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熊學院成立時接受AIT補助，賣避難包增加收入；可惜與淘寶貨同款，人氣大減。這回趁AIT帶貨效應推陳出新，輕便新款更加精簡，成本降售價依然高貴。熱心粉專估算，成本頂多四百元，加了「黑熊」商標可多賣近千元。

美日台「總長級兵推」隆重登場，AIT預告防災避難包活動。兵推結果，盡顯我軍乏謀無力；隨即見高雄分處呼籲準備避難包。避難包與兵推議題先冷後熱，國安會副秘書長也乘機上節目，大談全民防衛，跟著AIT「寓備戰於防災」。

除黑熊利用美國爸爸出貨，青鳥也宣稱：「大罷免就是最好避難包」。各大社群平台親子、母嬰版都見熱議避難包，還有流淚教孩子避難的各式奇文。對比在台協會風行草偃，總統府的防衛韌性委員會簡直尸位素餐。

館長遊上海蓋過兵推議題。AIT不愧「帶貨王」，芒果乾推不動改賣避難包，重新炒熱兵推台海危殆，還能接上賴清德國安簡報。境外勢力在台販賣恐懼，總是無往不利。

說來矛盾，近幾年政府千方百計想要降低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依賴；蔡政府任內推動八年「新南向」政策，卻不見有太多改善。如今，美國突然一躍成為我國最大出口國，台灣看似有效擺脫了大陸的出口依賴。但正當川普的關稅大刀高懸，誰逆差大誰就要被砍；此際我國對美出口大增，難保不被美國政府抓住小辮子，對我商品關稅下重手。

若檢視貿易順差的變化，台灣五月對美順差為一○七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翻倍，整整增加了一○九%。在川普的關稅報復清單上，我名列美全球關稅順差第六名，那是根據二○二四年的順差七三九億美元排列。今年僅一至五月，我對美順差即已達四一八億美元，估計全年將超過一千億美元。這項變化，從對中國大陸大幅出超擺盪為對美國大幅出超，恐怕矯枉過正，未必是福。

從產業結構看，出口的變化也明顯描繪科技業與傳統產業的兩極化興衰。資通和視聽產品出口金額達一九八﹒九億美元，年成長達一一一%，刷新了歷史紀錄；其餘如電子零組件的成長，也達廿八﹒四%。這說明台灣作為科技島，隨著ＡＩ的崛起與半導體產業的領先與強韌，正欣欣向榮。但相對於科技電子業的榮景，傳產貨類的出口卻表現疲弱，欲振乏力。問題是，傳產通常雇用門檻較低，也吸收更多就業人口；遇到傳產衰落時分，政府可曾為可能失業人口做好轉業準備？

台灣對美貿易驟增，另一方面也是搭上了美中貿易大戰的順風車，趁勢狂飆。這當然是機遇，但其中也暗藏凶險。最怕的是，政府和業者分不清虛實，誤將短期現象當成長期寄託，而一頭栽進去，最後可能落得血本無歸。更糟的是，若只看到出口暢旺的霎那光鮮，卻忘了經濟結構轉型需要用耐心與智慧去逐步調整；那麼，「貿易依賴」的痼疾就只會在不同病灶間移轉出現，而不可能真正痊癒。

以中國大陸作為對照，中國五月出口總額為三一六一億美元；其中，對美出口僅二八八億美元，較去年暴跌卅四﹒五%。與台灣相比，完全是兩樣情。這顯示，在川普的關稅戰下，中國大陸作為「世界工廠」的榮景和豪情，已來到一座必須轉型否則無法翻越的大山。面對川普的貿易戰，中國一方面用稀土的戰略價值與之周旋，另一方面則積極尋求分散出口市場。今年一至五月，中國對東協出口增加十二﹒二%，對歐盟增加七﹒七%，對非洲則增加了廿%。儘管如此，新市場的拓展，仍不足以抵消對美國出口衰減的缺口。這就是貿易戰的血腥結局，但至少大陸的轉型已經開始，而成果可能要幾年才能完全看見。

也因此，對於台灣五月的亮麗出口，人們還不必急著拍手叫好。原因是：第一，這仍是個短期現象，並非真正的結構轉型；第二，它出現的時機，在川普政府眼中可能看作負面解讀；第三，科技電子業的榮景，映射著傳產的深長陰影。至少，民眾現在應該更理解台積電赴美設廠的必要性，否則台美貿易順差將更鉅大。

