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了托爾斯泰：我被俄國文學附魔的日子
導論
在湯瑪斯•曼的《魔山》裏，一位名叫漢斯•卡斯托普的年輕人，到瑞士一家療養院探訪得了肺結核的表兄弟，原本只預定停留三週。儘管卡斯托普沒有得到肺結核，但他最後竟莫名其妙地在這療養院停留了七年。《魔山》的情節反映了這本小說的創作歷程：曼原本只想寫個短篇，最後卻成了一千兩百頁的小說。姑且不論這本小說的複雜情節，它提出的中心問題很簡單：一個其實沒得結核病的人，最後究竟如何在一個結核病療養院度過七年？我也常問自己相同的問題：一個實際上毫無學術抱負的人，最後究竟如何在加州郊區虛度七年，為的只是研究俄羅斯小說的形式？
在《魔山》裏，這一切的發生都是為了愛。在探訪表親時，卡斯托普被另一個病人—一位俄羅斯軍官分居中的妻子迷住了。她高聳的顴骨與灰藍色的「吉爾吉斯之眼」喚起他童年時對斯拉夫的迷戀—他特別迷戀學校裏一個偶像學長，從學長那兒借來一支鉛筆，可說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俄羅斯女士的眼睛，特別與學長的眼睛有「驚天駭地」的相似；事實上，曼修正說：「『相似』不是準確的字眼—他們有著相同的眼睛。」在這些眼睛的催眠影響下，卡斯托普被一種熱情擄獲，想去學習關於俄羅斯的炊茶器、哥薩克人，與俄語（這種語言被華美地標示為「黏呼呼、野蠻的，來自東方的軟語」）的一切。一個在療養院的下午，卡斯托普出席了一場名叫「愛情致病力」的講座，駐院的精神分析師將他的所有聽眾都診斷為愛的受害者：「所謂疾病症狀不過就是愛情力量的隱藏表徵；而所有的疾病僅僅是愛的轉化。」卡斯托普認同這場講座所提出的事實。他深深愛上了這位俄羅斯已婚女子，這女人讓他發燒、其中一個肺部還長出溼呼呼的斑點。這個真實的或想像中的斑點，與能夠有機會在用餐時間，得與摯愛一見的希望結合起來，成為他繼續留在魔山的理由。
當然，我的故事與卡斯托普有很多很多不同。但它們也有共同點。我在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浪擲七年青春，也同樣是為了愛，以及對俄羅斯的執迷。這份愛始於我自童年以來一連串的巧合。
高中時，我每星期六都到曼哈頓音樂學校學小提琴。馬克辛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俄羅斯人。他穿著黑色高領毛衣，用一把音色醇厚的橙色小提琴，演奏遠超出人類所能計算與認知的天籟。舉個例子，課堂快結束時，他對我說他必須提早十分鐘離開—然後用這完整的十分鐘，以曲折的邏輯向我解釋他的早退並不致剝奪我任何學習小提琴的權益。「告訴我，艾莉芙，」他咆哮著，提高到可謂驚人的音調說：「當妳要買一件洋裝，妳會買最漂亮那件，還是用最多布的那件？」
另一次，馬克辛帶領我聆聽一場莫札特小提琴協奏曲，是蘇聯時期的錄音。坐在木質圖書館閱覽座上，我聽了五首奏鳴曲，流暢優雅的演奏，伴隨著有力的樂段，彷彿抓住了莫札特一生那宇宙式的感傷。但當我正在聆聽時，桌上的CD盒轉移了我的注意力，封面照片是略顯模糊的獨奏家四分之三全身像，而且和我的小提琴老師根本就是同一個人—僵硬的姿勢、下垂的嘴角、深鎖的眉頭—全都一樣。甚至他也叫馬可辛，只是姓氏不同。
隔週，馬可辛問我是否發現那位小提琴家有任何特別之處。
「比如說？」我問。
「嗯，這麼說吧，他的相貌。在莫斯科音樂學院，大家總是說我們很像……非常像，比親兄弟還像。」
「事實上，對呀，從照片上是稍微看得出來。」
在這段無傷大雅的閒扯淡中，陰鬱的表情突然籠罩在他臉上，好像有人拿著黑布把他的頭蓋起來似的。「沒什麼，真的沒什麼。」他語氣近乎憤怒地說。
