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副教授)在國碩案之前,智慧財產與商業法院早已提供「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做為專利侵權行為之救濟手段。本文意在介紹此緣起,即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二)字第11號民事判決(「文德案」,裁判日為2011年4月7日)。
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2018年9月26日最高法院於106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民事判決(稱「國碩案」)正式認可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做為專利侵權行為之補償機制。據此,專利權人可請求侵權人返還因專利侵權行為所生之不當得利。
文德案之緣起
文德案源自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3年度智字第27號民事判決(裁判日為2006年1月26日)。文德案的被告有二位,一是個人A,而另是A所設立的公司B。系爭專利的保護期間從1998年6月1日起至2009年9月5日;而被告A自1999年4月11日起透過代理商銷售侵權物,至2003年5月30日被告B設立後,改由被告B獨自代理銷售侵權物。原告向被告B請求損害賠償,但向被告A請求不當得利返還。對被告B的損害賠償計算是依據原告對其他廠商的年度專利授權金,而因起訴日為2004年6月1日其離被告B成立之日約一年,故請求一年的專利權利金。對被告A的不當得利計算亦根據原告的年度專利授權金,而因被告A從事侵權物販售至被告B設立而停止之期間約四年,故請求四年的權利金。
文德案之地院認為「專利權人於不抵觸法律規定之情形下,非但具有排他之權利,亦具有專屬實施之權能,而非僅具有排他之權利而己」。因為「主張專利權僅為排他權者係著眼於專利之最少權能為立論」,「專利權人苟未抵觸法律之規定」,則「採排他權理論者亦不能否認專利權人有專屬實施之權利」。另「主張專利權為專屬實施權者係基於專利之最大權能而為立論」,則「專利權人既擁有專屬實施之權能」,而「當然亦具有排他之權能」。不過,專利權人之「專屬實施權並非完全不受限制」;故「採專屬實施理論者亦須附加『與法律規定牴觸即不得實施專利』之但書限制」,此即當時專利法第78條第2項之規定:「再發明專利權人未經原專利權人同意,不得實施其發明」。
當時專利法第78條的「實施」用語是文德案地院支持「專屬實施權」性質的基礎。不過,當時學說認為專利權不是「專屬權」,主因是1994年專利法修法時將「專有 …」用語改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同意 …」。因此,專利權人並不具有實施其專利發明的權利。但是文德案地院並不接納此觀點,而認為排他權或實施權之「爭執在學理之探討上固有其價值,然於專利侵害之判斷上並不具有重要意義」。
文德案之上訴歷史
文德案地院無視原告對被告A與被告B等請求內容的類似性,而直接准予原告的損害賠償與不當得利的請求。之後,本案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而該高院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智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稱「第一次高院判決」)顯示原告是因對被告A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逾時效,而改以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主張。原告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是基於被告A授權他人實施被告的專利,而被告A的專利乃系爭專利之再發明專利,故被告A「未支付[原告]權利金即授權他人實施侵害[原告]專利之眼鏡產品,顯有獲得相當於系爭專利權利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自應將所受利益返還予[原告]」。
第一次高院判決認為原告無法舉證被告A有授權他人實施其專利之事實,且原告無法提出被告A「開始銷售系爭眼鏡之始期及持續銷售四年之證據,尤其就[被告A]究竟受有多少利益之事實,始終不能舉證以實其說」,故駁回原告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可惜的是第一次高院判決並未處理專利權是排他權或實施權的問題。
本案繼續上訴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維持損害賠償請求的裁定,但廢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的裁定(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民事判決,稱「第一次最高法院判決」)。該最高法院發現原告舉證指出被告A之下游廠商於2001年10月11日至2002年8月8日仍銷售侵權物,但第一次高院判決卻「未於判決書理由項下記載其取捨之意見」,故第一次高院判決駁回原告之不當理由返還請求即屬判決不備理由而為違背法令之判決。遺憾的是該最高法院未探究專利權的性質,而直接採納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得為專利權人之救濟手段。
本案回到臺灣高等法院後,該高等法院認為被告A的確有授權他人實施其專利或銷售侵權物之事實(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智上更(一)字第2號民事判決,稱「第二次高院判決」)。原告以其2002年的年度專利授權金180萬元為基礎,來計算被告A的不當得利期間所得的利益,即四年共720萬元。不過,該高等法院並未同意原告的不當得利計算方法。【本文未完,完整內容請見《北美智權報》299期:文德案:智商法院首次以不當得利補償專利權人之案例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