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設特偵組確有待商榷，但柯建銘貴人多忘事，我國首位自稱「東廠」的行政首長，就是蔡政府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張大人率部屬羅織罪名要打擊侯友宜，還聲稱「轉型正義就奠基在東廠」。東廠，是蔡總統的「德政」，老柯怕什麼？莫非一聽「特偵組」三字，就擔心貪扁毀黨的慘劇重演？

大選時，政府檢調有如錦衣衛，天不亮出動押人取供，干擾在野黨選情，老百姓人權遭侵犯，從未聞監院與綠委為民喉舌。而今，碰上在野黨要健全國會監督，懲治目無法紀的官員，綠委竟迫不及待替大官抱不平，真是民主笑話。

稱不稱「國會特偵組」無所謂，但其實有一前例，就是阿扁槍擊案的「三一九事件真調會」。當年，民進黨針對立院擴權打過釋憲戰，大法官曾為立院聽證和調查權背書。立院等了廿年才著手法制化，也拖太久了。

國會改革曾是蔡英文參選政見，執政後卻將國會降格為橡皮圖章，這才有綠能蟑螂、潛艦掮客及疫苗炒股等各種貪腐國家隊縱橫食祿。民進黨怕的不是東廠，是陽光。

台糖國產豬肉被台中市政府檢出瘦肉精，儘管行政院大陣仗舉行記者會宣布複驗結果為陰性，卻難以消弭民眾的疑慮。癥結在，蔡政府三年前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其後從產品溯源、標示到查驗每個環節都破功，不僅對美豬流向毫無掌握，也一再發生「洗產地」情事。加上去年進口蛋爆發混充本土蛋的亂象，消費者已信心全失。

豬肉是否含瘦肉精，應該讓科學數據說話；現在卻演變成中央與地方的政治攻防，凸顯台灣民主和專業素質低落。台中市府食安處該批共抽查四十件不同來源豬肉，唯獨台糖冷凍肉片檢出瘦肉精西布特羅。食安處為求謹慎，又抽檢了廿二次，其中廿一次在0.002PPM以上，最後選擇公布了六次可信度較佳數據。可見，市府態度相當謹慎。

根據《台中市食安自治條例》，若驗出含瘦肉精而不公布，就是瀆職；亦即，公布合乎「依法行政」原則，這是以保護消費者為先。然而，衛福部卻以中央複檢同批號豬肉均未檢出為由，質疑台中市府的檢驗，並要求台中市交出檢體。民進黨甚至動員民代及養豬團體抗議，要求台中市政府道歉認錯。台中市府或有可能在檢驗過程犯錯，但檢驗人員已一再複檢確認；在真相不明下，中央硬要指責地方政府，運用權力來壓榨真相，真以為「官大學問大」，或是想遮掩什麼？

類似健康問題被政治化的例子，在去年新北「幼兒園餵藥事件」中也曾上演過。當時家長帶幼兒自行檢驗，因檢測值不是零，隨即被擴大解讀為幼兒園教師「餵毒」。又因新北市長侯友宜正要角逐總統，綠營民代立刻加入戰局譴責餵毒，連新北衛生局都吶吶地稱「八人有藥物反應」。經新北地檢署偵查，發現檢體檢測值均低於儀器有效分析範圍，數值雖非零，臨床上應判讀為「陰性、未檢出或無法排除環境干擾」，但綠營民代不斷渲染「零檢出」，誤導民眾恐慌，也平白誣衊了幼兒園教師。

再以美豬開放為例，蔡政府執意開放萊豬，卻無法要求肉品源頭有效標示，反利用眼花撩亂的豬標章來混淆視聽，讓地方政府疲於奔命稽查。去年消基會調查市場通路兩百多件豬製品，竟無任何產品標示使用美豬，與美豬進口量相當的法國豬肉則有八件，質疑美豬遭「洗產地」。當時食藥署辯稱，美豬進口量太少，才會查不到。但豬肉儀表板顯示美豬進口量節節上升，去年即高達一﹒六萬多噸，占進口豬的一成三。這麼高的占比，市面上竟查無蹤跡，證明食藥署在睜眼說瞎話。

