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婉如事件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彭婉如遇害，這是台灣婦女運動重要的日子。當時她是民主進步黨婦女部主任，過去也曾擔任幾個婦運組織的重要領導。她要透過政黨活動來改造政治，讓婦女參政的機會可以更多。那天她南下高雄，在夜色中，她坐上一台計程車，從此就一去不回。

    當時我還是耶魯大學的留學生，我跟幾位留學生朋友搞了一個新的組織「台灣查某」。我們到各地舉辦營隊，讓留學生在外地談自己的認同，也談性別關係。當時彭婉如答應來我們的營隊演講，講題是婦女參政與婦女運動。她原定十二月二十五日要來，後來我在網路上得知遇害的新聞，感到非常震驚，在耶魯的圖書館不斷搜尋這個新聞。對我來說，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一位勇敢、堅強的女人在夜色中也逃不過身為女人的悲命。許多人都懷疑彭婉如是因性暴力而遇害。

    這個事件讓我們有很大的感觸，我們把營隊的主題改成「Keep Her Legacy Alive, in Memory of Wan-Ru Peng」，用鮮花、燭光和歌聲悼念她。像彭婉如這樣的婦女運動者，她的命運讓我們看到，其實女人還是有很多基本的東西沒有獲得，比如在暗夜行走的自由與安全。所以我們在營隊裡討論，彭婉如不在之後，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努力，讓她的走變成照亮暗夜的力量，讓她的Legacy繼續發揮。

    那時我們對婦女運動了解很少，而且當時我們又處於歷史事件的時間點，所以我們並不知道彭婉如本身跟她的遇害對台灣婦女運動有什麼影響。過了這麼多年之後，從一九九六年到現在又過了十四年，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事情對台灣的歷史及婦運有很大的影響。

女性工作權與修法運動

    在一九九六年彭婉如去擔任民進黨婦女部主任之前，台灣婦女運動已有許多進展，但當時婦女還是得為爭取工作權努力。那時作業員男女的薪水不一樣，理由有很多，比如說男生要養家活口。這就是很明顯的同工不同酬。

    性別工作權的議題不只是薪水。過去在國父紀念館擔任導覽員的女性員工，她們被規定在懷孕或年滿三十歲後就得離開工作，因為這樣有礙觀瞻。這就是一種對女性工作權系統性的岐視。當時這些員工找上婦運團體幫忙，卻發現找不到一條法律可以保障她們，那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年代。

    從那時開始，我們可以說，婦女運動前前後後花非常多的時間，就是在推動女人修法，比如性別工作平等法。這些類似的歧視事件使我們發現沒有法律可以保障女性工作權，所以就得從頭擬一個新的法案。這不只是在婦運史上很重要，在整個台灣立法的過程也是重要的里程碑。立法的工作本來應該屬於立法院，但是爭取女性工作權是第一次由民間擬出草案，接著送到立法院，並跨越政黨的藩籬聯手推動。

    這整個過程聽起來很輕鬆。但是尤律師告訴我們，當她開始推動修法時，那是一九八八年，她才剛懷孕，等到法案通過時，孩子都已經國二了。之所以會花了十幾年，主要是因為企業家跟資本家都反對保障女性工作權，他們有很多藉口，比如增加支出之類的。

    這是一個進步的立法，也是一個從無中生有的過程。即使職場還是會有性別歧視，至少妳有法律可以保障，可以去打官司或要求政府懲處企業主。

從「吃豆腐」到「性騷擾」

    剛剛我們提到有許多修法運動。大約一九九四年時，因為反對性騷擾跟性暴力，婦女走上街頭，其中包括女學生。校園中有許多性騷擾，尤其是教授對女學生，所以女學生也在校園組織「小紅帽運動」。當時我還是研究生，也參加了這次的遊行。

    這些運動改變了我們對很多事情的認知。如果你做一下研究，會發現「性騷擾」並沒有出現在七○、八○年代的語彙，當時電視節目通常是用「吃豆腐」來形容男性想對女性佔便宜的心態，我們文化中尚未有性騷擾的概念。現在的社會已經很清楚性騷擾的含義了。所以法律的改變也改變了用語，對人的看法，讓我們了解這當中的權力關係，讓我們可以不歡迎對方含有性意味的語言或動作。這是眾多法律改變的一部分，後來有性侵害防治法，也有關於職場與校園性騷擾的法律。這是我們切身感覺到二十多年來的改變。

    在還沒有這些法律、校園中還沒有防治性騷擾的機制時，就得靠這些女教授、律師、女學生走上街頭，去爭取在法律上保障性別、權力關係上弱勢者的基本權益。（待續）

    這本書最初發想的地點，是在一個頗為奢華的場景。一天，《哈潑》雜誌的編輯路易斯•拉方（Lewis Lapham）帶我到一家法式鄉村風餐廳，討論我未來可以替他們寫些什麼文章。那裡光一頓午餐就要價三十美金，印象中我吃了鮭魚和田園沙拉。當我們的對話轉到貧窮問題上時，我對這個比較熟悉的議題發表了一些意見，認為我們可以做一些跟大眾文化有關的題材。譬如說，那些缺乏專業能力的人，到底是怎麼靠微薄的薪水來生活？尤其是幾近四百萬名的女性，她們因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進入勞動市場，又該如何靠著一小時六或七美金的薪資生存下去？接著，我就說了一句後來有很多機會感到後悔的話：「實在應該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聞調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實際到那些地方親身體驗看看。」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輕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時間做這些工作的新進記者。但這時拉方臉上露出有點瘋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這是他下定決心時的樣子。過了長長的幾秒後，他吐出三個字：「妳來做。」

    上一次有人勸誘我捨棄正常生活去從事工時長而低薪的勞動工作，已經是七○年代的事了。當時有數十名（也許數百名）六○年代的基進份子開始進入工廠，想讓自己「無產階級化」，並在過程中組織起工人階級。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們付錢讓這些想成為藍領階級的孩子上大學，也同情這些基進份子試圖加以「提升」的對象。在我自己的家庭裡，低薪生活離我從來就不遙遠。在許多時候，它其實讓我很珍惜自己現在的寫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姊姊做過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電話公司客服人員、工廠工人和接待員。她必須一面工作，一面不斷跟她所謂的「薪水奴隸的絕望感」對抗。我和後來結褵十七年的先生墜入情網時，他還是一名時薪四點五美金的倉庫工人。當他最後終於逃離那裡，成為卡車司機工會的組織者之一時，他才大大鬆了一口氣。我父親是一名銅礦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礦場就是在聯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對我來說，整天坐在書桌前不只是一項特權，更是一項責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們發聲，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們有許多話想說，但願意聽的人卻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