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將一個人的生命想像成四季更迭的變化，鄒族音樂家高一生可以說是還來不及經歷夏天的豐收，就直接進入了蕭瑟的秋冬時節。
春天是一年之始，充滿了希望和可能，也瀰漫著不安和變化。鄒族音樂家高一生在青島東路看守所創作的《春之佐保姬》一曲的歌詞，點滴透露著這種不確定的氛圍。
高一生於1908年出生於特富野部落系統的石埔有（Cpu’u）小社（今為阿里山鄉樂野村），本名為Uyongu Yatauyungana，後改名為矢多一生。1916年他進入達邦蕃童教育所開始求學，之後更以優異的成績進了台南師範學校。在師範學校就學期間，高一生認識了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N. A. Nevskij），並在協助聶夫斯基完成北鄒族語言與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打開了影響他這一生重要的思想和視野。其中，聶夫斯基的老師Sternberg所傳承的「人類是一個整體」（亦即「全世界各民族皆為同等」）的理念，深深影響了高一生的世界觀。
同時，高一生在學生時期也結識了特富野系統氏族「由路那那」（Yulunana，又稱「湯」）家的少女湯川春子，結下未來的姻緣。兩人在婚後陸續生下英生、菊花、貴美、澄美、英傑等十一個孩子，而高一生也擔起教育部落子弟、推廣農業新知、警務保安、改善醫療習慣等工作。由於高一生曾閱讀尼采、馬克思與恩格斯等人的學術著作，飽受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這些理念伴隨著對部落現代化的期許，形成他在部落推行種種政策的方向。而由田制佐重所著、影響他甚深的《ハーべ先生》（哈薇老師）一書，更觸發了他對「理想農村建設」的憧憬。高一生曾於此書中註記「回到神造的田園」，想要將阿里山原來的土地，回復到神造的肥沃土地。他在1930年2月17日寫到：
吾村的地方自治化，並不是掌握在官府手中，我們擁有祖先遺留下來的豐富的土地，不斷的耕作，飼養家畜，增加收成，村人生活富足便能達成自治的願望。……購買合作社、利用合作社、販賣合作社、阿里山社團、阿里山圖書館、阿里山兒童文庫、阿里山向土會、音樂會、學藝會、改良粟祭。……要達成自治無論如何要讓阿里山成為模範自治農村。先祖二千年以來一直沉睡的土地，我們要耕作，要挖出黃金。
高一生抱持的地方自治理念，一直延續到1945年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之後。然而，儘管他的理念主要是基於民生和經濟的需求，看在剛失去大片江山的流亡政權眼裡，仍極易將之視為一種政治反叛的行動。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施行的「山地同化政策」便明確顯示要將山地「平地化」的目標，此舉顯然和欲保留原住民部落主體性的理念背道而馳。許多原住民知識菁英在失望之際，逐漸醞釀出改善族群部落命運與生活的思維，形成日後「越軌」行動的基礎。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的衝突波及到嘉義地區後，高一生與族人因應當地士紳的需求，決議讓部分鄒族人士組成隊伍，下山維護地方治安。事件過後，雖然高一生並非主導者，他仍與另一位鄒族領袖湯守仁在台南縣長袁國欽的協助下，於4月17日主動自首以示負責。當局表面上不再追究，但實際上對高一生開始產生懷疑，而袁國欽後來投共的舉動也引起當局對高一生的疑懼。同年，高一生欲召開「高山自治縣」會議的集會信函被高雄要塞司令部查獲，讓官方內部警戒的事項又多上一筆。
1949年台灣開始實施戒嚴，使得整個社會均瀰漫著肅清匪諜的嚴峻氣氛。同年9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成立後，司令彭孟緝隨即展開全島性的偵查緝捕行動。這一連串的平地大逮捕，導致各地許多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會的平地漢人向山地逃亡流竄，構成了阿里山區的兩股省工委會勢力：以陳顯富為首的山地工作委員會系統，以及逃入山區的「流亡幹部」群。此時高一生基於對執政當局的不滿以及對這些漢人的同情，遂展開協助與救援的工作。至1950年3月，省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主任吳國楨下令進行全島的山地清查，經歷了一連串搜捕行動後，遭受牽連的高一生畢竟無法逃脫於這張天羅地網，於1952年9月9日被執政當局逮捕入獄。
命運的終點
被國民黨政府以貪污和叛亂罪名逮捕入獄的高一生，一開始還抱持著樂觀的心態，堅信自己終能回歸故鄉的懷抱。畢生致力於高一生研究的陳素貞女士指出，他在獄中近一年半的時間裡共寫了56封家信。而由這些書信的內容演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個人的生命力是如何在殘酷和暴力的制度下，逐漸被消磨殆盡。高一生不只一次在信中提起《春之佐保姬》這首歌，無非是希望讓看信的妻兒暫時卸下擔憂與不安，重獲生命正面的能量。例如他在第九封家信中寫到：