去年八月檢調更接獲檢舉，查出有肉商「掛羊頭賣豬肉」，進口美豬再加工混充成更高價的羊肉販售，這是「洗產地」加「洗肉籍」的雙重詐欺。桃園市府也查獲食品公司將近十五萬公斤的美豬標示為加拿大及英國所產。衛福部長薛瑞元還狡辯，這不是洗產地，而是標示不實。不肖商人可以恣意上下其手，癥結就在食藥署長期的怠惰與縱容。

去年進口蛋風波，更把農業部及食藥署的失職完全暴露在民眾眼前。當時大量滯銷進口蛋去向不明，後來被地方政府查獲被製成冷凍蛋液，還「實質轉型」把產地改成台灣，而指使廠商改標的，竟然是中央畜產會。進口蛋從裝船到端上消費者餐桌，效期竟長達四個月，已變成高風險食品。對此，食藥署未見有任何改進作為，繼續擺爛。

從美豬到進口蛋的糊塗帳，政府的不作為一再擊潰民眾的食安信心。蔡政府把炮火對準台中市府時，請捫心自問為食安盡了多少責任？

今年1月針對新光人壽未能足額增資，金管會又邀請金控與人壽高層「喝咖啡」；警告人壽資本適足率（RBC）若連續兩期（一年）未達標的懲處風險。據報導，新光金對金管會的現金增資要求依舊持保留態度，認為股價過低時的募資，不僅傷害股東權益，且無助於扭轉公司的經營困局。

金管會在去年端午節的憂慮不幸言中。政府要求新光金增資新光人壽，的確引發大股東間關於「現金增資」的爭執。新光金經營團隊最近便聲明強調，要努力讓新壽RBC在2026年前達標，但股東募資應是「最後選項」。而該聲明最讓人震撼的，是公開警告「大股東身為公司名譽董事長，應謹言慎行，自律自重」。

面對這場「治理與監理」混戰，金管會不得不在新春記者會再次強調，為維護所有利害關係人權益，新光金的「增資承諾不容打折」。我們不知新光人壽的增資爭論，最後是否會因新內閣的金融政策，抑或是未來利率的下跌而終止。但可以確定的是，政府有必要樹立金融監理權威，落實「立即糾正措施」。

首先，我們須釐清金管會與新光金有無增資的認知落差。據保險局說明，新光人壽在2021與2022年的「負債公允價值準備金補強計畫」就清楚寫明，要以三年為期，每年增資現金70億元。保險局既已宣示，就必須落實監督新光人壽的現金增資時程；新經營團隊進駐新光金以前就應做好「盡職調查」，而非事後與政府爭執是否應現金增資。

就金融監理而言，金管會多次對新光金的「公開呼籲」若都被置若罔聞，必然斲傷政府監理權威，未來便無法要求其他業者提升RBC，接軌資本新制，最後台灣保險業的監理體制甚至可能瓦解。

金管會對新光金超過七個月的「聽其言觀其行」，已做出「（現金增資）承諾不可因經營團隊的調整而有不同」的決定。雖然內閣更迭之際，新的金融監理政策尚未明朗，但對新光金現金增資的要求應不會改變。畢竟新政府若對社會矚目的監理措施改弦易轍，影響到威信反而得不償失；新光金的現金增資因此不宜再拖。

至於新光金的解套作法，或許可以強調新的資本改善計畫優於「現金增資」，並誠懇地爭取金管會認可。不過，金管會現既已排除「死利差互抵責任準備金與不動產增值利益準備金納入RBC」的「監理寬容」，新光金就剩下調整資產配置與集團營運架構等手段，希望因此能產生足夠現金挹注新光人壽。

目前比較有利的發展是，今年預期利率下跌，或可改善新光人壽資本適足性，而避免立即增資的壓力。的確，新光金的長期現金增資計畫，本身就隱含市場有利條件時可能的監理寬待。只是金融監理典範轉移，「立即糾正措施」早已被納入監理模式。縱使金管會可逐年檢核新光人壽資本條件，但過去已被糾正事項仍得要執行；新光金不可避免地須補足這兩年新壽應增資的現金。

金管會要求新光金對新光人壽的現金增資案例，代表政府對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的堅定監理政策，而且即使是大型金融機構也要受到規範。未來幾年是保險業資本管理接軌國際的關鍵時刻，金管會為維護產業健全並保障投保人權益，理應會加強金融監理力度，保險業者宜積極應對新的監理局勢，而非期待政府寬容。

