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閔生言止於此，也許可視為只是酸葡萄心理。但他接下來的話卻令人瞠目結舌，他說：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國民黨不能再用「根本不存在的九二共識」來模糊焦點。

兩岸和平發展到今日地步，王閔生竟然仍說「九二共識根本不存在」。言下之意也就是說，民進黨仍要在「否認九二共識」之下競選二○一六年總統，倘若勝選亦要在「否認九二共識」之下重返執政。如此滑稽荒謬的言論，真令人不知今夕何夕。

柯建銘正為「打馬挺王」顯現「志得意滿」。他說：「一個偉大時代來臨了，整個台灣天空的執政軸線就要翻轉了。」

民進黨所說的偉大時代，難道就是「否認九二共識」的偉大時代？民進黨所說的翻轉執政軸線，難道就是要翻轉到「否認九二共識」的執政軸線？不僅如此，民進黨的偉大時代，不啻就是擁抱阿扁回黨不知悔改的偉大時代，也是力挺柯建銘司法關說不知悔改的偉大時代，如今又加上要以「否認九二共識」來「翻轉台灣天空的執政軸線」。這究竟將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或將是一個可怕的災難時代？

對於兩岸關係的不斷改善，民進黨一方面應警覺這將墊高民進黨二○一六勝選及倘若勝選後執政的門檻，另一方面亦應認知到這正是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必須轉型的現實壓力。

但是，竟然到了今天民進黨還在說「否認九二共識」，這簡直是「蓋頭鰻不知生死門」，誰敢跟民進黨回到那個「偉大時代」？

倘若此會能同步實現王張互稱官銜，及習蕭互稱「經濟領袖」與「經濟領袖代表」，即可視為明年北京懷柔ＡＰＥＣ「馬習會」之體制架構的輪廓已然建構完竣。不過，今年既能實現王張互稱官銜，明年就未嘗不能實現馬習在北京ＡＰＥＣ會內互稱「經濟領袖」，在會外互稱「台灣當局領導人」及「大陸當局領導人」，畢竟，皆是一念間事。

因而，今年王張互稱官銜，若能成為替明年「馬習會」鋪平道路的第一塊磚，則這場峇里島之會，或許在歷史地位上將成為二○○五年「連胡會」以來最重大的兩岸關係轉型事件，其成就及影響且將超越連胡會。

兩岸皆期待馬習會能實現。主要的原因是，倘若明年「馬習會」得以成功，即表示兩岸在「體制論述」上已經出現轉型，兩岸關係也找到了新的解決路徑。這是二○一四年的馬習可能超越二○○五年的連胡之處。

例如，此次峇里島之會，北京在「一個中國框架內」（習近平語），台北在「九二共識下」（蕭萬長語），實現了王張互稱「張主任／王主委」，這自然可視為是「治權互不否認」或「治權相互承認」的體現。倘若這就是現行「主權治權皆相互否認」之體制論述出現鬆動的第一塊落磚，則未來互稱「經濟部長」、「商務部長」即有可能。如此，這就不只是「稱謂的變化」，而是整個「體制思維」與「體制論述」的變化。

當然，此一轉型需要一個過程，但王張互稱官銜已邁出了第一步。未來，也許暫難出現互稱「國防部長」或「外交部長」的場面，但絕對有可能出現互稱「教育部長」的場景。何況，若待兩岸走到簽署《軍事互信協定》的一日，難道還能不互稱「國防部長」嗎？再如，若待兩岸走到簽署《和平協議》的一日，難道還能不互稱「行政院長」及「國務院總理」嗎？因而，王張互稱官銜，可以視為重建兩岸「治權體制論述」的開端，下一步則必定要面對兩岸「主權體制論述」的重建問題。

王張互稱官銜，若是顯示「治權相互承認」，兩岸即不宜繼續存有「主權相互否認」的狀態，因為這就會陷入「兩個中國」的難題。於是，在「兩岸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一個中國」，若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應創造出一個在二者之上的「第三概念」或「上位概念」的「一個中國」，亦即本報倡議的「大屋頂中國」，此即「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中國」，如此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為「一部分的中國」。

論述至此，可再回到「稱謂論述」所帶動的「體制論述」。在「大屋頂中國」的正式法制尚未建立之前（如透過《和平協議》），兩岸的稱謂除最高領導人互稱「台灣當局領導人」及「大陸當局領導人」，以體現「大屋頂中國」的思維之外，其餘政府機構及人員皆可互稱官銜。如此，即可由「稱謂體制論述」推動改變「治權體制論述」，再由「治權體制論述」推動改變「主權體制論述」，最後以「大屋頂中國」來重建兩岸主權與治權的「一中架構」。

