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華光社區預計進行土地開發，法務部針對地上違建住戶提出拆屋還地訴訟，追討佔用國有地之「不當得利」。去年底，判決陸續出爐，居民全數敗訴。有能力搬走的居民，已自行拆屋搬離，還留在華光社區的，多是無力搬遷的弱勢家庭。年邁重病的住戶高寶銘與妻子因擔憂無力對抗政府訴訟，離家出走到萬華龍山寺當遊民，他沒想到一輩子都聽政府的話，居然在晚年被迫淪為難民，情何以堪。

▲杭州南路上的盛園豆漿店，在網路上小有名氣，如今只剩下一片廢墟。（圖文／楊萬雲）

與兒子居住在4坪小屋的吳趙錦，1970年買下這間房子。「原本我們住在金山南路上，因為道路拓寬搬遷，當時每戶一人補助5萬、最多申請8口人，政府安排另一處便宜的平價住宅供住戶承購。」吳趙錦說，因為家中戶口多，補助金就讓大伯申請，而平價住宅因為太晚得到消息，因此沒有承購。

買下華光社區的房子後，由於小孩出生，一家六口住不下，又向隔壁鄰居買下另一間坪數差不多的小房子。那時房子還沒有門牌號碼，他們後來也向戶政機關申請。

「後來我公公過世、丈夫也在20多年前因車禍走了。大兒子則是失蹤、另一個女兒結婚後，丈夫過世，自己也過得很辛苦。」吳趙錦幽幽地說，另一個兒子痛風引發關節硬化，無法工作，生活就靠她撿紙類回收，一天賺不了幾百塊。因無力負擔訴訟，吳家沒有請律師幫忙打官司，只能接受判決。

▲吳趙錦與兒子住的小房子，附近居民都已經搬離，整條巷子只有他們一戶人家。（圖文／楊萬雲）

吳趙錦的兒子吳進坤原本在電子工廠上班，6、7年前痛風發病後，關節硬化越來越嚴重，彎曲，連站立都有困難，洗澡都要母親協助。「我有申請殘障手冊，醫生說只能申請輕度，至少要斷一截手指才能申請中度。我也有申請中低收入戶證明，但是我母親無法申請。」吳進坤解釋，社福單位的人告訴他們，大兒子失蹤無法證明是否死亡，至少要失蹤十年，才能算死亡，沒有死亡就算有眷屬，無法申請中低收入戶。

吳進坤也曾經申請平價的國民住宅，但是申請的人太多，而且政府不會針對申請人的狀況分級，讓有居住急迫的弱勢者優先申請，所以至少要排5年。至於社會局的安置方案，「因為只有『大面積』的住所，規定至少一戶要有4個中低收入戶才能被安置，我家只有我一個，所以無法申請。」

4坪大的房屋，外面是木板勉強圍起的簡易廚房和浴室，洗澡時就用防水布稍微遮住。屋子內則是小小的神壇和吳進坤的床，吳趙錦睡在另一間小屋子。面臨身障、失業和中低收入，甚至即將流離失所，現行社福體系卻絲毫幫不上他們。

▲吳趙錦的兒子吳進坤因痛風讓關節硬化，行動十分不便。（圖文／楊萬雲）

1981年買下華光社區房舍的余勝泰，今年70多歲，由於背部鈣化，肺部功能不足，需要使用氧氣製造機輔助。大兒子是重度智障，全家僅靠小兒子一個月3萬多的薪水，加上余勝泰的殘障津貼、大兒子的智障津貼過活。現在因為判決要求償還不當得利，因此帳戶遭凍結、小兒子薪水也被扣1／3。

「大兒子原本很正常，20歲時突然發病，醫生說是幻想症，當時高職正要畢業準備去當兵，連兵單都收到了。發病之後，曾經跳橋好幾次，腿都受傷了。」余勝泰說，他和妻子常對小兒子說，如果兩老過世，大兒子就靠他了。

面對政府要求拆屋還地，余勝泰無奈表示，當初買的是地上權，早期金山南路拓寬時，拆除違建都有補償，無力移居他處的余勝泰認為，即使未來要拆屋，至少還有補助，因此就住了下來，「現在說要拆，我們只能看看有沒有其他辦法，等警察來把我們拉出去之後再說。」

