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台這些年──馬華作家專輯4之4
漸漸地我走上了學術的不歸路……結婚、考進台大博士班、落籍台灣、小孩出生、寫完博論取得學位，未來嘩啦嘩啦一直來一直來，像洪流般擋也擋不住……二十多年來，我還繼續在寫詩，繼續在尋找詩意……
1981年2月我離開馬來西亞，來到台北之後住在興隆路。每天早上起來讀一點書（通常是國文、歷史與三民主義），準備參加七月的大專聯考。讀到中午外出用餐，便沿著憲光公寓往景美的方向走去，那排商店頗有幾家自助餐或賣排骨飯、雞腿飯的簡餐店，吃完飯往往逛一下附近的小書店。我記得我在那裡買了方思、楊澤、高大鵬的詩集及思果的散文集，紀念自己終於來到這個台灣現代文學的出版國度。這些年來返馬離馬離台返台，二、三十年過去了，那幾本扉頁題著「在興隆路，台北，一九八一年春」的詩集竟然還在身邊。
我在馬來西亞時多閱讀香港文學與台灣文學。我常說我是喝港台文學的奶水長大的。七○年代末，香港的素葉與台灣的遠景出版了許多好書，這些書儼然是通往我的閱讀與想像文學王國的祕密路徑。而今來到台北這個多書店的城市，頗感興奮，沒讀書時就騎腳踏車到羅斯福路新生南路台大一帶的書店看書，那時遠景、時報、香草山、桂冠、四季等書店都還在。許多年後，那些書店早已歇業，只剩下一家聯經了。有時也搭○南公車到重慶南路去。那是一條書店街，老字號如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三民書局等都在那裡，一天也逛不完。街上還有一家開在地下一樓的西風出版社，專賣英文書，竟可找到左翼思想英文書籍，也頗有些拉丁美洲文學書；我在那裡買過帕斯那本美麗動人的《孤寂的迷宮》。彼時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還在，周夢蝶是否在騎樓賣書我就沒留意了。記憶最深刻的是上大學後第一學期期末考一結束，就和同學搭車到書店街去逛個痛快，逛到華燈初上才回宿舍。若干年後念研究所時，也常去重慶南路，不過主要是去三民書局樓上的桂林書店買西方理論書，店裡的徐小姐居然就是之前西風的店員。
剛來台時，也許有意在這裡當個詩人吧。彼時以《吃西瓜的方法》聞名的羅青在編輔仁大學出版的《益世雜誌》文藝版，我寄了幾首詩給他刊用。後來我進入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羅青已在系上任教，不過我並沒有修他的課。我那時也寄了一些詩稿給瘂弦，有的在《聯副》刊出，退稿則附「副刊王」手書短簡，可惜我沒留下來。意外的是，那年他編「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其中詩卷竟然選入我的幾首詩，彷彿我也捉住了聯副三十年的尾巴，或許我是「海外代表」吧。不過那年秋天我進入師大之後，就沒有再寫詩投稿了。若干年後，我隨同某人去《聯副》編輯部見瘂弦，難免握手寒暄一番，不過我想他已經忘記我了。
在台北念大學的那些年，斷斷續續還在寫點東西。剛來台的第一年，陳強華編政大長廊詩社的社刊，向我邀稿，我在冬季風沙飛揚的興隆路住處寫下〈小詩半首〉，寫羅斯福路路邊的木棉樹，兼懷慕戀的在水一方的伊人。詩寫完幾個月後，伊人漸行漸遠。寫詩，還不就是旅夜抒懷，或書寫內心深處潮溼的哀傷地帶？
那時《學報半月刊》還沒停刊，於是我經常寄海外通訊、書話、影話之類的稿件回去。《學報半月刊》設有專欄之頁，我也占了個叫「時來篇」的地盤，寫點有的沒的，大概寫了十來篇才收檔吧。大二那年，寫了長詩〈桃花源〉參加校內的創作比賽，沒得獎，但詩社幹部可能覺得是一顆遺珠，拿去社刊刊出。英語系學會有份系刊叫《蘭園》，我執編或學弟妹執編時也刊過我的若干詩文。那些年，兩大報文學獎仍然引人注目，但是我並沒有耐心為參賽而創作。沒有文學獎的激勵，寫作往往只是午夜燈下的抒情活動，非常私己，故所寫仍然以詩居多。到了1985年，大四的最後一個暑假，徬徨在繼續離散與歸返之間，徘徊在愛情的離異與延續的叉路，難免思念起南方的陽光，詩多少也為這段擺盪的日子而寫，如短短的〈台北即興〉，如長長的〈把詩還給生活〉。然後季夏來了，愛情結束了，我到僑務委員會跟某位氣質頗佳的女士領了張機票，哀傷地回到馬來半島，把詩還給生活了。