這應即是兩岸有心人對「馬習會」多所期待的原因。王張互稱官銜，已為兩岸「治權體制論述」的解決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樣的，明年若能實現馬習會，亦必將對解決兩岸「主權體制論述」的難題，作出震動世界、旋轉乾坤的貢獻。

正如本報日前社論所說：由「稱謂體制論述」到「治權體制論述」，到「主權體制論述」，其間的阻隔均是愚者心中的萬重山，卻是智者心中的一張紙。王張已證明此說，馬習何不也撕去那張紙？

馬習會明年若能實現，將表示兩岸在「稱謂、治權及主權體制論述」上皆應已取得了「合情合理」的轉型與突破，也將表示兩岸已真正跨越了「不可回逆」的門檻；馬習二人絕對不能錯失此一歷史機遇，而此次王張互稱官銜，似也顯示了馬習皆有「撕一張紙／移萬重山」的智慧與勇氣，且拭目以觀。

本次會議，由於美國歐巴馬總統被國內政爭牽絆臨時缺席，少了不少鎂光燈追逐和媒體注目。但對台灣而言，APEC卻還是少數可以正大光明參與的國際舞台，代表總統與會的蕭萬長和第一次與會的陸委會主委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國內的高度關注。在台灣媒體的特殊觀察角度下，參與該組織的政治性遠遠超過了會議本身的經濟性。如何看待這個舞台，適當加以定位，並將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最好，應該是我國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政經情勢下，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雖然本次會議設定了三大議題：「實現茂物目標」、「達成公平的永續成長」、「促進連結」，也就是要追求1994年在印尼茂物達成的2020年之前實現會員國之間自由貿易和投資的目標、探尋經濟成長和社會公平如何齊頭並進，以及促成區域內更密切的聯繫等三大目標。但憑良心說，在1989年設立的APEC，雖然早在1994年就已經達成追求「自由貿易區」的遠大理想，但由於會員國之間的發展程度差異極大，該組織又設立了「共識決」的基本原則，已經讓它自然成為一個鬆散的經濟組織；在積極而緊密的「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大行其道的今日，APEC的重要性逐步被弱化，終於淪為各會員國之間協商重大經濟合作的輔助性平台的狀態。

因此，即使是APEC本身力圖振作，在今年會議結束前發表了支持多邊貿易體系的宣言、希望將54項環境商品降稅的做法推展到世貿組織（WTO）的全體成員，但是前者僅具宣示性效果，不可能讓WTO杜哈回合因此復活，而在先進國及後進國就農產品貿易問題達成共識；後者極可能還是會演變為先進國和後進國之間的角力，不太可能成為150多個成員的該組織共識。

所以有些諷刺，APEC目前的最大功能，就是提供機會讓21個會員體領袖（台灣則是領袖代表）穿著主辦國傳統服裝拍照，以宣誓追求共同經濟利益的舞台罷了；沒有哪個會員國真正期待APEC能夠達成具有重大意義的經濟合作。

然而，這並不代表身為會員體的我國，就必須將這個組織「棄之如敝屣」，因為它到底是我國僅有的幾個國際經濟舞台之一，在當前惡劣的政經環境之下，必須將這個組織「死會活標」，為我國最大政經利益將它活化。

如何達成這樣的效益？很簡單。在APEC的運作模式之下，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合作性質會議，由各會員國相關部門的代表去參與這些會議。我國必須充分把握這些機會，除了各機構的首長努力會晤各國相關首長，深植人脈之外，強化年輕官員們的國際歷練，來補強缺乏國際參與的語文和經驗劣勢。

此外，我國傑出的經濟發展經驗，早已成為經濟發展教科書上的範例；以這些經驗為基礎來爭取各式各樣的經驗傳承、培訓人才的據點或中心，增加我國和APEC會員國的互動，也是極佳的途徑。公平交易委員會在1997年爭取到將APEC競爭政策資料庫設立在我國公平會，就是一個最好的案例。

不管是我國亟欲加入的泛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或是規劃未來將逐一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亞太對象，其成員和APEC的成員高度重疊。因此，善加利用APEC的大會和基層平台，擴大我國官員、企業家和各國朝野的聯繫，並爭取由我國主導的各種計畫（例如，提議在各國的「經濟特區」之間先試行自由貿易與投資），絕對是一本萬利的最佳策略。