而馬克辛最詭異的事件與音樂學校的年度檢定有關。在考前一週，馬克辛不斷改變我應該準備的練習曲與級別，甚至會在午夜打電話告訴我計畫的變動。「我們必須做好完善準備，因為不知道評審委員中會有誰。」他繼續說：「我們不知道他們會要求妳彈什麼。當然，我們可以猜題，但不太可能真正猜中。」
檢定到來那天，我被叫進一間考場，內有平台式鋼琴與長桌，長桌盡頭，帶著不止兩位資淺教師及一些不知名評審委員的，正是馬克辛本人。
「哈囉，艾莉芙。」他愉快地說。
這種神祕體驗對年輕人來說有很大的影響力，並與我才剛在《尤金•奧涅金》中讀到的情境結合起來—我特別為塔季揚娜的夢境觸動。在這著名的段落中，普希金的女主角發現自己正穿過雪原，「被哀傷的黑暗圍繞」，還有大熊追在身後。熊將她一把撈起，而塔季揚娜也失去意識，醒來時，熊已將她丟在門廳盡頭。她聽到嚎叫聲與玻璃碰撞聲，「宛如一場盛大的葬禮」。透過門縫，她看到一張長桌被狂歡的怪物圍繞──一座跳舞的風車、一隻半像鶴、另一隻半像貓的怪物──而她在莫名恐懼中意識到，那坐在主位的，不是別人，就是尤金•奧涅金。
塔季揚娜的夢境在她清醒時的命名日派對上變得更加完整：在一起倒楣事件中，奧涅金出於無聊而傷了塔季揚娜的心，還與他的年輕朋友連斯基發生致命衝突（幾年後在莫斯科，奧涅金愛上了塔季揚娜，但一切都太遲了，她已嫁給一位老將軍）。我讀的是納博科夫的英譯本，但他夢囈般的註解讓我大受打擊，除了在書中前段塔季揚娜的經歷中出現的「節奏與詞語的回聲」，也預示了未來：「命名日派對以及稍後的決鬥上將會帶著朦朧的質感」。而關於塔季揚娜的命名日派對與之後莫斯科舞會上的賓客，納博科夫寫道：「其實經由她夢中的童話食屍鬼與混種怪物，早已得到預示並化為夢魘。」
對我來說，小提琴的眾評審也像經由塔季揚娜的夢得到預示並化為夢魘，而領頭的馬克辛的幽靈正顯示了某些隱蔽的徵兆。
假如這起事件沒能馬上促使我從馬克辛所屬的民族文學中尋找答案，那麼，那年夏天我從安卡拉的外婆家中挖出的一九七○年企鵝版《安娜•卡列妮娜》，也一定會在我腦海中徘徊不去。當時我所有的英文書都看完了，所以特別高興能找到一本這麼厚的書，想當初這一定花了托爾斯泰不少時間寫作。他毫不羞恥地虛擲時光，甚至不願丟丟飛盤放鬆一下，或者去烤個肉。在《安娜•卡列妮娜》裏，沒有人像我一樣被閒暇的暴政壓迫。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中，休閒活動──溜冰、舞會、賽馬──美麗而莊嚴，還推動著故事情節前進。
接下來兩週，我就趴在外婆那超級布爾喬亞風的玫瑰色絲絨沙發上，邊吃大量葡萄，一邊癡迷地讀著。看起來《安娜•卡列妮娜》就像接著《尤金•奧涅金》的結尾往下寫，同樣的世界，彷彿歌劇院的人們也因塔季揚娜的夢而陷入夢魘，那樣的氛圍滲進了安娜在賽馬場上以及大雪中在列車上的經歷。一樣的世界，一樣的空氣，只是所有東西變得更大──就像精細的娃娃屋放大成真正的房子，有長長的走廊、閃亮的裝飾品，與可供漫步的庭園。《奧涅金》中的元素再度出現：一個冬天的夢、一場致命的舞會、一支左輪手槍、一頭熊。就像安娜夢見了《奧涅金》的完整內容，但她自己的人生則實現了塔季揚娜懸而未決的命運。
《安娜•卡列妮娜》是本完美的書，一種出塵絕世的完美：難以想像的、獨到的，占據了人性與文化之間的增壓灰色地帶。人類如何能同時寫出這麼龐大又這麼微小的事情──如此嚴肅，又如此輕描淡寫──既匠心奇巧，又渾然天成？女主角直到第十八章才露面，而在她死後，還延續了十九個章節。安娜的情人與丈夫有著相同的名字（阿列克謝）。安娜的女僕與女兒都叫安娜，而安娜的兒子與列文的繼兄弟都叫做謝爾蓋。名字的重複尤其讓我驚訝，如此奇特，又如此真實。