「……我回家之後，不要再當公務員，只願為家裡的事和孩子們的教育，和妳兩人往來平地和阿里山之間，因此，縱是今日有這眼前的苦，也不再有讓妳跟著我為公事山上山下奔波了。我的魂不在台北，每夜都在家裡的小房間陪伴妳，妳不會寂寞的。想到『春之佐保姬』這首歌嗎？想起來的話，請用妳的感情去唱，我想妳最適合唱這曲子。今晚我和平日一樣，在神的面前禱求妳和孩子們的幸福。晚安……」（1952年11月13日）
又如第十一封家信的內容：
「……貴美信上說『春之佐保姬』是很有美妙的歌，大家都很喜愛。我眼前彷彿看到菊花和貴美大聲唱著這首歌，妳在旁邊凝神地聽，眸子閃亮著光芒。今天是星期天，因為可以寫信很快樂。……記得賈利古柏的電影嗎？我必會像古柏一樣歸來，此冬的苦楚將會不知不覺地隨著『春之佐保姬』的歌聲消去，我會早日歸回。我以此向神祈求，神必體念我的心。……」（1952年12月7日）
然而，在歷盡無數次希望與失望的翻騰糾葛之後，知道自己難逃此劫的高一生，提筆寫下最後的訣別信：
親愛的春芳：
『健康勝過一切
儘管那些白銀 黃金 寶玉相勝千萬數
抵不上兒女珍寶』
妳記得這一首歌吧！能再有家和土地的話更好。
家裡有許多堂堂正正，優秀的孩子，物品讓人取去也無所謂。
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
在縫紉機被沒收之前，我特別想穿妳縫製的衣服。一件白色的襯褲（冬天的一些物品不衛生），像短褲那樣附有繫帶，下面是西裝褲的樣式。
白色的方巾（四尺左右）一條。
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附守著。
水田不要賣。
高一生
春天本是大地驚蟄，萬物生長的季節，然而《春之佐保姬》中溫柔的春意，映照在現實裡卻是風雨洪流，充滿血光和淚水的黑色春天。有時春天不一定洋溢著希望，夏天也不見得隨後來到。四季如欲和煦運行需要條件，而這有賴人們對和平與正義的信仰，對「善」的珍視與護持。
參考資料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2006，《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台北市：文建會。
吳叡人，2007，〈「台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的初步政治史重建〉，本文發表於2月26日台北市文化局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合辦之「紀念二二八事件60週年」學術研討會。
范燕秋，2009，〈原住民菁英的整肅：湯守仁叛亂案〉，《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頁222-252。
陳素貞，1994，〈獄中書信點點滴滴訴真情〉，《台灣文藝》第2期，頁22-32。
盧梅芬、蘇量義，2003，《回憶父親的歌之二：杜鵑山的迴旋曲》，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塚本善也，2007，〈從『哈貝先生』一書眉批解讀高一生的思想〉，《第二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大台灣文化研究中心，頁63-68。（根據高一生之子高英傑的說法，學術界對《ハーべ先生》此書最新的譯法為《哈薇老師》，因此在正文中採用「哈薇老師」的中譯）
關於高一生的故事和此案平反的最新情況，《人籟》編輯部有幸採訪到高一生的兒子高英傑先生的最新說法。高先生表示，在他的孩提時代，高一生時常一邊背著愛哭的他、一邊唱自己編的歌，無視於鄒族社會中男人不揹小孩的傳統規範，讓他印象深刻。此外，他也不斷強調父親並無參與當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而入獄初期的高一生之所以樂觀以對，就是因為他深信自己的清白，也認為自己應是涉及新美農場的貪污議題，殊不知貪污案只是國民黨政府用來逮捕他的手段。
至於高一生「新美農場貪污案」的平反情形，高英傑認為台師大台史所副教授范燕秋發現的《嘉義地方法院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相當重要地指出父親並無涉及貪污的事實。根據范燕秋於2009年發表的論文〈原住民菁英的整肅：湯守仁叛亂案〉所述，這項判決公文已指出並無證據證明高一生的貪污罪行，只是這項判決公文由地方法院寄送到阿里山達邦村的過程中，被省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擋下來，原因是「為避免刺激山地情緒起見」。不幸的是，地方法院判決的日子（1954年4月17日）正好是高一生被處死的日子。
正如高一生的訣別信所言：「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范燕秋的研究雖然為時已晚，救不了高一生當時的劫難，但畢竟成就了遲來的正義，還他和家屬一個公道和清白。只是，在政治風暴中夭折的「高山自治」理念與早逝的音樂家，就如同春天的櫻花尚未綻放、便淪落凋零的命運那般，教人惋惜、令人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