其實在台海安全上，美中都是以本身的利益為優先，假如我們沒有置喙的空間，美中台三角就會有失衡的風險。過去兩岸、國防、外交係由總統主導，但總統不受國會監督，其下行政部門以總統為靠山，國會又未強力監督，失職官員往往未負應負的責任。

現在新國會反對黨占多數，議長也由在野黨擔任，未來多數委員會召集委員亦可能也由在野黨委員擔任，宜利用此機會建立兩岸風險管控監督機制，將所有參與決策者納入監督，並建立課責化的機制；亦即，什麼樣的風險由哪些人負責，事先都連結清楚，包括是否事先知道可能有風險會發生？有無事先準備對付的方法？對付的方法是否有效？如果無效，依課責機制該由誰負責？這些都已明訂，而非僅以「嗆中共」作為對付風險的方法。

中國大陸可用來打壓台灣的工具很多，有些是已知的，有些是未知的。對未知的，相關單位宜列出在國防、外交、經貿、交通、科技等方面各有什麼風險，特別是那些我們現在都還不知道的，以免屆時措手不及造成危機，或說是做夢也想不到，到時丟一句我怎麼知道他們會這麼霸道？無法負責。

兩岸風險已逐漸升高，我們不能只靠美國，因大部分的風險都是美國無法插手的，例如空飄氣球、諾魯與我斷交及中國大陸取消M503航線由北向南飛行偏置等事例。我們平時若做好風險管理就不會有危機，沒做好就可能有危機；假如危機來了又沒有處理好，那我們就可能會被危機處理掉。

在中國武力及科技逐漸強大、十四億人民共同認知「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以及他們強烈的民族復興意識下，蘇利文所說美國將以強力外交及嚇阻應對，恐無法有效阻卻台海風險的發生，以及減輕發生後我們的損害。全民應該要有正確的認知，不能只靠美國，要靠自已；在此方面，新國會對兩岸風險管控的監督，責無旁貸。

通識教育又稱為博雅教育，期望藉由設計良好的廣博課程，培養學生開闊的視野心胸，並以人文藝術教育陶冶性情，提升性靈，進而關懷社會造福人群。所有的大學生，不分其專業系所，都應該經由這樣的通識教育，使其成為更完善的人。因此，通識教育代表大學精神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很少人會直接否定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但很多人會認為通識教育和學生學習專業技能沒有直接關聯，甚至於和就業也沒有關係。這樣的想法，使得通識教育很容易被忽視甚至於邊緣化。

由於大學評鑑有規定各專業系所的生師比，各系必須有一定數量的教師才符合標準。因此在教師人數不足的情形下，會要求通識中心老師改由系上聘任，以降低系上的生師比。然而，此舉對通識教育和通識教師都是極大的傷害。

專業課程對生師比有一定的規定，以保障良好的學習環境。通識課程重要性不下於專業課程，理應對生師比也有一定的規定。建議以全校學生應修學分數為基礎，換算成必須有一定數量的通識教師，以保障通識教育。學校每一位教師，依其在專業科目和通識科目開課比例，作為其員額分別在專業系所和通識的比例。現階段必須對通識教育採取一定程度的政策保護，以減輕亂象與少子化浪潮衝擊。

孔子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育。十九世紀的歐美學者嫌學術分科太切割與專門，提倡通識以融會貫通知識，例如英哲斯諾（Snow）擔心「兩種文化」，因認為人文與科學漸行漸遠而隔鴻溝。

通識教育的英文是general education，但general指為所有人而設，而非普通一般之意，強調跨學科共通知識。大學區分各系別，通識教育可提供專業外的廣闊視野，希望學生成為有教養者，也培育品格、明辨思考、價值認知、溝通互動等共通能力。就如近代教育理想在於先做人才做專業者。

我國高二後即分流而進大學各系，因此通識教育更顯重要。或許因陳義甚高或執行不易，遭逢「營養學分要甜又涼」的危機。例如實務上，常由舊有的「共同科」轉型為「通識教育」，其實後者更應強調融會貫通知識，包括從共同的物理、化學與生物，融通以理解當代科技，例如電磁波的健康效應。又如融通國文、英文與歷史，而培養更加同理與溝通能力。

