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部分，讓我們讀讀臺灣同志遊行所帶來的效益，以及亞洲他國的遊行狀況，也與大家分享事實查核中心所做的調查，近期網傳各種遊行的錯誤資訊，請大家幫我們分享出去喔！

新聞的部分，小編私心的挑選三個十月份小編最愛的三個活動的相關新聞：台灣首次的跨性別遊行、首場的職場出櫃論壇，以及亞洲最大的遊行，一起回顧，也希望大家繼續和我們努力在運動的路上往前去~

最後，平日記得關注熱線粉絲頁，以免沒注意到重要資訊喔！

如同知名法律學者陸梅吉（Margaret Lewis）所説：「台灣於2019年5月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顯示的是人權、權力分立與愛在這個島嶼上的勝利。」雖然最終以專法通過同性婚姻難免令人失望，但台灣在過去十年間所發生的的巨大轉變仍然讓世界矚目，我們已脫離1970、80年代性少數群體普遍的傷感，一如白先勇在《孽子》中所描寫的那樣：「在我們的王國裡，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國民。」。

而這個過去威權統治下的台灣，如今已成爲老一輩人的記憶，如今，40歲以下的同志們所認識的則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台北，一個「具有科技感，在實體與虛幻中穿梭的的自由城市。這座城市中，交織著全球同志的主體，媒介和慾望。而如今，同志作為性公民的權利也進入到了這個城市空間中。」台灣的「暖實力」，與日漸成形的國家主體所帶來的協同效應如今已經不容忽視。

而在過去二十年間，臺灣作為一個「同志友善國家」的形象也逐漸深化。在去年台灣同志大遊行落幕後，一則英文新聞便以「台灣何以成為亞洲對同志最友善的國家」（How Taiwan became the most LGBT-friendly country in Asia）為題，敘述道：「臺灣作為一個小國，竟然能舉辦一場如此大規模的同志遊行，這背後，無疑說明台灣已成為亞洲對於LGBT群體最友善的國家⋯⋯台灣的同志大遊行不僅是為了台灣人而舉辦，同時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國際遊客，而事實上，這些遊客也大多來自那些鄰近臺灣，對於性少數群體較不友善的國家。」。

人類學家Dredge Kang在一篇討論曼谷中產階級同志的文章中指出：「台北已成為區域同志旅遊的先驅，這使得來自台灣的同志伴侶，以及台灣的次文化在亞洲同志中格外受歡迎」。而我個人的學術研究將延續這個主張，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過去十五至二十年閒，我所指稱的「台北作為跨國同志社群」如何反映了Dredge Kang所論述的「亞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新秩序」；換句話說，亞洲開始想望、嚮往亞洲，而不再是西方。

這種「亞洲區域主義」的現象在性少數群體中也日益浮現。這個趨勢很大一部分受到跨國媒體消費的影響，譬如台灣的影音平台GagaOOLala以及流行於台灣與泰國的Line TV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廉價航空的普及，各類LGBTQ相關活動（如派對、遊行、社運工作坊等等），以及其在各大社群媒體平台上，以不同亞洲語言投放的廣告，亦都驅使台北作爲「跨國同志社群」的構想成爲一種可能。

台北這過去二十年間的變化恰恰反映了性別研究學者余燕珊（Audrey Yue）與梁學思（Helen Hok-Sze Leung）所稱的「酷兒亞洲城市的新想像」。這樣的想像促使了「新的同志城市在亞洲的浮現與穩固」。也因此，台北成爲了我開展研究的重要場域。

而在這個場域中，我選擇1990年代末與2000年初作為我的研究起點，這種關注的原因主要可歸結爲以下三點：其一、台灣第一個立案登記的LGBT非政府組織「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成立於西元1998年；其二、葉永鋕事件發生於西元2000年4月20日。葉永鋕，一位年僅15歲，因性別氣質而遭受霸凌的國中生，在學校廁所被發現倒臥於血泊中，他的死引發了社會的關注，並促成了政府與民間對於性平教育和LGBT族群權益的改善；其三、第一屆台灣同志大遊行於西元2003年11月1日在台北舉辦，如今已成為亞洲區最盛大的LGBT活動。我認為上述這三個關鍵在1990年代末與2000年初匯合，促成了台灣在亞洲首次的「酷兒能見性」。

