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重興（資深出版人）：我首先請問健壯兄，談到「受眾」的責任，這點我認為這正是我們身為讀者最無力的一點，這點我想請你多談一點。其次顧爾德提到市場，為什麼我們很容易感到「市場就代表庸俗」？以日本的報紙為例，日本人自認他們的報紙可信度達九成，但日本的市場競爭也很激烈。所以關於市場與庸俗請顧爾德多談一點。

王健壯：大家都知道，近來全世界的報紙都遇到經營上的困境，美國尤其是如此，各大平面媒體關的關、賣的賣，連著名的《紐約時報》都得向墨西哥商人貸款，還把他們的總部大樓出租來賺錢。但就算是在這麼窮的情況下，每一天幾乎還是有一百萬個讀者買《紐約時報》。在這麼困難的年代，它的讀者還是支持心愛的報紙，所以就算得借錢，《紐約時報》還是會保持它的新聞品質。我自己曾任報社的總編輯，必須很慚愧的說，台灣的報紙經常依偎於政治與市場兩極之間。報紙一賣不好，就想到要改版、改內容，迎合市場、讀者的需求。但《紐約時報》不玩這個遊戲，為什麼？因為有一百萬的讀者支持它。這就是受眾的責任。假如《紐約時報》的銷量從一百萬份跌到三十萬份，那發行人舒茲柏格（Arthur Sulzberger）就可能把它賣掉或是轉型。再舉一個例子，《巴爾的摩太陽報》的總編輯說：「我們報紙今日走到這個地步，是被謀殺，還是自殺？」假如是謀殺，那頭號兇手不是網路、不是電視，而是讀者。過去我在《中國時報》擔任總編輯時，一再向同仁們強調：「我們一定得做些不同的事情！」假如我們跟《蘋果》、《自由》、《聯合報》一樣，那《中國時報》就關了吧！但是讀者能不能感受這份報紙、這些新聞從業人員在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能不能給他們一點掌聲，或是多買一份零售報紙。顯然台灣的讀者並不是這樣。所以有時候我很氣，感到「革命尚未成功」。《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的讀者都還是黏著他們的報紙，因為有這些讀者，這些報紙就不會墮落。

顧爾德：我們都知道經濟學人是個賺錢的媒體，但是它不會生八卦。但是台灣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從《中國時報》、《聯合報》到《蘋果》，每個報紙都想大小通吃，服務所有層次的讀者，就像國民黨提出的「全民政黨」那樣。紐約時報的影劇版沒八卦，但是台灣的影劇版在影評旁邊一定有八卦。台灣報紙的市場結構造成它們的庸俗性，它們想要同時抓住各個階層的讀者，結果卻是犧牲了高階的內容，只剩下可以賣錢的部分。像最近《中國時報》的開卷、文化新聞就慢慢沒有，但是八卦依舊在。台灣特殊的市場結構，導致每一家報紙都想同時扮演《國家詢問報》跟《紐約時報》。

現場讀者：我從小家裡就訂《中國時報》，後來發現它越來越綠，所以我們家就退報以示抗議。

王健壯：我自己常常說，台灣的媒體和台灣的政客一樣，沒有資格跟人家談自己是左派或右派，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我們不像美國媒體，《華盛頓時報》與《華爾街日報》是保守派的，紐約時報則是自由派的。台灣的政治人物雖然每天在立法院吵來吵去，但是他們都是一樣的，他們的財金觀點、社會改革政策都是一樣的，只是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如果位置互換，還是會端出一樣的政策。台灣的媒體跟政客一樣沒有理念，沒有一份報紙是根據理念辦報。當連戰還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自由時報》還支持國民黨的連戰。《中國時報》也有一段時間偎在權力之間，當時它看起來像是綠色的，但那也是它的自保手段。用一個三角形做比喻，三個角分別是國家、市場、媒體，媒體在這個不等邊三角形最短邊，台灣今天的媒體就是在去政治化之後又自願政治化，它們讓人生氣的就在這一點。它們好不容易得到自由之身，卻又將枷鎖加回自己的手腳，幹麻管這些藍綠政治人物呢？幫他們講話也許可以分到一點置入性行銷，但是報紙的聲譽就受到影響了，所以是有代價的。不要相信台灣報紙的藍綠，那都是表象，它們沒有什麼藍綠的政治理念，只有立場。

現場讀者：請問王健壯先生在《中國時報》任職時，如何分配公共性議題的新聞？

王健壯：坦白說，台灣的報紙比較少深度報導、調查報導。以《華盛頓郵報》為例，大約每兩個月它就會推出一篇與政治、環境相關的大篇幅報導，這是台灣沒有的。我在《中國時報》的任職的前半年成立一個「調查採訪室」，做過很多專題，如少年毒品、沿海地區人民生活，但是四個月後所有的計畫就暫停了，理由很簡單：市場。一篇文章就佔兩個版面，讀者不喜歡看，老闆對此就有意見了。不管你們怎麼看《中國時報》跟《聯合報》，這兩個報紙還是願意在重大議題發生時提供大的版面去探討公共性議題。比如《中國時報》讓何榮幸和楊舒媚用全版去報導中科三期的調查報告，這是在報紙上關於中科三期唯一的深度報導。《聯合報》則是有許多關懷弱勢的報導。附帶一提，有時報紙偶爾出現很棒的公共議題報導，我們掌聲要保留一點，因為那常是為了新聞獎。