當前通識強調「多元觀點、明辨思考、溝通表達」但知易行難。例如多元的前提是自由，然而法國大革命時政治家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遭刑前喊「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自由的另一面是責任，例如當前學生評鑑老師的作法扭曲了教育。另外，多元的副作用是「一盤散沙」，難有共識；甚且導致當前過度提升加害者人權，而弱化受害者權益。

第二項的明辨思考，怎麼實踐？筆者認為核心精神在「比較證據權重、比較福祉與風險」。例如，聲明健康效應的是世界衛生組織或匿名者？則前者的證據權重遠大於後者。至於無線通信救人無數，而至今無人因其而傷亡，福祉明顯遠大於風險。

第三項的溝通表達，在當前地球村競合微妙之時，更需運籌帷幄能力。美國小學即有展示與討論（show and tell）的訓練，我國留學生赴美即顯弱點。反對通訊基地台者常口若懸河而天花亂墜，但科學家則木訥，不易轉化科學成庶民語言，結果「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弄得基地台遭拆。

通識教育很重要卻知易行難，更多善意的建議與合作才是王道。

社群媒體CEO們包括Meta的祖克柏、抖音周受資、X的Linda Yaccarino、Discord的Jason Citron和Snapchat的Evan Spiegel等人於上周再度至國會聽證，答覆其造成青少年（女）傷害問題。在參議員Josh Hawley的逼問下，祖克柏不得不對在場因孩子被網路霸凌致死的家長們道歉。

自二○一八年祖克柏首次到國會聽證以來，平台業者與議員們的交手互有斬獲。一開始議員質詢顯示他們對新科技一無所知，引起許多矽谷派人士的嘲諷，認為立法管制平台無異天方夜譚。隨著歐盟、美國裁罰案件及專家調查報告紛紛出爐，國會議員亦增強其網路產業知識，國會聽證對平台CEO們愈來愈像「拷問」，甚至會顯出詞不達意或跳針的窘況。

例如，當議員詢問祖克柏，Meta有什麼措施可以徹底阻絕幼童／青少年受到網路性剝削？他只能不斷強調Meta偵測技術是業界領先標準，且去年已投入五十億美金做技術研發。然根據華爾街日報與史丹福大學及麻州大學合作的研究指出，Meta提報二○二二年平台所偵測之疑似兒童性剝削案件數為二七二○萬件，占全美總數（三千二百萬）的八成五，遠超過其他社群媒體總和。

國會頻繁地傳喚業者作證，也顯示議員無力改變的焦慮感。他們已提出眾多跨黨派法案，但皆止步於委員會，一直無法排入兩院院會議程。這意味民主、共和兩黨對管制平台產業尚未有共識；共和黨人一貫認為矽谷新貴對他們有敵意，故不贊成平台可處理言論（content moderation）；反之，民主黨人認為平台必須擔負言論處理責任，以阻絕衍生犯罪行為，故力主修正電信法第二三○條網路業者免責條款。

其次，網路技術日新月異，尤其生成式AI問世後，遂行網路犯罪的成本大幅降低，而執法成本卻大幅提升，如同春風吹又生，抓不勝抓。如何指認有效手段，課責平台業者，以嚇阻網路犯罪，亦是立法另一大難題。故國會聽證已變成議員們的秀場，三不五時地博取鎂光燈與版面，但心知肚明立法尚待天光。

從美國國會運作看台灣近日在野黨喊出的國會改革，要有效制衡行政部門必須有三配套：一為賦予立委聽證權。目前立委的公聽會非有法律的強制力及違反的罰則如藐視國會罪，故官員參加是給立委面子，不參加者比比皆是，或者參加者層級太低，無法代表機關，形同委員個人的秀場，浪費立法資源與民眾期待。二為立委提案，可逕行審查與朝野協商，毋須待行政院提出對案。最後，人事審議與同意權應下放至各委員會，便於專業與實質審查，讓全民檢驗官員的政策承諾與適格性。

