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十二月，美國小布希總統在巴格達舉行記者會，伊拉克記者柴迪當場脫下兩隻鞋，砸向布希，這是「世界第一鞋」；去年十二月，在「世界人權日」活動中，「台灣國總會」人員將一隻鞋丟向在台上演講的馬總統，成為「台灣第一鞋」。

柴迪當年成為伊拉克及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但他也當場被逮捕，並依「侮辱外國元首罪」，被伊拉克法院判刑三年，在坐牢九個月後獲得假釋。可見，即使伊拉克民意支持柴迪，但法院卻有法律的觀點。同樣值得玩味的是，二○○九年十二月柴迪在巴黎的記者會上，竟也遭台下的人對他丟鞋抗議，而柴迪的弟弟又當場脫鞋砸向對他哥哥丟鞋的人。可見，每個丟鞋者都要想到，可能也有人想對他丟鞋。

台灣似有「丟鞋成風」的趨勢。台獨人士向總統丟鞋，反大埔人士也向縣長丟鞋，下月國民黨全代會更可能出現「萬鞋齊飛」的場面。然而：一、同樣的鞋子，已把不同的政治訴求搞混了。台獨反不反大埔？反大埔是否贊成台獨？或者，其實二者的基幹皆是同一批人。二、被丟鞋者，不論是總統或縣長，皆有被砸中的風險；但縣長可以控告砸鞋者，總統卻不便。那麼，任意向總統丟鞋，是否竟成了最無風險、最廉價、最不必負責的政治遊戲？

三年級的國人，應會記得當年上學無鞋可穿或在上學途中拎著鞋子不捨得穿的歲月；現在，如果四處皆見丟鞋嗆聲的場景，這究竟是富裕或膚淺？

南山人壽副董杜英宗不認為滿天丟鞋能釐清社會的是非黑白，他說，黑白不分，是非倒置，是社會大亂之前的徵兆。他又說：「把鞋子丟完，國家也不會進步！」

王柯關說案至今已逾一個半月，其間歷經種種光怪陸離的政治干預司法現象，法界卻遲至此刻才發出聲音，未免太缺乏道德勇氣。而眼見立委如此囂張跋扈，一步步侵門踏戶，眼見就要將辦案檢察官召至立院「問案」羞辱，倘若司法界再不反抗，恐怕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司法權被踩在立委腳下。若演成那個地步，「司法獨立」的大旗恐怕就要降半旗了。

立法院司委會是在上周臨時變更議程，要求黃世銘率檢察官楊榮宗、鄭深元到立院，就「國會監聽案」提出專案報告。法務部隨即引用大法官釋字四六一號解釋，認為立院質詢權不及於檢察官偵辦中之個案，拒絕讓檢察官赴立院列席；此舉遭朝野立委痛批是「藐視國會」，並繼續要求檢察官列席報告。檢察官協會就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表聲明，譴責立法院「違憲」，同時呼籲黃世銘應該拒絕回答立委的不當質詢。在檢協會聲援下，特偵組檢察官昨天仍未出席司委會，竟遭民進黨立委吳宜臻痛批是「無法無天」。

我們認為，法務部拒絕立法院的無理要求，是明智且正確的選擇；這不僅是維持辦案檢察官尊嚴的必要手段，也是確保五權分立不受侵犯的必要堅持。試想，關說案發生後，立法院先是對行政院長發動杯葛，接著發動倒閣；失敗之後，仍不罷休，還要假藉名義干預司法。一個缺乏自律、不知反省的國會，自甘墮落也就罷了，台灣難道還要把行政權和司法權一起陪葬給它？

回顧過去一個半月，黃世銘在立院接受「審問」，次數還不夠多嗎？再回想一下，當黃世銘在國會答詢時，柯建銘如何惡形惡狀語帶威脅，甚至連續脫口說出「你死了」、「你死了」。檢察總長要承受關說立委這樣的「反拷問」，就法、就理都已經太超過；現在，立委還要把檢察官叫上備詢台，除了想展現立委的「官威」羞辱他們，並對關說案施以威嚇，還有什麼正當理由？何況，法務部調查特偵組監聽國會總機一案，已釐清是「行政違失」並移送檢評會評鑑，司委會有何必要再插手干預？