全球供應鏈正在快速重組，是眼前真實發生的現實。從蘋果大舉將iPhone生產線轉往印度，到美歐日韓企業將製造基地遷移至越南、印尼與泰國，新一輪的「全球製造重構潮」已全面啟動。在這場去中國化、去風險化的產業遷徙中，越南與印度無疑是最大贏家。台灣若不及早調整戰略與定位，極可能從供應鏈關鍵夥伴，逐步滑落為中階製造邊緣角色。

過去30年，台灣憑藉工程人才、高度協作產業聚落與靈活應變能力，在全球資訊電子供應鏈中穩居關鍵。然而這種仰賴區域整合、扁平分工模式，正在受到三股壓力擠壓。首先是地緣政治劇烈變動：美中競爭已成結構性趨勢，歐美日企業對中國風險警覺升高，為確保供應穩定，即使不完全脫鉤，也必須將生產據點多元分散。其次是人口紅利與勞力成本轉移：相較於人力費用逐年上升的中國與台灣，越南與印度擁有年輕且充沛勞動人口，加上政策誘因與基礎建設投資，大幅提升其製造吸引力。第三則是市場導向轉變：印度與東協國家不僅是低階組裝基地，正逐步成為全球企業看重的終端市場，擁有日益成形的中產階級與內需消費潛力。

在新的國際格局下，台灣若繼續固守既有代工優勢，很可能陷入「上下皆失」局面：高階製程被美日德吸走，低階組裝則流向南亞與東南亞，台灣留下的是缺乏品牌、過度依賴科技巨頭、內需市場規模有限的發展困境。事實上，產線外移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無法在新的產業分工架構中找到具有戰略高度的位置。未來產業競爭，已不再是誰能提供最多廉價勞工，而是誰能在全球供應鏈中掌握技術標準、設計原始碼與製造系統的整合能力。

台灣應思考的不再是如何留下工廠，而是如何向供應鏈上游控制權與下游標準制定權挺進。這需要企業強化技術創新力，不僅幫國際客戶代工製造，更積極投入平台技術、AI運算等領域，建立自己的技術制高點。同時應發展輸出製造系統與營運能力，工廠可以搬到越南與印度，但是由台灣企業主導基地設計、管理、人力培訓、流程控制與供應鏈協作，成為區域級製造整合者。

另一個關鍵是製造業數位轉型與智慧升級。越南與印度擁有的是人力與成本優勢，台灣應展現的是製程數據化、工廠智慧化、供應鏈即時監控與AI優化的領先能力。這是製造業下一輪競爭的門票，也是中高所得國家維持工業地位必經之路。

在這場全球供應鏈重構競賽中，並非所有企業皆有能力單打獨鬥，政府角色必須轉型為協作型平台建構者，共同建立一套國家級供應鏈數位平台，協助企業整合上下游資訊，降低外移與跨境協作門檻。台灣可與越南、印度等國建立互信產業合作機制，共同開發技術與市場，設立聯合研發中心、標準認證平台，或在特定領域（電動車、AI伺服器）共同建立實驗性生產基地，打造亞太區域供應鏈協作網絡。

資本流向亦應有所調整。當前產業政策與稅務誘因，仍以維持出口導向與製造密集為目標，應進一步將投資誘因轉向AI運算、綠色科技、醫療裝置、能源管理等未來關鍵領域，讓產業升級從「成本比拚」邁向「技術競爭」。這不僅攸關企業轉型，更關係到國家整體產業結構健康度與抵禦風險的能力。

台灣不能再以「便宜又可靠」作為唯一賣點。全球供應鏈正在尋找的是高度彈性、智慧化整合與標準制定的導演，而非單純生產據點。越南與印度崛起提醒我們，製造業主戰場已不在我們熟悉的地方。

台灣必須用更大格局、更多層次的競爭力，主動爭取新的存在方式，不能守住不動，必須創造無法被取代的新價值。

原定今天登場的國安大秀，看來主軸還是抗中保台、大陸軍事威脅、反統戰、防堵○○同路人。朝野需要對話的議題不可勝數，綠營偏挑最不透明的「國安」問題，在野黨想要「共商」的議題卻根本不在會議桌上。只是一場賴清德個人秀，做給美國人看，並衝高大罷免人氣而已。無怪乎民眾黨、國民黨相繼決定不參加。

