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九十三歲的母親安然地解脫了這個對她而言不再有生活意義的茫然世界，並與在天上的父親重逢。為了我們子女，她勉強地在父親往生後留下來陪我們，為的是幫助我們走過那段痛苦的路。她無言地忍受子女們為她插鼻胃管灌食的折磨，容許我們以孝順之名掩飾我們的無助，並原諒我們沒有勇氣面對她無奈眼神中懇切表達的願望。在母親往生後的這些日子裏，過去與母親生活的細節一幕一幕不假思索地浮現，停不下來，看似很近，但是聞不到也摸不著。我也只有靠這些唯美的記憶，打斷心中持續的內疚與懊悔。
自小我們家的教育都是父母分區負責，父親只管學校月考成績，母親則負責家庭教育，因此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感情自然與母親比較親，尤其我和二姐，我們出生後，父親的工作責任逐漸加重，能花在家裏的時間也相對的減少，母親自然成了「家」的代名詞。父親要求我們好好念書的理由，是非常傳統的期待孩子們未來能有出息，他時時刻刻以子女的未來為出發點，不斷鼓勵、要求我們著實地用心向學。而母親要求我們好好念書的出發點卻是：「你們必須要有好成績，才不會丟父親的臉。」
三、四十年後自己也已為人父的今日，回想起小時候母親的要求，一來對自己當初認同母親這種理由感到好笑，更加佩服的是成長背景如此不同的兩個人，能在婚後成為相輔相成的最佳合作夥伴。
父母的姻緣其實是二舅舅（俞恩瀛）牽的線，家父和二舅是民國三十一年國民政府派至美國TVA受訓的三一同事。基於同儕間欣賞，回國後二舅就請父親到上海家裏作客，並為父親介紹女友。沒想到父親對二舅原本想介紹那位全身皮衣裝扮的摩登女友沒興趣，反而對身旁作陪，氣質清新脫俗的母親一見鍾情。
外公住在上海市郊的一個小城「新市」，經營紡織廠，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育有二子一女，母親是外公唯一的寶貝么女，她從小理所當然地是被外公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那個年代，女性大都十七、八歲就出閣了，母親念的「胡群女中」是上海教會成立的全校女生的住宿學校，認識異性朋友的機會本來就少，她高的身材在中國南方也不容易找到外貌相配的對象，再加上外公「願意主動」為他寶貝么女相親的意願並不高，所以母親到二十八歲時連個男朋友都沒有。當時她已打定主意終身不嫁，要陪外公一輩子，但是她的計畫在認識父親兩個星期後出現了重大戲劇性的轉折。
按照世俗「門當戶對」的習俗來看，父、母親兩家的社經背景確實是南轅北轍，外祖父是殷商，祖父則是窮法官。父親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傑出畢業生，母親則是放棄去南開大學求學，一心一意想要陪在外公身旁一輩子被寵壞的么女。父親會說山東腔的國語和英、俄語，母親卻只能說上海話且完全聽不懂國語，但是兩人卻一見鍾情。母親當年的確深藏吸引異性的神韻，但是父親告訴我們，當時他清楚感受到母親事親至孝的態度之外，並知道母親的衣服都是自己親手縫製的，內外兼修的氣質，和當時上海大多數摩登女性差異極大。我們並不清楚當時父親如何藉比手畫腳和眉目傳情之間，透視出母親堅毅、韌性的外表下深藏一顆善良、溫柔的心。但是父、母親在兩星期的交往和一場通宵舞會後於南京訂婚，並牽連往後六十年無怨無悔的情緣，在我們子女的眼中看來，彷彿他們在前世「夫妻石」中早已深刻預定今生的「知己、夥伴、牽手」的多重關係。
民國三十四年，父親奉派來臺參加電力接收工作，翌年父親接祖母及姑姑來臺居住。民國三十六年母親婚後亦來臺，隨著國共內戰加劇，親友們來臺找父親依親的人數日增。民國三十八年，臺海風雲變色，兩岸再度隔絕。
母親與父親近一甲子的婚姻中，最辛苦的莫過於起頭十幾年，當時不僅有實際生活上的壓力，更是一位來自上海大家閨秀逐步適應山東人大家庭生活的衝突，必須時刻體會、學習如何在婆婆、先生與眾姑間的生存之道。由一個被侍候的上海姑娘轉身成為要學著用煤球燒飯的大嫂，甚至從不會用蹲式馬桶也得開始練習如何如廁，同時還要侍候一大家子，母親的生活苦不堪言實在不難想像。當我們問她是如何走過來時，她心情好時會開玩笑地說：「當時沒三通，不然早跑了。」但背後隱藏的精神是她無時無刻不以身作則的身教，清楚地告訴我們她一生的處事哲學「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大概因為母親從小耳濡目染外公從商的環境，母親處世的態度始終秉持「實事求是、凡事務實」的原則。即使在談戀愛這種「羅曼蒂克」事上也是理性重於感性。相反的，父親在男女關係上則是主動創造浪漫關係。民國三十四年，父親先來臺灣進行電力事業的接收工作，當時母親仍在上海，可由兩人分隔兩地來往的情書中窺見一斑，父親給母親的情書中隨處充滿思念情愫與渴望相聚的期待，母親的回信則是理性地單刀直入希望父親對未來兩人的財務經營和生活規畫有正確清楚的說明。