這場景對於王郁琦之前歷任的九位陸委會主委，恐怕都是不曾想像、或只停留於想像的美夢，如今竟成真。陸委會與國台辦的王、張二人，不碰頭則已，一碰頭就用官銜，已是一次歷史的經典。兩人提出互訪的願望，張志軍歡迎王郁琦到大陸，他也想到台灣看看。這個歷史鏡頭意味著：兩岸脫掉了白手套握手，而且準備更經常、長遠地做下去。

走到這一步，可見兩岸過往各自的一些政治堅持，靠著時間演化加上人為善意，終於一點一滴地磨去，且令人期待未來的發展：從王郁琦登陸、張志軍訪台開始，再不久，可能是兩岸各部會首長的直接往來；若干年月後，不無可能是總理與閣揆的互訪；而最終則迎來最高領導人的會面。

馬總統欣慰於兩岸「治權互不否認」，但其實雙方「互不否認」的層級仍有待漸次發展。譬如，當王郁琦已在張志軍口中還原成「主委」了，蕭萬長卻仍在習近平口裡只是一位「先生」；且為了要稱蕭為先生，習近平寧可拋棄國家主席的名銜，也只當個沒有身分辨識功能的「習先生」。如今台灣已在醞釀馬習會的話題，若有朝一日會面成真，兩岸領導人只是兩位「先生」嗎？

關鍵核心仍在於兩岸如何定位彼此的政治結構。癥結在北京，要如何卸除對於現今「中華民國」不願正視存在的魔咒。中華民國是一具體實存的實體，無論在外頭如何兜圈子，不可能永遠用繞道、忽略、視而不見、給小鞋穿（例如時不時對台灣的藝人或運動選手冒出個「中國台灣區」的帽子）的方式，達到最終的政治解決。

王、張兩人在峇里島的「邂逅」，希望真實的意義是，北京已開始認真地試圖撥開否定中華民國的歷史迷霧。

三年前，大家都為國家擔憂，因為我們工具機雖然外銷得非常多，但是工具機裡面的控制器卻未能自製，這使我們工具機的利潤大打折扣，而且性能也會受限。前幾天，我的學生告訴我，我們已經能自製一些控制器，當然並不是最尖端的，可是總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大概四年前，我在台大電機系畢業典禮演講，我說五十年前我們用的示波器來自外國，今天我們仍然要用外國的示波器。前幾天，我看到了一個我國自己設計的高階示波器的雛型，明年我們大概會有可供商業性用的高階示波器，可以展示高頻率的訊號。示波器裡面最重要的線路，過去我們無法設計，可是現在已經做出來了。我相信任何電機系的畢業生，都會為我們國家感到高興。能夠設計應付高頻率訊號的電路，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還有一件令我非常驚訝的事，我們現在用的手機顯示器是觸控式的，用的是一片非常薄的玻璃，玻璃裡面置入了很多的導線，導線非常之細，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們認為這是透明的玻璃。過去要將導線放入玻璃，用的是半導體技術，製程有五道，必須在真空環境下進行，而且不能大片；現在我國發展了一個新的技術，玻璃可以用捲筒，一道手續即可完成，也無須真空。這種技術能夠成功，是因為我國精密機械水準已經到達了一定的程度。

過去，政府不太會站在制高點上要求工業界完成特定的使命，最近兩年來，政府政策改變了，政府會訂出一些技術的規格，工業界就要往這個方向進行研發，控制器和示波器就是在這種政策下完成的。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我國的工程師相當努力，我不是政府官員，無法知道全國的工程師在研發上的成績，就根據學生和我的談話之中，我可以大膽地說，我們國家是有光明前景的，我們的工業水準正在往上提昇。

我曾寫過文章談到電子顯微鏡，沒想到現在已有公司在生產我國自製的電子顯微鏡，稍微了解電子工程的人，都會知道這是國家科技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希望大家都將注意力轉到對國家經濟發展有重大關係的問題上，別只注意政治問題。我們應給在實驗室中埋頭苦幹的工程師響亮的掌聲，我們更應該知道我們國家是在穩定的朝工業大國邁進。