從當年的扁馬會、扁宋十點共識、扁連會、馬蘇會、蔡柯會；到這次「國安簡報」前，朝野激烈對抗一年多、大罷免仇恨動員、中央與地方對抗。總統與在野黨主席對話，依過往經驗從沒有好結果，更沒有留下制度化成果；這次「國安簡報」若成局，結局又如何？

幾個小動作印證賴清德的心態，總統府電邀在野黨主席「共商國是」，次日隨即接見大罷免要角曹興誠與沈伯洋，聽取罷免藍委最新進度。藍、白想要的是與賴主席「朝野共商國是」，民進黨人士則說沒有「共商國是」的問題。綠營將大罷免稱為「反共聖戰」，卻安排綠營視為「○○同路人」的在野黨主席會面，是受到外界的壓力，還是其中另有算計？在野如果毫無準備而去，只怕落得被羞辱而回。

賴清德於三月十三日召開國安高層會議，定位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將國家推入準戰爭情勢；會後記者會，提出「五大國安統戰威脅」及「十七項因應策略」，籲請國人「團結抵抗分化」。朝野繼續對抗三個月後，賴再次拋出「朝野和解善意」，府方表示「希望朝野團結一致對外」，專案簡報將採全程閉門進行，與會者需簽保密協定。會議四個報告案主題分別為「中國軍事擴張與國軍應處」、「全球局勢挑戰與我國外交戰略」、「當前中國情勢與對兩岸關係之挑戰」、「中國混合戰威脅與國際因應」，全是打抗中保台牌。

在大罷免即將進入投票階段之際，朝野互信低落，雙方全面仇恨動員；加上司法配合起訴藍營人士、中央與地方搶預算、對美關稅談判無人聞問，如何團結？團結不是口號而是實際行動，停止大罷免、行政院釋出地方補助款、共商對美關稅談判，縱使不聽簡報也可團結。

「國安簡報」一開始意在營造「賴總統釋出善意」，就看在野黨領不領情的局面，意圖讓輿論壓力轉向在野黨。流程卻不是在野黨期待的朝野國是會議、不是對等協商，而是單方面的灌輸資訊；表面上是對話，骨子裡卻是利用總統的高度與媒體優勢壟斷話語權、轉移焦點、轉嫁民怨。在野黨擔心執政黨「人前手牽手、人後下毒手」，這確是現在進行式，綠營會輕易放過這批「○○同路人」嗎？不期待大團結能實現，朝野繼續努力對抗，台灣的未來依然掌握在選民手上。

此關鍵性課題涉及國民黨地方首長的兩岸路線分歧，朱立倫黨中央的協調力不足，加上地方選票極大化的現實考量；國民黨地方首長未集體參與海峽論壇，無法形成藍地方包圍綠中央的態勢。

首先，基於政治風險與形象考量。陸委會認定論壇是「統戰平台」，批判馬英九甘願淪為「統戰樣板」。民進黨政府一再表示禁止中央層級官員訪陸，不樂見地方官員參與論壇；國民黨地方首長若參與，易被貼上「親中賣台」、「接受一國兩制」的標籤，淪為中共「在台協力者」。尤其民進黨一再強化「主張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的刻板印象，致國民黨兩岸論述陷入左支右絀困境。

其次，地方首長的選票壓力。藍營面對基層選民輿論壓力，特別是中南部或中間選民比例高的地區，擔心遭政治攻擊。地方選舉並不涉及主權等高度敏感政治議題，民眾可能支持國民黨，但不表示支持親中路線。民進黨將政治標籤化，往往使藍營候選人不願開罪中間選民。基於選票極大化且兩岸事務非地方選舉焦點，過度關注兩岸事務無加分效果，故選擇缺席論壇。除非農業觀光縣需要拓展農產品貿易、推展休閒觀光，如雲林縣、台東縣；或金馬基於小三通等兩岸交流及合作關係需要，否則一般縣市長並不會把參與海峽論壇視為重要活動。

再者，黨內兩岸政策立場不一致。國民黨雖主張兩岸和平發展，但對統一則採取戰略模糊態度。地方菁英與黨中央對兩岸互動尺度、終局狀態認知的主張有所不同。例如新北市長侯友宜強調「安全與和平」，態度相對保守；桃園市長張善政曾提及兩岸務實交流；台北市長蔣萬安雖參與「雙城論壇」，但傾向模糊兩岸議題立場，均不願捲入高度敏感政治議題。國民黨內兩岸路線出現爭論，且無整合兩岸論述能力，不僅造成路線矛盾，同時分散黨的力量及整合。

