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當年跟蔡英文競爭黨內初選，被蔡的網路聲量輾壓，有綠委透露，賴為說服他開直播，還以自身為例表示當年就是在這塊「吃了虧」。不可否認，蔡英文的網路聲量確實傲視藍綠陣營，但並非她擅長面對鏡頭。雖然她被形容是「空心菜」，但至少在執政前期她不時創造出一些文青式的華麗詞藻，如「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而道歉」，雖然最後根本沒做到，但確實吸引很多年輕人。

然而，賴清德上任迄今，根本沒有提出具體的國家願景。最近他更稱台灣因地緣政治變化使得軍工產業受惠，正因在賴的施政藍圖中只有「對抗」二字，才會以台灣變成世界兵工廠而沾沾自喜。但除了對抗，他的終極目標是什麼？這些全是一片空白，光靠立委直播當然難以拉抬。話說回來，賴在總統競選期間推出的「看見，賴清德」影片效果也不怎麼樣。

這種只見其術而不知其道的作法，就想吃回頭草？

行政院幕僚奉命要辦這樣的大拜拜，也確實辛苦。事先，他們要分頭聯繫各行各業年高德劭的大老，請他們賞光。大老們礙於情面，只好勉強同意。然後，行政幕僚要湊齊這些大老們的時間，拗他們參加一整天的會議。此外，工商大老們根本不知道新政府競選政見為何，也不了解各部會施政現況，就只能就自己產業利益努力爭取。各財經部會幕僚當然知道大拜拜沒什麼路用，只好努力召開幾次會前會，先搓出一些部會預擬的結論，避免九月三日的雜燴拼盤上不了檯面。依新聞拼湊圖象，經發會顧問會議就是這樣運作籌備的。

為什麼卓榮泰喜歡大拜拜這一味呢？檢視我國過去三十年的行政院長，或者有豐富的部會首長經驗，或者是地方縣市首長出身，幾乎都有擔任首長的資歷。部會或地方首長綜理所轄業務，負責整體施政成敗，必須要有尋找方向、擬定政策、規畫做法、付諸行動等步驟或執行構思，才可能做出成績。即使首長平庸，但是走過前述擬定政策、推動政策的過程，多少也是歷練。這些部會與首長歷練，絕對是將來他們掌理更大國家機器的重要基礎。

但是卓榮泰完全沒有任何首長的行政經歷，從來沒有轄理行政業務的經驗。卓榮泰擔任過民意代表、民進黨主席，政黨人脈雄厚；但是他的行政資歷，只有總統府代理秘書長與行政院秘書長。秘書長的任務就只是輔佐老闆，方方面面折衝，熟練操作圓融。秘書長不必管老闆的政策是怎麼「形成」的，只需要注意政策推動「過程」的平順。卓榮泰擔任行政院長四個多月，差不多也就是這種表現：鞠躬哈腰、身段柔軟、政策空白、言必稱總統。簡言之，卓院長仍然在做總統府秘書長。

正因為卓榮泰沒有政策方向，所以就只能靠「打詐」這樣的議題擦邊推進。一旦他想推動正經八百的財經政策，就顯得左支右絀，抓不到方向。經發會三大議題的建言雜沓，多達八十餘項，創新經濟組更高達四十九項，幾乎是包山色海。建言內容涵括力拚軟體設計迎頭趕上（什麼叫做力拚？）、發展主權ＡＩ基金（主權基金已經討論了近卅年）、建立人才觀測機制（觀測機制也能算是政策？）、努力補足觀光人力（怎樣才算努力？）、建立需求取向創新機制（很多創新在初期根本沒有需求）、要年輕人創意與國家需求雙軌進行（根本不知所云）。

這些建言固然有若干值得關注，但也充斥著語意混淆、利益摻雜、口號充數、一廂情願、邏輯矛盾的敘述。行政院長居然下令各部會：這就是未來工作的內容，令外界驚訝也感慨。靠著一天儀式性會議，就敢宣稱是為過去廿年台灣經濟「把脈」、就能下達「未來工作內容」的命令，卓榮泰真實向外界展現了他的視野短淺、政策空白，行政判斷更是完全不進入狀況。若不是幾位學者顧問會後聲明提醒，台灣經濟可能就這樣被帶進災區。

