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照】
倡「師長」一說之先聲
魏源不僅首倡「自強」口號，而且還將「師夷長技以制夷」看成民族振興的基本途徑。魏源在《聖武記》中，便已提出「以彼長技，禦彼長技」的意見。接著，在《海國圖志》敘中，更明確指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後來，又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一再表達「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的思想。他認為：「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主張「於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處，置造砲廠一，火器局一。行取法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舵師司教行船、演砲之法，如欽天監夷官之例。而選閩、粵巧匠精兵以習之，工匠習其鑄造，精兵習其駕駛、攻擊」。「必使中國水師可以駛樓船於海外，可以戰洋夷於海中」。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學習外國造砲製船，建立近代海軍海防的思想。魏源還指出，「武備之當振，不繫乎夷之款與不款」，「未款之前，則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夷攻夷」的主張或有不切實際之處，但它是在禁煙和抗英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實際上是對林則徐的「區別對待」思想的一種發揮。至於「以夷款夷」，也是林則徐的反對封關禁海、堅持正常貿易思想的運用，是實現「師夷長技」主張的一個重要前提。
魏源的「師夷長技」主張中凸顯出重民的特點。他認為新式廠局雖由官方開辦，進行軍器製造，但也應允許商辦和從事民用產品的生產。主張准許粵商、閩商「購船砲歸」，逐漸「推廣」廠局，「凡有益民用者，皆可於此造之」。還指出：「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盡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製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這種重視民辦、民用，發揮民力，在當時是十分可貴的思想。
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體現了以林則徐為代表的「制夷」論的最完整的思想。它有「知夷」和「師夷」這兩個互相銜接的層次。雖然，繼林、魏之後，許多經世派人士都主張了解西方，但當時，除林、魏等人有「師夷」的明確主張外，大多數經世派還只是盤桓在要求「知夷」的層次上，還沒有明確主張「師夷長技」。所以魏源的「師夷」說，一時並未得到經世派士人的認同。至於清朝統治集團，則認為《南京條約》是「萬年和約」，危機已經過去，「夷」已「就撫」。於是，「和議之後，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更沒有「師夷長技」以求「自強」的認識。
「牆內開花牆外香」。魏源的《海國圖志》在1850年代傳到日本，其中「師夷制夷」思想引起日本維新志士的共鳴。而《海國圖志》在自己的故土長期被冷落，「人們只是把它看成是『洞悉夷情』的域外地理書，幾乎無人闡發其中，『師夷制夷』的精微」。只是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所受的打擊更加嚴重，教訓更加深刻，有心人重讀《海國圖志》，才逐漸領會魏源所說的「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夷之」的道理。1858年《天津條約》訂立後，侍郎王茂蔭向咸豐帝推薦《海國圖志》，要求從中探明「禦夷之法」和「抵制之術」。接著，王韜向江蘇巡撫提出「用其所長，奪其所恃」的「自固自強之術」。《北京條約》訂立後，曾國藩在奏摺裡提出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設想。接著，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裡提出「採西學」、「製洋器」的主張，稱讚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為得之」。隨之，洋務運動展開。左宗棠在《海國圖志•序》裡認為，他在「同、光間」進行的造砲、製船的活動，正是體現了「魏子所謂『師夷長技以制之』」的「方略」和「大端」。隨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中國學習西方潮流的發展，人們更認識到《海國圖志》「不純屬地理書」，它「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國人亦因有是書略知求知識於世界」，「其為功不小矣」。正如王韜1879年在《扶桑遊記》中所說：「『師長』一說，實倡先聲。」這是魏源對近代中國民族覺醒的一個至為重要的貢獻。∼未完，詳見下一期電子報∼
．魏源──清朝中國自強運動的先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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