而在其後的2009至2019年間，台北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同志友善城市，這樣可見的進步可歸功於兩個關鍵。政治上，一群專業的台灣律師於2009年組織成立了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這些律師的法律專長與策略迅速為已停滯不前的同性婚姻運動注入新的能量，也將同婚議題推向國際關注；與此同時，在科技發展方面，同志交友軟體Grindr也在2009年於全球發佈，這款利用地理定位功能的智慧型手機軟體也重新定義了男同志間的社（性）交關係。

我研究的另一個目標，則是更全面了解「台北作為同志社群」這個概念如何透過數位與跨地域的論述，來強化台灣長久以來缺乏的國家主體性。我將注意力放在亞洲國家的性少數群體如何討論台灣？以及台灣同志如何行銷自己的國家與身份認同？希望透過這些關注，來闡釋英國媒體學者謝蘊迪（Adina Simona Zemanek）所稱的，那些「深具意義（卻長期被邊緣化）的敘事，這些敘事不僅對抗霸權體制，也反映台灣人民經歷轉變與現代化過程中的日常生命經驗。」

在行銷國家形象與主體過程中，旅遊業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卻尚未全面發展以同志為主打的旅遊宣傳。舉例來說，泰國的觀光局（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TAT）在2013年推出了「去泰國，大解放！」（Go Thai, Be Free）的觀光口號，目的在吸引更多LGBT遊客到泰國旅行。即便泰國如今仍是一個極權政府，此觀光宣傳至今日依然盛行。而在今年年初，泰國觀光局更推出一系列的宣傳影片。相對來說，台灣的觀光局曾經於2012年嘗試過類似的觀光宣傳，然而最終在遭遇眾多反對聲浪下黯然結束。

近年來在新南向政策的主導下，台灣和泰國的商業和教育交流日漸頻繁，又因廉價航空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泰國遊客因嚮往台灣的自由風氣而到台灣旅遊。除此之外，到台灣觀光的日本同志遊客數量也急遽成長，許多日本旅行社和LGBT雜誌開始為遊客規劃「同志大遊行」行程，甚至將台北形容為「亞洲最臨近，最熱門的同志旅遊地點」。

台灣已經準備好透過「暖實力」來加速經濟成長。然而不同於泰國的是，台灣這一系列的進步價值與政策並不是一種基於經濟目的「粉紅裝飾」，而是一種真正對於人權的關切和承諾，而隨之而來的經濟成果只不過是附加的紅利。

我們需更全面了解台灣發展同志旅遊的潛力與能動性，尤其是對於鄰近亞洲國家旅客的吸引力，並善用這樣的暖實力。尤其在面對中國逐漸限縮台灣國際空間的情況下，台灣的同志「暖實力」將為台灣獲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在台灣生死危亡的關頭，這不該被貶為是「擷取資本的同性戀帝國主義」。台灣的酷兒自由主義得已發芽是眾多草根組織與公民奮鬥的成果，而不是來自國家由上而下的「賞賜」，若將這些人權鬥士的奮鬥成果形容為助長資本主義的擴張，將是一種自大且無視脈絡的表現，尤其當考慮到，這些進展完全是台灣人民所自行發起的。

距離台灣退出聯合國已50年的今日，台灣在性公民權上的發展無疑是對中國的一大挑釁。台灣的存在既艱難卻又饒富適應力，其自由價值，以及其透過民主制度所賦予亞洲性少數社群的性公民權「將看似相異的邏輯與典範，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組合起來」，進而創造出一個文化理論學者Kara Keeling所述的「框架以外的未來」。這樣的未來不僅拒絕了中國對台灣前途的宏大敘事，更強調台灣對於國家前景的自決；這不僅表達了一個酷兒的去殖民化，更堅決抵制中國對台灣那種異性戀霸權和帝國主義式的想像、或是反對者口中那種「台灣不可避免的統一」。劉奕德（Petrus Liu）在其專書《兩岸酷兒馬克思主義》（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中聲稱此「酷兒去殖民化」背後的動機是台灣政府為了與中國做出區隔的「政治考量」與「刻意營造的政治形象」，然而這種簡化的思考方式所展現的不僅是一種過時且具中國中心主義的論點，更是透過學術的艱澀論述來包裝對於台灣實質進步的攻擊—這些進步是台灣本地社會運動者在過去十年間付出血汗，由下而上推動修改台灣的法律制度的成果。

