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去年六月，真促會創會理事長吳乃德就曾在媒體寫過一篇文章「轉型正義的台灣想像」，表達過他對促轉會的不同意見。促轉會成立於二○一八年五月底，吳乃德文章寫於促轉會已運作兩年並決定延任一年之後，但文章起筆卻是「想像台灣終於有了致力轉型正義的正式組織，然後想像這個組織的工作」這句話，可見他是以「台灣想像」間接批評「台灣現實」，曲筆為文，用心良苦。

吳乃德這篇文章有幾個重點：其一，檔案蒐集整理、保存、開放應用等長期事務性工作的後續，應由檔案管理局承擔；其二，台灣轉型正義組織最重要的任務，是「帶領社會討論涉及的倫理和政治議題」，例如，加害者的判定，蔣介石的責任，以及中正紀念堂的存廢等，以助民主文化的建立；其三，轉型正義的機構能夠獲得社會信任，乃是成功完成任務的必要條件，「想像中的轉型正義組織，拒絕了政府／執政黨的高官厚祿，因此也獲得社會的信任」。

真促會多位學者的聲明，與吳乃德文章前後呼應，除反對促轉會陷溺在史料蒐集狂熱中，忽略帶領社會進行對話和討論的核心目標外，他們更舉南非三年即完成真相與和解任務為例，反對蘇貞昌「幾十年威權統治，促轉會不可能二、三年就完成任務」的說法，認為「欠缺固定任期，已悖離獨立機關的法理，更淪為執政黨的執政籌碼」。真促會的結論是：促轉會應在五月提出總結報告後熄燈關門，促轉後續工作由其他相關機關承接，他日若有需要可考慮另設專責機構。

真促會對促轉會的批評如此嚴厲，對促轉會應限期關門的要求如此決絕，絕非民進黨政府所能想像。但轉型正義之所以在「台灣想像」與「台灣現實」間出現如此天差地遠距離，乃是包括人選錯誤與機關角色錯誤等一連串錯誤所造成。

以人選錯誤為例。南非轉型正義比台灣更複雜困難，但之所以能三年有成，就是因為選擇了屠圖當真和會的負責人。他雖是種族隔離政策的長期反對者，但他在國內外的聲望，卻讓白人與黑人都信任他。而且他未在執政黨內做高官拿厚祿，真和會的成員也非單一而是多元背景產生。但台灣促轉會與南非真和會的組成要件卻大不相同，成員背景單一，負責人不但位列政務官，更有受害者家屬的背景，中立已不可能，公正更屬難求，其結果當然難以獲得社會信任。

再以機關角色錯誤為例。南非的真和會是以「國家的角色」來處理轉型正義，屠圖曾多次對抗來自執政黨的杯葛與壓力，但促轉會卻忘了自己是國家機關而非政黨組織，自始即很難擺脫以政黨角色處理轉型正義的疑慮，再加上包括促轉會主委在內的成員，經常會有出自強烈政黨對抗意識的言論，其結果便是促轉會說得愈多或做得愈多，悖離國家對話精神也愈遠，距離國家和解的最終目標更是遙不可及。

三接工程能否廢止，還有藻礁公投可寄予期望，但促轉會是否關門，卻繫於蔡英文與蘇貞昌的一念之間；但這幾年已習慣把轉型正義當成政治提款機的民進黨，會接受知識社群的要求嗎？蘇貞昌其實已經給了答案。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