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問題重要，因為涉及台灣政治未來將奠基於「人治精神」還是「法治精神」？

歷史如長河，沒有斷點，抽刀斷水水更流。雖沒斷點，但有節點；政治河流因節點而改道。台灣政治由人治走上法治，路途坎坷，歷史爭議不斷，但有一個節點，卻是清清楚楚，無可爭議的，那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選總統。可以說，那天之前，台灣屬於「人治」範疇，那天之後，台灣邁入「法治」領域。法治在台灣，雖然也走得跌跌撞撞，至今仍缺漏百出，但已經上路。

因此，「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是台灣最後一座「人治總統」的紀念圖書館，以後的任何總統圖書館，都應該針對「民選總統」這個職務而設立，以彰顯台灣的民主成就，並凸顯台灣對法治之追求。

「民選總統」是公職，與「非民選總統」的私人志業有著本質的不同。紀念私人志業，無論功過，都可以進行「為賢者諱」的操作；但紀念民選總統，必須依循公開透明的法治精神路線。例如，美國的尼克森總統、柯林頓總統，歷史毀譽參半，但以其命名的總統圖書館中，不但有功勞資料，也有完整的「水門事件」、「陸文斯基事件」之文獻及錄音、錄影帶。

台灣的近代政治歷史有其曲折和複雜，我們不必避諱。蔣經國總統非民選，且為情治出身，任內除了建設台灣之功勞，也通過蛛網般的情治系統培養、收養、收買、收編、棄養、排除了無數的自己人及異己者，諸多事件所牽涉到的盤根錯節，形成了今天台灣政壇、幾乎不分黨派的「共業生態」。若蔣經國總統圖書館的負責方具有起碼的法治精神，就該開放性的面對此段歷史。若僅彰顯蔣先生的私人志業，我們也只能長嘆。（見一月廿六日本專欄《再論「告別蔣經國的棋盤」》）

「民選總統」既是台灣政治現代化的分水嶺，於此倡議，台灣應設立一座集中型的「台灣民選總統圖書館」，各屆民選總統可以有分館或分室。

李登輝先生就職總統任內，橫跨「人治」、「法治」之分水嶺，其圖書館可以單立，也可與他之後的民選總統並立。隨後的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總統，由於都是通過民選機制產生，道理上都可集中於「台灣民選總統圖書館」內。當然，若有人想為個別的民選總統於其家鄉或其他地方，設置專注個人形象甚至「為賢者諱」的圖書館，其他人也管不著，畢竟台灣是個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家。

「民選總統」這個職位，有它的法治尊嚴，我們紀錄、紀念的是職位期間的有關事件，即使當年「選錯人」了，職位的尊嚴依然得保持。台灣社會應該懂得這點，否則就反證了台灣依然是個人治大於法治的國家，反映的是台灣的恥辱而不是進步。南韓每屆民選總統卸任後都被政治追殺，代表的不是南韓民主法治的進步，而是南韓的人治色彩遺毒。

至於地點呢？我建議就使用空置已久的台灣大學舊法學院。為什麼？不僅是因為李登輝乃台大畢業，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任總統都畢業於台大法學院，而竟然台灣的司法改革延宕數十年，甚至司法體制還在「蔣經國棋盤共業」下擺脫不了情治之色彩。「台灣民選總統圖書館」放在空置的舊母院，既是紀念，也是鞭策。（作者為跨界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