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一上台，即以公平正義和國家財政為由，悍然大砍公教退休金，甚至溯及既往。除汙名化軍公教、造成社會對立，也破壞政府「信賴保護原則」。對比之下，財務更嚴峻的勞保、國保皆文風未動，農保甚至還加碼。所謂公平和財政問題，只是藉口。

政府對自己「員工」的承諾，都能說變就變、說砍就砍，還有什麼不能變、不能砍？從此，公教人員的專業和穩定遭到破壞。二○一六年有三十多萬人報考公務員，到二○二二年，只剩廿一萬餘人，足足「蒸發」三成。

事實上，所謂「軍公教退休金調升」，只是把退休軍公教原本應得卻被剝奪的部分，返還一部分罷了。其目的，只是在收買人心，希望這批人能在選舉中支持綠營。把搶來的錢歸還一部分，還當成「做功德」，試問，有人會感謝這種「土匪」嗎？

先前兩次軍公教退休金調升，分別在二○一八及二○二二年，都「恰好」是選舉年。那兩次，民進黨都以大敗收場。此次故技重施，是否會有不同結果？大家等著瞧！

以最近的事件為例，割頸案國中生父母透過校方發表公開信，沉痛表示「反對廢死」，認為政府必須採取嚴刑，才能阻止悲劇一再發生。未料，賴清德當即回應說，「這當然中共介選」，其目的是想造成台灣社會分裂，藉此取得政治利益。面對剛歷經喪子之痛的國中生父母，賴清德不僅全然沒有同情和理解，也未反省教育制度及社會安全網的破漏，第一時間就對當事人貼上政治標籤，指對方是受到對岸操弄的棋子。有這麼冷酷的心腸，如果賴清德當選總統，他對民間的疾苦會有任何同理心嗎？

再如，民進黨立委候選人羅致政最近連續受到來源不明的影音資訊攻擊，一則是其不雅私密影像外流，二則是他和蔡總統間的對話錄音，話題遍及如何消災解厄、外交人事異動、行政院施政不當等，時間約在二○一九年前後。羅致政第一時間的反應，也說那是經「深偽」變造的影像，都是「中共介選」、「境外介選」的操作，並向調查局報案。當時，調查局宣稱「只要一天」就能識別影像的真偽；但事隔五日，外界仍未看到調查局公布任何鑑識結果。這難道要大家在「介選」的迷霧中各自猜測？

把來路不明的訊息說成中共介選，對民進黨而言，是再方便不過的「順手推」戰術。但對民眾而言，這絲毫無助於解惑及釐清真相，疑點日積月累，不信任感只會更深。尤其，民間「反廢死」的情緒已經蓄積多年，賴清德卻還粗暴抹紅受害者家屬，真是殘酷不仁。

此外，蔡政府還有一種「中共介選牌」，反映的則是政府本身的無能，同樣令人厭膩。例如，中共去年底宣布中止對丙烯等十二項石化產品的優惠關稅，經濟部長王美花說，這明顯是中共選前介選的動作，政府會協助廠商分散風險，並願在WTO機制下處理爭議。這種說法，其實就是無能者的喃喃自語。

中共放話威脅可能中止ECFA已經多時，蔡政府表面上不理不睬，實際上是無處著力。如果ECFA對台灣的出口真具重要性，執政者即應作出積極回應，並透過各種管道尋求協商。但蔡政府的態度，卻讓經建部門貶低ECFA的重要性，又讓陸委會譴責中共介選會自食其果云云；如此，豈非在鼓勵對岸繼續下重手？對「芒果乾」上癮的蔡政府，過去只要揚起反中大旗，就能坐收民眾「反中」情緒的漁利；這麼方便好用的萬靈丹，既能遮自己施政貪腐無能之醜，又可誇耀綠營民主、尊嚴、愛鄉土之功，它當然會把介選牌「吃到飽」。問題是，蔡政府的貪腐濫權已罄竹難書，人們早就看穿了這塊遮羞布後面的真相！