一場會議就讓行政院長被人看破手腳，可能是此次經發會最大的貢獻。

近期OpenAI執行長奧特曼在其部落格發文，一方面維持其對AI發展前景的樂觀，認為「超級AI有可能在未來幾千天內問世」，AI技術的進步將使未來幾代的人們，能完成前人認為不可能的事；另一方面，奧特曼也認為在AI發展的過程中，如何降低算力成本與建立AI基礎設施，是至關重要的議題。

奧特曼所提出的超級AI願景，除了持續帶給各界對於AI技術與應用的想像空間外，其對於AI基礎建設的倡議，也與輝達的超級銷售員黃仁勳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認為各國應該積極建置AI訓練與應用所需的算力基礎建設。確實在生成式AI風潮下，雖然AI軟體與應用業者尚未見獲利，但各界陸續投資算力基礎建設，使得AI硬體供應鏈業者，從上游的晶片供應商如輝達、AMD，半導體製造業者如台積電（2330），下至伺服器業者如美超微電腦、鴻海、廣達、緯創等，皆已顯著受惠。

台灣因在半導體與伺服器產業的長期經營，在晶圓代工先進製程與伺服器產業皆具全球領先地位，且具高市占率，成為各國發展AI技術與應用時不可或缺的兵工廠、軍火庫。也因此，當各界積極布建資料中心等算力基礎建設時，除了輝達、美超微等美系業者外，台灣的半導體與伺服器關連產業獲益甚多，即便在全球景氣低迷之際，相關上下游產品的熱絡仍帶動我國外銷訂單持續增加。

但正如奧特曼所表示，未來AI普及率的提高，有賴相關算力基礎建設的成本持續降低，讓使用AI應用的價格能夠更為親民，進而推動AI應用更為普及。觀察未來的AI，恐怕就像當今的網路一般，必須是無所不在的，讓使用者在可負擔的成本下隨手可得。要達到這樣的理想狀態，算力資源的普及確為發展關鍵，如若AI基礎建設不足，AI甚至會引發國家、社會、產業間的數位落差。

在國家競爭上，將因AI基礎建設投資的規模經濟，造成強者愈強，贏者通吃的局面；在產業競爭上，也會形成資本層面的競爭，造成大者恆大的形勢，甚至形成新創業者的進入門檻，造成產業的不均衡發展；在社會中，更會導致經濟、知識能力差異衍生的數位落差，失去數位經濟發展時的包容性。當如奧特曼所言，AI可能成為只有富人才能使用的工具時，若AI又已成為影響個人競爭力的關鍵要素，恐將造成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狀態，甚至形成新的社會弱勢族群。如此一來，社會上恐將出現對AI技術與應用發展的疑慮，而產生發展阻力。

台灣在全球各國推動AI基礎建設普及一事上，可以扮演極為關鍵、重要的角色。但當我們正積極以AI兵工廠的角色，從供應端協助各國推動AI普及化發展的同時，我們國家的AI基礎建設藍圖為何，更值得各界積極投入構思。當各國積極為了AI發展而採購相關基礎建設所需的硬體設備時，台灣又採購、布建了多少基礎建設？當我們在供應鏈中保持領先地位時，台灣在AI應用環境的建置、優化，甚至是數位基礎建設韌性的強化，更值得各界關心、思考。

尤有甚者，AI的基礎建設絕對不會只有算力建設，還包括自主的AI模型、網路通訊環境，以及影響AI模型訓練中最重要的資料，還有取得相關資料和AI應用時所需的法規環境。當歐、美、日、中等領先國家，從不同角度積極推動AI相關軟硬體與法規基礎環境的建構，甚至搶占國際話語權時，我國的AI發展策略應有更積極全面的思考，不但扮演供應鏈中軍火庫、兵工廠的關鍵角色，更能進一步延伸、提升至國內的整體應用環境與AI基礎建設，打造更為全面的AI強國。

賴政府上任，台澎防衛作戰以「無劇本、去中心化」作演練，成效如何？執政者應最了解！現總統親上火線，主導全社會防衛韌性，忽視平、戰的防衛韌性重點應擺在災後復原。動員準備與實施，在漢光演習與重大天災均獲驗證，唯獨戰後如何動員社會重建？至今未曾被關注，誰提就是失敗主義，馬上被網軍攻擊，戴上紅帽子。

