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總統任內防疫作為荒腔走板，害死了無數美國人，但他在疫情爆發初期就立即推動「神速行動」，讓美國成為領先全球的疫苗大國，挽救了美國及全球無數生命。

納坦雅胡領導以色列防疫，初期也是疫情慘重，但他以超高價格向國外搶購數倍於全國人口的疫苗，並曾卅次致電輝瑞藥廠執行長緊盯進度，讓以色列成為全球接種率最高的國家。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雖然自稱「防疫學台灣」，疫情爆發初期就關閉邊境，但因紐西蘭經濟主要靠觀光收入，人民反彈可以想見。阿爾登每周網路直播，穿著家居服與人民以談心方式溝通她的防疫政策，不但化解了民怨，也讓紐西蘭成為全球防疫第一名的國家。

這三個國家領導人的防疫模式不盡相同，但不同模式的結論卻是一樣：對抗瘟疫的兩大武器，一是領導能力，另一是科學。國家領導人在防疫期間的任何決定，都關係到人民的生與死，領導人如果不信任科學，讓政治凌駕科學，把權力置於生命之前，其結果必然是民亡矣、國危矣。

而且，民主防疫與專制防疫不同。專制防疫不容人民異議，防疫成敗繫於少數人的獨斷獨行；但民主防疫卻須集眾智以為智、集眾力以為力，人民可以集智、集力甚至集權於中央，但政府領導人絕不能有中央集權甚至獨裁的心態，否則，民主防疫與專制防疫何異？

但台灣政府領導人在疫情和緩時，即已動輒聞異議而反之，前有台大公衛的詹長權被責難，後有中央研究院的陳培哲被圍剿，這是決策錯誤的禍根之一；禍根之二是，多數政府官員受制於權力關係，不敢違逆陳時中，也不敢與蔡英文唱反調，防疫政策「全國一致」到祇剩下一種聲音。

以篩檢為例。專家學者早就呼籲台灣在封境之外應進行普篩或廣篩，但政府卻置若罔聞，疫情爆發後，雖然同意定點篩檢，但普篩、廣篩仍然不是政府選項。另外，企業與民間想自行篩檢，政府卻一直嚴禁，也是在疫情爆發半個月後才被迫解禁；但篩檢政策如此反覆，證明錯的是政府。

防疫有四大防線，隔離、篩檢、治療與疫苗，台灣現在封境隔離已出現破口，篩檢也嫌不足，祇剩下治療與接種兩道防線。但現況是，重症患者等不到救命藥物，政府才決定臨時緊急向外採購，確診者到院死亡，孤獨死於河中、死於廁所、死於家中，時有所聞，死亡率也高於全球平均，證明治療這道防線也沒守住。但老天爺給了台灣一年多時間準備，現在卻是藥物短缺、設備不夠加上醫院能量不足，這個政府還有何詞可辯？

至於疫苗，就像蘇益仁所說更是「決策連番錯誤」。全球接種率最低國家之一，全國人口兩千三百多萬，但疫苗目前祇有兩百多萬劑，國產疫苗二期解盲就準備緊急授權，這三項紀錄都是負面的世界紀錄，難道政府無過也無責任可言，一切都要怪罪老共？

更重要的是，瘟疫蔓延時刻，人民從政府身上想尋求領導、尋求撫慰及尋求保證，但蔡英文在疫情爆發神隱兩周後的首次談話，談的重點卻是政府官員沒有炒股，對危難沒有領導，對死亡沒有撫慰，對將來沒有保證，與紐西蘭的阿爾登相比天差地遠。

但蔡英文何以至此？有媒體報導說「她的心態仍停在防疫光芒最高時，還沒歸零」，此說若真，台灣國難當頭，豈非有領導人等於沒有，老百姓大概祇能祈求上天保佑了。（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