最後，黨中央組織及路線弱化。當「藍地方」無法對「綠中央」政策形成壓力，反使綠兩岸路線更加穩固。換言之，藍營缺乏一致戰略與共識，難形成集體行動；且欠缺兩岸路線的整合策略，黨籍地方執政者未能制定明確的兩岸交流藍圖，各自為政無法形成合力。

國民黨已連續在三次總統選舉敗選，致黨中央領導威信備受挑戰，難以有效整合地方。縣市長能否當選，不在於兩岸關係上的治理能力，而是與其地方政績及社會基層網路連結有關，故不願參與具高度政治爭議的海峽論壇。

藍地方首長無法集體參與論壇，導致藍營無法旗幟鮮明倡議其兩岸路線，更無法形成地方包圍中央的效應。也因黨內欠缺戰略，反淪為「統戰樣板」的批評，陷入被動性角色而無法掌握兩岸話語權及論述主導權。

正如冷戰時期中東曾被視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角力的外圍戰場，今日的中東也再度成為數位時代制度對抗的試驗場。然而，這次的武器不再是坦克與飛彈，而是頻寬、平台、資訊主權與感知干預。

以色列總理內唐亞胡的中東戰略可被視為「代理人剝離論」的實踐，透過對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的定點清剿，削弱伊朗在地區的滲透與代理體系。這不僅是傳統軍事「戰略縱深剝離法」的重演，更從資源依賴論的角度，針對伊朗對外權力投射的網路支柱進行有系統的摧毀。

根據資源依賴論，組織的生存與影響力建立在其對外部資源（人力、武器、資訊、敘事空間）的掌控與交換能力。對伊朗而言，其影響力來源並不僅限於石油與軍事，更關鍵的是對代理勢力的資源供應與認知整合能力。一旦這些節點遭破壞，伊朗不僅在地緣上被孤立，在意識形態與資訊輸出的節奏也會被擾亂削弱。

這在當前國際秩序出現權力空窗的情況下更顯有效。隨著俄羅斯深陷烏克蘭泥淖、中國進入戰略收縮，美以同盟重新取得地緣主導的「干預視窗」，進而強化對中東秩序的再塑與制度性壓制。

但正如國際政治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提醒的，軍力削弱僅是表層衝擊。真正支撐極權政體穩固的，並非坦克與政令，而是其對資訊主權的掌握，以及對公民感知系統的深度塑造與封鎖。然而在數位世界中，衛星、雲端、頻寬乃至演算法，都能被重新編碼為顛覆工具。若資訊開始滲透，極權國家的社會控制系統便如多孔堤壩一般開始失衡。

在這種新型戰爭結構下，「數位顛覆戰」成為顛覆極權統治最具成本效益的手段之一。這種戰爭無需一兵一卒進入敵國國土，卻能透過資訊滲透、敘事解構與感知自由，使體制失去合法性來源。

這不僅是認知層面的鬥爭，更是針對資源依賴網路的結構性破壞行動。極權體制高度依賴對資訊流的控制與感知系統的穩定作為其「統治資本」。一旦該依賴網路被切斷，政權存續將面臨深層風險。

若數位主權的鬆動在伊朗得以實現，其模式勢必被其他區域權力加以模仿與擴散。資訊戰不再只是輔助戰術，而是戰略主體。制度性的壓迫若可在無砲火之戰中瓦解，和平將可能出現在制度競爭的結構性重組之後。

這也顯示出現代國際關係中一個本質轉變：權力不再來自領土占領，而是來自資訊節點的操控。中東未來的穩定，將不建立於地緣勢力的平衡，而建立於資訊流的自主與認知場的多元。

「以伊戰爭結束能讓中東長治久安？」若僅以軍事戰果來衡量，未免過於淺薄。事實上，真正能改變制度穩定性的，不是邊境上的飛彈密度，而是人民能否看見不同的真相、聽見被禁的聲音。

在資訊真正自由流動的那一刻，和平也將從一紙協議的妥協，轉變為人民主動選擇的制度轉向。從加薩到德黑蘭，真正的戰場不再是疆界，而是雲端。真正的勝利，不是征服，而是讓公民重新獲得感知的主權。