台灣是個島嶼，對於戰爭人禍，屬於國家階層大規模災害，眼見自己親人被戰火殘殺，居所成斷垣殘壁，誰來幫忙復原重建呢？總統不應仍拘泥原有的全民防衛動員做法，而應強調戰後如何運用全社會資源做妥復原工作，讓台海發生戰爭時，全民有政府當靠山，專心為保衛台灣奮戰；家園毀了，政府有法律依據能很快整合社會資源幫忙復原。

自己從大學專任教師的職務退休後，原本還有在學校兼任一兩堂，但愈教愈沒有成就感，也覺得壓力愈大，這學期還是選擇放棄兼課，今年的教師節是沒有教師身分的第一個教師節，倒也輕鬆自在。

這幾年來，大學教師早就放棄用講義或教科書授課的方式，而是必須準備充分的Ｅ化簡報資料，讓同學可以透過教室中的螢幕了解到課程內容。可是當關起教室燈光播放課程簡報時，同學就開始低頭滑手機，而不是注視著螢幕，偶爾會看到同學抬頭盯著螢幕，那也只是拿出手機把簡報內容拍下。

我問了好幾個公私立大學的教師，在教室上課的情形如何？他們都異口同聲說大致差不多，學生就拿著吃的喝的走進教室，一坐下就邊吃邊滑手機，沒幾個人會抬頭望著老師在講什麼，反正教師必須要把授課內容上傳到網路的教學資訊平台，等到要考試時再去看就可以。

近日在整理哲學大師勞思光先生的影音教學資料，看到勞先生也不用簡報資料，只印幾行字的授課大綱，就開始上課教學，全憑他自己腦中的知識，學生上課也只能專注聽講並勤做筆記，若沒有注意聽到可能就錯過，也無法回家閱讀，更無法在網路找到這些知識。

這種老式的教法，沒有Ｅ化、沒有網路、沒有GOOGLE、沒有ＡＩ，就只有授課老師一人演出，學生卻也能專注享受其中。但不知何時，大學開始要求Ｅ化，一些教師若仍保留傳統的授課方式，會被學生批評，也會被學校要求改善。其結果，所有的上課資料都可以在網路中找到，老師在教室上課變成形式化的個人獨白演出，無人關注。

在此資訊網路多元時代，到底大學教師能超越多少網路所提供的訊息？事實上，這些專業知識在大數據ＡＩ化之後，一個教師的個人知識何能超越呢？即使那些需要手做的課程，也可透過線上課程就學會，語言教學更是隨時隨地在雲端進行個人化學習。當一個學生很認真的想學習時，真的需要進入教室、透過教師才可以學到知識嗎？

台灣小學自學風氣愈來愈盛，主要是一些家長不滿意小學的教學環境，看到一些教師只是坐在教室的電腦前，用按鍵播放著書商提供的教材，則何需到學校學習呢？若非有高中和大學入學考試，國高中自學的風氣可能更盛；而大學的授課，若非教師控制著成績，則學生也不想到學校學習，特別是這些上課提供的知識，在網路上可以學得到且學得更好，那何必留在教室內虛耗人生呢？

到底老師能在教室裡教什麼？學生在教室裡能夠學到什麼？這是現代教師要積極面對與思考的一個問題。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但現代的教師必須傳雲端所不能傳的道、授網路所不能授的專業、解ＡＩ所不能解的疑惑，否則不足以為人師也！

面對ＡＩ的挑戰，現代教師必須重新思考自己教學模式、方法和內容，建立自己的教學風格，否則終會有那麼一天，教師也會被ＡＩ所取代！

事隔一年，二○二四年九月廿日，中國和日本經多次協商，並分別發表聲明：會在「國際原子能機構」（ＩＡＥＡ）架構下，就各項資訊監測繼續合作，日本並允許中國前往福島進行獨立採樣、監測和實驗室對比分析；且在此流程下，若中國檢測結果合格，中國始將逐步開放日本水產品。

就國際規範而言，首先，日本排放核處理水，屬於《海洋法公約》第十二部分「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規範範圍，在此規範下，日本有與利益相關國家協商與合作之義務，因而中日能本於合作協商精神達成協議，無疑是《海洋法公約》一九七條以下，各條款有關友善且有效合作規範之實踐，降低雙方就此議題之爭議，當是各方樂見，應予以肯定。