為了護航王柯的關說案，朝野立委賣力配合演出，已經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司委會上月底逕自通過決議，要求特偵組全面停止偵辦中的所有案件，即已嚴重侵犯司法權；所幸，法務部根據「法院組織法」及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以有違「權力分立」之虞，拒絕執行。包括民間司改會也認為，此舉不尊重檢察機關是獨立體制，立院這項決議「非常不妥」。

更可議的是，檢評會要調查檢察官在關說案與監聽案有否失職，邀請王金平和柯建銘前往「協助說明」，竟遭兩人拒絕。難道說，在中華民國法令底下，王柯二人享有關說、質詢等等特權，卻毋需受體制的任何約束？何況，柯建銘等於挾持了整個立法院當成其鬥爭工具，什麼國家能容忍此等行徑？

黃世銘迭次被叫到立院「審問」，「偵辦者」變成了「被告」，其實已是司法權向政治「繳械」的第一步。立法院食髓知味，才不斷作出要求特偵組「全面停止偵辦」及要求「檢察官備詢」的踰越之舉。對照整件關說案的緣起，王金平和柯建銘在電話中運用政治影響力向曾勇夫、陳守煌施壓且順利得逞，這已然是司法權向政治屈膝；而如今，立法權步步進逼，司法權節節敗退，倘若立委可以公然在國會審問辦案人員，台灣的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豈不均將盡付灰燼？

平心而論，過去一個半月立法院之所以如此氣焰高漲，除了在野黨趁機興風作浪、執政黨立委首鼠兩端之外，整個法界對於立院種種越權違憲亂象的噤若寒蟬，坐視立委關說並踐踏司法，必須負不少責任。就算一般民眾認為王柯的關說案「無傷大雅」，但司法權被少數政客踐踏成這般模樣，法律專業人難道竟覺得可以唾面自乾嗎？

如果真演出關說立委在堂上問案、而辦案檢察官變成政治公審對象，那麼台灣的民主和法治也可以降半旗了！

回想1965年前後，台灣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時的情境：做為台灣經濟建設關鍵支撐力量之一的「美援」，在當年結束，台灣往後的發展必須靠自己；高度的危機意識下，讓觸角敏銳的李國鼎等先進推動設立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突破繁文縟節、重重管制、租稅沉重、基建落後的障礙，一躍而成為亞洲最奪目的亮點，包括日本松下、日立、荷蘭飛利浦等大廠源源進駐。一塊只有70公頃的土地，不到兩年就有近百家廠商進入、高峰期僱用了7萬名員工，讓台灣經濟衝破重圍，成為韓國等學習的標竿，以及國際間探討全球經濟發展的典範。

如今，台灣經濟面臨的險峻狀況，可謂不亞於當年：對岸中國經濟強力崛起，東南亞各國競相開放，東歐、拉丁美洲和南亞崛起，鄰國競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威脅台灣出口。此時，如果只是邊際性或局部性的鬆綁、調整，都難以吸引投資者的眼光。

政府體認到體制變革的需要，所以有「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構想。然而，示範區要能夠吸引投資者眼光、讓人怦然心動，就必須有大開大闔氣魄。目前政府規劃的方案，並未令人「有感」，相形之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一出手，在龐大商機下，我們的示範區就失色三分；日本的「國家戰略特區」再公布，更讓我國的規劃高下立判—日本將在醫療、教育、僱用、都市再生、造鎮、農業、活用歷史建築物等六大領域進行規制改革。雖然僱用鬆綁仍有爭議，但醫藥使用自由化、擴大外籍醫師業務、認可公立學校委託民營、放寬高層建築法規來推動都更等，規劃力頗有亮點。

