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件事成了明顯的對比。
第一件事，乃是布萊德．彼特製片的《自由之心》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等三項殊榮。《自由之心》是在講當年美國白人壓迫、奴役黑人的故事，那是美國歷史上黑暗的一頁。
美國對那難看的過去，並沒有想去刪除或淡化，美國的歷史教科書會教，美國的兒童讀物會講，甚至於最通俗的電影也會去談。美國這個國家並不是十全十美，但這個國家對自己在歷史上曾做的壞事敢於承認，將它視為一種警惕。這是一種進步的史觀，只有敢於面對自己殘暴的歷史，歷史才會變成進步的力量。美國人絕對不會說：「殺掉幾個黑人算是什麼，只不過是小case，黑人應該遺忘過去的傷痛，不要一天到晚總是記得！」
影射受害者家屬大題小作
而與美國成對比的就是台灣。台灣的國民黨是個自認十全十美的統治集團，因此，國民黨政府永不會「犯錯」，遂成了它的基本心態。因為有了這種心態，它對自己過去的殘暴就不敢認帳，因此最近的教育部調整課綱，對「白色恐怖」這一段就予以刪除。課綱召集人王曉波甚至說出：「國民黨清黨殺了四十萬人，二二八只殺了兩萬，是小case。」這種不倫不類的話。他的小case論，背後所隱藏的真正意義，其實是這幾點：
一、國民黨清黨時殺了四十萬，二二八只殺了兩萬。國民黨對台灣人其實是很仁愛的，因此台灣人應該感謝國民黨才對，二二八家屬實在是不知道感恩！
二、王曉波的小case論是一種很邪惡的論調，他意圖透過這樣不倫不類的比較死亡人數，將二二八的嚴重程度淡化。既然二二八只是個小case，那麼近年來許多學者和二二八受難家屬的相關活動，就被影射成「小題大作」的麻煩製造者。因此，小case論乃是一種邪惡的消毒策略，加害者意圖藉著將事件渺小化，而讓別人對該事件沒有發言權，久而久之，就可達到將該事件消除之目的。
說成白話，就是「二二八只是個小case，你們還吵什麼？何不加速遺忘？」俗話說的「惡人告狀」道理在此！
妄想消除白色恐怖、二二八
教育部的課綱已將白色恐怖刪除，他們顯然認為白色恐怖將來就可以被人遺忘，最後白色恐怖就從未存在。今天二二八是被「小case化」，再過幾年，二二八就會被完全刪除。到了台灣的下一代，根本就不知道還有二二八這回事。人們記得的，全都是國民黨的「德政」。
由美國講白人奴役迫害黑人的《自由之心》獲獎，而台灣卻把二二八說成是小case，並把「白色恐怖」剔除，我就要談談中西歷史觀的差異。
西方人可能比較笨，他們從來不懂得把歷史的罪惡刪除或隱藏。西方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就形成一種進步人道主義的史觀，他們認為歷史有它的內在邏輯，那就是人權、民主和人道。歷史上充滿了罪惡，這種罪惡乃是進步的警鐘。尤其是歷史上的加害者，一定要矢志不忘。加害者自己永遠記得警惕，受害者才可能原諒和遺忘。整個國家才可以透過這種記得和遺忘，獲得集體的救贖。
這種「救贖神學」和「救贖歷史哲學」已成了西方的基本共識，因此，美國人對歷史上曾經迫害黑人、印地安人，甚至華人，都不會隱瞞，歷史的黑暗遂成了進步的動力，由於具有這種敢於面對過去的素質，美國人對揭露黑暗才會加以肯定，而不會將這種行為視為有什麼問題。布萊德．彼特是個白人，而卻去拍這部揭露過去壓迫黑人的電影；若換成是在台灣，一個外省人去拍攝壓迫台灣人的二二八電影，可能早已被罵到臭頭。
沒有進步史觀的課綱委員
但台灣的中國人卻沒有美國或西方的那種進步史觀。中國人的史觀是封建的，它只有成王敗寇、弱肉強食的價值觀。有權力的統治者，能殺就殺，能壓迫就壓迫，然後透過它所擁有的權力，動員自己的力量，替殺人壓迫人找理由，並對人民進行洗腦。
由於中國的讀書人在這種史觀的文化下長大，他們沒有進步的史觀，因此當統治者對他們拋出關愛的眼神，要他們去擔負洗腦的角色時，他們一定興高采烈、感恩戴德的去扮演這種角色。台灣教育部的課綱委員，就都是這種人。統治者要他們刪除白色恐怖，他們就刪除白色恐怖；統治者要他去渺小化二二八，他就說出二二八是小case的歪論。他們完全沒有進步的歷史觀，誰有權力，他們就替誰做打手。在價值上，他們是虛無的。
二二八只殺了兩萬人，因此二二八真是小case嗎？我完全不能同意。就算是用不倫不類的「殺人口數」比較，二二八當時，中國人口有四億七千萬，台灣人口則為六百一十萬，中國與台灣人口比約為八○：一，因此國民黨清黨殺了四十萬，換算成人口比例，就是相當於在台灣殺了五千人，而二二八殺了兩萬人，換算成中國人口，則為一百六十萬。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絕對沒有比較仁愛，反而是更加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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