然另一方面，從台日地理位置關係觀察，我國無疑亦是日本排放核處理水之受影響國之一，據上述《海洋法公約》第十二部分之規定，日本理應與我國協商及合作處理此問題；此外，核處理水將進入我國參與之漁業管理組織（北太平洋漁業管理組織與中西太平洋漁業管理組織）之管轄海域，自有可能影響我國在相關水域之捕魚利益，日本同樣負有不損害相關漁業資源之義務。不論是基於台日友好，或是相關國際規範，日本實應與我國進行正式雙邊協商與合作，就此議題充分交換資訊，以有效履行國際合作之宗旨。但過去一年，並未見日本與我國進行正式溝通協商！

就核處理水排放議題，台灣對日本一秉合作善意，但難謂獲得應有之尊重；猶有甚者，因中國之強硬立場，讓日本於ＩＡＥＡ既有資訊監測外，再進一步給予中國前往福島進行獨立採樣、監測和實驗室對比分析之便利，讓人覺得，中日個別聲明，彷彿是日本對中國強烈立場之讓步與妥協；反觀台灣，核安會雖宣稱「持續與日本建立順暢溝通管道，至今已五度赴日現場掌握排放作業」，卻不知管道是否暢通？但就此排放水似乎僅能到現場參觀排放作業，與中國之待遇相較，差異何其大？

對此絲毫無視台灣自始即持善意，我國政府似應對日本表達不滿之意；不寧唯是，在中國與日本分別發表聲明後，竟又立即於九月廿五日宣布解禁日本福島產品。政府解禁福島產品，彷彿是在未獲基本尊重狀況下，又單方讓步。自始低調善意，卻換來日本視若無睹，如今又迅速開放讓步，令人不解。

基於上述，政府甚或應審慎考量，不要排除透過國際爭端解決之程序，針對日本核處理水排放行為，仔細評估如何在國際仲裁或司法機構提起訴訟，甚或設法在相關漁業組織提出異議。

台灣社會對戰爭的敏感度一向很高，多數民眾對兩岸軍事衝突充滿不安，政府若直接推動備戰意識，將難免引發反彈。因此，政府選擇用模糊的「防衛韌性」概念包裝實質上的備戰需求，避開民眾對戰爭風險的恐懼。這種操作實際上掩蓋了台灣面臨的現實戰爭威脅，並未真正解決國民對戰爭的心理準備問題。

此外，政府的「防衛韌性」政策也有對外的考量，特別是針對美國的戰略姿態。台灣長期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賴清德政府藉此政策，試圖向美國展示台灣人民願意為其戰略目標做出犧牲，從而換取更多的美國支持。然而這樣的做法，實際上將台灣民眾捲入美中兩國的軍事對抗中。台灣一旦捲入衝突，首當其衝的將是普通百姓，政府未充分告知風險便推動此類政策，是對人民不負責任，也加劇了美台軍事合作的脆弱性。

「防衛韌性」政策看似宏大，實際上存在諸多問題，特別是它並未建立在全民具備備戰意識的基礎上。政府試圖利用如黑熊部隊等民間防衛團體來補充正規軍力的不足，忽略了這些組織缺乏軍事專業訓練，無法應對現代戰爭的高技術要求。現代戰爭涉及高科技武器、電子戰和網路攻擊等複雜作戰模式，依賴臨時拼湊的民防力量，無法取代正規軍隊的專業能力。賴政府推動四十萬的民防力量，無法解決台灣國防結構性問題。

因此，政府的「全社會防衛韌性」政策，不僅是對內對外的雙重政治操作，且在實質上未能解決台灣國防的根本問題。政府選擇以模糊的「防衛韌性」概念迴避敏感話題，實際上是害怕引發民眾的懼戰情緒，對美國則試圖塑造台灣人民願意為其戰略服務的形象。然而，這一政策不但無助於增強台灣社會的防衛力量，反而將台灣捲入更大的國際軍事對抗風險。

戰爭議題在任何社會中都極具爭議性，尤其是在台灣這樣一個處於兩岸敏感地緣政治環境的地區。如果政府公開鼓吹全民備戰，勢必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恐慌，這不僅會動搖國內的政治穩定，也可能導致選民對執政黨失去信心。政府應該誠實面對這個戰爭的「潘朵拉盒子」，並強化正規軍隊的國防實力，而不是依賴虛假的民防韌性來掩蓋政策缺失。人民不應淪為國際軍事對抗的棋子，政府應以國防安全為核心，提升全民備戰意識，確保國家具備應對現代戰爭挑戰的能力。