我媽很開心看到我讀那本原屬於她的舊版《安娜•卡列妮娜》。「現在妳可以告訴我了，它要說的到底是什麼？」我媽常要我告訴她事物的真正意義：書籍、電影，還有工作時別人跟她說的事情（她在紐約州立大學下州醫學中心工作，那裏的人似乎特別愛講些高深莫測的事）。她提這些問題的託辭就是，英語是我的而不是她的母語。事實上，我媽小時候在安卡拉的美國學校讀書，而且能說一口漂亮的英語。我只記得有一次，我告訴她一個英文片語在文學上的意義，多少解決了她的疑問（那句片語是knock yourself out）。在所有情況下—同時，也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那比較像在問：「對於我或者像我這樣的人，這些詞語在字面之外到底指涉了什麼？」我媽認為人們對他人都懷有喜歡或不喜歡的基本立場，而這些立場往往背叛他們的言語和行動。如果你在一張照片裏看起來醜斃了，就表示拍照的人並不真的喜歡你。
「所以這一切代表什麼？」當我讀完《安娜•卡列妮娜》，我媽問我：「托爾斯泰想說的是什麼？佛倫斯基不是真的愛安娜吧？」
我們在安卡拉（Ankara），一個與《安娜•卡列妮娜》（Anna Karenina）有字謎關係的城市中的廚房裏，喝著土耳其人所謂的「土耳其茶」：超濃、加了很多糖，盛在鬱金香形小玻璃杯的立頓茶。
我說我覺得佛倫斯基真的愛過安娜。
「但他不夠愛她，否則她不會自殺。悲劇就不會發生了。」在我媽的理論裏，《安娜•卡列妮娜》裏的兩條情節線代表世上的兩種男人：真的愛女人的男人，與不真的愛女人的男人。佛倫斯基，一個愛女人的男人，征服了安娜也被安娜征服—但一部分的他，從未以列文的方式向她許下承諾；而列文，一個實質上不愛女人的男人，卻向吉蒂許下承諾。
「這麼說也挺有點道理。」我承認。
「托爾斯泰的意思是說，女人還是跟列文這樣的男人在一起比較好吧？吉蒂做了正確的選擇，安娜卻選了錯的，對吧？」
「我不知道。」我說。我真的不知道。回首過往，當時我對文學已有了一定的認知，並相信那必然具有某種意義，而那意義則取決於語言學的範疇，取決於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派的「母語天賦論」法則（「妳真的會說英語。」我媽就會在我們討論小說時不無欽羨地說），或許這就是為何我上大學時會選修語言學，我甚至從未想到選修文學。我記得自己當時堅定地相信，最好的小說應該要從生活，而非其他小說中汲取素材並得到啟發。因此身為一個胸懷抱負的小說家，應該要盡可能別讀太多小說。
當時我對文學理論與文學史同樣不感興趣。在那個年代，大家普遍接受一種概念，認為「理論」對寫作者是有害的，會以帶著敵意的語言污染他們，然後把他們都變成後現代作家。而理論能提供的，除了把小說簡化為權力結構這令人不快的事實，就是令人髮指地並列分析《傲慢與偏見》與測不準原理？至於文學史，對我來說太掉書袋，也太不起眼。何必勞煩去證明比如說以前的作家影響了後來的作家這種沒人會去爭論的事？
事實上，當時我並沒有什麼歷史意識，對此也無興趣。對我來說聚焦在特定歷史事件上未免太過狹隘，因為事實已經註定如此。所以何必被專斷的事實所奴役？我不在乎事實，我在乎的是美感。我花了好多年時間—以我有生之年的經驗—才弄明白兩者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同時，我決定主修語言學。我想弄清楚語言的原始機制，了解它的純粹形式。由於外語課程也被計算在主修學分中，所以我也選了俄語，也許有天我可以跟我媽解釋托爾斯泰到底想說什麼。
對我短暫的語言學家生涯以致命一擊的，是那年冬天我參加的語言哲學研討會。此研討會的目的在於制訂一項理論，以便向火星人解釋：「當我們懂得一種語言時，我們懂得的究竟是什麼」。我想不到還有什麼比這更無目標、更鬱悶的計畫。其解決方案只會變成一系列「當雪是白色且只能是白色，雪是白的這一敘述便為真實」式的命題。有個教授，一名滿頭雜亂紅毛，深切關注這火星人問題的鬱悶邏輯學家，每堂課都把這個句子寫在黑板上，然後我們要討論為什麼這不是一件小事。窗外的雪越積越深。你們這些熱愛形式與邏輯的火星人—為什麼還在這裏，還不滾回火星去？