如同青壯派學者期待國民黨的開放，開放的國會結構才能讓長久失衡的國會不再「自宮」，立委們不是太監！

（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國立歷史博物館（簡稱史博）自民國一○七年起閉館整修，歷經四任館長、五年工程，在社會殷殷期盼，以及「去中國化」政策下是否遭裁撤、館藏是否解體或消失等種種疑慮中，終於撥雲霧見青天，預訂於二月七日舉行開館儀式。老館新生，可喜可賀。

史博創建於民國四十五年，是政府遷台後成立的第一座國家級博物館，比故宮成立早了八年。早期館藏的兩批華夏文物，各有動人的遷徙流轉故事。

第一批來自開封市河南博物館，民國廿六年抗日戰爭不久，為避免古物遭受日軍掠奪，館員帶著精心挑選六十八箱古物踏上南遷之路，由開封經鄭州、寶雞、武漢、宜昌、萬縣，最後運送至重慶，藏於中央大學柏溪分校防空洞內。民國卅八年國共內戰重慶易幟前夕，這批文物由洞內撤出，其中卅八箱分由兩架運輸機搶運台灣成為史博館藏，其中包括新鄭、安陽、輝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玉器、甲骨文以及洛陽、廣武等地出土的唐三彩等，共計四千餘件。這些文物具備確切出土地點、時間與考證紀錄，成為考古與史學界重要研究資源，是史博彌足珍貴的重寶。

第二批係自日本索還之文物，包括北魏九層石塔、清乾隆無量壽佛大藏絹畫等珍寶，共五十一箱、十三類合計二三七件。民國卅五年考古學家李濟奉命到日本交涉歸還事宜，經過重重困難，成功運回這批重要古物。國際上爭取掠奪文物歸還原屬國案例所在多有，鮮有如願者，這是值得一書的特例。

史博本身發展是一個時代的寫照，見證政府來台之後一段國家認同變遷、多元文化融合的大歷史。經過近七十年積累，館藏涵蓋華夏、台灣、原住民及國際文物，年代從史前、商周、唐宋、元、明清到現代及當代藝術，類型多元，讓大家對史博定位充滿好奇。王館長受訪表示目前將以常設展和特展為業務重點，常設展串起史博和台灣社會文化的關聯，首檔特展「筆墨豐碑—史博館藏之書畫重寶」，暑假則將推出常玉作品主題特展。

文化部長史哲長期許史博「應該把路走寬」。拙意以為，史博的確不能僅以舉辦美術展覽為已足，應以更高更遠的眼光反思歷史博物館在當代社會的使命和責任，重視館藏文物研究與重新詮釋，釐清使命和願景，以便和故宮、國立台灣美術館和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等有所區隔。

歷史博物館使命是求真和求新。求真是要追求一個得以安放不同時期、不同特色文物典藏，以及彼此衝突甚至矛盾意識形態的詮釋框架。求新是要能不滿足於重複講述眾所周知的文物故事，體察時代新學術、新科技發展，培養館員，從既有文物中萃取嶄新訊息的研究能力，讓博物館詮釋具有深度和厚度，能夠提供改變現有歷史知識的研究成果。不能求真求新，歷史博物館就像一個舊貨攤，本身就該進博物館。

博物館業務很容易被政治意識形態或媚俗潮流綁架，專業倫理也就經常以目標正當性為理由而被犧牲。如何技巧避開政治和世俗鋒面，專注於嚴肅認真的博物館本業，是史博極大挑戰。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當代歷史博物館要具備反映時代變遷和促進當代社會改變的洞察力。一座博物館有這樣抱負，就能煥發出歷久彌新生命力，超越現實和既有建制特定意識形態，引起觀眾共鳴，帶領他們進入前所未有的歷史新境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此給予祝福與深深期盼。

走在台北，會深感「台日連結」一再被強調，如今的紀州庵舉辦過台灣文學講座，更是咖啡廳與網美打卡景點；青田書院內則介紹一名日本殖民時期的植物學教授之生平，表示其「建構出完善的台灣植物相」，並販賣文創商品。

日本殖民時期的建築物與台灣文學、文創商品等一再被放置在一起，配合「日本建設」之類的介紹，久而久之，自然形成「台日密不可分，兩者對彼此都非常重要」的心理暗示，在潛移默化中塑造意識形態。筆者也喜歡日本文化與日式建築，亦不否認古宅咖啡廳的魅力，但對於這種「殖民歷史文創化」的現象還是有些感嘆。