經建會研擬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已對特區提出基本規範。對自由經濟所需的人員、資金、物資、資訊等項目中，人員和物資的自由化已有所鬆綁；但對資金和資訊的鬆綁卻未見蹤影。此外，國際產業合作也缺乏著墨，以激勵各種「高端服務業」的經濟活動。例如，國際醫療雖提供醫療主管機關相當彈性訂定國外股權、董事比例及本國醫師服務時數，但卻未對醫療行為和用藥、藥物研發的規範做出鬆綁。

示範區的最大賣點應該是「解除管制」，來衍生出許多目前區外無法運作的產業；但條例草案卻將重點放在租稅優惠上，彷彿沒有了租稅優惠，就不會有投資者投資。由於未將重心置於管制的鬆綁，可能與相關業者的期待不符，進而也難以「示範」出重大商機。而如果將來示範區第一階段上路，看不到類似上海自貿區投資廠商絡繹於途，或當年高雄出口區的爭相投資景象，其未來的前景實在令人擔憂。

日前國科會朱主委曾撰文指出，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已經讓「健康雲」的「海量資料」（Big Data）商機難以實現；為何不在示範區特別條例中對「個資保護法」適度鬆綁，營造健康雲商機？TPP將大幅開放的服務產業，如金融、法律、會計、教育等，為何不在此鬆綁，來打造國際性的「高端服務業」？

還剩兩個月，「自由經濟示範區」要示範的，其實只是政府決心和魄力罷了。

習近平顯然有意改變兩岸在1990年代初期建立的、只靠白手套互動的規格。他准許陸委會與國台辦建立聯繫管道，讓張志軍叫王郁琦一聲「主委」，毋寧是在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主體地位上，跨越了一道不小的障礙。

然而，「兩岸領導人會面不需要藉助國際會議場合」這句話，彷彿習近平擦去各方對APEC馬習會的政治想像。兩岸的情景至此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卻「猶抱琵琶半遮面」。當張志軍終於承認了中華民國的陸委會主委，習近平卻對中華民國的總統名號猶要遮蔽眼目，不願親見。

中共承認陸委會，無疑是為了走進政治談判的全新時代；既然如此，豈能不知：賦予「中華民國」合理而有尊嚴的政治地位，才是政治談判的前提要件。透過馬習會見，賦予馬英九符合身分的合理待遇，正是實現這個前提的最優方案。

習近平顯非不願見馬，而是不願在「國際」上見；但就算按著北京的盤算，兩人在所謂兩岸自己的場合上見了面，習近平可以依然只叫馬英九「先生」嗎？難道習近平就真以為，馬英九以「馬先生」會習之後，台灣民眾會認可「馬習會」是歷史的成就？

習近平對在APEC這樣的國際場合會馬有顧忌，顯然認為「一中各表」的默契只在兩岸間，而不願國際上有「二中」的想像餘地。但APEC是一經濟體的聚合，它的成員並不使用政治頭銜，而是以「領袖」代稱。

習近平若真的細想一遍，將會發現：驀然回首，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中華民國的政治地位，若不是藉「場合意涵」就是藉「身分名義」實現。馬習會若想在兩岸場合實現，除非馬英九得到「中華民國總統」的全稱頭銜，否則勢難踏出一步。但若北京能在APEC藉「場合」去直視馬英九的領袖地位，將是絕妙的選擇。習近平何不收回成命，再作思慮？

這種詭譎的氣氛在不久前出現過一次，二○一一年國光石化案尚未經環評大會科學定調前，由馬英九總統率內閣首長召開記者會，並且宣示不再支持國光石化開發案在彰化進行，結果在「朕意」指示下國光石化確定出局，無關科學結論！最近，台北捷運民生汐止線又因馬總統一席談話內容，被媒體因揣測「意旨」的報導而差點生變。其實，根據科學化的交通系統評估所擬定之捷運興建計畫，根本不應該受總統談話影響！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件，莫屬桃園航空城第三跑道末端的廟宇徵收案。諸事講求科學根據、嚴謹計算的航空飛安，遇到多次降旨表示不願意遷建、決心保佑航空城的「輔信王公」也定要轉彎了！雖後來縣長吳志揚宣稱廟的存在不會影響飛安，給了彼此台階下，但對於規劃而言，無異又是一個尊重「旨意」而更動計畫內容的案例。