因此，當我們今天浩浩蕩蕩地在台北的街頭齊步遊行時，讓我們一起謹記過去的努力，思考此時此刻的進展，並向台灣的同志人權奮鬥者致敬，感謝他們的奉獻，終讓台灣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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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用數張圖表介紹同志遊行在鄰近台灣的亞洲地區發展概況，接著聚焦同志遊行在台灣的歷史與重大事件，最後以呼應此次遊行主題「同志好厝邊」，介紹既有的嚴謹調查呈現台灣民眾對同志的態度變化。

日、菲最早舉辦同志遊行，韓國面臨的反對聲浪較強

一般印象裡會認為亞洲地區對同志族群相對不友善，性別平權的進展也較西方國家緩慢。然而，以台灣所位處的地理位置來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已有數個國家舉辦過同志遊行。

在東北亞地區，依據Creatrip韓國人的旅遊資訊的整理，韓國舉辦同志遊行的時間（2000年）雖然早於台灣，但在2014年之前一直都只能在局部地區舉辦，後續在時任市長朴元淳的支持，才在首爾市廳廣場盛大舉辦遊行；比台灣情形更加嚴峻的是，擁有基督、天主宗教信仰者在韓國人口的比例並不低（約佔總人口的20%），因此同志遊行在韓國面臨的反對聲浪也相較台灣強。

日本東京同志遊行的歷史，依據作家李琴峰的回顧可說是一波三折。最早舉辦的時間是在1994年、1996年遊行後的會議就面臨了成員意見不合而停辦，直至2000年才再度復活。2000年後的同志遊行雖成慣例，卻也因各種因素停停辦辦，直到2012年由任意團體「東京彩虹驕傲」接手後，才穩定地在每年4月底5月初舉辦，延續至今。

與台灣鄰近的香港，同志遊行則是始於2008年，中間除了2010年因為經費不足停辦，也都固定地在每年的11月舉行。

東南亞地區則有菲律賓、泰國、柬埔寨、新加坡、寮國、越南、東帝汶、緬甸，共計八個國家。

菲律賓最早舉辦同志遊行的時間為1994年（當時是為了紀念石牆動亂25週年），也延續舉辦至今，到今年已是第25屆。菲律賓同志遊行的規模與歷史，是東南亞地區中最悠久且最盛大者。泰國同志遊行依據陳彥霖的整理，「只有普吉島（自1999）每年固定舉辦小型的同志遊行；清邁曾打算舉辦，卻遭地方人士強力反對而取消。而首都曼谷，更已經有十年沒有舉行過公開同志遊行，直到2017年才將重新舉辦。」柬埔寨舉辦同志遊行的起始年份與台灣相同，於2003年時在該國首都金邊舉行，後續也維持每年舉辦的慣例。

新加坡留有英國統治時期關於非自然性交的刑法條文，其同志活動「粉紅點」（Pink Dot）始於2009年。依據潘婉明的整理，即使2017年新加坡政府「警告『外國機構』不得干預新加坡內政，特別不可資助、支持或影響跟本地政治以及具有爭議性社會課題有關的活動。此外，外國人也不允許參與和出席相關活動。」粉紅點的規模仍是年年擴大。此一活動形式後來也影響到香港、台灣和日本沖繩等國家。緬甸也保留了與新加坡雷同的刑法條文，在2018年首度舉辦了公開的同志節日與遊行活動。

越南同志遊行始於2012年8月，之後固定在每年夏季於河內市舉辦。東帝汶首場同志遊行則是在2017年舉辦。

歷屆台灣同志遊行曾有什麼重大事件？創下哪些紀錄？

固定在每年10月底於台北舉辦的同志遊行，最早始於2003年。我們整理出歷屆遊行中的重要事件，或是延續至今的形式，例如從2004年至今經費全由同志團體自籌、彩虹大使與雙路線最早則分別出現於2007年和2011年。今年的同志遊行未延續雙路線的慣例，改為起點在台北市政府，沿著忠孝東路一路走向終點凱達格蘭大道。彩虹大使則由出櫃的創作歌手HUSH擔任。晚近的發展是保守宗教團體早在2013年開始對同志遊行提出反制。可預期今年同志遊行的規模將再度擴大，保守團體屆時是否會有對應的行動留待觀察。