然而教師節一過，老師們不免又回到忙碌的狀態。我不甚瞭解中小學教師們的現況—據悉，繁重的行政工作、課外活動、學生投訴等事務，常使他們無暇專心教學，更遑論輔導同學。其實，大專院校的情況亦不遑多讓。許多老師在升等的壓力下，被迫重研究、輕教學。即便升等成功，為了持續能爭取到研究經費和彈性薪資，論文競賽不僅未曾稍歇，甚至愈加激烈。若老師同時身兼行政職務，還想在教學、研究、服務「三面俱到」，除非天賦異稟，否則只能犧牲健康和睡眠來達標。更有甚者，選擇向掠奪性期刊妥協，用看似亮麗的紀錄，來保住名實不符的獎勵。然而不論造假或真作，這樣的惡性競爭已讓高教的本質偏離，致使業績和名利的追求成了主軸，而育才的初衷反淪為配角。

近年來，各界期許大學應以更積極的態度履行社會責任。起初，我以為這項政策會讓原已失焦的高等教育更難聚焦。然而，當我向幾位來自不同領域、不同學校的老師請益後，他們的實際經驗顛覆了我的成見，甚至澄清了我的思緒，讓我對高教失焦的狀態，有了較客觀的看法。以位處重大災區的大學為例，老師們可以帶領學生協助社區重建。從打造永續環境、促進產業創新，到規劃居民長照、參與偏鄉教育，師生們的努力處處可見。透過實際參與，學生返校後展現更強的學習動機，期能發揮專業、回饋鄉里，甚至對未來的生涯規劃，有了更清晰的藍圖。

聽完這幾位老師的分享後，我深受感動，得知校園中仍有一群老師不計毀譽，默默在課堂和社區為教育深耕。他們雖早已不在乎獎台上的鎂光燈和網路聲量，卻經常面臨計畫斷炊和升等遲延的挑戰。他們並非不做研究或不寫論文，只因時間有限，進度較慢，且堅持不敷衍、不造假。很多時候，甚至教學和服務的獎項也與他們無緣；僅因他們不濫給分、不擅自我宣傳，導致較不受學生及評審的青睞。我相信有些老師早已將這些打擊視為家常便飯，但仍有不少人滿懷辛酸。他們選擇犧牲奉獻，淡泊名利，著實令人佩服！

訪問末了，我不敢問受訪的老師們：「您，身體還好嗎？」只希望他們常提的「回歸初衷」不要帶有太多的苦衷。與他們相比，我自愧不如，因我並未直接參與社會責任的實踐。然而當我告訴他們：「我能盡的社會責任，就是在課堂上把學生教好，因為這些學生很快就會進到社會！」話語一畢，他們多次重覆的「是」、「ＹＥＳ」和「讚」，成為我今年教師節最大的領悟和禮物。再次謝謝這些好老師！（作者為台大教授、出版中心主任）

教育部資料顯示，每年取得教師證後擔任教師之比例呈下滑趨勢，警訊並非空穴來風。目前國家師培制度，師培生在修畢相關教育學程後，還要通過檢定考試並經過一學期的學校實習，方能取得參加教師甄試的資格，過程不可謂不嚴謹。按理，層層把關下，師資素質當可勝任教職，卻有不少準老師在取得認證後直接放棄進入教育職場，實為教育資源的浪費，對教學現場之衝擊顯而易見，箇中原因值得嚴肅以對。

要問的是，何以過往被普遍認為工作穩定的教職，突然失去了職場吸引力？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小學教育環境每況愈下，以致難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濫訴影響校園氛圍：新修教師法上路後，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鉅細靡遺，各種校事案件層出不窮。為處理名目繁多的校園事件，不僅學校為此耗費許多時間，各校甚至已出現不少濫訴案例；教師動輒得咎、校園氛圍緊張、親師互信降至谷底，遇有校事案件，教師大都是被究責的一方，衝突不斷的校園與苦等後援的教師，嚴重打擊教師工作熱忱。

二、行政減量淪為口號：難以兼顧教學與行政，或想專注教學卻不可得，也是不少教師選擇離開學校的原因。事實上，教育部對此亦有深刻理解，自二○一五年以來厲行學校行政減量。然而，不僅多數教育人員無感，行政減量還有愈減愈多之勢。