所謂「規劃」，係為針對特定目的所做之資源的合理與有效性配置，所以規劃內容理當需具備綜合性、通盤性與科學性。雖說規劃需要兼顧各種考量因素和施行可行性，所以「正義」、「朕意」與「旨意」也應該被納入評估，但大致上仍須仰賴科學、模擬與計算結果，當作下具體決策的依據。

過去民眾有許多觀念尚待商議，例如：認為只要民代或總統拍胸脯保證，就代表一切妥當、「喬」定！致使許多規劃受上級交辦、民代關說所影響，也讓計畫增加了不確定性。

又例如：有些民代與民眾虔誠地遵照神祇的指示，不惜以降乩、擲筊的結果作為規劃最終左右擺盪的依據，導致迄今台灣仍有許多突兀的路中廟、公園中廟、山林中廟、甚至未來的機場跑道中廟的存在！

猶記得某一學期，筆者給學生出了個期末作業為「分析台灣開發許可案例」。學期末時，有一組學生分析了某宗教開發案例後提出的俏皮結論竟是：建築法與區域計畫法的上位法是「佛法」？象徵著許多開發案受到「佛法」的影響？實在令人莞爾！

我想學生無意冒犯任何宗教，筆者也無心得罪任何政治人物，只是希冀藉此說出每一位專業規劃者心中的疑問，究竟規劃根據的是科學、朕意、還是旨意？

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為的是服務兩岸人民，這是其功能性；而就兩會互設辦事處做為體現憲法「一國兩區」框架，及實踐「雖互不承認主權，但又互不否認治權」來看，則是具有政治性。由此觀之，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兼具功能性與政治性，標示著兩岸關係正在由以經貿為主軸的階段，逐漸向經政並行的方向過渡轉化；這是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進一步表現，如果說它是兩岸關係新的里程碑，也不為過。

兩岸關係的另一個里程碑，也許非「馬習會」莫屬。若明年馬習會能夠成真，標示著兩岸共同跨越ＡＰＥＣ非正式領袖會議的西雅圖模式，共創新的北京模式；這個模式的重點在於，我方可由馬總統做為經濟體最高領導人的身分，受主辦方中國大陸的邀請出席，不必再另派代表。

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從二○○八年以來，我方代表出席ＡＰＥＣ會議的層級已由部會首長提升為副總統層級，以微妙的方式悄悄的逐步揚棄原有的西雅圖模式。

對大陸而言，要揚棄西雅圖模式的第一個結是，如何避免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對我們而言，是怕被矮化。明年在北京舉行ＡＰＥＣ峰會，是屬於我們憲法「一國兩區」框架下台灣之外的另一個大陸地區城市，不算是國際城市；況且，馬總統若以經濟體的最高領導人身分受邀出席ＡＰＥＣ，他所代表的經濟體名稱是國際社會所認定的「中華台北」，綜合這兩方面分析看，根本就不會出現上述兩岸所擔心的事情。

對大陸而言，揚棄西雅圖模式的第二個結是，萬一將來台灣又出現政黨輪替，屆時新的執政黨若繼續比照要求怎麼辦。其實，未來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氛圍都會是主流，我方在ＡＰＥＣ的「中華台北」名稱，是不太可能被改變的。

況且，若馬習會能透過新模式實現，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意義是非凡的，不只有助於兩岸和平深化發展，對世界和區域和平貢獻也是重大的。若加上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實現兩岸和平的制度化發展，對世界和區域和平的貢獻將載入史冊。馬習真的可以去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我們應以高視野，從促進兩岸和世界及區域和平的胸襟，樂見馬習會和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的實現。