這場空襲與後續互相攻擊，是川普就任後第二場全球關注的戰爭，前一場是印度及巴基斯坦的武力衝突。這兩場戰事告訴我們，川普之前批判拜登的諸多無能，純粹是說空話的政治語言，因為他自己也無能力避免或和緩某些戰事。拜登是老牌政治人物，曾擔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這個主席可不是等閒之輩，其外交見識不僅不輸美國總統，影響力也不輸美國國務卿及國防部長。選前，川普猛攻拜登的外交無能，大家聽了很爽，也很過癮，真覺得老邁的拜登一無是處。事實證明，川普只會空口罵人，試問他就任後，俄烏情勢有和緩了嗎？以哈戰事有解決了嗎？現以伊又開打，如果還是川普的同意或默許，那真的很可怕，因為他是刻意讓戰爭發生的美國總統。

雖然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否認美國有參與，或支援以色列這樣做，他表示首要任務是保護美國在中東部隊的安全，但川普說，此空襲後希望伊朗就核問題回到談判桌。可以很清楚知道，美國在此事件中有其政治目的，川普希望伊朗受創後趕快乖乖聽話，後續就核問題與美國展開具體談判。只是川普的政治目的竟然不是透過自己的能力，而是透過以色列的空襲，這將讓美國在中東的威信再次下降，川普的威信亦然。

有觀察家認為，以色列發動空襲，是其總理內唐亞胡刻意破壞美伊的核談判。伊朗外交部則指出，經過該空襲事件，後續與美國的核談判變得毫無意義。筆者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太正確，不是內唐亞胡的核心考慮，筆者認為：內唐亞胡根本不相信美國能處理伊朗的核問題，因此他直接跳過該程序，直接先發制人。且這種做法可能還得到美國同意，是幫忙美國，坦白說談不上是對美伊核談判的破壞。其次，內唐亞胡認為，美伊的核談判根本不用談，因為就是談不出結果，沒有談的意義。伊朗若想跟美國談判，無非是藉此想要某些經濟援助。他不屑美伊的任何談判，直接選擇軍事攻擊，且強調自己的攻擊行動不會一天就停止，會攻擊到伊朗的核武威脅消失為止。

這兩天，出現一些新發展，川普似乎有贏回一些主導權，就是他提到願意讓普亭擔任調解人；而以色列原本提出要刺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最終遭到川普否決。最新情況，據稱伊朗透過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請求川普敦促以色列立即停火，但內唐亞胡則強調，伊朗必須放棄核武，以軍才可能停火。現川普又必須面對重責大任了，就看他如何承擔？

內唐亞胡年輕時就在美國讀書，極度了解美國，稱跟拜登等政治人物都是長期的老朋友。他應該清楚知道，美國的國力已走向衰弱，無法多給盟邦承諾，因此選擇先發制人空襲伊朗，意圖提前保護以色列的安全。他同時是戰鬥型的軍人，也是積極型的政治人物；前者指他能隨時啟動戰爭，後者指為保全政治職務，也能隨時進行冒險的政治行動。這次以色列空襲伊朗，再度展現內唐亞胡的強人性格。

一、中國是否已經準備好引領世界？

或已有預案，但不會明說，一因計畫趕不上變化；二因列國歸心之前，硬幹只能事倍功半；三因說了做不到會難堪，不如任民間暢想、學界研究，官方保持低調，偶爾釋放新科技訊號挑逗一下即可。若問實際上的困難，則須看到美國被軍工與金融寡頭盤踞的教訓，中共首重的是中央控制力與實體經濟，軍事與金融霸權對此反會成為毒藥；「既要又要」之法尚待摸索，也可能根本不存在。故不如讓美國撐著，中國繼續專注基建與和平能量，慢慢積累影響，待列國對美更加離心後再行下一步。中國的競爭姿態不是正面對抗，而是「纏抱」式的漸進蠶食。

二、如何避免引發他國疑懼？

無法避免。疑懼強權屬合理反應，敵對勢力也會刻意煽動。若為避免疑懼而自限發展，只會被逼得不斷退讓。若說民主化可化解疑懼，蘇聯即為反例。強國應重實效，不在乎觀感；若他者疑懼會妨礙我之目標，便多軍演幾次，明牌施壓可也。

三、如何成為「可信、可愛、可敬」的國家，回應世界期待？

須先反問何謂「世界」與「期待」。所謂自由世界對中國的期待，多數是中共轉型甚至崩解，讓外資得以攻城略地，文人得以搭著受害者塑像的肩膀，在歷史的審判席上賣弄轉型正義。台港不少人即坦然以此為願景，大陸雖也有少數「恨國黨」與此同調，但主體社會與政府當然不會聽從此調。