拆屋還地的訴訟長期折磨當地居民，住在華光社區內臨水宮後方的高寶銘是陸軍官校畢業、裝甲兵退役中校，他自嘲：「現在是從榮民變難民！」由於訴訟結束，榮民退休金帳戶遭凍結，高太太害怕繼續住下去，追討不當得利的利息會算下去、房屋租金也得累計，退休金老本將不保，因此2、3個星期前帶著高寶銘到龍山寺前當遊民。

▲70多歲的余勝泰因肺部功能不足，需要使用氧氣製造機輔助呼吸，一家5口只靠他的補助金跟小兒子的薪水過活。（圖文／楊萬雲）

因糖尿病引發腦積水和部分截肢、患有癲癇的高寶銘只能坐在輪椅上，蓋著厚棉被，與穿著雨衣的妻子睡在捷運站外頭。「住在龍山寺那邊多好，其他遊民還會幫我丈夫清理身體、天氣冷還會給我衣服，甚至還有社福團體給6百元紅包。」拉出穿在內層、從龍山寺遊民手中分得的衣服，高太太無奈表示：「過去日子過的好好的，現在一顆心七上八下。一下說要拆、一下說緩拆，緩拆也只是治標不治本，讓我們安心過日子才是真的。」

高寶銘的小兒子高健豪因為媽媽帶著父親流浪而大發脾氣，華光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楊玉仁也因為高太太離家出走而報警，在捷運站發現他們夫妻倆之後，強硬將人帶回。然而，就在記者採訪完當天，高太太再度將丈夫帶出門，在她心中，「丐幫」比政府更有情有義，流浪的生活比住在家中更有保障。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杭州南路上、中正紀念堂後方的盛園豆漿店，是附近街坊常光顧的早餐店，如今剩下一片廢墟，一台怪手停在成堆的瓦礫上；豆漿店的老闆娘，在房子拆除後，休克死亡。

盛園豆漿店位於華光社區，過去是法務部宿舍用地，如今在政府規劃下，預備朝日本「六本木」發展模式邁進，將有商業區和大型飯店進駐。老宿舍裡的居民、及依傍宿舍的違建也得拆除。為了清空地上物，法務部6年前針對違建住戶提起告訴，要求拆屋還地並求償不當得利。盛園豆漿店也是被告之一。

去年底，判決陸續出爐，法務部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準備強制拆除。盛園豆漿店及另外兩戶人家並列第一期預定拆除名單，1月15日是拆除的最後時限。擔心房子遭強拆，盛園豆漿店9日自行拆屋。老闆娘潘太太在拆屋之後意外休克死亡。當地居民氣憤的表示：「她根本是被政府逼死的！」

▲盛園豆漿1月份才剛完成搬遷，開幕的新店「鼎元豆漿」在老闆娘過世後，也暫時休業。（圖文／楊萬雲）

華光社區反映出當年台灣住宅政策不足，政府便宜行事的結果。由於無法提供足夠的平價住宅，不少無力負擔的政治移民和鄉村移民只能圍繞在公有宿舍旁，違法搭建臨時居所。長期以來，政府無力解決居住問題，只得讓這些住所申請門牌號碼，默許他們繼續蝸居此地。

城市發展至今，這片低矮平房被周圍華廈豪宅包圍，政府打算活化國有土地，清除地上居住者及其房屋。過去無法處裡的居住問題，透過訴訟將沒有土地所有權的住戶全部列為佔用國有土地的被告，要求住戶限期清空，弱勢住戶處境更加艱困。

華光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楊玉仁說，盛園豆漿店老闆娘潘太太9日找了怪手來拆屋，之後，原本身體並無大礙的潘太太意外休克死亡。「明明1月3日時，王金平院長辦公室助理才帶著法務部、行政院代表來華光召開協調會，會議結論也要求緩拆和研議安置，但是隔幾天法務部卻又說1月15日前第一批要拆完，潘太太一急，才會趕快自己拆屋。」

住戶李志均痛批，去年12月21日台北市議員質詢郝龍斌時問到市府是否會核發拆照？郝龍斌承諾沒有安置不會核發，法務部卻拿到拆照，官方的搖擺態度讓居民無所適從。

潘太太突然過世的消息傳出後，立委蔣乃辛緊急協調法務部，要求承諾過年後再拆除。但緩拆已壓不住居民怒火，華光社區居民痛批政府不院提出安置方案，甚至連台北市社會局等單位也都沒有先到社區瞭解住戶狀況，協助弱勢家庭，就急急拆屋。