更令人感嘆的是，陳水扁貪瀆案確定，民進黨仍力挺到底，諸大老扭扭捏捏，語多含糊推託，就是不敢與扁清楚切割；而王金平關說案中，馬英九高舉大是大非的正義大旗，反而得不到黨內支持，大老們一旁袖手，說風涼話。何以如此？道理其實很簡單，國民黨內生態一向就是地方派系、金錢、黑道糾纏不清，對這樣一個「水清無魚」、從他身上得不到任何好處的「不沾鍋」主席，當然毫無向心力可言。有光環時，大家拚命靠過去想沾點光，混點選票，等到光環褪色，不但樹倒猢猻散，甚至有人吐口水時，還會跟著丟石頭。

民進黨執政八年，早就國民黨化了，黑金、派系、內鬥，真是綠出於藍，更勝於藍，但仍力挺阿扁，原因應該有二。一是民進黨從美麗島事件開始，長期處在被壓迫的位置，即使執政了，仍脫離不了受害者心態，總覺得要「團結」，才能抵禦外人欺負，以至於對於自己人犯的錯誤，不分是非黑白，一律力挺到底；對於別人的指責，不論有理無理，一律視為「打壓、迫害」。第二個原因，就如陳幸妤石破天驚的一句：「民進黨選舉的人，哪一個沒有拿我爸的錢？」拿人手短、吃人嘴軟，陳水扁用錢綁架了民進黨內所有大老，出了事，大家還是得捧著他。

這不免讓人想到《鹿鼎記》裡的韋小寶，這位「桂公公」利用各種職務到處「花差花差」，貪汙受賄無數，但他懂得見者有分、雨露均霑的道理，周圍的人無不被他收買得服服貼貼，「情義相挺」，替他遮蓋掩飾，即使康熙這等聰明絕頂的皇帝，明知他在背後亂搞，也對他莫可奈何。

馬總統求學認真，平時勤記筆記，想是因此沒有閒情詳讀《三國演義》，不懂孔明斬馬謖之前必須先揮淚，先人情後法理，二者兼顧；更沒有時間閱讀金庸的《鹿鼎記》，所以欠缺政通最需要的人和與智慧。馬英九是好人，但好人不一定是好的領導者。在王金平關說案中，馬英九做的事都沒錯，卻搞得自己千夫所指、四面楚歌，得不到人民的同情，民調直直落，那是因為作為總統，就是必須以成敗論英雄，負起全責，不論是哪裡出了問題，陷台灣於如此不安的境地，就是總統的責任。

沒有分贓就沒有朋友的政治現實，不僅是馬英九一個人的悲哀，更是全台灣的悲哀。

當北京決定不阻擋王郁琦參與「蕭習會」，並藉此與張志軍自然會面時，北京勢必要面對中華民國政治地位的難題。尤其陸委會與國台辦直接聯繫後，王郁琦、張志軍互以官銜稱謂，成為兩岸關係一大突破。

然而，對於「王、張互稱官銜」這個台灣認為深具突破性的進展，大陸官媒隻字未提；馬政府認定此舉為「互不否認治權」的說法，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認為「聯想過於豐富」，他說這只限於「兩岸負責主管機關之間，不涉及其他部門」。

大陸媒體隔天的報導重點，皆是習近平所提「兩岸政治分歧要逐步解決，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顯示出北京對政治談判的急迫感。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解讀，這是「兩岸政治談判提上議事日程」。而這也是馬政府接下來勢必要面對的問題。

由此看來，大陸還是在稱謂上讓步，但更強調政治談判的迫切性。至於台灣各界所關注的「馬習會」，從北京的角度來看，「習馬會」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但北京也勢必會利用「馬習會」拉高籌碼，因為北京對政治談判「不想拖了」。

王郁琦與張志軍的互稱官銜具有指標意涵，未來「馬習會」的機會大增，其政治意涵重大，但更要留意習近平所傳達出的訊息，馬政府也勢必要加緊面對政治談判的問題。

這樣的外交成果，最大原因在於「九二共識」的實質效用，和緩的兩岸關係使得我國能有更大的空間與其他國家簽署相關經濟協議。反觀，民進黨八年時期烽火外交，不僅使得台灣人民利益盡失，也葬送了與其他國家交好的機會，令人感嘆。

前陣子，民進黨執政時期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表示民進黨必須調整「台獨黨綱」，更該思考通過「中華民國決議文」。用意在未來民進黨如有機會執政，可用兩岸最大公約數「中華民國憲法」維繫目前良好的兩岸關係，務實與其他國家繼續簽訂經濟合作協議，儘管民進黨內已有這些前瞻看法，還是得看黨主席蘇貞昌是否有智慧採納，建立務實的外交政策，否則兩岸政策仍會是民進黨最大敗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