除了台北，這七個縣市也揚起彩虹旗

放眼整座島嶼，除了台北從2003年開始舉辦同志遊行至今，後續也有其他縣市加入揚起彩虹旗的行列，試圖將性別平權的意識帶到當地。這些遊行多半由該地相關的性別團體運作，籌備經費則是透過群眾募資。其中歷史較為悠久者屬於高雄和花東（2017年後，原花蓮方「花蓮彩虹嘉年華」與台東方合作，合併為「花東彩虹嘉年華」），尤其前者到今年已邁入第十年。

台灣民眾願意與「同志好厝邊」的比例有多高？

最後，呼應今年台灣同志遊行的主題為「同志好厝邊」，我們透過一份國際調查來檢視台灣民眾願意與同志當鄰居的意願變化。此份調查珍貴之處是在不同時間點，對各年齡層的台灣民眾進行調查，因此我們能看出在同一時間點不同年齡層的意願，也可跨時間點比較同一年齡層的意願變化。

由上圖可知，在1995年時，不論是哪一年齡層，願意與同志當鄰居的意願比例皆未過半，意願度最高的年齡層（20-29歲）也僅接近4成；2006年時，40歲以下民眾的意願較1995年大幅增加，40歲以上民眾的意願則要等到2012年時才有明顯成長；若改為看個別年齡層在不同時間點的變化，四個年齡層從1995年到2012年，意願度皆呈現翻倍成長。

五成民眾不同意同志伴侶公開接吻、對男同志刻板印象仍未鬆動

順著此份調查結果，我們好奇台灣民眾對同志在觀念上是否有差別待遇、存有刻板印象的情形又是如何。

從上圖所假定的情境，差別只在於接吻的戀人性別是否相同。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台灣民眾顯然較不同意同性伴侶在公共空間的親密行為，相較於對異性戀伴侶接吻的不同意比例高出了20%。至於對男、女同志是否存有刻板印象，在男同志方面同意與不同意的比例相當接近，女同志則呈現不同意比例偏高。這樣的結果或許可以解讀為：相較於男同志，民眾對於女同志的刻板印象較為鬆動。

婚姻平權法案的通過，讓台灣在亞洲地區獨樹一格。但從兩張圖表的結果，仍可看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願意與同志互動、觀念上是否不再對同志族群差別待遇，仍有待法案與教育、環境各方面的相輔相成，才稱得上是真正地落實性別平權。

一年一度的遊行盛會，對同志族群除了是盡情展現自我的一天，也同時具有向社會傳達多元性別觀念的功能。藉由上述的介紹，縱使同志議題的進展在亞洲一時間仍無法趕上西方國家，正如同台灣民眾願意與同志為鄰的比例在時間的催化之下漸漸增加，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國家加入揚起彩虹旗的行列。也可期待，在台灣有更多的縣市發起同志遊行，讓更多民眾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裡，就能見到同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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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遊行自第二屆（2004年）到第十七屆（2019年），均由民間團體籌資募款舉辦，沒有申請政府經費，也沒有跟任何政黨籌募資源。

此傳言並沒有根據，因此，為「錯誤」訊息。

背景

社群媒體、通訊軟體上流傳：「這個政黨還能支持嗎？今天花三千萬元邀請世界各國同性戀者到台北遊行，殘害我們的下一代，你能接受嗎？」，有的為純文字內容，有的則搭配同志遊行官網或遊行影片、照片。發文時間均為2019年10月26日同志大遊行之後，因此傳言所指的遊行可推論為「2019台灣同志遊行」。

查核
爭議點一、同志遊行是否由政黨主辦、協辦或捐助物資？

（一）查核中心採訪2019年臺灣同志遊行主辦單位—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下稱同志熱線）秘書長蔡瑩芝。蔡瑩芝表示，台灣同志遊行僅第一屆（2003年）經費來自台北市政府舉辦同志公民運動補助經費，自第二屆起到今年第十七屆以來，就不向政府申請經費，不向任何政黨募款，也沒有跟政黨借用設備，所有經費都由主辦單位籌措和支應。