若世界的敵意與成見難以改變，因應之道便是將敵意者放逐出人們視聽中的世界：放大親華聲音，報導中國正面影響，而將死硬反中者塑造成反派丑角。此不假官方推動，平台演算法與愛國自媒體自會向此靠攏，如此篩將下來，中國便是真正符合世界期待的負責任大國了。至於國人長久以來對外界觀感的過度在乎，亦可由此翻轉重塑「是他們應在乎中國人怎麼看」。

四、中國如何報償人民？兩岸問題如何成文明典範？

唯此提問難見自信答覆。當前債務壓力、民生負擔與官僚體制沉痾難解，即使產業能繼續升級擴張，普通人能分享到多少紅利，亦不容樂觀。

兩岸方面，雖有主張武統並徹底改造的強硬論調，理性者猶多預期北京仍會顧忌觀感而繼續懷柔「惠台」，而台人亦將重演港人路數，不改傲岸，暗中抵制，倘若強勢鎮壓真在台海發生，雙方惡意即全面坐實。出走者將以此證明中國無可救藥，留下者則成為負面樣本，方便鍵盤政治家證明「民主路不通」。

總結來說，今日大陸網民在論戰中已形成「反做題思維」共識：不信世界秩序會因你達到某種價值標準就給你位置；面對質問，不接受他者預設的框架，搶占定義權與裁判位才是正解，反正敵人也不會真想跟你講理。此雖似無賴，卻已是當今國際通行的論戰伎倆。我們今後要相處的，就是已用此等思想武裝起來的網民。

為了擺脫「臭、髒、暗、危、破」之形象，日本公私部門與產業界（例如ＴＯＴＯ）開始致力於研發更人性化的廁所與馬桶設計，此亦影響了全國學校的公廁文化，並提升了高速公路休息站廁所在數量、型式、節水、潔淨上的目標。

先不談廿年前相對落後的中國與印度鄉村公廁，即便今日之紐約，觀光客與市民普遍嫌公廁數量太少。有八五○萬居民的紐約市只有一一○○間公廁，更因其慘狀（一成三沒紙、一成沒洗手液、一成沒鎖、四成充滿垃圾等），遂由市議員發動，要求市府啟動紐約廁所革新，預計至二○三五年新增二一二○個公廁，且由副市長領導，橫跨包括城市規畫局、公園局、交通局共同努力達標。除提升人性化外，也提升整體市容與公共衛生。

至於中國與印度兩國，印度在二○一四起推動「鄉村清潔印度」運動，投入三百億美金興建一二○○萬個公廁，迄二○一七年已普及六成五。而中國亦於二○一五年起積極啟動廁所革新，二○一八年新增六八○○處公廁，投入二百億人民幣，迄二○二○年，新建四點七萬間，改造一點七萬間，已具明顯成效。其標竿除提升公共衛生外，更期加速和帶動旅遊業發展。

這些「廁所革命」看似事小，卻是各國人民的切身要事；並藉由大型運動賽事、展覽（如大阪世博）等，開創了以「廁所革命」彰顯國家文明進步的形象。日本早在一九八五年成立「廁所協會」，台灣也於一九九六年成立「衛浴文化協會」。在相關建築師、機械專家、生活文化學者共同推動下，公廁的造型、氛圍、數量、設施配置亦更趨人性化、性別友善化，包括適當的男女廁比率。

在日本東京澀谷的代代木深町小公園內，知名建築師□茂設計了「透明廁所」供公共使用，其目的主要係倡議廁所舒適、安全、潔淨的指標，同時也成為媒介，帶動了政經、文化、歷史、美學、流行、觀光等多角度議題，融入公共廁所這個民眾切身的空間。其實廿年前，紐約ＳＯＨＯ的餐廳早已有此設計，惟今天日本將此科技轉為更具公共性，且有教育宣導與城市觀光行銷作用之「時尚潮話題」。

日本影星役所廣司在電影「我的完美日常」中扮演東京公廁清潔人員，寓工作於生活。由濕式清潔轉為乾式清潔，經實證得以降低細菌感染，並節約用水達五倍。如何省水、節能、明亮、適意、潔淨，均是小廁所其中蘊藏的大學問，「廁所革命」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實不亞於ＡＩ革命。

（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