母親雖然是外公的掌上明珠，但是外公給她的家庭教育是極成功的，在她二十九歲出嫁以後展現無遺。外公大概看出父親日後絕對會是個有出息的年輕人，所以並沒有阻止這門婚事，但是他也看得出來，在上海繁華世界長大的寶貝女兒要嫁給一位窮工程師並將遠走臺灣後，生活上極有可能遭遇到實質困難，他盡了一位身為父親最大的力量，在母親上船即將啟航前往臺灣前，塞給母親許多珍貴的陪嫁品，以防萬一。嫁到臺灣沒多久後大陸失據，母親從此也和娘家的關係完全失聯。剛嫁給父親時，父親的一份公務員薪水要養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杯水車薪」的生活，不得不讓母親這些陪嫁品，常常出現在當時的委託行寄賣，為了保住父親的面子，跑委託行的事母親都是請朋友唐堅伯父代辦。母親典賣嫁妝的事，一直持續到父親受聘於世界銀行，去奈及利亞後才有了改善。
剛從非洲奈及利亞回來時，父母親手上終於存了三萬美金。善於理財的母親建議父親應該買間房子住，她看好美軍撤離臺灣後留下陽明山低價的美軍洋房眷舍。沒想到隨後父親接任交通部長，父親在母親買房子這件事上的回答竟是：「公務人員不可以求田問舍。」因此不允許母親去購置陽明山的房產，母親默默地接受了先生的要求，還是回到濟南路的臺電日式宿舍。父親的理由若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真是無理至極，但是母親尊重父親，沒有抱怨。
父親往生後我們請母親搬離重慶南路官邸，在母親意識尚清楚時，我們又再次半開玩笑談到這個問題，她當時依然嚴正地力挺她的先生，並說多年來居住的宿舍也不錯啊，完全不記得在老舊宿舍時成天與老鼠、蟑螂和跳蚤抗爭的日子。她也常「自我安慰」地說，就算四十年前在陽明山買了房子，現在也不見得划算。子女們不忍心告訴她市場行情，及她的兩位女兒為了能在半年內遷出官舍，成天看報紙在臺北市一間一間找房子的經過。做子女的我們支持母親當年的決定，就像她無條件支持她先生一樣，毫無悔意，因為她近乎盲目的堅持感動了我們，更教育了我們。我相信在天上的父親也一定清楚看到世人將他與「清廉」代名詞畫上等號的背後，有一輩子無怨無悔力挺他的牽手。
母親強烈要求孩子們從小學就要學習游泳。我以為母親是鼓勵我們「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才鼓勵我們游泳，直到最近和二姐聊天才知道背後真實典故。背景故事要拉到民國五十二年葛樂禮颱風襲臺時，大臺北地區水患非常嚴重。颱風登陸當天，父親得趕去臺電救災中心，把顧家的責任交給不會游泳的母親。母親眼看淹水情形嚴重，知道侍母至孝的父親一定會要求她把祖母照顧好。不會游泳的她當下決定，把祖母放在檜木澡盆裏由她來顧，至於她的四個子女，她自知無能為力，只好讓我們自求多福。自此以後，母親就要求我們一定要會游泳，因為下次颱風來時，我們可以自己顧自己，也讓她可以專心顧祖母，因為那是她先生的期待。
母親的人生哲學也反映在她大半生的生活細節裏。我還記得當初她以部長夫人與院長夫人身分隨父親出席社交活動時，大方地戴著假鑽石、假翡翠首飾。她結婚時就知道，清廉的先生買不起好首飾，她絕不會讓她的先生為了她的虛榮作奸犯科。母親更能逆向思考認為，就算她戴假首飾，以她的氣質、風度與身分，只要她不說是假的，沒有人會懷疑她首飾真偽，也因此不會丟先生或國家的臉。她以身教教育我們子女，不要被眼前短暫的虛榮迷惑，要用智慧看得遠，要追求的不是身後留下的財富，而是風骨。
父親任行政院院長時，她的人格特質並沒有因為身分地位不同而有改變。在國內，父親不允許家人涉及政治或選舉，所以母親在國內的曝光率不高，可是她優雅的氣質談吐在國際社交場合上卻是父親的最佳夥伴。民國六十六年，母親隨父親出訪中南美洲國家，她迷人的風采、悠然大度的自然，隨時反映在與當地記者訪談中，處處顯示她是一位勤儉持家，沒有官架子的院長夫人。在多明尼加大受老百姓歡迎並替父親打下「智慧、親民」的群眾魅力。母親在多國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父親，更讓多明尼加派外交部長費南德斯在同年專程來華授與母親「開國元勳大十字金星勳章」。頒獎典禮的照片裏身為院長的父親站在禮堂旁邊，光榮地為禮堂中央受禮的母親鼓掌。在那個外交被封鎖、兩位蔣總統不曾走出臺灣、臺灣更沒有財力用金錢買外交的年代裏，臺灣第一次以官方身分出使外國，完全靠「不卑不亢」的人格特質去折服外國的官員、媒體和當地百姓，母親往來過程中也展現出她鮮為人知的氣質、優雅的風度與魅力，實為父親外交上最得力的助手，更為臺灣在中南美打響知名度。