這次選舉，賴清德之所以選得這麼辛苦，立委候選人更備受牽累，主要原因就是民眾的憤怒已難以遏抑。過去八年，民進黨非僅執政無能，蔡政府官員的紀律、道德和專業更降至史上新低。而這次選舉，執政黨卻以「介選」為名對赴陸旅遊基層村里長展開大搜捕，更將「新住民」列為嫌疑首位。如此視基層公職人員如草芥，視陸配為寇讎和「在地協力者」；民進黨連基本人性都放棄了，還能以德服人嗎？

囤房稅2.0的內容主要包括1、非自住房屋的多屋差別稅率從1.5%-3.6%提高至2%-4.8%。2、規定地方政府對非自住房屋「一定」（應）要採差別課稅而非「權衡」（得）決定。3、房屋數的認定由各地方管轄改為全國總歸戶，以及4、中央制定稅率統一參考基準等。這個修正版，很明顯地，係針對囤房稅1.0的實施成效不彰所做的改進。

至於所得稅法第17條之修正則包括1、提高租金支出扣除額（從12萬至18萬），並將其從「列舉扣除」改列為「特別扣除」，但設有排富條款，同時並排除有殼（房）族的適用，領有租金補貼部分亦須減除。此乃是一項被蔡政府視為討好年輕租屋族群的利多政策。2、提高幼兒學前扣除額（12萬至15萬），並將適用年齡擴大至6歲以下，另還取消排富條款，並對第二名以上子女加碼扣除金額至22.5萬。這項修法主要係為減輕民眾育兒成本，並以差別扣除金額，鼓勵年輕人多生育小孩。

坦白而言，不論是囤房稅2.0或所得稅法扣除額的修正，大致都還算符合一般民眾的需求與期待。但財政部在反映民意、迎合改革潮流的時候，不能只顧小節而未見大處。尤其是稅制的建構涉及課稅原則與稅收變化，並與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息息相連，任何調整皆會對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不可不慎。

囤房稅2.0固然強化了房屋稅對非自住多屋族的課稅效果，但由於房屋稅屬於地方稅，中央統一規定愈嚴格，即表示地方課稅權力被剝奪的愈多。近年以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逐漸從「集權」轉向「分權」，但中央在強調地方財政責任與自主的同時，必須要先釋出更多的課稅權力給地方，才符合財政權責平衡的原則。但中央政府迄今仍將集權時代所掌控的地方稅（地價稅、房屋稅等）捏在手裡，稱其為「法定地方稅」，而僅賦予地方政府少許在「地方稅法通則」規範下可由地方自行制定的地方稅（特別稅、臨時稅等）。

改革固然無法一蹴可幾，但隨著時代演變，中央本應逐漸退出而淡化其控制地方稅的角色。未料囤房稅2.0版竟然走回集權的老路，將房屋稅更「中央化」。這種做法中央或可暫遂其政策目的，但卻傷害了地方稅的本質，尤有甚者，更嚴重悖離了財政權責平衡原則，實乃得不償失。既然中央認為抑制囤房乃全國一致性事宜，就應另立國稅來課徵。

至於所得稅的扣除額，每屆立院都會出現大量各式各樣的修正案，要求提高金額或增列新項。財政部的態度總是先以拖待變，而後再視法案的社會壓力大小來決定個案的修法命運。這次租金與幼兒學前扣除的修正，仍是依循此一慣例。

其實，財政部真正該做的是二件事：其一，重新檢討免稅額、一般／列舉扣除額、與特別扣除額的定義與目的，明確釐清其間的性質差異，避免因圖謀不同扣除額間的稅差利益而任意變更項目歸屬；其二，合理訂定單項扣除額上限與排富的評估基準，有效運用此二限制條件的搭配，進而建立「扣除總額上限」制度，發揮綜所稅量能課稅的基本功能。