相較於我修的其他課程如語言哲學、心理語言學、語法概論和語音學，剛開始學俄語時我受到很深的打擊。我預期語言學（語言的通識教育）就像故事，而俄語（學習一種特定語言）則是一組特殊規則。但現實卻完全相反。開始的頭幾個月，我們上的是篇很妙的文章，叫「薇拉的故事」：故事始於一個名叫薇拉的物理學研究生去探訪她的同學兼男友伊凡。伊凡不在家—只留下一張寫著「忘了我」的字條。「為什麼我們永遠沒辦法了解他？」伊凡的爸爸嘆了口氣，當著薇拉的面甩上大門。故事開頭用的是巧妙瑣碎的字彙與句法，隨著故事進行，補上了消失的細節與動詞時態。通過這種方式，俄語對我來說成為一種完美的語言，形式就是內容的完美反射。每個字都與它所代表的事物構成有意義的連結。
事實證明，伊凡逃到西伯利亞，在他遠房叔叔的實驗室工作，而且還結了婚。薇拉追隨著他，卻又在新西伯利亞機場的計程車裏遇上另一名物理學家，與他墜入愛河。在最終章，薇拉前往一場物理研討會發表論文，這篇論文被認為是「物理界的最新訊息」。伊凡也出席了會議，並向她道賀，同時試圖解釋自己的行為，但薇拉已經不在乎了。
塔季揚娜與奧涅金、安娜與佛倫斯基、伊凡與薇拉：一步一步，人類行為的謎團與愛的天性似乎與俄羅斯緊緊相繫。這項聯繫在我與一名俄語班同學談戀愛之後更加強大，他主修數學，童年曾在蘇聯鐵幕時期短暫學過俄語。他的俄文名字叫凡亞，近似他的匈牙利名。他是高年級生，有意在前往柏克萊讀研究所前，先到布達佩斯過暑假。我只是個新鮮人，很明顯我們在六月之後就不會再見到彼此，但稍後他幫我找到一份慈善機構的暑期工作，可以把美國大學生送往匈牙利鄉村教英語。
凡亞感覺有些神祕而心不在焉，結果他就像俄文課上讀到的伊凡一樣，有個我不知道的女朋友，他最後也和她結婚。當這謎團揭曉時，決定不去匈牙利鄉村已經太遲了。但是，就像塔季揚娜閱讀解夢手冊一樣，我已經知道某個地方預示著「一眾悲傷的冒險」。
在匈牙利鄉村裏，我被一個慷慨的寄宿家庭接待，他們開車載我去看所有歷史遺跡，其中大部分是紀念擊敗鄂圖曼帝國侵略者的勝利。我一天教七小時英語，證明這是件有趣但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頭兩個星期我根本沒打電話給凡亞。第三週，村裏的人送我到多瑙河畔一個美麗歷史名鎮上的兒童夏令營。睡在同一間小屋的所有女性工作人員包括：我、一位年輕的英語老師，還有另外五個體育老師。不知為何，夏令營的主辦人有著這樣的印象，我是個只吃玉米和西瓜的美國人。因此他們每天帶來一罐罐玉米與近乎一整顆西瓜，我只能一個人在小屋裏吃。我終日無所事事，偶有一小撮不知疲倦的匈牙利女孩，會在她們休息的片刻要求我跟她們打打羽毛球，幫她們的頭髮編編辮子。
我倖存到星期六下午，直到體育老師辦了個特別娛樂節目：男生美腿比賽！
「美國妞來當美腿比賽評審！」她們宣布。甚至直到德國電子音樂響起，夏令營裏一票八到十四歲的男孩在遮到腰部的布幕後方排排站，只在短褲上別上識別編號時，我還在奢望自己聽錯了。我被塞了個附表格的寫字夾板，讓我從一到十分為他們的腿打分數。我被恐慌攫住，只能盯著夾板。我的人生或學習經驗中，從未對當青少年美腿比賽的評審有過任何準備。那位英語老師似乎看出我的尷尬，便低聲對我說出她預先打好的分數，然後我裝作出自己意寫在表格上。
第二天，星期日，當我在小屋裏看書，有人從門外衝進來。那是美腿比賽冠軍，十四歲的冒失鬼賈伯，他得獎的左腿上都是血。
「可以幫幫我嗎？」他問道，遞給我一個急救箱。
仔細檢查後發現，他的膝蓋上有個長長的鋸齒狀傷口。我打開急救箱，並成功辨認出一瓶碘酒時，兩名體育老師介入我們。
「路卡斯•賈伯，你離美國人遠一點！」她們吼著，把他移開，並以一種明顯有效的方式消毒包紮他的膝蓋。英語老師出現在我身邊：「他想從妳那裏要什麼。」她陰鬱地說。