分析起來，各級政府視學校為施政提款機，當為關鍵；各種要求學校配合辦理之業務，明明與教學無關，卻被冠上「某某教育」之名，於是中央各部會、地方各局處需要的交通安全、反毒教育等施政成果，學校都成了廉價的ＫＰＩ工廠。例如竟有地方政府發文要求學校鼓勵國中小學生投稿《國會季刊》；往前溯源，則是立法院函請國教署發文各級學校鼓勵教職員投稿，卻被有文必轉又粗心大意的承辦人誤植成鼓勵小學生投稿，僅此一端，足見其荒謬。如果各級政府機關不改老大心態，再多宣示也難讓學校擺脫政府施政提款機的夢魘。

三、政府回應緩不濟急：教師難為已是客觀現實，教育政策的調整與對教師權益的保障，相關作為卻是牛步化，未能讓教師感受到政府的同理與支持。

以攸關教育品質的師生比為例，公立高中職每班人數仍達卅五人，私校更高達四十五人，完全背離少子女化趨勢；而一比十五的幼教師生比，自一九八一年沿用至今已超過四十年，雖政策已朝一比十二前進，但國會迄今仍未完成修法。至於社會高度關注的特教議題，立法院早在二○○九年就曾要求將特教師生比降至一比八，轉眼十五年過去仍未達陣；「特教加給」額度，則是卅年如一日未曾調整，教育政策執行力遠遠落後社會和教育現場的期待。

教育問題經緯萬端，要提升教育品質，必須友善教育環境、揚棄形式主義，真正尊重教育主體與教師專業自主。期待教育部與立法院以更積極的作為，當學校與教師的後盾，減輕學校壓力、解決現場問題、提升教育品質。

曾聽到和我年紀相近的教育先進感嘆：「以前當學生時，曾被老師拿藤條打。現在自己當老師了，卻要擔心被學生用拳頭打。」近兩年，教育現場充斥著「罄竹難書」的新聞話題，尤其最近兩個月更可見到媒體報導現職教師離職出走、學校數十次招聘不到代理教師的荒謬現象。教師薪資待遇雖不算特別優渥，但勉強還能過生活並存一些積蓄，如今即便開放大學畢業生即可從事教職，為何仍乏人問津？

以筆者服務的學校及聽聞同業在教學現場的現況，老師們大都不願兼任行政或導師工作，因為都深怕在學生或家長面前隨口一句話，甚或一個無心的肢體動作都可能被投訴。校園爆發重大事件後，教育當局的慣性動作不外乎責令學校加強輔導與宣導、對教師辦理相關研習，再利用訪視評鑑等名義督導行政同仁的進度，徒增行政與教師們的困擾。即便是沒有兼任工作的專任教師，除了面臨課務問題，還得抽空完成上級單位要求的性平、自殺防治、家庭教育、特殊教育、資訊安全、科技與各類議題融入教學等研習，更別說現在還要協助並審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教師平常真的快樂得起來嗎？

就制度面來看，從三十年前的教改以來，特別是近十年政府不斷鼓吹「正向管教」、「學生是教育主體」並鬆綁各類管制措施後，教師們對於高風險的學生，除了輔導已無其他約束方式。舉例來說，平日上課時間仍可看到有些孩子在街頭遊蕩，或坐在速食咖啡店內悠閒用餐。何以如此？因為孩子們都知道曠課已無所謂，高興再去請假，老師不准假就去投訴，或找家長來學校罵就好！這種問題還只是冰山一角，看看過去發生的學生毆打老師或霸凌案件，我們的「友善校園」只是對學生無限的友善，對師長卻是無盡的折磨！

新加坡教育部長日前曾表示，各級學校老師在下班後，如非特殊緊急狀況，有權不回覆家長的問題，要讓教育工作者有足夠下班時間，照顧自己的家庭或私人生活，或是利用時間好好休息充電。試問台灣做得到嗎？近日有立委承諾要推動提高導師費及特教津貼，若能得到辛勞後應有的代償是值得感謝，但老師們要的不只是合理的待遇，而是應有的尊重。

如果孔子活在現在的台灣，他還有能力對著只會盯著３Ｃ用品的孩子倡導仁義禮節嗎？他在有教無類的同時，還能承受來自家長與教育當局的各種莫名壓力嗎？他還能對著教室內三十多個寶貝，秉持著因材施教，責備任何一位孩子是「朽木」而不怕被投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