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陳廣恩】
從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統治中國後，他們都沒有視自己為外族，而儼然以「中國之主」自居。金元統治時期，境內的民族融合得到了加強，尤其是元朝，民族融合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規模。金元統治者視所屬各族人民均為自己的臣民，儘管有等級的劃分（金、元均有四等人制的劃分），但他們都是統一王朝的合法「公民」。國家的統一，為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前提和條件。在這種空前的民族大融合過程中，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有了增加，各民族的向心力得到了增強。今天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強有力民族凝聚力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與金元時期的民族大融合有著緊密的歷史聯繫。
女真人的「中國」觀與蒙古人的「天下」觀
「中國」在古代是一個變化的、範圍並不是很固定的概念，所以經常是模糊的、不確切的，因而也是常常被爭論的一個概念。對「中國」概念的爭論，其實質是孰為「中原正統」的政治觀念在作怪。歷史上，漢人建立的王朝往往視自己為「正統」，而將少數族建立的王朝視作「蠻夷」、「夷狄」之邦，認為不是所謂的「中國」。甚至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可以把其中比較邊遠偏僻的地區看成是非「中國」。在這種政治觀念的作用下，處於政權林立的分裂時代，「中國」往往成為王朝法統的同義詞，成為分裂的雙方或各方政權爭奪的主要目標。但實際上各少數民族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後，儘管中原地區有不少漢族儒士拒絕和在他們看來是非「中國」的新王朝合作，但絕大部分漢人最終還是接受了新王朝的統治，視新王朝為代表王朝法統的「中國」。
女真人建立金朝之後，先後滅亡了遼和北宋，與南宋北南對峙。女真統治者自稱中國，視南宋為南國，以中原之主自居。如泰和八年（1208），蒙古向西夏又一次發動了進攻。作為盟國，西夏向金朝提出了救援請求，但章宗一改往日結盟西夏的作法，認為「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金史》中也有金人談及金朝時多次以「中國」自稱的記載。可見，金朝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士人，均認為自己的國家才是正統的「中國」。金朝在給南宋使臣的文書中，即有「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的記載，儼然一副居高臨下的氣勢。而南宋自己也往往自稱南國，視金朝為北國。如南宋著名愛國女詞人李清照避難金華時，所作〈題八詠樓〉詩中就有「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之句；張孝祥〈二郎神〉中也明確說：「南國，都會繁盛，依然似昔。」說明曾代表王朝法統的趙宋王朝，至少在偏安江南以後，也開始承認自己不是真正統一的「中國」的代表了。
元朝在為遼、金、宋三朝修史時，也遇到了孰為正統「中國」的問題，對此史官意見不一，爭論不休。在這種情況下，右丞相、三史都總裁官脫脫力排眾議，主張「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給予三朝平等的地位，承認三朝都是正統的「中國」，同時修《遼史》、《金史》和《宋史》。脫脫的這一作法，應當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把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統統看成是「夷狄」、「蠻夷」之邦，說他們是「僭稱國號」，顯然是大漢族主義，不符合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
女真人自稱「中國」、視南宋為南國的這種「中國」觀，是他們認同和接受漢文化的結果。「中原正統」的政治觀念在中國是根深蒂固的。在女真統治者看來，他們入主中原，在中原建立政權，自然就是代表王朝法統的「中國」了。因此金朝統治期間，女真貴族大力提倡漢文化，積極推行漢制，其結果無疑促進了女真的漢化和民族的融合，使得金朝成為遼、西夏、金三個並立王朝中漢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出現了一批漢文化程度很高的著名文人，女真、契丹、渤海以及漢兒之間的民族融合程度也得到明顯加強。這種情況，使得當代台灣地區及國外一些學者，對女真漢化問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們往往以「女真漢化」作為研究課題。到蒙古統一中國後，原來女真統治地區的各民族被蒙古統治者劃分為第三等人──漢人，說明包括女真人在內的金朝各民族，到元朝時均已漢化，已融入漢民族當中。
蒙古國建立之後，成吉思汗和其後歷代蒙古統治者關於「天下」的認識，與以往的中國歷代王朝迥然不同。以往的統治者所謂的天下，指的是全中國。《尚書》「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詩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指的就是全中國而言。但在蒙古人眼裡的「天下」，已不再局限於全中國，而是指整個世界。成吉思汗家族經過西征南伐，將蒙古國的領土延伸至東歐，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疆域空前的蒙元世界帝國。在這個世界帝國裡，原來被視為是「天下」的全中國，僅僅只是世界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疆域遼闊的蒙元帝國為東西方往來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大量的西域工匠、商人、宗教職業者、知識分子以及被蒙古人擄為奴僕的西域人，隨著蒙古人的西征和蒙古各大汗國的交往而紛紛進入漢地，由此形成了一場空前的移民浪潮。∼未完，詳見下一期電子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