李劍非／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律師

近日爆出大統市售橄欖油混摻銅葉綠素染色劑，影響食品安全，更發現業者數度透過自行偽造之抄寫配方，成功矇騙ＧＭＰ過關。層出不窮食品安全事件，行政稽查緩慢，司法事後之救濟亦緩不濟急，吾人是否只能坐以待斃？

兩公約施行法已通過，大法官亦已於許多解釋中直接援用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規定：「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依照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二○○○年第十四號「一般性意見」，國家必須保證安全食物，使消費者免於受到食物製造商對健康權所帶來之傷害。

檢視我國目前食品衛生安全的機制，是否符合憲法對於人民健康權保護之要求？無論是行政、刑事或民事追懲責任，皆僅係對「終端產品」之事後究責機制；而現今食品製造工業化，國際貿易及食品科技更使得食品供應鏈綿長複雜，若無法落實針對「製造過程」之事前監督查核，難以期待對於不肖食品廠商發揮嚇阻力。

美國二○一一年修訂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授權政府審核通過符合專業認證資格之第三方，對於食品之安全有稽查及認證之權力。考其修法源由，乃消費者往往無法從食品本身確認安全性及是否使用違法添加物等資訊，而僅能倚賴對業者之信任，極容易造成業者便宜行事，使食品安全市場失靈。透過第三方稽查認證，可彌補消費者採購時資訊不對等的問題，強化業者注重食品安全之誘因。

現行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四項授權主管機關而訂有「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等準則，並同條第五項授權政府得就食品業者，辦理衛生安全管理之驗證，且於必要時委託相關驗證機構辦理。我國現雖有民間之食品ＧＭＰ認證機制，但包括自願參加性質、專業人員不足，以及缺乏ＧＭＰ以外其他認證機制等皆係問題。

而根據報載及工業局表示，大統生產疑似添加毒素的產品，其實未得ＧＭＰ認證，說明ＧＭＰ於檢驗食品安全問題上，仍有把關的能力；而大統十七項產品能獲得食品ＧＭＰ認證之原因，乃因業者偽造油品製造配方，吾人尚不能因業者非法詐騙行為與標示不實，即全盤否定ＧＭＰ認證之公信能力。

政府對於人民健康權之落實及維護責無旁貸，維護全民健康利益，除了宣示加強督導外，就從推動強制第三方專業認證機制做起吧。

偶然的機會參加鄉下的某個活動，台上的大人物們拿著麥克風嘶吼狂罵著：某某某如何如何，比○○還笨！某某某又如何如何，比××還不如！台下的老人家，冷不防的丟下一句：教壞囝仔大小！然後掉頭離開。是的，環顧四周，有多少中學生、小學生和幼童，他們聽到了什麼？學到了什麼？

一連數日的報紙翻開，都是鞋子攻擊事件。甚至一名年輕女子抱著小孩，丟出鞋子，這一幕在小孩的心中留下了什麼印象？親愛的媽媽，將來有一天你的小孩告訴你：因為我不喜歡他，所以我出手打他。你將用什麼語言教導他？

各位大人，可不可以不要再扔雞蛋、砸紅墨水、丟鞋子了？我們的社會可以成熟一點嗎？面對憤怒情緒可以理性表達，採合理合法的方式申訴；面對每一個不同主張不同政黨的個體，請務必尊重。

請讓我們可以大聲教會學生：我不喜歡你，可是我必須尊重你；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是我不能侵犯你。別人做錯了事情，要交給老師依照校規處理，而不是我可以出手打人的理由。我不喜歡你，但是我也不可以拿鞋子丟你。

拜託，各位大人做做好榜樣吧！不要再等到三十年後，我們的孩子長大了，還在上演同樣的畫面！鞋丟完了，國家會不會進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鞋丟完了，我們的教育恐怕很難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