▲法務部15日準備強制拆除盛園豆漿店等住家，盛園老闆娘潘太太9日找了怪手來自行拆屋，之後卻意外休克死亡。（圖文／楊萬雲）

住戶呂太太痛批：「過去大家抗爭，政府來勸說，叫我們安靜等，就會有解決方法，我們聽話回家乖乖等。等到現在沒有安置，只有一身的債，連子女的帳戶和薪水都被扣住。」對於政府要求拆屋還地，社區居民決議將要在過年陳情抗議，「讓政府看到我們的憤怒！」

【記者呂苡榕專訪】文林苑都市更新的基地上，王家組合屋中，一個小小的身影拿著掃把企圖聚攏地上的灰塵，口中輕快哼著改編的歌曲，從2012年3月28日王家遭強制拆除至今，這個身影始終在這裡徘迴，也不時出現在其他抗爭場合，聲援受迫害的居民。就讀台大物理研究所的高若有，和許多3月28日站在王家前的學生一樣，因為那場抗爭，認真踏上了社運這條路。

▲從參與士林文林苑都更案開始，高若有成為各種社會議題聲援者中經常出現的人物，他說，過去的參與總是淺度的聽聽座談會、演講，一直到3月28日強拆王家，他才明顯感覺到國家暴力如何作用在一般人身上。（圖／高若有提供　文／呂苡榕）

談起成長背景，高若有其實是個相當順遂的人，這輩子目前遭遇最大挫敗，大概就是延畢。「3月28日的抗爭，是『理所當然』的人生中一個明顯的斷裂，雖然在校園裡有機會接觸許多議題，但那僅止於講座，或是調性較軟的遊行。」

3月28日那天，他第一次目睹國家暴力如何施展在人民的身上，因為衝擊太強烈，他心裡深知這件事不會就這麼輕易結束；那天之後，他持續回現場關心，終於，有一天，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詢問學生願不願意留下來一起做點事。

▲2012年3月28日一早，警方依都更條例36條代拆行使強制執行，男警將男性聲援者帶離管制區外。這天，高若有第一次目睹國家暴力如何施展在人民的身上。（圖文／本報資料室）

「我本來就想深入關心一個議題，過去總是想著想著，時間就這樣過去，一直沒有付諸實行。當時聯盟問我，我心裡感覺『到了這一刻了』，沒有猶豫便一口答應。」高若有參與社會運動，爸爸並不知情，而媽媽則是在「不影響課業」的前提下，不干涉他。「不過，3月28日那天，當我和我妹手勾手坐在王家前阻擋警察進入時，我們的手機同時震動。」高若有兄妹一起收到媽媽傳來的簡訊，要他們小心安全，「還有『我以你們為榮』之類的句子。」

那天，高若有被警方載往萬芳醫院附近「丟包」，他傳了簡訊給同學，請同學幫忙請假。「那天課堂邀請韓國教授演講，那名韓國教授知道我去參加抗爭後，顯得很高興。」高若有後來才知道，那名教授從前也在韓國搞學運，在學校成立左派讀書會，還曾被警察追捕，逃到山裡躲了一個月。

都市更新議題並非高若有接觸的第一個社會運動。2007年，高中畢業那一年，考完學測，確定考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後，學校開始進入60周年校慶的準備期。「那時是4月，我同學跑來問我，說要弄一個連署，隔天我們三人拉著資源回收桶到學校川堂前，我朋友站在上頭演講，我們在旁邊拉布條，上頭寫著『師大附中聲援樂生、要求緩迫遷』。」

一開始，大家都有點緊張，後來慢慢習慣對人群講話，之後在校內募集了2、3百個簽名。校慶結束後，高若有等人帶著連署名單送到當時舉辦「415樂生大遊行」的主辦人手中，跟著隊伍走了一段路，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休息。

▲2007年4月15日，為保存樂生療養院，全台上百個聲援團體、共5千人走上台北街頭，高喊「樂生留90，捷運不延遲」、「反迫遷挺樂生」等口號，遊行隊伍擠滿了中山南路的慢車道。對於參與社會運動，高若有說：「「現在回想起來，一切大概就從那裡開始。」（圖文／本報資料室）

「現在回想起來，一切大概就從那裡開始，雖然那次行動後沒有更深入的參與，但它就像病毒一樣，潛伏在身體裡。」高若有說，也許每個參與運動的人，都有過那樣的時刻，原本的世界被打破，看見了魔鬼，「也因為看見了，所以再也無從迴避，因為它會在每個重大抉擇時重新出現。」