午餐時間一到，他們以最快速度送來我的西瓜。我溜到通勤火車站，買了張電話卡，打電話到凡亞的父母在布達佩斯的家。凡亞問我在哪裏。兩小時後，他跟他母親開著她的歐寶車來了，還把獨木舟綁在車頂載過來。他母親覺得我們要是在多瑙河上泛舟會挺好玩的。她把車開回去了，而我們卻得划著獨木舟回布達佩斯，那要花上七小時。我們周圍都是載著高聳十六輪卡車的駁船在水面滑動。很顯然週日開這些卡車上街是違法的。
在布達佩斯，我們錯過了停泊處，陷在沼澤中。凡亞把船擱淺上岸，把我拉出來，然後就去找公共電話。我只能跟獨木舟待在一起。
「我十五到二十分鐘內回來。」他說。
太陽沉沒在一片看似史前植被後方，液狀的藍色降臨世界。凡亞已經離開兩個小時，我也獨守空舟了兩小時—但究竟為誰而守？為何而守啊？旁邊有株柳樹，我一度甚至想用柳枝來掩蓋獨木舟。這段期間，我所見的只有一個帶著四頭山羊的人經過，而他看起來對我和獨木舟都不感興趣，再來就是兩名警察。當警察看到我時，他們停下輕型機車，試著用匈牙利語問我問題。我唯一能理解的就是他們問我是不是遊民。他們大聲說：「妳有房子嗎？」其中一個警察還在頭上比出屋頂的手勢。
「我朋友去找電話了。」我說。出乎意料的是，這答案對警察來說就足夠了。「好，好。」他們回到機車上，就這樣騎走了。
當我聽到陣陣衝擊而來的腳步聲，我正從包包裏拿出筆和筆記本，試著在黑暗中寫下字條，解釋自己無法再守著這艘獨木舟。隨著腳步撲騰聲越來越大，凡亞降落在我身邊的地面，他喘不過氣，襯衫撕裂並沾滿泥巴。他已穿越鄉間被野狗追逐了好幾公里。他一定是那種喜歡女人的男人，我想。
第二天下午，凡亞載我回到營區，中途還到泰國大使館拿他的簽證—第二天他就要離開，去參加一個數學研討會。我們說再見後，我在這個歷史小城漫步，在它的塞爾維亞式教堂與墓園閒晃。最後不得不返回營地時，在門口迎接我的是英語教師，緊隨在後的是包著繃帶的美腿冠軍男。
「妳去……逍遙了。」英語教師非難地說。
「妳的頭髮看起來很酷。」賈伯說。
「並沒有！」教師打斷了他。
現在我明白了，當你試著追隨人生的安排時，這就是事情發生的典型模式。事件與地點一個接著一個，就像購物清單上的項目。當中可能會有些有趣動人的經驗，但有件事可以保證：那就是它們不保證以一本美好書本的形態呈現。
那年秋天當我返回學校，我再也無法面對語言學—它讓我情緒低落，再也無法揭示語言及其意義。但我還是繼續學俄語，因為看來這裏是唯一能解釋發生在我身上之事的所在。我甚至還選修了密集課程。兩年後—意外的是，還讀不到七、八本小說—我發現自己得到了文學的學士學位：這是除了民俗學與神話學之外要求最少的主修學位。
以一位文學主修者來說，我讀的理論文章不算多，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傅柯在《事物的秩序》中一篇談論《唐吉訶德》的文章。他將一位瘦高、長像詭異的西班牙大公，比喻為「一個標誌，一個高瘦的象徵，一個剛從展開的書頁中脫逃的字母」。我馬上辨認出這段描述，因為elif —在土耳其文中表為alif或aleph，阿拉伯語與希伯來語中的第一個字母—寫法就是一條直線。我父母選這個字為我命名，因為我出生時是個異常纖瘦的嬰兒（我早產了一個月）。
我最近看到一篇心理學研究顯示，美國人傾向選擇與其名字相襯的職業，這又讓我想到傅柯的文章。據統計，牙醫（dentist）中有極多人名叫丹尼斯（Dennis），地質學家（geoscientist）中則有為數眾多的喬治（George）與傑佛瑞（Geoffrey）。這項研究將這種現象稱為「隱性自大主義」：擁有這些名字的人得以「普遍提升自我感覺」。但或許有些在牙醫學校的丹尼斯們是為了不同的理由—試圖讓語言與物理現實同調。也許那就是我被《唐吉訶德》吸引的理由：證明我名副其實。那就符合了傅柯文章中的重點：唐吉訶德決定證明自己是個如中古騎士傳奇中一樣的騎士，而他所處的世界則是供他證明英雄主義的論壇，所以他一直在尋找，或說創造—文字與現實世界的相似之處。「鄉巴佬、丫環與客棧，再度變成書本中的語言，拿來與城堡、淑女與軍隊相提並論。」傅柯寫道。
