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台灣人，我們知道，處於「雙重流放」的「局外人」狀態，特別是成為一位「時間測量員」的經歷，你向我們展示了「流放」行為的暈眩形象。首先，這位不屈的頑強英雄，在傳說中被描述為永遠地放棄了他的世界、他的故鄉，以及由藝術導師和藝術家們組成的在地藝術生活。從跳船開始，他便無法獲得救贖，他屬於流放，流放在紐約，成為非法移民，他不僅不在自己的家園中，而且在他自身之外，處於外部，成為台灣、中國、亞洲，甚至紐約的局外人，處於完全被剝奪了時間脈絡的地方，這個地方，像你所意欲到達的阿拉斯加，所有的生命似乎都消失了蹤跡，不在場，所有一切本來以為可以把握住的東西，都被這位「時間測量員」避開。這種「雙重流放」的未完成行為，具有悲劇色彩的最艱苦之處，便是在這個巴托比先生式的「I would prefer not to」令式與徹底分離的世界中，從你一開始進駐其中，一切便是無止境的飄移。從你展開第一件的一年作品「籠子」開始，一切都靠不住，你只能靠你自己赤裸的生命，以其為一種無可置疑的、絕對的在場。

1974 年從費城跳船後，你就已經被逐出世界了。然而，正因為這一跳，你成為赤裸的非法移民，你選擇將自己完全限定在自己尚擁有的東西內：身體、時間、赤裸生命。

（摘錄自2012年2月上市的《現在之外：謝德慶生命作品》一書，亞德里安．希斯菲爾德；謝德慶著，龔卓軍譯，典藏藝術家庭出版）

十八世紀是個把「美」從天上帶回人間的時代！
人們開始從柏拉圖之「絕對之美」以來所形成的先驗理念傳統，回到人自身的感覺與美感經驗的感性探索。柏克於1757年出版的《崇高與美之源起》即強調了人的「感覺」在審美判斷中的重要性。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