出的建言，包含「拉高思考格局」、「聚焦整體利益最大化」或「當個合理的傻瓜共創雙贏」等，都是值得在野黨參考的。希望藍白兩黨能以更大的格局避免陷入「囚徒困境」，進而創造政黨輪替，以為台灣民眾謀取更大福祉。

柯文哲常以總統可任命六千多個職缺的例子，強調總統可「勝者全拿」政府的職位資源。這種誇大的傳說由來已久，十多年前在馬英九當選總統尚未就任前就曾有媒體報導，馬上任後可任命或主導任命的職務約達七、八千個。

如果柯文哲常以科學方法看事情，此刻應說明總統可以任命的六千個職缺是哪些？否則就只是看了媒體的報導或幕僚的說法，未經查證就隨之信口開河而發生了「誤診」。

事實上，我國政府機關被認為「官員」的職務中，的確有如「聘任」及「聘用」等不須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的職務。但該等人員得以任職政府機關，其條件與資格仍受到法律規範。而總統會介入這種職務的機會不多，如「口譯哥」派駐美國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以及行政院各地「服務中心」的執行長等，但都是違反《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的「黑官」。

類此情形，法律的主管機關是考試院，但聘用的人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和資格，以及實際擔任的職務有無違法，都由各院自行審查決定後，再報考試院備查即可。為什麼這樣呢？就是因為考試院抵擋不住執政黨和行政院的政治壓力。

再者，經濟部及財政部等所屬公（國）營事業機構的董事長及總經理等高層，國民黨執政時期訂有六十五歲屆齡退休的規定。但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就改為六十五歲退休為原則，經報行政院核准後則可繼續任職。考試院雖主管公務人員的退休，但管不到公營事業人員，行政院也才能說改就改。

考試院主管的《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教育人員、醫事人員、交通事業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均另以法律定之。此規定雖存在了幾十年，但迄今仍未制定關於公營事業人員任用之法律。究其原因，仍是行政院抵制考試院的人事職權。

考試院的職權若能發揮，可促使行政院和立法院尊重文官體制的穩定性，並為院際間審慎共同作出決定的制衡機制。柯文哲雖然很強調政府體制的制衡，但他卻未必知道制衡的本意。

更嚴重者是，憲法增修條文明定要設省政府及省諮議會，地方制度法第三條也規定「地方劃分為省、直轄市」及「省劃分為縣、市」，但台灣省和福建省於賴清德擔任行政院長時已實質廢除。柯文哲竟要仿效此違憲的做法，稱他若當選了總統，會以不提名考試院人事的方式「凍結」考試院。如此不思如何提振考試權，文官體制恐將被加速玩殘。

剛自肯亞奈洛比開會回來，這些年來之發展其已有相當現代化之CBD（城市商業中心），但咫尺之隔即有全球最大之貧民窟Kibera，該區兩平方公里內住有近兩百萬人。當然，用已開發國家的視角來看，這些人怎麼可能如此生活？如何與天地同生？當深入生活社區，卻發現不同的社經生命體，其實自有其求生維生之道及與天地共存之韌性。

綜觀全球十大貧民窟，其生命力其實高於今日台北車站周邊之「都市遊民生活圈」。畢竟這些貧民仍賣力用心地求生存掙生活，而非等待救濟。而就今日之大環境圈來看，無論首都或偏鄉都會發現在都市邊陲紋理中之些許「冷點」，它們確實存在於不同社經階層中。

台灣早已是個相當具包容性的社會，即使有明確的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卻未曾出現如西方社會之階層分野。也因此，在各大都會區中，仍依舊可見不同社經階層共生之實況。惟雖是共生共存，但是否共「榮」共「友」，則仍有相當之斷層。正如奈洛比一條道路相隔為高級區，另一邊則為平民乃至貧民區。

在首都台北，雖未有所謂貧民窟，但夾雜在舊市區紋理中之老社群，當無能力被「都更」時，其生活空間狀態的確宛如「貧民窟」，各種現代化公共設施均未能接軌。

除實質的基礎公共建設外，現實仍存在著因地理政治因素，許多昔時之眷村、移民、移工之僑民生活圈，如新北市中和區的華新街，這裡匯集了來自各地之僑民（緬甸／馬來西亞／雲南／越南／印尼…），宛若異國邦城。