談起歷史，如今的主流用詞多用「日治」，殖民二字已少有提及。對日本殖民時期的態度，與對大陸的警惕緊密相連。過去數年，台灣人不斷學著面對不同階段的中國崛起：陸客赴台觀光、太陽花、香港反送中事件與抖音在台灣的盛行，不同時期的台灣人對大陸會展現不同接受度，但對大陸的政治警惕逐步升高。

民進黨以軟實力與文化塑造出的「台日連結」與「世界看見台灣」，恰好完美契合民眾的精神需要。於是，「台灣年輕人是親美日、反中的」，成為近年兩岸社會的普遍認知。

真是如此嗎？

此番回台，在夜市看見賣「小紅書美食」梅花糕的攤位，拍照給台灣朋友，對方表示「去夜市吃大陸小吃，或台灣出現爆火的抖音神曲，早就不是新聞點了。」與我年紀相仿的三十多歲台灣朋友，抗拒大陸零食和用語者大有人在，但對於十多歲的TikTok用戶而言，好玩就好，何必如此嚴肅？

如今台灣課綱，遵循「好玩，讓年輕人有興趣」這一規則。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好玩就好」，不只體現在年輕一代對歷史的虛無態度，也存在於生活層面對大陸的接受度。

寧夏夜市的科目三比賽引起「舞統」爭議，比賽當天在台大陸友人好奇去看，回秉「人潮洶湧，一堆小朋友」！

日前去了泡泡瑪特西門町旗艦店，同樣頗有人氣，不論是親日、親中、抗日還是反中，這種嚴肅詞彙放在當今年輕一代身上似乎都有點不合時宜。親什麼日、反什麼中？好玩就好，何必成日苦大仇深？

台灣與大陸有著天然相似的文化與生活方式連結，但後天因為政治而刻意切開；台灣與日本並無這樣天然相似的連結，但後天因為政治而刻意拉近。而歷史的有趣在於，在刻意切割了數年之後，仍因為極高的文化相似性，大陸元素在一片警惕聲中，還是進入了民眾的日常生活。

近年來恢復軍審的呼聲從未間斷，從學界、實務界到立法院，誠為重要課題。但要如何促其實現，允宜由國家安全出發，重新審視並與時俱進的規畫出軍事刑法的保護範疇及適切的偵審機制，以確保強軍備戰得以與軍隊的嚴肅軍紀兼籌並顧，仰賴政策決定者從宏觀視野作出鑑衡。

首先，吾人若從權力平衡的法理思想為核心去審酌，現下刑事案件對人與對物的強制處分權均在法官，若單純回復軍事檢察制度，似無法滿足軍人犯罪行為如暴行犯上、抗命、聚眾鬥毆等之處置，重在即時隔離，避免潛在的實質性不安，回復一個審級軍事審判，方可達維護及嚴肅軍紀之目的。

其次，緣於軍法官較能專注於承辦軍法案件，有利速審速結。現下司法審理不論民、刑事，太過冗長的訴訟期間，被告若繼續於營內生活，難收遏阻犯罪效果，且影響官兵士氣。回復一個審級軍事審判，可達速審速結，罰當其時、當其罪之刑事政策目的。

再則，回復一個審級軍事審判，可正面回應犯罪行為，積極遏阻犯罪傾向，而二、三審仍交由普通司法掌理，讓偵審程序更加便捷，達至行政成本的減輕，同時無損司法整體之一元化。

綜上，依立法院法制局報告所列舉罪名以觀，純粹軍事犯（如暴行犯上、抗命、洩漏軍事機密等）與涉及軍事勤務、軍事機密及影響社會重大治安的相關犯罪（如性侵害、毒品等），此即民國九十年陸海空軍刑法修正時的共識，將影響軍紀、作戰及重大治安的犯罪納入軍事刑法規範，由軍法審判；經過廿多年，現階段又拉回到當年時空。要徹底解決，回復一個審級軍事審判，毋寧係最佳選項。

若立委諸公對如此修調仍有疑慮，可就前揭先期有共識部分採「部分先回復」，以因應現實兩岸軍事情況，達到確保國軍紀律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