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自一九八○年開始連載，獲得《聯合報》長篇小說獎後，於一九八一年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至今已出版四十週年。在這段期間中，此作經歷了不同世代讀者們的反覆閱讀，書中對於鄉土人情與女性生命的關懷溫柔深刻，在四十年間，為無數讀者帶來各種層面的迴響。而談起初次閱讀此書的經驗，楊佳嫻與宋怡慧都是在高中時期閱讀書作，當時，少女們對於愛情的想像才正要萌芽，與貞觀一同經歷了一段無疾而終的愛情，情緒隨之起伏，多少有著被啟蒙的意味—宋怡慧沈浸在大信與貞觀之間講究性靈交流的純愛模式，在閱讀至二人相愛而不可得的橋段時，不禁傷感落淚；而楊佳嫻甚至將此書送給了當時的暗戀對象。

徐禎苓則是到了二○○八年才首次閱讀此書，那是她的大學階段，女性與鄉土議題正流行於學院之中。因此，蕭麗紅對於農村圖景的描繪細膩，如此純樸而無傷，為當年的徐禎苓形構出了一幅想像中的鄉村風貌。相較之下，湯素貞閱讀的時間則略晚，然而與此書卻也頗有緣份—她於二○一八年出版《中藥鋪的女兒》一書時，因瞿友寧導演於序中提及《千江有水千江月》，才促成了湯素貞與此書的相遇，更意外發覺自己與蕭麗紅在文學上的連結。

湯素貞以《一代宗師》中「世間所有相遇都是久別重逢」一句來形容自己的閱讀感受，尤其動容於書中角色的靈魂相應，「應的是對煲韞宇宙觀的出生成長之地的懸念，千山萬水踏去，永遠有一條絲線連著。」確實，蕭麗紅筆下的鄉土抒情典麗，閩南小調、古典詩詞與佛家偈語三者於書中穿插交錯，將農村人物的情愁故事烘托得盪氣迴腸，更帶出早期臺灣所特有的感覺結構。正如楊佳嫻所自陳，她的文學閱讀並不「按部就班」，被視為基礎或者經典的《紅樓夢》與張愛玲，在高中時期尚未成為文學養分。事實上，生於南部的她，既長年收看葉青歌仔戲、又大量閱讀唐詩宋詞以作為文學少女之自我培力。回想起當時，在校刊上發表的散文，前面都必須引用周邦彥或者秦少游。於是，詞選中柳永一句「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或許還可能被輕易帶過，然而到了蕭麗紅書中，「鑲嵌在貞觀對大信的追懷裡，就變得無比震心。」

農村與人情、桃花源與烏托邦—蕭麗紅筆下的布袋風景

在主線的愛情故事之外，《千江有水千江月》透過對於傳統時序、節氣的重視，帶出嘉義布袋農村人民的生活景緻，無論是漁獲、農作的收成，或者在七夕時，女人們搓揉圓仔時，特地在上頭按出小凹，用以承裝織女的眼淚□□蕭麗紅對於生活中諸多微小細節皆加以悉心著墨、鋪排，讓四位讀者印象深刻，事件中所隱隱蘊含的情味，更是穿透文本、深植於心。其中，徐禎苓對於當中的飲食書寫尤其感興趣，她提到，蕭麗紅仔細地區分出七夕與元宵、冬至時，所食用湯圓的差異，在這當中，「食物的形貌原來還連結神話傳說，在飲饌之間，反映民俗文化，以及人類的浪漫想像。」楊佳嫻也同樣留心於此，她喜愛書中以麥芽糖治哽喉細刺、番椒煮麵線治鼻塞等橋段，「食」與「療」的關係密切，必須是擁有了極厚實的農村經驗，透過口耳相傳才能夠知曉的生活秘方。

隨後她更將現採蛤蟆肝以治療疔瘡、並現場縫合蛤蟆腹肚的場面，稱之為「小規模魔術」，讓人忍不住會心一笑。

小至穿用與吃食、大至人事離別，蕭麗紅對於鄉土的關懷透過人物具象於每位讀者的面前。徐禎苓更進一步說明：「小說家意不在著墨南方鄉村的山水，而在凸顯庶民生活。隨著節令遷徙，人們做燒酒螺、捏湯圓、做香包□□，這似乎是女性鄉土的特色。」點出了書中「人間有情」的核心命題。關於家鄉人情的緊密連繫，湯素貞亦有所感觸—她提及了書中描寫外祖父因體恤生活不易的鄰人，不忍戳破其偷瓜行徑，於是特地轉道至他處的情節，認為：「善是最珍貴的存在。」不僅深刻理解蕭麗紅對家鄉與親人的眷念牽掛，對於書中的哲思善念更產生共鳴。