上大學之後，高若有修了許多外系的課，包括哲學、社會學，他解釋：「一個人搭配一種專業，是被建構出來的想法。所謂的學科是被人有意識的創造和分類。但這種區別會掩蓋知識特色。」

對於自己念的「物理」系，高若有認為，研習「理科」的人多半帶有一些理想色彩，它不同於「工科」那麼講求實用性，面對世界時，多半站在一個相對遙遠的距離。

他以大三那年和系上老師共同進行的課程改革經驗來看，當時他們製作了一份問卷，希望瞭解系上學生對課程的看法，作為科目調整的依據，「雖然系上同學熱情填寫問卷，行動卻不多。」高若有觀察，身邊同學雖然能理解行動為何出現，興趣卻不大。

「作為物理系的學生，我期待的是同學們在面對社會議題時，不是上街抗爭，而是懷抱人文的價值來看待自己。」他強調，掌握知識對於社會有極大的殺傷力，因為他們可能只能理解自己的知識作為技術使用時，帶來多大的進步，卻忽略其他面向，甚至不覺得自己對社會有責任。

科技與社會相互矛盾的狀況，在物理這樣一個純粹理科的學門中並不常見，人們容易忽略，或者不認為念物理的人需要有人文意識。高若有說：「參與許多社會議題後，這些經驗時時刻刻提醒我，自己必須思考這些所謂的進步，對社會的影響有多大。」

（系列完）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前台灣首府大學助理教授葉義章涉嫌勾結部分教職員，讓推廣教育學分班的學生取得學士學位，向教育部申請上千萬元的補助。高教工會理事長、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戴伯芬強調，高等教育供過於求，老師背負招生壓力，不少老師會想盡辦法留住學生，販賣學位恐非個案，出問題的是高教結構。

多年前的教改推動廣設大學、技職體性轉型科技大學，造成高等教育供過於求，不少私校或技職為了留住學生，將招生壓力轉嫁給系所與教師。

私校老師透露，為了留住學生，就算面臨二一，學校也會想辦法補考或用暑修讓學生通過。不少學校設推廣部課程，讓推廣部學生插班考進大學部，獲得學位。私校老師直言：「推廣部原是給沒辦法念大學的人進修，現在是先進入進修部後再插班大學，進修部學生被拿去補充大學招生不足的缺額。」

後段學校報到率低，學校為補足學生人數，只能靠轉學考來額外招生，轉學考頻繁，學生流動率也高，為了補充學生人數，教師被指派達到招生人數業績，否則會扣薪、或影響評鑑。

面對高等教育學位淪為商品，教授像業務員得推銷學位的窘境，高教工會理事長戴伯芬直言，這是高等教育體制的結構性問題，指責單一教師的行為不能改變現狀。

她強調，大家都以為廣設大學，私立學校和技職教育過度擴張是問題所在，實際上，公立大學近年「生師比」也持續上升；換句話說，國立大學隱性膨脹超收學生，間接影響其他學校。「目前5年5百億的學校生師比大約32，教育部可以馬上管制師生比，讓它降到25或20，讓其他學校有招生的緩衝空間。」

戴伯芬認為，教育部應正視高教退場的問題，「如何有效做到退場，同時保障老師與學生的權益，是教育部的責任。」目前教育部交由市場機制決定，放任私校廝殺，最後受傷的是老師與學生，她呼籲，結構性的問題不應該指責個案行為，教育部必須負起責任。

【編譯謝雯 整理報導】儘管缺乏其他工作技能，數千名阿富汗古支人（Kuchi）牧民因戰爭被迫放棄四處游移的生活方式。據《衛報》報導，45歲的穆罕默德（Gul Mohammad）曾過著游牧生活，他不喜愛定居生活。「我現在生活在監獄中。」他無精打彩地從狹小的屋子裡望向外頭的牲口市場。由於有11個孩子，這間小屋感覺很擁擠。過去讓他能夠定期有肉可吃的一大群羊群，現已成為往事。

穆罕默德是一名古支人，目前阿富汗約有4百萬名古支人，好幾世紀以來，這一個部族的民眾一直追求著不斷遷徙但高獲利的游牧生活。他們趕著一大群綿羊、山羊和駱駝，在國境內四處移動，冬天落腳於溫暖的低地，夏天則安居山巔草地。