政策措施常為一時之利，而制度建構乃係百年大計。這次相關修法，財政部雖展現了靈活的政策因應能力，但卻未能從制度根本大處著手，殊甚可惜。

美國建國初期，一個有名的棄保案例發生在一八二四年總統大選。這次大選的候選人有四位，全都屬民主共和黨（美國建國早期的一個政黨），包括克勞福德（William Crawford）、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克萊（Henry Clay）以及傑克遜（Andrew Jackson; 1767-1845）。傑克遜原本被當成一個陪榜的「幌子候選人」（stalking horse candidate），用來防止田納西州的選舉票投給克勞福德。未料傑克遜在田納西州以外贏得了普遍支持，成為一位真正的候選人。原因是民眾認為他是一位受歡迎的戰爭英雄，果斷和獨立，具備改革美國的能力。

在總統選舉過程，傑克遜、克勞福德和亞當斯贏得前三名的選舉人票，第四名的克萊則確定落選。然而克萊認為傑克遜若當選總統，將會是國家的一場災難，因此左思右想後決定支持亞當斯。這個棄保效應讓亞當斯獲勝成為總統，之後亞當斯任命克萊為國務卿，傑克遜的支持者譁然，指控克萊和亞當斯進行了「腐敗交易」。

「腐敗交易」的指控導致亞當斯在一八二九年想要再度連任總統時失敗，傑克遜如願以償地當上第七任美國總統。在傑克遜任內，克萊提出美國系統構想，希望能讓經濟高速發展，並通過國家銀行的建立，統一貨幣流通，使得聯邦更有效率。但傑克遜黨同伐異，記恨當年被棄保，不予採納。克萊的構想其實很有遠見，後來深獲林肯總統讚賞，認為克萊是保護國家利益的先驅。

一八三二年克萊挑戰傑克遜的總統連任，結果失敗。傑克遜連任成功，兩人結怨更深。傑克遜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物，他擁有強烈的忠誠感，會將對他朋友的威脅視為對自己的威脅。但他也很容易情緒化地將事情視為個人恩怨，要求對方回饋絕對的忠誠，如果有人得罪他，他往往會想盡辦法粉碎對方。例如，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宣稱只有兩個遺憾，其中一個是沒有絞死克萊。克萊競選總統五次都沒成功，有人為他開藥方，勸他堅持理想時也要能變通，打打折扣，不要太強硬。克萊回答了一句：「比起當總統，我寧可選擇真理」，這句話成為常被引用的政治名言。

在台灣，正式登記的總統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不能主動放棄資格，但仍有可能技術性操作棄保，將自己的票灌給另一位候選人，如同克萊和亞當斯。這次台灣總統大選是否會再度驗證吉巴德定理？若是，誰會是「克萊」，誰會是「亞當斯」？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

這已是一個病態的「民主」國家。

所謂「中華文化」，不管是先秦以前的諸子百家，還是隋唐以後以儒、釋、道三家為主，包括中醫、琴棋書畫等等，早已是世界文明場域不可或缺的一環，都是幫助我們如何讓身、心、靈融合為一，從「內修」到人與人之間的「處群」，能夠活得更像一個「人」的一套知識文化系統、美學素養而已。

社會放棄了「中華文化」，不僅是放棄了自家的祖產，當我們未來的主人翁面對人生艱難時，他們還能在心中自然湧起一句古人智慧，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此自我勉勵嗎？他們在人生低谷時，能以中國獨特的美學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不要去自殺或殺人嗎？當他們在世界舞台面對歐美人的同業時，他們在工作專業之外，能有高度、深度與對方做豐富的文化對話、交到真正的朋友嗎？

在鄉愿文化教育生態下，這個政治人物說「人家不想聽，你就不要說嘛」，那個政治人物說「道德是封建威權時代的產物」；「這都是什麼時代了，還在談道德？」集體的昏昏無明領導，怎能期待會有昭昭清明的治理？結果以盲導盲，上下其手，無慚無愧，就多活在自欺欺人的矯偽虛假日子裡。

就在這鄉愿的政治文化生態熏染下，學校孩子不喜歡約束，教育當局就設法把「生活倫理」拿掉；學子不喜歡壓力，主政者就把壓力拿掉，不斷地鬆綁、不斷地解放，以姑息為愛，一味地討好無知的學子和對教育一知半解的家長。