第一屆台灣同志遊行為當年台北市民政局主辦台北同玩節「歌舞踩街・同在西門」的主要活動之一。根據台北市府於2003年10月31日發布〈歌舞彩街•同在西門〉新聞稿指出：「11月1 日，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辦，同志諮詢熱線承辦的2003台北同志公民運動，第四屆台北同玩節，將舉辦全台灣第一次的同志大遊行。」

（二）查核中心檢索「臺灣同志遊行」官網所揭露之「贊助單位」，並不包含任何政黨。

爭議點二、傳言指稱「同志遊行花費三千萬」，是否屬實？

查核中心採訪同志熱線2019年臺灣同志遊行執行秘書蔡雅婷，她說明，同志遊行主辦單位須負責籌措所有經費，今年的收入來源包括：贊助單位捐助、現場市集攤位租金、紀念品的義賣收入，以及民眾小額捐款等。

蔡雅婷說，今年同志遊行的總預算大約是450萬至550萬元，主要支出項目是兩座舞台設備，包括音響、燈光、螢幕、帳篷、桌椅等硬體設備，花費大約200多萬元。其他費用為桃園機場的廣告宣傳、文宣，以及活動當天為了管控現場人流動線安全的交通車、柵欄等設備，與提供給志工的餐點和飲水等費用。

蔡雅婷說，由於活動剛結束，尚未決算，但之前團體之間已有共識，會把餘款捐助給規模較小的社運團體。

爭議點三、2019年同遊是否編列預算邀請國際團體或人士來台？

同志熱線表示，今年同遊在終點舞台安排許多NGO團體短講，其中僅有一組NGO團體來自國際，為香港的「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Figo，熱線編列預算為提供Figo港台來回機票及基本住宿費用。

蔡雅婷指出，遊行隊伍中的「東京彩虹驕傲（Tokyo Rainbow Pride）」，共有200多位日本人自費來台，但他們僅在活動之前，透過書信與同志熱線聯繫，要求代租一輛花車，費用由他們自行負擔，但熱線並未再協助安排其他行程。

結論

台灣同志遊行自第二屆（2004年）到第十七屆（2019年），均由民間團體籌資募款舉辦，沒有申請政府經費，也沒有跟任何政黨籌募資源。

此傳言並沒有根據，因此，為「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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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常務監事童楚楚表示，今年5月台灣正式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婚姻平權議題立下亞洲第一的里程碑，但相較於女同、男同志與雙性戀，跨性別（Transgender）和陰陽人（或稱雙性人，Intersex）及其他多元性別朋友的困境，仍較不為人所知，希望社會傾注相對多資源在同婚議題的同時，也能看到不同族群的需求與生命困境，「不是同婚通過了，一切問題就解決。」

童楚楚指出，跨性別朋友在家庭、校園、職場面對的衝突更劇，光是想要進行性別重置手術，跟家人出櫃、溝通就是一大難關，「是比性傾向還更大的櫃子」，在職場上若要轉換性別身分，也須顧慮是否影響公司行政作業、職場升遷、同事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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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指出，有4成的同志認為出櫃會影響工作升遷與職涯發展、或是擔心遭到同事或主管刻意刁難，更有近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擔心自己會因為出櫃而丟掉工作。

「打開職場的櫃子」邀請包括出櫃四年的花旗銀行副總裁劉品君等講者，分享同志在職場的酸甜苦辣，以及他們選擇在職場中被看見和所面對到的大小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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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屆台灣同志遊行1點半從台北市政府出發，今天主題為「同志好厝邊」，路線從市府廣場出發後，將經由逸仙路、忠孝東路、林森南路、仁愛路，最後抵達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

中午不到，市府捷運週邊就已經被人潮擠爆，熱鬧程度宛如跨年，除了台灣民眾、各個學生社團和社會團體外，也有許多外國朋友以及亞洲國家的同志朋友每年都特地飛來台灣盛裝參加，同運先驅祁家威也連續第17年出席力挺，還有許多民眾發現名導瞿友寧也現身在人群中，為新作品做宣傳。

今年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台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吸引包含BBC在內全球指標性媒體都報導並讚美台灣人權進步，總統蔡英文今（26日）在臉書發文「在那天後，我們原本的家庭依然幸福，原本的婚姻依然美好，原本的信仰依然自由。唯一的不同，是更多的人一起擁有幸福。感謝所有人的互相體諒，彼此包容，讓爭議不見、讓幸福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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