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憲政體制在形式上應是五權分立，當前卻是一權獨大、四權附隨，權力分立體制嚴重變形失衡。

以立法權而言。兩蔣威權時期，立法院內有不與黨中央唱同調的ＣＣ派；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國會內的新國民黨連線猶如反對黨；陳水扁任內因屬少數執政，立法權經常凌駕行政權；馬英九執政八年，民進黨在國會經常以寡擊眾，行政權屢屢議場受挫；到蔡英文執政至今，總統府卻對立法院如臂使指，立法院對行政院也有求必應，立法權從此變成行政權的附隨側翼，權力分立而制衡的民主原則蕩然無存。

再談司法權。大法官應該祇問憲法、不問政治，但大法官這幾年的釋憲表現，卻似乎充滿濃濃政治味。立委兩度針對前瞻計畫聲請釋憲，大法官卻兩度以程序要件不符不予受理；監察院以黨產條例違憲聲請釋憲，大法官卻以調查權不屬監察權而不予受理；高等行政法院多位法官再以黨產條例違憲踵接聲請釋憲，大法官卻作出合憲判決；立委以監委同意權行使違憲而聲請釋憲，大法官也以同意權行使屬於國會自律事項，不予受理。

以監委同意權行使為例。國會同意權是與總統共享的人事權，必須兼具「諮詢」與「同意」雙重條件，而且同意權行使程序既是「敵對的程序」，也是「故意的無效率」，必須讓國會議員，尤其是反對黨議員，可以透過公開且激烈的諮詢程序，去遂行與總統共享這項憲法權力。但立法院的監委同意權行使，卻祇有「同意」而無「諮詢」程序，雖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顯瑕疵」，大法官卻以「國會議事爭議屬於國會自律」而不受理釋憲聲請，替未來的同意權行使立下一個錯誤判例，也讓總統提名權從此可不受立法權的節制。

大法官這些決議與判決，究竟是法理的應然或政治的必然？社會雖有議論，但祇有大法官心知肚明。但司法權，尤其是大法官，有調節與糾正權力分立失衡的功能，台灣憲政體制這幾年明顯出現行政權獨大的趨勢，但大法官卻應為而不為，甚至還替獨大的行政權加柴添火，令人費解與憂心。

十九年前，許宗力在他一篇論文中有這幾句話：「在後威權時代，讓立法權『追回』在威權時代失落已久的權力，以衡平長期以來向行政權一方過度傾斜的政府體制，是可以理解的，並且也是有必要的」，「大法官屢次援引『重要性理論』，高擎法律保留的大纛，替立法院『主持公道』、『收回失土』，就是這一波趨勢的最佳寫照」，「釋字五二○號解釋…又把立法權推向另一個巔峰」，「然而…大法官是否也應該稍微煞車一下停、聽、看，回首持平檢視一下現階段行政、立法兩權關係，看看主持公道是否有點過了頭」。

許宗力當年憂心「立法國的到來」有違憲法秩序，也不符憲政運作常態，但這幾年「行政國」早轟然而至，威權體制也已隱然再現，大法官何以不「稍微煞車一下停聽看」，何以不「回首持平檢視一下」？大法官釋憲雖是多數決，但許宗力若真有心「主持公道」，調節或糾正嚴重失衡的權力分立體制，何以連一篇不同意見書也付諸闕如？

行政權為所欲為，立法權棄權不作為，司法權應為而不為，這就是台灣權力分立體制的圖像；但誰能挽狂瀾於既倒？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