現場讀者：我平常不大看平面媒體，而改以網路新聞或社群網站轉來的新聞，我身邊很多年輕朋友也是如此。請問你們有想過用什麼行銷方式讓年輕朋友看報紙呢？

顧爾德：我們過去對媒體的想像是平面、電子媒體，網路，但自從新的科技如 iPad 出現後就打破這種傳統觀念。現在用 iPad 看紐約時報並不輸給實體報。不管用什麼載具，紙本也好、電腦也好，都能看到報紙，現在傳統媒體的界線已經被打破了，紐約時報也在改變，他們知道自己不只是「一張」報紙。所以重點不在於是實體或網路，重點在於報紙提供的內容，怎樣呈現我們要表達的新聞。不管用什麼媒介，新聞人都要面對這些問題。過去記者為什麼很重要？以前記者可以直接跟大人物談話，從那裡得到消息。所以以前的人民只能批評公共政策，但不知道決策者的想法，因為消息被壟斷了。但現在越來越多政府單位把原始資料公布上網，不只是新聞稿，所以越來越多公民記者可以透過這些資料探究問題，如果這個趨勢越來越普遍，過去記者掌握的特權就不再重要，只要你願意上網讀資料，就可以掌握許多祕密。

現場讀者：就王先生您的說法，您特別強調讀者的部分，有些人認為台灣市場沒有辦法提供優質媒體一個生存空間，但有些人持相反看法，認為是台灣媒體人為了迎合市場而丟出腥羶色的新聞，當讀者只有這種新聞可看，胃口就越來越大，媒體界就出現反淘汰，所以責任在於媒體本身。請問兩位這種質疑要如何回應。

王健壯：台灣的報紙經常在自殺，每一次改版就是一次自殺的動作。台灣報紙所認定的改版，是因為經營上失敗，但是這次彌補了某些錯誤，下次可能會產生其他錯誤。紐約時報這麼多年是有改版，但只增加一些版面，主軸不變。台灣的改版不一樣，每次改版完就變成一個四不像的報紙，耳朵是《蘋果》、鼻子是《中國時報》、眼睛是《紐約時報》。所以坦白說，台灣的報業的從業人員毫無疑問要負責任。台灣今天四大報，有人喜歡《蘋果》、有人不喜歡，不管是媒體人或讀者，我們都要自問為什麼是它銷量最好，而在美國還有一百萬人要看《紐約時報》。一個具有強烈公民社會色彩的媒體市場，在台灣這種媒體生態是不可能發生的。台灣過去迷思很多，比如追求高發行量，動不動發一百萬份，但是這個時代過了。所以現在報紙要很清楚不要追求高發行量，只發三十萬份就不能有影響力嗎？《華盛頓郵報》前任總編輯說：「Good Journalism is good business，好的新聞就是好的生意。」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不相信此事，只怕曲高和寡沒人看，台灣媒體的老闆也不相信，這是我覺得很遺憾的事情。

　　至少蓋兒讓我不再擔心自己會不會顯得學歷過高。打從第一天開始我就發現，在所有必須拋下的東西之中，例如原有的家和身分認同等，我最想念的是那種確實能勝任工作的感覺。並不是說我當作家的時候就百分之百覺得勝任有餘，身為自由作家，某一天接到很多案子，不表示隔一天還會如此。然而我以作家身分過活的時候，起碼對「工作程序」還有些概念，例如要先蒐集資料，擬大綱，再寫一份草稿出來等等。然而當服務生的時候，我會因為各種要求而忙得團團轉，宛如被蜜蜂纏住一樣：「這邊要多一點冰茶，那邊要多點蕃茄醬，十四桌要一個外帶盒，還有，高椅子都到哪去了？」餐廳裡一共二十七張桌子，我通常要負責其中六桌，在客人較少的下午或蓋兒休假時，有時候甚至得一個人負責全場。餐廳裡還有一個觸控螢幕式的點餐系統，我猜這個系統原意在使服務生和廚師之間的必要溝通降至最低，但實際上，卻導致彼此必須不斷以口頭確認，例如：「那是指肉汁要淋在馬鈴薯泥上，不要淋在肉塊上面，瞭解嗎？」諸如此類。此外還有一件我打從十八歲後就忘記的事：服務生的工作內容有三分之一是在客人看不到的雜項上，包括掃地、擦洗器具、將食材切片、補滿飲料桶，以及補貨。若這些工作有任何一點沒做好，那麼你就準備在毫無後援的情況下，面對晚上六點的晚餐尖峰時刻吧！下場可想而知。一開始我搞砸了好幾次，羞愧地完全靠蓋兒的支持才撐過去，她對我說：「沒關係的，寶貝，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時候。」因為，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無論多麼極力保持科學上的距離，我確實在乎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