所謂道德，只是「個人內在心甘情願的自我節制」，有道德始成世界，它正是人類與禽獸動物拉開距離的一點幾微分別而已。

民主政治中的「自由」，其實涵蓋了責任與義務，其中有自律、他律，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但是我們目前的政治人物，有幾個人堪作人民典範？

論文抄襲不到最後關頭就是不承認、卡住台大遴選出來的新校長管中閔，硬拖一年多就是不讓他上任、還有許多官員生活淫亂不堪等，不像昔日內閣只要私德有一點問題就立刻辭職下台，現在卻是恬不知恥，官官相護，請問這是什麼社會教育？而我們這些孩子看在眼裡學到的是什麼？

中國儒家人格教育「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的中道靈智，看似抽象，其實這與每個人的家庭關係、職場倫理、工作精神，甚至行路正義，無不在在相關，民主、自由正需要這些做我們的靈魂主軸，才能真正挺立，而不是人欲橫流、暴力四竄。

「人心失去就，中人可橫行」。標榜「選賢舉能」的台灣民主，多年來充滿「德不配位，能不稱職」的末世亂象，台灣到底是繼續被沉淪，以至萬劫不復，抑或被自己救贖？成也台灣人，敗也台灣人。

這次的大選，也許就是台灣人自我救贖的最後一次機會了。

選戰最後關頭，在三黨競爭之下，期待政黨輪替的民眾，選票必須集中，支持最有勝選機會的候選人；否則將讓施政無能、弊案不斷、官箴不彰、貪腐時聞的民進黨繼續執政四年。如此基層人民不只生活痛苦，青年恐怕也看不到希望和未來。

政治學對投票行為的研究有三種理論模型：

第一為「政黨認同取向」，是指選民認為他屬於某個政黨，因此投票時只注意候選人的「黨籍」，僅投票給自己所歸屬或認同的政黨，此類人數比例最多。

第二為「政見取向」又稱「政策取向」，意指選民會投票給政見最符合自己願望的候選人，而不論其黨籍為何，此類選民大都為中間選民或理性投票者，人數占最少，但在選戰激烈時會有關鍵性的影響。

第三為「候選人取向」，指選民在投票時，往往只注意候選人的個人或外在特徵，如儀表、談吐，至於候選人是屬於大黨、小黨或獨立人士都不重要，此種選民大多懷有「英雄崇拜」心理，尤以年輕人和首投族為最多。

參考台灣過去八次民選總統的實際經驗，以及觀察世界民主國家如美、法、韓國、印尼、菲律賓、南非等國的總統直選結果，都是由傳統的兩大政黨人士贏得總統職務，從沒有第三政黨或無黨籍人士的勝選紀錄。

因此，不論是從「政黨認同取向」或「候選人取向」角度深入分析，各國皆由朝野兩大政黨競選並獲得總統大位，已是不容易改變的國際民主趨勢。

當前世界科技與經濟發展迅速，台灣卻因民進黨的執政無能而停滯不前，尤其薪資成長已停滯十多年，造成許多青年族群低薪不敢婚育、更買不起房子，也無法創見前瞻性的未來。政府應增加多元管道讓青年參與國家發展，使青年在社會能盡展所長，要讓年輕人看到願景與未來。

大選已進入最後衝刺，期待政黨輪替的所有民眾，選票絕不能分散，尤其青年選票更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只有選票集中，才能還給人民一個有效率且清廉的政府，而年輕朋友也才能為自己創造一線生機和未來；否則投錯票、選錯人，台灣前途恐會萬劫難返，且至少四年甚或十多年，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在台灣出生成長，有幸成為教師，二十歲到三十九歲的青年中，有我掛念的學生，以及親愛的家人，令我一日不得放鬆。與老人談往事，對青年論前途，今天全拋一片心，說心中二三語，希望有助於諸位的未來。