該區相對於市中心確為城市地理上之邊陲，惟一步入社區卻發現即便短短幾條街，幾乎每個店面都是一個遷徙、生存、生根、轉型再生的「故事」。每一位接觸過的人幾乎都是其人或其父母遷徙移民駐居之生活寫真，也是其生命歷程膠囊，令人有時空凍結之錯覺。而在聽不懂的方言中，卻見其過去生活史之再現，悠然、自在、和善、熱情…即使同為「移民」後代的我們，似已有世代隔閡之感。

頃見今日之氣候移民、戰火難民，以及社經移民，這世界的移民景觀刻正快轉中。據統計，全台已有卅萬移工／民，而其下一代亦已逐漸成長成年，是否亦得以被認同或有管道優先進入台灣的教育體制中？看到來台第一代之東南亞移民，似乎也看到了華人移民在歐美之影子。台灣位處特殊的地緣政治區位，我們是否應有責任讓這些邊陲社區的移民後代得以真正融入我們的社會，成為平等、共生、共存的大家庭？（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主任）

最近以哈加薩走廊衝突，引發一波對猶太族群的研究與檢視。這個族群在商業、教育、媒體、經濟、資通訊與黑科技、人工智能、新興科技、學術研究、醫療、國防技術、諾獎得獎率等方面都取得了傲人的優勢。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全球猶太族群約一千五百萬，占全球人口約○點二％，如何發展出獨特優勢仍是眾說紛紜，也許是宗教文化及教育，也許是生活的態度，也許是大環境所逼而產生的生活哲學。可以確定的是，猶太文化雖不可複製，但學習猶太族群在發展科技產業上的領導力卻是當務之急。

上周在北京講學時特別提到，中國人普遍富不過三代，但猶太族群幾乎都能延續十代以上，最大的關鍵在於：其領導力源自於「先見林再見樹」的系統思考與長線布局，而在強調教育、敬天畏人、尊敬宗教，加上家族文化的加持之下，絕少因為短期利益而放棄大局。

二戰結束以來，猶太族群在美國矽谷各類產業發光發紫者眾。拿高科技業來說，不論是Google、Meta、Amazon、OpenAI等，或是以硬體為主的Intel、Apple、Tesla等，幾乎全是猶太族群的天下。猶太族群主導的企業有一共同特點：建構系統性／策略性的Godzilla平台，並利用媒體廣為宣傳，棲身在矽谷，打著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標準平台架構，形成特殊的全球分工結構。

雖然矽谷「重軟輕硬」的去工業化現象嚴重，但高科技系統及網路平台提供了無限槓桿優勢及全球分工格局，讓主導者享有巨大的操作空間，使得科技領導力及產業整合有發揮的空間，是現代科技領導力「強者恆強」精髓所在。

在猶太人主導的產業或科技發展進程中，外行人當道的機會非常有限。台灣創意無限常掛嘴上，但法匠當道，善辯、搞分化是其專長，台式零星／煙花式／綜藝式的科技發展，就是缺乏領導力的表現。

世界的科技發展正在快速的轉動，但台灣正陷入科技發展「國家隊」的虛無縹緲境界，特別是大內宣搞氫能、低軌衛星通訊、碳捕獲存儲再利用、精準醫療等。這些由歐美先進經營有成的產業，台商在外圍搞代工但無法進入系統整合的體系中，科技領導力難有發展的空間。

大陸科技實力在某些區塊已有領先全球的趨勢。台灣抄襲美國「去工業化」的心態不足取，但學習猶太族群的科技領導力卻是當務之急。產官學各界在思考產業轉型的當下，應跳脫戀屍矽谷，發展自身的領導力與前瞻視野。

模仿矽谷高科技創新，卻忽略族群文化的因素，這就是典型「戀屍矽谷」的迷思。事實上，複製猶太族群的優勢於兩岸產業互動過程中，並非不可能的任務。希望檯面上的三位參選人能放棄不必要的意識形態，為台灣科技創新與領導力創造另一個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