鄉土情深，「記憶」提供了蕭麗紅最好的創作沃土，宋怡慧同樣留意到了生命經驗與小說創作之間的關係。她談及，鄉土是蕭麗紅最初也最美的歸宿，而透過小說的書寫「將作者對故鄉的記憶與依戀，一一拼湊而回。」於是，她將本書讀作蕭麗紅的懷鄉書寫，在作品中，作者寄託了自己內心對於美麗故鄉的追索，更藉由重新召喚兒時原鄉的美好純真，抵抗現代城市快速資本化的現象，亦論辯人性真理。於是，漁村濕地的傳統信仰，既是帶有海味的人情、更是歲月靜好的永恆想望。

因此，書中的鄉土不僅僅是鄉土，宋怡慧與楊佳嫻同樣以「烏托邦」稱呼蕭麗紅筆下的布袋風光—宋怡慧取其桃花源意象；楊佳嫻則點出當中有著將鄉土理想化的成分，認為《千江有水千江月》是把台灣鄉土看成中國禮樂的具現與實作場所。

千江月下桂花香—蕭麗紅、《桂花巷》與張愛玲

談及蕭麗紅對於原鄉純美的描寫，宋怡慧以「華麗中有蒼涼」來形容，此一說法不禁讓人腦中浮現張愛玲身處於臺灣鄉村的樣貌—巧合的是，湯素貞與楊佳嫻也同樣在閱讀蕭麗紅時，憶起了張愛玲。湯素貞認為，蕭麗紅與張愛玲同樣行事低調內斂，作品卻有著難以掩藏的光芒，可謂「都是在地球留下震撼彈而和世界玩捉迷藏的創作者。」楊佳嫻則是從《桂花巷》中的剔紅聯想到《金鎖記》中的曹七巧—若是將兩位角色相互比附，曹七巧扭曲的心靈肇因於情、慾從未得到滿足，她與世界為敵，反身成為了悲劇的製造者、家庭中的控制狂；相比之下，高剔紅的權威較少受到挑戰，也至少擁有過溫馨記憶。而若是將蕭麗紅與張愛玲進行比較的話，楊佳嫻則指出：「即使難以擺脫張愛玲的影子，蕭麗紅的小說呈現台灣民俗之美，這是她的拿手，也是與張不同之處。」或者可說，「女性」與「家庭」雖同樣是蕭麗紅與張愛玲所關注的書寫主題，然而蕭麗紅「相對專注於鄉鎮裡保存的俗民文化中比較厚重或流麗的一面。」

聊起《桂花巷》，成功的電影改編便也進入話題，楊佳嫻提到，想到高剔紅時，腦海中很容易浮現電影版女主角陸小芬的臉。而影視出身的湯素貞，輾轉由編劇轉入文學創作，電影仍是她的心之所繫，她表示：「青春年華時聽著潘越雲唱著蕩人心懷的電影主題曲《桂花巷》，原著竟是出自蕭麗紅之手，一打開《桂花巷》首頁的第一行，我心便俯伏於地。」由此可見，蕭麗紅的文字不僅化為影像，更透過歌聲傳唱，深植於人心。

《桂花巷》亦帶領著徐禎苓走向蕭麗紅。那不僅是徐禎苓所閱讀的第一本蕭麗紅作品，更是因為《桂花巷》，才促使她追蹤閱讀了《冷金箋》與《千江有水千江月》等作。在《桂花巷》中，蕭麗紅從飲饌、服飾到人情都有著細緻的描繪，讓徐禎苓聯想起《紅樓夢》的景物人事：「描寫剔紅面對命運的剛與柔，她的選擇、她的無奈，都刻畫得鮮活動人。」於是，比起《千江有水千江月》，《桂花巷》反而是徐禎苓最喜歡的蕭麗紅作品。徐禎苓所分享的經驗，或許也帶出了蕭麗紅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意義，並不侷限於單一作品。

在此脈絡中，宋怡慧亦指出《桂花巷》是既鄉土也前衛的一部作品：它一方面承襲了《千江有水千將月》中，對於生命原鄉的眷戀、自然鄉土的歌頌；另一方面，在女性意識的命題上也有所開展。宋怡慧問道：「剔紅裹小腳對比斷掌的形象，預言她的愛情在男尊女卑的社會氛圍下，無法擺脫寂寞悲涼的宿命。當剔紅脫下賢妻良母的外衣，是否也暗示幡然醒悟的女性意識？」她將《千江有水千江月》與《桂花巷》並列觀察：二作同樣以台灣女性的生命故事為主軸，並透過情節與敘事，要求著女性角色恪守男女分際，背負持家與相夫教子的職分；不過，相比藉由佛理哲思梳理自己愛戀的貞觀，《桂花巷》中的剔紅選擇揚棄被歌頌的婦德、企圖掙脫被壓抑的情慾，從性別意識的觀點切入，宋怡慧認為：「女性自覺仿若讓剔紅也能決定愛情選擇權，走出人生新出路。」