從孔子到國父，都重視正名。毛澤東說：「台灣在蔣介石手上，我比較放心」。蔣先生襄助國父革命，建立中華民國，後來堅持「一中憲法」，不改國號，台灣才有今天。侯友宜先生指出，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台灣是我們的厝，這是確保台灣的陳述。諸位今後的安身之道，也正是「中華民國加台灣」，而非「台灣減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者張君勱先生，非但不是國民黨員，而且反對蔣先生。後者以大公無私的態度，接納這部憲法，不久帶到台灣來，我們方能選總統，而為大陸人民所羨。憲法的第一受惠者，當然是總統，假若此人痛恨憲法，恣意詆毀，就不只是忘恩負義，且將造成國家級的災難，全民同受其害了。

民進黨籍的王世堅先生說：「民進黨愈來愈共產黨化了。」兩岸的歷史證實，王先生所言不虛。清算鬥爭，毀人名節，貪汙腐敗，不及備載。我在中共黨史上讀到的內容，如今在台灣親見，能不痛心疾首？青年經濟的均貧共慘，要延續四年嗎？諸位的食衣住行育樂，誰來改善？

政黨之上，還有國家；政黨之外，還有人民。蔣經國先生為中華民國盡忠，為台灣人民盡瘁，死而後已，贏得多數國人的懷念。我在侯友宜先生的政見裡，看到昔日國家建設的延續，更在一水之隔的新北市，目睹他苦幹實幹的政績。三位總統候選人，現在都推崇經國先生，彰顯了人世的公道，其中心口始終如一的是侯先生，事實上磨鍊最深的也是侯先生。「知識界的良心」管中閔先生，如今挺身相助了。

顧炎武先生在《日知錄》中，指出亡國與亡天下之別。亡國是改朝換代，亡天下則如孟子所說，仁義之途堵塞，致使天下無父無君。若依管子之言，就是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亡天下則為亡文化，國父強調的八德，就包括了仁義。在民進黨的口中，四維八德都是封建文化，管子和國父都是封建人物了，這是真的嗎？

今後四年，中華民國可能名存實亡，這是一位候選人的心願；中國文化也可能更受摧殘，這是民進黨的共業。我心繫的台灣青年啊，諸位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請為自己、也為我們偉大而不幸的國家，投出一條生路！

去年底，任職新加坡總理長達廿餘年的李顯龍公開表示將於今年大選前交棒。從李光耀到李顯龍，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被迫從馬來西亞獨立後，不但沒有成為世界的棄兒，反而發展成為世界最富強的國家，人均生產總值遠勝東南亞同區域國家，也超過原來的宗主國馬來西亞數倍。不論是在高科技產業、金融服務業、基礎工業，甚至觀光、教育等都是區域內的指標，新加坡大學就被評選為亞洲最好的大學，各方各面都不遜於西方先進國家。

很多人把台灣和新加坡相提並論，因為二者都是面積不太大的島嶼國家，也曾在六十至九十年代因為飛躍的經濟而被稱之為亞洲四小龍。甚至有段時間，台灣人對於新加坡還有種莫名的優越感，嗤之為「鼻屎大的國家」。然而這二、三十年下來，新加坡的經濟成長已位列亞洲第一、世界第二，並被知名財經網站Insider Monkey列為「全世界最富裕廿國」之首。為什麼新加坡能，台灣不能？

首先，新加坡政府的清廉舉世聞名，他們從小學教育開始，就灌輸貪腐是一種嚴重犯罪的觀念。學生被教育要明辨是非，要培養社會正義感，貪汙則被視為極其可恥的行為，受到大家唾棄。民眾也勇於舉發貪汙受賄者，使其受到嚴厲的懲罰。正因如此，新加坡被國際透明組織列為二○二二年全球清廉排行第五名，也是亞洲唯一列入前十名的國家。新加坡以其清廉的政府贏得國民的信任、世人的尊敬，也讓更多的外資願意赴星投資及移民。然而在台灣，社會大眾對於貪汙則沒有那麼嚴格要求，但貪汙絕對會阻礙國家的發展與進步，我們應該要深刻檢討，並以此為戒。

