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文學」作為一個領域
●巴代
寫到最終回，該回過頭看看自己的閱讀與創作過程，再認真思考一下，原住民文學對我，或相對於台灣文學該在怎樣的位置？對於社會大眾的閱讀與原住民族人投入創作，該有怎樣的期待？
前行的文學研究學者、原住民作家，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形塑出了「原住民文學」的一個區塊。作為原住民社會運動的某種標誌，它有一定的功能期望；作為文學的一環，它同樣也包含了現代文學所區分出的幾個類型：小說、散文、詩、報導文學。這些類型的創作技術與文字藝術的要求，與所有被劃分出來的文學領域並無二致。或許在研究領域中，區隔出成為一個文學研究的類型，在學術界有其需要，但對原住民作家或者原住民社會，特意強調的意義在哪兒？
首先我認為，其意義在於提高「辨識度」。辨識度可以容易歸類作品與作家，供學界參考研究，也供閱讀大眾明確理解作品與作者屬性，從而想像不同於平地社會的作品情境。
我們回想一下，60、70年代，排灣族陳英雄形單影隻的開始寫小說，投稿報紙並獲得刊出時，相信一般讀者並不會意識到，他那些有著東排灣族風情的小說，與一般小說作品有何差異；也可能僅視作為具有「少數民族」或者「山地風味」的獵奇作品來看待。也不可能會聯想到陳英雄的排灣族身分，不會警覺那是以台灣東部為場景，具有民族風情的文章，著著實實有著部落與排灣族文化意向。這固然是當時社會普遍對於所謂「山胞」少有接觸，也還沒精細與明確的意識到個別民族的不同；再加上原住民參與寫作的人與作品量少，不可能形成足夠的研究範本供學者研究推廣，而終於形成一家。以至於，陳英雄與其作品之間，在當時無法形成一個鮮明的，所謂「原住民文學」的辨識度，直到90年代「原住民文學」開始形成一個研究領域之後，陳英雄與其作品才像是出土的稀珍，為人討論，成為一個標誌。
第二個，我認為高舉「原住民文學」還有鼓舞原住民各族寫作人才提筆創作的意義。
原住民文學既然包含著族語與漢語的創作，其創作往往又超越了純文學創作的藝術企圖。在某些特定寫作目的的創作，作家也許會因為「原住民文學」的標籤，獲得不同研究角度的青睞，出版並被當成研究標的，不必屈就於銷售市場與一般社會對文學藝術的高度要求，而裹足不前。或許創作者們會因此放手創作，反而擁有更多的創作自由與貼近民族文化內在性靈的探索，取得更多的文化詮釋權。
這裡所說的鼓舞，不同於升學考試的加分，那種因為必須犧牲自己文化教育的交換。因為張起了「原住民文學」的大纛，明確的標誌性宣示，讓創作者不拘泥於世俗對「文學」的想像，更自在的植基於自身民族文化而勇於寫作，成就更具有民族文化藝術的文學作品。
當然，以中文創作，還是得流暢的運用中文，一樣得持續提升文學作品所應有的文字敘述技術與作品藝術性，這反而可以讓逐漸深化創作的原住民作家們，在跨文化的文學創作過程，有更多的挑戰空間與成就感鼓舞。
第三個意義，我認為可以匯聚成集體的能量與聲音，對外形成特有的寫作團體，對內可以作為各民族在文化復振與詮釋上有更明確的，可翻閱的文本。而這些必須由各民族的作家各自書寫各自民族的神話、傳說與現況，不論藉由小說、詩、散文或報導文學。
文學需要這麼刻板，一定得沉重地背負民族文化的興衰責任嗎？一個原住民身分的文字創作者，難道不能就只著眼於文學？當然行，我前面都說了，文學就是文學，文學應該有著極自由的創作空間與意志，也必須容許有追求文學藝術極致的野心與實際行動。但這些不在我說的「標誌原住民文學的意義」的範圍了。
平心而論，現階段對於我輩創作者而言，作家的身分恐怕還不得不肩負不同議題的發言與參與，一如排灣族利格拉樂．阿所言：「原住民作家很辛苦，得被要求參與所有包括部落事務、社會議題的發言，想要單純的文學創作是很奢侈的事。」
我又嚴肅的說了一堆，我想應該在這個系列結束前，為大家整理一下過去25年，原住民身分的作家們，為大家寫了什麼，呈現了哪些文學作品。
