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廣恩】

忽必烈繼承汗位元後，認識到了變通祖制、參用漢法的重要性，在他的潛邸舊臣的積極推動下，忽必烈也的確推行過「漢法」，但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元朝長期存在「漢法」和「國朝成法」（即蒙古傳統習俗）、「回回法」的爭執，其原因並不只是為了選用何種治理國家的措施或方式，而更多的是因為指導元朝統治者統治泱泱大國的根本思想並不僅僅局限在儒家思想上。蒙古人建立的蒙元帝國，其疆域之大，民族之多，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沒有的。他們要統治的，不僅僅是漢人、蒙古下層人民，還有形形色色的色目人。忽必烈參用漢法，顯然有安撫帝國人口最多的漢人的考慮，但他又不希望自己的王朝被徹底「漢化」，因而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多地依靠了以藏傳佛教為代表的藏族文化。鑑於這種情況，蒙古統治者採取了大力扶持藏傳佛教的宗教政策。

在看清了蒙古統治者對藏傳佛教的這種態度之後，藏傳佛教的領袖便積極附會蒙古大汗，投其所好，甚至從藏傳佛教教義的角度附會蒙古統治的合法性，為蒙古統治提供思想理論武器。八思巴就稱讚成吉思汗家族是由天神之主來作人間之王，讚頌忽必烈依照佛教理論來教化和統治眾生。他還將印度、漢地、大理、西夏、吐蕃、蒙古的王統並列起來，認為它們都是興盛佛教的法王。這與儒家千年來宣揚的「中原正統」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比儒家的君臣理論更符合當時正四處擴張的蒙古貴族的政治需要。蒙古統治者從自己的「天下」觀出發，在藏傳佛教這裡終於找到了為其統一中國、對外擴張服務的思想理論根據，因此對藏傳佛教格外青睞。

八思巴的這一理論，對藏族、蒙古族的史學影響極大，元朝及元以後的藏、蒙史籍中，都模仿這一格式，敘史必先從世界形成、印度王統開始，再敘吐蕃、漢地、西夏、蒙古。如藏文史書《漢藏史集》就先敘述南贍部洲大部分王統及其地域和民族類別，次敘印度王統、漢地王統、木雅王統、吐蕃王統，再到蒙古之王統。《紅史》也是先敘述眾人共敬之王的世系，然後是印度王統、漢地王統、吐蕃王統、西夏王統、蒙古王統等。《蒙古佛教史》也是先敘印度及吐蕃王統，再敘蒙古王統，甚至造出印、藏、蒙古王族同源的說法，其實質是以佛教法王的傳遞說對抗儒家中原正統說的表現。

八思巴可能對蒙古統治者以藏傳佛教作為思想理論武器進行統治的國家體制進行過探討。他在給太子真金所寫的《彰所知論》一書中，將世界分為器世界、情世界、道法、果法、無為法五品，簡要講說佛教對宇宙、人生、來世、地獄的看法，以及修佛、證果的理論。其後，蒙文《十善福經白史》全面接受了八思巴《彰所知論》中關於世間法的理論，又結合蒙古的政治法律傳統及職官制度，勾勒出一幅皇室和藏傳佛教領袖結合統治國家的圖景，這實際上是元朝統治者將藏傳佛教作為統治國家、實施擴張的一種思想理論根據的反映。

元朝政府大力扶持藏傳佛教，不僅促進了信奉藏傳佛教的吐蕃人、西夏人對元王朝的向心力，而且從思想文化層面上，也籠絡了更多的色目人，同時也沒有造成漢人的普遍反抗。蒙古統治者扶持藏傳佛教的宗教政策，實質上也是一種民族政策，它較好地處理和協調了元朝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有利於各民族的之間的互相交流和融合。∼未完，詳見《歷史月刊262期》∼

．金元時期的民族大融合 (一)
．金元時期的民族大融合 (二)

【文／徐梓】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校訓。這一校訓在當今社會之所以有著巨大的影響和旺盛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它植根於中國傳統教育的沃土，有著2500年豐厚的養料提供滋養。「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傳統由至聖先師孔子所開創，為一代又一代教師所追求和踐行，也為全社會守望和期盼，是傳統師德的核心內容。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引人注目的魅力，首先在於它的貼切。它具有高度個性化的特徵，又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根本的原因在於繼承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了中國教師的優良傳統。這簡短的八個字，是中國2500年優秀教育傳統的厚積薄發，也可以看作是一代又一代中國教師的鄭重誓言。...∼more∼

踏上中國的大西北，是人生的一個意外。這個偶然，仔細思量，恐怕還與漢武帝有關。

提到甘肅，歷史地看，多半會想到「河西走廊」。而提到「河西走廊」，便自然要聯想到漢武帝時為「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的動機所建立的「河西四郡」。以雄才大略稱著的漢武帝劉徹（156 BC∼87 BC）是個傳奇人物，他16歲登基，70歲駕崩，在位時間長達54年之久，是中國歷史上第三個在位最長的帝王（另外兩位是清朝的康熙帝玄燁和其孫乾隆帝弘曆，前者在位61年，後者60年）。沒有漢武帝的意志與作為，歷史的「河西走廊」將出現完全不同的面貌。...∼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