再者，新加坡和台灣都是移民社會，境內有多種民族共居，但他們非常強調要團結一致，從建國之初就強調多元文化與種族融合，也透過教育倡導對於其他族群要理解與尊重，不可以任意挑弄種族、宗教之間的糾葛。相對而言台灣其實很單純，除了原住民之外，絕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大陸各省人民，但是族群這個議題卻是不時被挑起、擺弄、操控，成為取得政治權力的武器，也讓台灣被撕裂，徒增內耗。

新加坡對外也力求平和，身處在馬來西亞及印尼兩個伊斯蘭教國家之間，它的外交政策一直是「與大家當好朋友」。它與中國大陸有邦交，但與台灣也保持密切的經濟與軍事合作。近年來中美關係日漸緊繃，總理李顯龍就多次公開表示，新加坡與兩國都有深厚情誼，不希望因為美中衝突被迫選邊，做出不合意願的抉擇。當然台、中、美三方的歷史及糾葛和新加坡不同，我們無法完全複製新加坡經驗，但新加坡的「小國外交智慧」值得學習。

二○二四對台灣而言是關鍵性的一年，尤其即將面臨大選，希望選民們要謹慎選出適合的人選。未來不管是那個政黨上台，也都希望能以台灣的前途做理性而完整的思考。台灣曾與新加坡並駕齊驅，甚至被美譽為四小龍之首，證明我們有足夠的潛力，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盼朝野互勉，也盼國人齊心，共同為我們所摯愛的家園努力。

「缺」是二○二三年的代表字，這個字選得真好！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台灣缺蛋、缺電、缺工，一兩年前的缺口罩、缺疫苗、缺快篩、缺藥等等，這些都是實際生活上的缺，讓生活不便，甚至危及生命。我卻覺得台灣最缺的是道德、廉恥與正義，尤其是在上位的人。這是心靈上與良心上的缺，這會讓是非不分，公理不張，久而久之，上行下效，人類所賴以持續的綱常，敗壞殆盡。

再過幾天，就是台灣總統大選的投票日。早在去年十月，選舉活動就已經如火如荼。我親睹在造勢大會、政見發表、電視辯論會上，候選人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臉不紅、氣不喘地說謊話，騙人於有形，為什麼？是因為沒有人站出來揭穿他／她。

整個社會避談道德與廉恥，甚至中學的校訓也被質疑；軍公教退休金，神聖的契約精神，不是不能改，但也不能背信忘義，罔顧法律正義，竟溯及既往；民主講究透明、廉潔、制衡，我們的政府只要遇到要隱瞞的真相或是貪腐的弊案，一紙行政命令，立馬封存三十年，制衡的立法院，無力回天，下令之人嘴上還高喊著捍衛民主，著實令人不齒；當台灣在缺口罩、缺疫苗、缺快篩、缺蛋、缺電的時候，發國難財的，橫行霸道之外，若有人批評，則迅速濫用公權力，不是查稅，就是查水表。這些都是比獨裁還獨裁的行為。我們缺什麼？缺道德、缺廉恥、缺正義！

經濟學理論對說謊以圖利的，也有著墨。制裁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精髓在於，說謊的，會受懲罰，不但不能獲利，更會產生虧損。這是一種設計出來的機制，制度讓你說出真話，理論上可行，現實上，行不通。就跟我們現有的民主體制一樣，弊端叢生，毫無招架之力。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世界各大民主國家，人類賴以維持生存的道德，面臨極大的危機。睜著眼說瞎話的，很難繩之以法。如何讓正義之聲崛起？唯從小教育道德與廉恥而已。

我們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十四年，文明與科技早已無遠弗屆，人類早就該脫離以往的原始與無知。想想古今中外，引發戰爭或導致民不聊生的歷史，深入探究之後，都是在上位的人，為著自身的短期（相較於千秋萬代的人類歷史）利益，背信忘義、寡廉鮮恥所引起的。當經濟學碰上政治，實在是以卵擊石，螳臂當車，不堪一擊。

只是做為一個高級的知識分子，政府如此過分的違背體制，卻沒有人反正，扼腕之餘，狂想之後，有感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