於是我明白了，《唐吉訶德》打破了文學與生活的對立。他體驗生活並閱讀書籍，他透過書籍體驗生活，由此產生了一本更棒的書。在此同時，傅柯卻打破我對文學理論的概念：他沒有減少其複雜與美感，而是產生複雜與美感。我對真實的興趣要稍後才會出現，是美感開始將我帶往文學研究之路。
我畢業後的計畫依然是寫小說──但寫小說很花時間，而時間很昂貴。為了申請攻讀文學博士，我預先做了點功課。我不想申請創意寫作的藝術碩士班，因為我知道那只是要你付學費並參加工作坊。無論如何，我加倍閱讀與分析像我這樣的孩子所閱讀與分析的偉大小說。我還是寄了一份申請書到鱈魚角的藝術家文藝營。出乎意料的，他們基於一篇長七十五頁，以第一人稱寫作的狗的自述，給了我一份小說寫作的獎學金。
在一個狂風暴雨的三月天，我駕著租車前往鱈魚角，去看看那邊的人運作的是什麼樣的組織。文藝營位於一個獨立革命前的木材廠。我穿過一條泥濘的木板小徑，來到一棟船型建築物中，裏面有個藝術家正在錄製影像，一台機器顯然正將混凝土傾倒向地面上一個大桶子並溢了出來。當我問他作家都在哪裏時，他對窗外的豪雨揮揮手。
我在拖車裏找到了作家，他們蜷縮在電暖器周圍，穿戴著格紋襯衫與膠框眼鏡。而寫作計畫的主任，一位飽經風霜，有副浪漫外表的灰眼本地作家，顧慮到我是個用狗的第一人稱寫了個中篇小說的二十一歲作家，對我關懷備至。但無論如何，我們不在同一書頁上，我們的優先事項與世界觀並不同步。
「如果妳不來這裏，妳會做什麼呢？」他問道。我告訴他我已申請一些研究所。他陷入一陣長久的靜默後，「那麼，如果妳想當學者，到研究所去，」他說：「如果想當作家，到這裏來。」
我想成為作家，而非學者。但那個下午，當我站在面海停車場的錫雨棚下，吃著在自助餐廳早餐時做的花生醬三明治，我歸納出在先驗論者的新英格蘭文化中「創意寫作」的幻滅。在這個寫作工作坊所屬的文化中，認為文學研究對作家的形成是有害的。那是透過什麼機制，我發現我在思考，真是有害的嗎？相反的，住在穀倉裏，只讀除了這些學生外就沒人讀過的短篇小說家所寫的小說，這就有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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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絕了那份寫作獎學金。寫作文藝營的主任送我一張印著帆船的明信片，祝我好運。我當時的男友艾瑞克已在矽谷獲得一份設計智能雷達探測器的工作，我則獲得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五年研究所獎學金。我們搬到加州，一個我從未到過的地方。在連綿起伏的綠色山丘下，電子正快速通過全世界最長的直線加速器；棕櫚樹上方的高塔中，躺著完整的帝俄時期祕密警察的巴黎檔案。史丹佛在本質上與新英格蘭木材廠的文藝營完全相反。
多年來，我極少想到自己在創意寫作與文學批評間所做的選擇。二○○六年，《n+1雜誌》以二○○四到二○○五年的《美國短篇小說傑作選》為基礎，要我寫篇關於美國短篇小說現狀的文章。唯有當我翻到以科學為名的書頁時，我才發現，我還記得當年被遺留在鱈魚角那個雨天中的空虛。
我還記得當時創意寫作的清教徒文化，體現在文藝營與工作坊，以及「工藝」的理想上。我了解我寧願把寫作當作一種專業、一種藝術、一種科學，或任何其他事物，而非工藝。什麼樣的工藝會嘗試述說這個世界、述說人類的處境，或尋找意義？而它所有的就是它的負面教條：「展示，勿說明」、「扼殺你的所愛」、「省略不必要的文字」。彷彿寫作只是為了克服壞習慣—省略不必要的文字。