卑南族的孫大川以《久久酒一次》起手的散文與評論雜文7本；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以《冷海情深》為代表的蘭嶼書寫等8本；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以《番刀出鞘》的性格，進出評論、詩、小說、散文的13本著作；布農族田雅各令台灣文壇驚豔的筆觸寫就《最後的獵人》等3本；魯凱族奧維尼．卡露斯盎的詩、散文與小說《野百合之歌》等5本；排灣族利格拉樂．阿以《紅嘴巴的vuvu》為核心的5本書；泰雅族里慕伊．阿紀《山櫻花的故鄉》等包含散文與長篇小說3本；桀驁不馴的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玉山魂》等4本；機靈、魅力的排灣族作家撒可努的《山豬．飛鼠．撒可努》等3本；年輕可期的布農族乜寇．索克魯曼充滿奇幻的史詩級小說《東谷沙飛傳奇》等5本，同樣年輕靦腆的布農族詩人沙力浪具實驗性質的詩集3本；極具黑色幽默的泰雅族李永松以《北橫多馬斯》開始的，小說散文4本；學者身分的卑南族董恕明《紀念品》等4本；以專攻報導文學的泰雅族啟明．拉瓦《我在部落的族人們》等４本，泰雅族馬紹伊．阿紀《記憶洄游》散文與小說等2本；布農族的卜袞的雙語詩集《太陽迴旋的地方》等2本；泰雅族田敏忠《天狗部落之歌》2本。其他個有1本著作的，還有排灣族伊苞的散文《老鷹再見》，阿美族紀拉黑子．達立夫的散文《混濁》，布農族伍聖馨的詩集《單．自》，鄒族阿嬤劉武香梅散文《親愛的aki！不要生氣》。當然，臉皮最厚的我，從長篇小說《笛鸛》開始也有9本。
我以一貫不精準的印象，概算上述21位（兩位已經過世）作家的文學作品83本，這其中還沒算上浦忠誠的《原住民文學史綱》。這個成績看起來還算生猛，正如日本學者下村作次郎先生感嘆，這是全世界原住民文學創作中絕無僅有的。這些涉及各族文化與反應生活境況的原住民文學，無疑豐富了台灣文學的內涵，給讀者提供了極不同的閱讀感受。由此可見，現階段高唱「原住民文學」作為一個領域區塊，作家抱團取暖一起奮鬥，還是有其意義與功能的。
對談了五回，我想，日後年輕的原住民作家，應然會重新定義與開創不同以往的文學作品，不再包袱而盡情揮灑才情創作。也期待我與馬翊航兩個不同世代的卑南族帥哥的真摯對話，會刺激讀者朋友您，忽然動念想去翻一翻，而後忍不住驚呼一聲：哎呀，原住民文學果然豐燦啊。
形形色色的憂傷與愉悅
●馬翊航
僅僅基於閱讀經驗形成的判斷，有時不免與現實產生落差。小時曾經聽父親說過，我的祖父馬泰山，在戰爭末期曾以高砂義勇軍的身分前往新幾內亞。我的書櫃上頭仍掛著祖父出征前的照片，上面寫著「昭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祖父離開得早，日後也沒有契機向父親詢問關於祖父的種種。依照我對祖父溫和性格的稀薄記憶，以及日後閱讀到的口述歷史、文學作品，我揣想，他大概是一個沉默的長者，像那些書中壓抑著痛苦記憶的人物一樣，和緩安靜地度過了自戰場生還而來的日子。直到去年，因為寫作的關係，想與父親確認這件重要的家族記憶，卻得到了一個與我想像完全不同的答案。
父親說，他的父親並不是沉默的，甚至常常提起那些戰爭往事。從戰場生還的經歷是祖父的榮耀，部落的長輩們甚為疼愛年輕時候的祖父，像是想念他們無法回到部落的孩子。台東市區中華路與大同路交叉口的東和診所，曾是風光無比的泰和戲院。50年代末期，每逢戲院放映武打、戰爭類的日本電影，祖父便要放下手邊農事，帶著年幼的父親前往戲院，在刀劍烽火裡追念戰爭的印痕。這個想像的差異，不見得代表過去閱讀經驗的失效，只是若不追問，不探尋，不試圖承接這些記憶，某些曾經活動的路徑，便將永久被蔓草野藤所遮掩。這個小規模家族記憶被訴說，並再次銜接、現形的歷程，有其顯露的細微與彈性，以及視其為靜止之物的危險。