母親直接與務實的處事作風，不只反映在國際社交活動中，在她的小生活圈中也處處可見。母親的社交態度，反映出她承諾父親不與政治結緣的承諾。以母親的能力，絕對可以在父親工作上協助他，但是她知道要保護她的先生，她必須讓她周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她是「政治絕緣體」，這是為保護父親所做的選擇，所以母親刻意縮小社交圈的範圍，記憶裏只有早期的英文班。
「英文班」是父親在臺電工作時開始成立的，這群在父親嘴裏是母親「狐群狗黨」的好友，情同姐妹，一直到母親過世前還有一兩位定期打電話給母親，即使母親的記憶已不復以往，她們仍常詢問、關心母親的情況。她們彼此間的感情，並沒有因為父親做院長時特別熱絡，更沒有在父親生病、往生後淡化。無庸置疑的，她們是母親永遠的姐妹，只講互相扶持，不講利益交換，她們交換的是親手烹煮的家鄉菜，以及姐妹間的一世情。
母親務實的性格，也充分反映在她的書法功課上，她告訴她的書法老師她只練四個字：「孫俞蕙萱。」老師好奇地問她：「為何不練書法範本？」她的理由讓我們啞口無言，她明白表示她唯一有可能寫的毛筆字，就是自己在各式慶典會場的簽名，她知道自己不會是書法家所以就不會把力氣浪費在派不上用場的書法範本上。
母親「以夫為尊」的行事原則，即使是身為外人的內人，也能感覺到。我婚前交往的六年過程裏，內人與我家人相處融洽，也能感受到我父親對她的接受度。但是我母親對她的態度卻僅止於客氣。母親對她態度的改變，出現在父親中風後，內人同意立即和我結婚以滿足父親祈求「沖喜」的心願，在內人拜見公婆那一剎那，母親主動抱著內人，讓內人對婆媳的顧慮一掃而空。兩個月後，內人知道中風的父親想抱孫子，因此改變我們的人生規畫，提早懷孕，從此母親與內人無話不說，情同母女。母親其實早就知道內人會是一位好妻子，但是要讓母親全心全意接納一位媳婦，像親生女兒一樣無條件的愛，這位媳婦除了要能相夫教子外，更必須能以孝順公婆展現出她的優良傳統家教。由此可見母親對媳婦的期許，依然是以她的先生為依歸。
母親對於丈夫、親人與朋友的愛和關心多不訴諸語言或文字，她都是用行動表示。子女們對她的愛之所以牢不可破，也多反映出我們對她那種以行動示愛的感念。我的二姐與她的洋夫婿保羅先生在父親往生後舉家搬回臺灣，負擔起照顧母親的重責大任，二姐與母親一向比較親，加上是父親的最愛，二姐一直認為照顧母親是她的責任，也是讓她有機會對母親表達愛的福分。可愛的是我那位洋姐夫，這些年來還是一句中文都不會說，但是每天一定來向母親請安，即使母親晚年神志模糊，他還是定時來領母親給他的斜眼待遇，有時還會嘲諷自己說媽媽今天心情比較好，因為他在母親旁邊坐了五分鐘還沒被趕走。當我問保羅先生是什麼力量讓他願意常來看一位已不認識他的老夫人時，保羅嚴肅地告訴我說，因為他知道是母親三十年前在父親背後使的力，才促成他們這段在那個傳統社會裏不尋常的婚事，他不會忘記這份恩情。其實保羅不是特例，就因為母親生前直話直說不耍嘴皮，而是用心和行動去關懷去愛她周邊的人的個性，她周邊的朋友一直不多，但是一旦成為朋友，那就是一輩子朋友，因為她們都能親身體驗母親對她們每一位的付出，她們每一位也都可以說出一段她們與母親的故事。
家父往生後，母親頓時失去了生命的重心，她的認知能力也逐漸惡化。為了維護父親清廉的形象，即使我們非常清楚一個熟悉的環境，對一位體力老化、腦力弱化長者的重要性，我們依然立即為母親租了一間公寓，將她遷出官舍。住在新公寓裏，我們無法讓母親明白，為什麼我們「還不回家」。她既無奈又無助的眼神讓子女們辛酸至極，我們只希望已在天國的父親，能看見、能知道他表裏如一清廉的背後，有一位終生無怨無悔、心甘情願協助他維持形象的牽手，沒有她一輩子的堅持就沒有孫運璿今天的清譽，他的堅持換的是人民對他的無止境的尊敬，而他牽手的付出及所吃的苦，只有母親自己和她的親人知道。
我們摯愛的母親，俞蕙萱女士，民國八年農曆九月初三出生於浙江省德清縣新市，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九日，在親人的環繞陪伴下安然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九十三歲，現與父親兩個小小方匣子長放於基隆欣欣安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