我想，就是這種以工藝為主宰的教條，把許多美國最佳小說削減為近乎不可讀的輕巧動詞與鮮活名詞的核心—彷彿一場以最少字數辨認出最具像實體的詞條比賽。文章的第一句擠滿一大堆特性、例外、顛覆的期望、輕微的牴觸，其中有一半你會以為是離合詩，或者不用字母e來寫作。他們以直接交辦事項的方式開始，而且通常以五個W一個H的方式作答。
對簡潔與具體的獎賞，使某些特定名字有了重大價值—因此它們就像從發球機裏射出的網球一樣紛紛飛來：茱莉亞、茱麗葉、薇奧拉、薇奧蕾、魯斯提、萊夫提、卡爾、卡拉、卡爾頓、瑪咪、莎芮、雪倫、雪倫的玫瑰（美國原住民）及哈珊。每個名字都背叛了祕密的算計，違反了秤量合理的精確度：有的名字短如約翰•布瑞格和約翰•希爾曼，有的名字長如西碧兒•米爾卓•克蕾姆•勒格蘭•巴斯卡，只好請讀者喚她西碧小姐。有時候，貓名取作拍拍國王；有時候，貓就叫貓。在這兩種情況下，結果都似乎有點虛假、做作—不像托爾斯泰的小說中會有兩個阿列克謝，也不像契訶夫有許多角色甚至沒有名字。在〈帶小狗的女士〉中，古羅夫的太太、安娜的丈夫、古羅夫在俱樂部的好兄弟，甚至連那隻小狗都沒有名字。沒有一個當代美國短篇作家受得了不替那隻小狗取名。他們太執著於試圖把正確的名字引入有意義的個人特質—就像電視劇中「慈悲」的醫師對她的同僚說：「她是有名字的。」
但名字的作用可不是那樣。德希達曾寫道，正確名字的獨特性與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一樣事物永遠都有可能以另一樣事物來命名，就像《安娜•卡列妮娜》裏的角色被喚作相同的名字。名字的基本張力在於，它同時指稱，也不指稱特定的個體。身為一個盡可能少去拜訪德希達星球的人—在那塊土地上，所有看似次要的現象，事實上都是首要的。所有你想到能做的事都是暴力行為。特別當你憑藉著那些亞理斯多德也拿來使用的字語來思考時—儘管如此，我仍覺得他對名字的說法是對的。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思考過關於名字，關於它們有多特殊，儘管閱讀《論書寫學》比《美國短篇傑作選》更令人痛苦，它仍屬於試圖說明事物意義的論述。
此外，儘管文學批評論述的易感性，不遜於創意寫作工作坊的自我滿足與封閉性，但它有個至關重要的優勢：它在根本上有必須合作的前提。每項評論作品都建立在已完成的工作本體上，以增進人類知識的總和。這不像在你的屋子裏填充越來越多的漂亮柳條籃子。這應該是慢慢累積的—它相信進程。
相較之下，創意寫作工作坊看似有合作的前提，而且確實包含合作的過程—但過程的足跡卻被已完成的作品有系統地抹去。事實上，過去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間，當代短篇小說領域中幾乎沒有交出任何有趣的作品。反之，中產階級婦女仍在偷竊癖、不停進出醫療機構的異常手足、一直被斷電與自然災害困擾的人們之中掙扎，還有以憐憫的書寫體持續對事物猶疑不定。
我不知道我最後偏向學術，是因為我剛好讀了研究所，還是因為我已祕密地選了學術這邊，所以最後才進了研究所。不管怎樣，我停止相信「理論」有力量毀滅任何人的文學，或可能經由研究它而對你的所愛妥協。愛豈是這麼脆弱的東西？愛不正是會讓你想學更多、沉浸其中、甚至被附體？
這並不是說，研究所就是在公園裏漫長地散步，特別是一開始時。我有幸放棄了與一位同學的短暫友誼，他叫露芭，是在塔什干長大的俄羅斯流亡學生。我很幸運能在學術生涯中一個微妙的點上，遇見如此美妙的人。在一場關於一九二○年代俄羅斯電影人的晦澀學派研討會上（該學派以「偏好」使用馬戲團工具及與人等身大小的橡皮模型著稱），在議程之間，我們在研究生公寓的迷宮中鬼打牆，不斷迷路，甚至一度陷入某種水溝。就像曼的主角在魔山的第一週，我想：「這不可能持續太久。」