我想起巴代老師的長篇小說《走過》，以及湯湘竹導演的紀錄片《路有多長》。這兩個同時觸及原住民戰爭經驗的作品，不約而同地指向某種迂迴尋路的過程，以及紀念、哀悼的細緻質地。「走過」是生命痕跡，也是巴代（攜帶讀者）進入人物、戰爭與族群歷史深處的途徑。這條路徑，不只是被重述的時間歷程，更是書寫者、敘述者與戰爭世代、消失的歷史與記憶，產生的緊密連結。小說中的離鄉與歸返，試圖解散戰爭中強迫執行的身分編排，以語言與記憶，探尋重返部落與歸家的路。在紀錄片《路有多長》裡，來自都蘭的雕刻家希巨．蘇飛，來到了河南陳官庄，在遠方的小麥田中，以來自家鄉的米酒檳榔，悼祭少年時期因為戰爭而亡逝異鄉，來不及老去的長輩。我們如何記錄與紀念逝去的人？如何替他們（或自己）找到回家的路？「路」的長度，不只是實體空間的距離，也是想像記憶的遠途。遺落於國家時間中的生命，為我們開啟了幽長的道路。「道」是訴說。我們如何拾回與重述，被擱置與散落的事物？如何翻譯那些在戰爭中失去生命與姓名的靈魂？「道」也是道別——與逝者道別，與國家道別，與不安的身體道別。
這樣的路是陸路，也是海路。夏曼．藍波安的《安洛米恩之死》，以另一種方式，顯露身體與靈魂，在國家與海洋之間的錯置與重返。身上流著航海家族血液的安洛米恩，看穿國家在島嶼上製造的混亂，適應不良的海洋基因叫囂著，叛亂著，使他與那些被馴服的人如此不同。他是「逃學者」，是sumagpiyan，神經病的人。他知道「頭腦裝不下漢字」，被叫作「零分先生」的少年達卡安，與他一樣屬於野性海洋。安洛米恩啟動兩人之間的師徒儀式，他傳授達卡安海洋知識，他們祝禱，感受海洋的心跳與奇詭的變幻。小說中接受師範體制教育，回鄉教書的張老師，由於失去海洋技能而被視為「殘障男人」。當他重新面對海洋，以「夏曼．立亞肯恩」的名字讓「小島的靈魂」認識他時，那種重新轉化的顫動與喜悅，亦是另一種靈魂的航道。種種適應不良，「現代文明帶來的謎題與迷思」，混血與離返，浮現了多重接壤的生命情境。
乜寇．索克魯曼的散文〈豆類媽媽的故事〉，帶來了另一種多元、邊緣與繁茂能量的想像。他在一場祕魯的國際民族生物學大會上，得知安地斯山脈的原住民數千年以來，竟然培育出超過三千五百種的馬鈴薯。以此為契機，他回頭探索布農族傳統豆類中的「生物—文化多樣性」（bio-cultural diversity），意外得到截然不同的農業、食物、文化樣態想像。當他來到熟悉傳統作物的豆類媽媽伊布的農田，看見傳統豆類被主要經濟作物所排擠，隨意種植於田埂、野地，不禁讓他感嘆，這不正是具象化的原住民邊緣命運嗎？在他跟隨豆類媽媽逐步理解關於傳統豆類的知識、情感與記憶後，方才發現，傳統豆類存續至今並非偶然。以其邊緣性，逃過現代化的衝擊與淘汰；強悍的生命力，使豆類在被動物吞食之後又可落地生長；最關鍵的，仍然是豆類媽媽對傳統豆類的依戀與記憶。「於是豆子作為一種媒介，不僅維繫了豆類媽媽與母親之間的文化臍帶關係，也維繫了一條通往Bunun古老生命故事的芽路，更牽起了一股跨文化的食物主權運動。」
我所接收的原住民文學與原住民經驗，大多時候參差不齊。它們懷抱著不同的任務與野心，憤怒與困惑，智慧與寬容。原住民族長久以來的邊緣處境下，原住民文學以其強悍的生命力，對土地的活躍記憶與依戀，語言與文化的智慧晶體，族群命運的感嘆與奮起，差異文化的劇烈碰撞與復返，形成了原住民文學的獨特形貌與任務。但當代形形色色的原住民經驗，更帶來多重的移動、回返、轉換，與錯綜複雜的連結關係。正如James Clifford在《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中所說，「沒有任何一套理論語言可以窮盡這些複雜的扎根與往返經驗的涵蘊。」混血的都市原住民、部落漂亮男孩的性別經驗、返鄉卻宛如觀光的部落「遊客」、海外的阿美族移工、巫術、咒語與名字的探問……除了題材與形式的擴充之外，當下原住民文學，依舊不斷在過去與現在、故土與他方、個人與族群、出走與回歸之間質疑與自我更新。
對於祖父故事短暫詢問的結果，並非導向終結與定案，或可能開啟了一條往昔與現下的小路。那小路通往童年老家的圍籬，通往內與外的風景與凶險。通往不必要一致的經驗，以及所有可能的寒暖，損傷與滿足。是累積記憶與知識的山徑，或城市那些散落斷傘，廢車，積水與植栽的窄巷。攜帶著熱病走出，攜帶著山地歌與家族的哭聲返回。那些形形色色的憂傷與愉悅，從沒有完成的狀態，也絕無單一的流向。豆子的旁邊還有其他豆子，只有一種魚的海洋便不是海洋。
六月《文學相對論》預告／平路VS.郭強生 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