他們的黑色帳篷、鮮豔服飾和動輒數百隻的牲口，給人非常強烈的印象，成為阿富汗的經典象徵之一。他們對阿富汗的經濟和生活方式也有重大貢獻，生產阿富汗美食沙威瑪（kebab）的主要原料，還有阿富汗知名的地毯。

然而，這種游牧生活方式受到戰爭影響。30年來，幾乎所有阿富汗民眾都受到衝突的影響，但是古支族特別脆弱。國家分崩離析，他們無法要求地方指揮官保護，因他們居無定所。

塔利柏（Talib）表示：「每一個區域都有不同的指揮官，基本上他們就是當地的頭頭。」在牲畜市場工作的他，與大多數阿富汗人一樣只有單名。「各地區的指揮官根本不管百姓死活，他們派士兵來把我們的羊隻和牛隻搶走。」他說，他10年前就放棄了游牧生活。

數十萬名古支人現在都已完全定居下來，或是向政府請願申請土地，這樣他們才能夠過更主流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些人，像前總統候選人甘尼（Ashraf Ghani），還成了有權有勢的商人和政治人物。

另外有近1百萬人過著半定居生活，只在季節變換時才遷移，在一地居住較長時間，以取得教育和醫療照護。政府中有許多人希望，其他仍繼續過著游牧生活的古支人能轉成定居，擔心他們與世隔絕及遭遇貧窮。

阿富汗政府古支人獨立理事會前主席阿瑪札（Ezatullah Ahmadzai）表示：「古支人和其他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方式天差地遠。」然而，以阿富汗脆弱且艱困的地勢來說，古支人的傳統相當適合生存。

阿富汗到處是沙漠及高山，可供耕種的狹長谷地，其土壤稀薄、水源有限，這意味著些地區無法連續數週或數天承載供養大群的動物。

德州理工大學（A&M university） 牧場生態學家雅各（Mike Jacobs）表示：「由於阿富汗的半乾燥氣候和不毛的環境，很難在固定一處畜養牲口，因為會破壞當地植栽。幾年過後，土地就無法再負荷了。」他從2006年開始與阿富汗的游牧民族合作研究。

古支人的生活方式有數百年的歷史，是適應這些自然條件的理想方式，讓國家每年能夠畜養成千上萬的羊隻，卻不會對特定地區的植被造成影響。

但無論是政府官員或民眾，鮮少有人關心這點。51歲的阿里（Sher Ali）表示：「你在市場上看到的肉類，由古支人提供的只占一小部分，特別是在冬天。」他從10歲進入屠宰業，現在在喀布爾的屠宰街上擁有一間店鋪。

他的態度反映了大眾對古支人的輕視。雖說牲口買賣利潤極高，但古支人缺乏教育，加上游牧生活的簡樸生活方式，常讓他們被其他阿富汗人認為是愚笨、骯髒、倒退的一個族群。

古支人在阿富汗國會中擁有10席保障席次，但這些席位是由該族群中已過定居生活的成員所控制。那些仍舊過著游牧生活的古支人因此被邊緣化，他們跟政府，還有政府所提供的任何服務，都沒有太多接觸。

沒有幾個古支人有出生證明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但必須要有這些文件才能夠申請土地、註冊上學或接受醫療服務。目前，每1百名古支人只有4人能閱讀；因此也有許多古支人開始想讓子女適應現代化生活。

現年50歲的長者阿格拉（Gul Agha）表示：「我們很擔心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就像木頭一樣，腦子空空。」他現在居住在喀布爾的一處營地，正努力向政府請願，希望能獲得永久定居的土地，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離診所和學校近一點。

他所屬的團體有約75個家庭，他們已在首都的這處營地等了超過2年，只能夠資源回收過日子。營地居民表示，18個月前，政府答應要在鄰近的拉赫曼（Laghman）省給他們一塊土地。但他們到了那裡，卻被武裝警察趕出來，有5名古支人在衝突中喪生。他們只好再次回到喀布爾尋求幫助。

此外，並不是每個人都想要離開帳篷。牲口生意利潤可觀，有些人則是享受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46歲的杜朗尼（Malik Durani）表示：「如果你讓我選要當國王，還是要把我的羊群還給我，我寧可要回我的羊群和我的舊日生活。」

許多受過教育、已定居下來的古支人則把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渴望視為向外國人兜售的懷舊風情。古支族國會議員阿瑪札（Haji Sher Ali Ahmadzai）表示：「當然定居下來比較好。住帳篷時，他們沒有浴室和爐子，什麼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