我在留台期間的文學生活其實相當平淡，甚至乏善可陳。大學期間參加活動最多的社團是電影社，而非詩社。彼時台灣新電影冒現，電影社也辦了電影周等活動，常邀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等人來座談，萬仁甚至擔任過社團的指導老師。那幾年我泡在中華路電影圖書館放映室的時間可能多過在教室乖乖上課的時間。晚上的時光也多半耗在綜合大樓的社團辦公室。
我的文學路早在半島東海岸的慘綠少年歲月時就開始了。寫的東西向來雜七雜八，開始時寫詩與散文，後來寫起小說與評論。1979年，編輯室同事黃學海籌畫出版「人間詩刊」系列，我整理了十幾首詩，印在《眼前的詩》裡，那是一張B4大小、雙面印刷的折頁「詩抄」，折起來就像六○年代某個時期的《學生周報》。小說則在1982年結集成一本薄薄的《白鳥之幻》，也由人間出版社出版。書印好後黃學海寄了二、三十本給我吧，我久久沒有收到。有一天收到新聞局一函，要我到局裡去一趟，才知書被扣留了。我告訴他們那是我自己寫的書，不是進口來銷售，而且也不是簡體字的「匪書」，才准予放行。那些年我的小說師法七等生，寫得隱澀虛無，他們當然看不出所以然來。
這些年我斷斷續續還在寫小說，也還在台灣居住、生活。黃錦樹曾說，馬華寫作人「中年以後都務實的去做自己生命中比寫作更重要的事了」，即使寫作，也是「生命的剩餘」。我寫小說，多半也是在課餘的剩餘時間思考一個華裔馬來西亞人離散馬來群島之後，隔了南中國海的空間，能寫出怎樣的文本。大學四年，除了幾個支離破碎的短篇（〈雙城〉、〈沙灘〉、〈我們三個〉，都刊在1985年前後的《蕉風》）之外，似乎沒寫什麼小說。在高雄念碩士班時住在西子灣面海的宿舍，有時在午夜濤聲中寫下一些片段，但大都是殘篇。倒是許多年後，因應不同的脈絡（例如馬來亞「猛得革」五十周年、台灣某位外交部長的LP言論、馬來西亞某屆大選、某私家偵探之死）而寫了幾篇「為時而作」的短篇，也算是小說的歷史書寫痕跡吧。
1986年初秋我重返台灣，在颱風前夕南下邊城高雄念英美文學碩士班。研究所師資有詩人余光中、鍾玲，小說家李永平、孫述宇，此外，黃碧端、蘇其康也有隨筆發表，作家陣容堪稱鼎盛。可惜那年頭台灣的大學不流行創作坊，否則中山肯定是一時之選。不過，研究所旨在訓練學者，而非養成作家。漸漸地我走上了學術的不歸路，迄今已二十餘載，撰寫的論文遠較文藝創作為多。碩士班畢業後，留在系上當講師，之後結婚、考進台大博士班、落籍台灣、小孩出生、寫完博論取得學位，未來嘩啦嘩啦一直來一直來，像洪流般擋也擋不住。近十年來，長輩接踵過世，漸漸地，不管忍不忍見，朋輩成新鬼者也不少了。一個或幾個時代早已結束了，倖存者只能不斷地哀悼與傷逝。
二十多年來，我還繼續在寫詩，繼續在尋找詩意，雖然生活中可能失意多過詩意。碩士班同學吳貴和也寫詩，有一陣子編《明道文藝》，向我邀稿，我寫了首〈秋夜〉，詩中多西灣典故，只有故人看得出來。1987年，種族主義造成馬來西亞社會動盪不安，馬哈迪政府終於展開「茅草行動」大肆逮捕異議人士。台灣社會則趨近解嚴，兩年後對岸的北方大國爆發驚天動地的天安門慘案。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我寫了〈再見艾略特再見現代Pie〉一詩，擁抱詩的社會效用，告別艾略特所代表的現代派，告別馬來西亞。我在詩中寫下下列幾行：「假裝忘記余光中正在盛夏的南台灣遙望春來半島／假裝忘記在馬來半島聯想的蓮花其實只是徒然草／無法還魂。只好在明天繼續感冒」，以示我對江湖詩派偽古典主義詩風的感冒。
詩於我，可抒情可社會，可明朗可晦澀，不必框之以任何主義。告別或擁抱不外也是一種姿勢。〈再見艾略特再見現代Pie〉之後我依然時而大我時而小我，繼續在這座「風很大雲很藍陽光很熱」的城市以文字與意象捕捉時間縐褶裡的光影。念博士班以後寫的詩幾乎沒在台灣發表，似乎只有易鵬當《中外文學》執編時刊過我的一首〈八月諜影〉，那，當然，也是一首情詩，只是生命何其脆弱，詩中的影射讀者已如彗星般殞落了。近年偶爾寫詩，有的應景，有的言志。今年適逢馬來西亞大選，我已非國民，無投票權，但想要以詩來為鄉親「五月五換政府」的運動推波助瀾，於是寫了貌似打油詩的〈1758，一起舞吧〉。詩畢竟沒有多大社會效用，大嘴鳥舞罷高飛，執政五十年的政府依然沒有下野，一個公理與正義的社會仍然是遙遠的星光，詩與詩人繼續在午夜哀傷，低聲吟唱「大嘴鳥怎麼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