當西蒙．波娃遇見貞觀—世代間的女性閱讀

蕭麗紅擅寫女性，《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書中更是以女性角色為多，除了主角貞觀，將一生無悔奉獻給夫家的大妗、慈藹的阿嬤、早年喪夫的母親、活潑愛玩的銀蟾□□等人，各自擁有著鮮明的性格與形象。湯素貞嘗試分析書中人物百態，認為蕭麗紅寫出了小人物所能衍伸的恢弘與契闊，更透過後記中蕭麗紅寫到《紅樓夢》對自己的影響，來理解其創作脈絡。然而，《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對於女性典範的要求與道德訓誡，卻已明顯與當代認知有所衝突。

即使年少時曾被《千江有水千江月》震動，今日的楊佳嫻仍然忍不住對於書中的性別印象與性別分工提出質疑。她論及，書中反覆提及「女道不同男綱」、「做姑娘的本分」云云，女性的社會形象被僵固於「忍」、「退」、「守」□□等特質之中，與此相對，男人則理所當然地必須奮發進取—就像貞觀面對必須出國深造的大信，明知戀情艱難、心情哀戚，卻仍是不斷地自我訓誡「男子志在遠方」。楊佳嫻論道：「這種兩性秩序，以及全書無處不在、引經據典又證諸浪漫日常的『禮』，均可以看到胡蘭成禮樂世界的遺澤。」關於此一論點，可追溯至台灣早年「三三文學集團」和胡蘭成的淵源脈絡之中，學界中已多有論者分析研究。

徐禎苓則是以「強烈的時差感」來描述女性典範如何在這四十年來發生移轉與變遷。對於當代熟悉性別理論如西蒙．波娃《第二性》的女性讀者而言，貞觀考完初中聯考，滿心期待去外公家念《婦女家訓》與《千字文》，並臣服於「德婦才生貴子」概念的種種情節，顯然已經「過時」，更印證了波娃所謂：「女性」的概念是藉由被形塑、被教育而在社會中成形的。性別意識的落差，或許造成當代讀者在理解角色時難以共鳴；然而，徐禎苓也同樣提醒：書中的傳統女性為了家庭無條件捨己之舉，如今看來可能是犧牲，但對她們而言，卻是「德」的展現。

面對這樣的觀念斷層，宋怡慧肯定如今性別意識的發展，卻也認為《千江有水千江月》為此時此刻提供了一種觀點，讓下個世代的讀者也能夠回過頭、重新理解：每個世代的女性「都有她們對於愛情不同的詮釋與解釋。」在過往傳統社會中的女性—如書中的大妗—既需要面對離世的、出走的男性，並且獨自排遣內心的孤獨與懣怨；同時也必須面對家族中「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網絡，甚至必須扛下經濟壓力。宋怡慧表示，這樣的角色使她想起自己的母親，並且自陳，自己曾經完全無法認同農村婦女安天順命、嫁雞隨雞的宿命觀—而這或許也是當代讀者在重讀《千江有水千江月》時，必然會產生的批判。徐禎苓亦是如此，無論如何質疑書中的性別分工，她同樣在蕭麗紅筆下的大妗身上，看見了自己的母親、奶奶，或者其他女性長輩。

很顯然地，蕭麗紅所描繪的女性形象，以及她們所奉守的女誡準則，或許已經於時不合，但卻無法否認其真實意義。而徐禎苓透過閱讀蕭麗紅的訪談，重新認識了上一時代的女性是如何為家庭付出，也逐漸理解為何《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眾女子，對於家庭、傳統有著如此深厚且強烈的情感。亦是因此，她理解了小說的價值在於為一時代的女性們雕塑出其精神圖像、至美人情，亦體現出一種老派的堅毅與溫柔。徐禎苓的結論與宋怡慧對小說的思考脈絡可說是相當接近。宋怡慧認為，即使身處當代的自己已經難以全然地理解上一代的女性，然而透過閱讀與思考，終於理解，蕭麗紅的書寫提供了一個渠道：描繪出一種溫柔有情的胸襟，以人性之善去撫平傷痛，堅持道德與思想上的對錯其實沒有必要，「不同世代透過小說家描摹的世界，溝通彼此的思想，因為認同上一代，才有傳承就文化。價值沒有二分，上一代與下一代因理解與和解，兩代的生命觀才達到真正的和諧與平衡。」有了這樣的體悟，宋怡慧也終能相信，自己生命中的女性長輩們，心中必然藏有寬恕、淳厚之思維，深深尊敬她們在守護愛情之餘，更用盡一輩子來償還家族之中的親情與恩情。

總結而言，藉由本次重讀《千江有水千江月》，四位女性讀者不僅透過文本回溯了自己的生命故事，亦共感於蕭麗紅對於鄉土世界的一往情深。即使隨著時間流逝，社會的道德評準出現落差，但是，正如楊佳嫻所說：「這並不影響其民俗之美的展布，我深受小說感動的那段青春記憶，至今想起來仍無比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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