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物理學家薛丁格認為：「生命就是個減熵的過程。」

熵值（Entropy）不是一個新概念，從一八五○年代物理學家克勞修斯第一次提出：宇宙中任何一個孤立系統，其系統內部與外部環境若沒有能量交換，系統會自發性地朝向混亂無序演進終致崩潰消亡，這項理論很快被借用到生命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其他領域。

雖然我對熱力學毫無頭緒，我認為熵增概念真實描繪人世間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哲學形象，一如人類不能自外於環境，需要進行飲食、學習、清潔、運動才能維持健康生活；企業也不可能自外於市場，需要聘任、進貨、生產、交易維持蓬勃生意。管理大師杜拉克提過：「任何組織中只有三件事情會自然而然的發生：分岐、迷茫和退步。所有一切都仰賴領導力來解決。」分岐、迷茫和退步，就是文明演化不可避免的熵增，而領導力、開放性及每個個體的意志與努力，就是組織或文明進步的減熵過程。

做為二戰後一代，伴隨成長的歲月記憶，屬於鐵幕、冷戰與石油危機，對於流竄整個世界的分岐、迷茫和退步不陌生。我們不難判斷二○二○年絕對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熵增最高時刻，且似乎還在挑戰自身峰值。

前幾天，當看到川普從醫院回到白宮，摘掉口罩、豎起拇指，彷彿剛親手將病毒從地球上消滅的超級英雄，昂首闊步地走向那座看似勝利堡壘、實則病毒溫床的大門時，我覺得世界熵值陡然升了好幾個度量。

這位世界領導人物，顯然不走杜拉克路線，無論你是否覺得他讓美國再次偉大，都不得不承認他擅長製造分岐與迷茫，他的社交感控、少數族裔、自我標榜等，都是切割社會共識，甚至國際共識的利刃，更有甚者，他冷卻了蘇聯解體後開啟的全球化熱潮，加上百年不遇的瘟疫蔓延，此後世界各國間的交流，或恐進入半休眠的孤立狀態。

按照熵增定律，愈是孤立的封閉狀態，就愈有混亂與崩潰風險，愈是資源稀少或體量小的系統，愈是如此。地大物博如美國，即使遺世獨立，也可繼續五穀豐登百年；可是外貿依存度超過九成的台灣，又能在國際孤立氛圍裡，維持優渥安定多少年？過去卅年全球化帶動一個世代的經濟紅利，台灣從中獲益良多，若不是我們因政治內耗與意識形態，錯過本世紀初產業轉型與市場升級的契機，今天台灣也許可和新加坡並駕齊驅，無須依靠著過去經濟奇蹟的餘溫自我催眠。

放任具萬物慣性的熵增行為，永遠比改變慣性輕鬆省事，所以愈來愈多領導人利用分岐、迷茫與退步，從中獲取大量成本低廉的能量，可是做為系統中小小分子的你我，又如何能坐視系統走向封閉與混亂？身在民主時代，如果不依靠減熵的領導，我們只能成為一個減熵分子，盡量選擇克制、謹慎、同理與利他的訊息與決定，因為在這個熵增處處的二○二○年，只能靠自己。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創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