事實上，在無數的課程、會議、教學，與無盡的午餐當中，我漸漸清楚地理解到，我無法靠著在史丹佛寫學期報告而有任何收穫。到了年底，我申請休學並搬到舊金山，在打零工的空檔寫下一大堆東西。然而，不知為何寫出的結果不是一本小說。它甚至沒頭沒尾，看起來不像任何特別的故事。這讓我很訝異，也難以理解。我開始擔心進一步的創作瓶頸，而創作一部大型的非小說也非我所期待。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在金門大橋上慢跑時被某種突起的塑膠屏障絆倒，稍後我才知道這是為了保護橋樑免於恐怖份子的攻擊。其他慢跑者幫我站了起來，我覺得手臂怪怪的，便走到最近的醫院，花了好幾個小時在候診室等待。裝在天花板上的電視播放著無數屍體從世貿中心搬運出來的畫面。最後我終於獲准進入急診室，醫師從我的膝蓋取出碎石，用X光檢查手臂，告訴我，我的手肘斷了，並用石膏鑄模與吊帶包紮起來。帳單高達一千七百元。這次經驗讓我以冷酷艱難的眼光檢視未來的人生方向。我到底在這世界—一個我毫無所知的地方—繞彎瞎忙什麼？沒有保險與真正的工作，寫著一部沒有盡頭的天知道什麼小說？一週後，系主任打電話問我要不要回史丹佛，我說：要。
那正是我被深深吞沒的時刻，遠超乎我的預期。這本書的標題借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最詭異的小說《群魔》，前譯為《附魔者》，敘述一群在俄羅斯偏遠省份的知識份子陷入瘋狂的沉淪：在某些方面，與我在研究所的經驗可為類比。
當重新回到現實世界，我對很多事情的想法已經不同了。我不再相信小說應該或只能自生活中得到啟發，而不是來自其他小說。現在我知道這種信念本身就是一種小說式的策略—這正是歐洲小說在《唐吉訶德》之後留下的傳統，它帶給人們虛偽的概念，與文學的不育，它與真實生活和真實教育之間是斷裂的。
事實上，我確實知道這個概念在《唐吉訶德》中不曾明確出現過。想想那個著名的「書籍審判」章節，神父與理髮師以清理藏書的方式，試圖治療這個騎士的瘋症。在這個章節的標準版本中，唐吉訶德的朋友把他大部分的書都燒了，這些書反映了唐吉訶德接收到的訊息：冒險故事都是愚蠢而危險的。但如果你持續算下去就會看到，在審判中被提及的三十本書，只有十四本付諸烈焰，另外十四本則幸免於難。這種相等，反映了情節中文學與生活的平衡—就像傅柯指出的，「在地球表面勤奮地搜尋，以證明書本上說的是正確的。」唐吉訶德在世上的冒險、他與桑丘•龐沙的友誼、他撮合分離的戀人、他為數不盡的無聊西班牙人提供娛樂—這一切，都不亞於他所製造的損害，這些損害源自他決定依照自己喜愛的書籍來體驗人生，並把書本帶上田野。《唐吉訶德》只能被真正喜愛騎士小說，想在生活中重現並了解其代價的人書寫下來。
想到《唐吉訶德》，我開始考慮其他方法，使一個人的生活更接近他喜愛的書籍。自塞萬提斯起，小說技法的典型就一直被模仿：角色試著仿效他們在書中所發現的其他有意義的角色。但如果你想試點不同的—以學習代替模仿，以換喻代替隱喻的話會怎麼樣？假如，不是來到附近假裝你是《阿馬狄斯•德•高盧》中的主角，而是傾注你的人生研究該書作者的祕密，學習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尋找所有學院專家的下落，甚至跑去高盧（大部分學者認為是在威爾斯或布列塔尼）—如果這些事你全部親力親為，而不是創造一個虛構的角色呢？又或者你開始寫一本全為事實的書呢？
如果你看了巴爾札克的《幻滅》後搬去紐約，住在閣樓裏，自力出版詩集，寫書評維生，並談場戀愛—而不是為了寫出二十一世紀美國版《幻滅》，而活在自己的版本中—或是你去了巴爾札克的家和他的情人韓絲卡夫人的莊園，閱讀他寫過的每一個字，挖出他留下的每樣東西—然後開始寫作呢？
這就是這本書背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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