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從是梭羅在一八四九年首創，其原始思想是強調以親身接受法律的制裁，俾在精神道德層次來凸顯該項法律的不正義。過去常有政治人物舉行「坐監惜別會」，以標榜對抗法律的光榮，即有幾分「公民不服從」的意味。

依梭羅的原意，並無「對抗法律／不受制裁」的意思。最典型的案例是教徒以拒絕殺人而拒服兵役，但均以「寧願坐牢／不願當兵」結案；亦即以「對抗法律／接受制裁」來彰顯自己的正義觀。有人出了獄，仍拒服役，又再入獄。後來，為解決宗教與法律之間的「相對正義」，各國相繼修法規定此類案例可以改服社會役；於是，由於法律改變，公民與法律之間的關係亦告改變。

梭羅距今已一六五年，當時的法律較傾向統治者的意志，因此「公民不服從」頗可理解。但今日民主國家的法律本即由「公民（議會）立法」產生，若輕率主張「不服從」，即可能違反「公民主權」。於是，若霸占「公民主權」主體的國會而用「公民不服從」來阻卻違法責任，應知其本身即是踐踏了「公民主權」。

其實，莫說「公民不服從」，連「抵抗權」，或洛克的「革命權」，與孟子的「聞誅一夫紂矣」，皆是民主政治領域實際存在的公民權利。但此次學運如今卻是以「公民不服從」，欲挾制國家改採台獨路線的兩岸政策，而竟然要強制「全體公民必須對我服從」，這真是民主政治的黑色笑話。

公民不服從是相當深奧的民權理念，那絕不是一般街頭暴民的菜，但太陽花的菁英大學生及背後高人豈能不懂？

高房價已成台灣民怨之首，但馬政府似未將此當成施政之首。幾位高官近日都說「我的孩子買不起房子」，江揆則宣稱，政府會努力讓囤屋者把房屋釋放出來，將房價所得比降到十倍以下，卻未見具體方案。內政部長陳威仁鼓勵年輕人遠離台北，下鄉從事觀光業；但難道不知，農村的失業率遠高於城市。京師大員們的鄉愿，由此可見。

財政部稍早對全台豪宅大查稅，大台北地區房價在八千萬以上、其他縣市在五千萬以上者，要追查是否依實價申報及有無逃漏。但財政部鎖定的豪宅，全台數量不過兩萬多戶，只是區區之數。事實上，去年全國房屋交易量高達卅七萬多戶，若僅鎖定「豪宅」，則不免範圍過小，甚至可能因交易者隱瞞、低報及無從追查，而失去政策效果。

政府祭出奢侈稅將近三年，為何房價仍然居高不下？根據今年「全球房地產指南」的一項最新調查，去年台北的房價漲幅高達九．九二％，高居亞洲第三名，僅次於吉隆坡與馬尼拉。往前一年，台北的房價漲幅是全亞洲第二名，僅次於香港；但港府因打房有成，香港房價已經回跌。

在政府實施奢侈稅後，去年台灣第一豪宅「帝寶」仍出現每坪二九八．二萬元的售價，是實價登錄以來的新天價。反觀香港，去年新鴻基地產在九龍推出的超級豪宅「天璽」，在香港政府嚴厲的打房政策下，預售價迅即腰斬四成，跌為中古屋的價格。

比較鄰近國家的做法，台灣的奢侈稅規定，房屋取得一年內轉賣的稅率是十五％，一到兩年內出售稅率則是十％，兩年以上則不必課稅。反觀日本，規定房屋取得五年之內轉賣的稅率高達卅九％，五年後轉賣也要負擔廿％的稅率。這也難怪，近期台灣的投資客大舉到日本投資房地產，都踢到鐵板。

過去三年，政府的打房政策一直處在小規模（僅限豪宅）、小範圍（聚焦雙北）及短期限（兩年內轉售）之間遊走，打擊目標僅鎖定投資客，而不從源頭控管炒房資金的來源，也不敢使用奢侈稅及實價課稅雙稅並進的政策，甚至連「打房」的字眼都避免使用，唯恐影響市場。這種「抓龜走鱉」的政策，也難怪奢侈稅實施三年以來，台灣房地產只是「量縮」而「價不跌」。

財政部長張盛和說：不用一直看「帝寶」，它只是個案，台灣房市已到了強弩之末。但他忘了，房地產一直有「追價」的特性，全台地產都在看「帝寶」，因為它牽動著全民對房市走向的預期心理。反觀香港政府，去年便把香港房地產指標的「天璽」列為首要打房目標；而當「天璽」的售價腰斬後，香港房地產銷售量便跌了近六成，投機客的預期心理瞬間崩解，也就失去炒作空間。

比較近期亞洲國家打房最具成效的香港與日本，可發現兩項重要特性。首先，香港政府打房重視源頭，特別對外來資金進行嚴格管控。近年香港房價作手多為外來投資客，尤其是大陸富豪；香港政府於前年十月推行「買家印花稅」，對於非港籍的購屋者課徵十五％的房屋稅。反觀台灣，購買豪宅的多為在大陸經商成功的台商，甚至近期香港投資客也轉戰台灣；政府有必要就此進行控管，並實施差別稅率。

其次，日本政府對自住與投資型房屋做有效區隔，避免打擊投資客時也損及一般自住居民的權益。日本政府將購屋「自住」與購屋「出租」作明顯區隔；若是供「自住」，房屋稅及住民稅都只有「出租」者的一半。反觀台灣的房屋稅，對於這兩類卻不加區分，這也讓政府的打房政策失去著力點。

當房價高漲已成民怨之首，政府推動打房政策，卻把房價越打越高，這股民怨勢必會延燒到年底七合一選舉以及兩年後的總統大選，政府有必要採取大刀闊斧措施，以追求成效。

過去，大家對香港「蝸居」的悲慘情境印象深刻，但最近香港政府打房奏效，讓香港在今年退出亞洲房地產飆漲前五大的惡名。我們不禁要問：香港能，為何台灣不能？

然而，所有關心此事的人，都不宜草率解讀兩位美國官員的說法。美國在台協會前處長司徒文認為：「服貿協議與TPP無直接或間接關聯。」

美國亞太經合會（APEC）資深官員王曉岷則說：「美國不視簽署ECFA下的任何協議，為加入TPP的必要條件，也不認為兩者間有實際的連結。」這兩人的說法，其實只是美國官員表達願意考慮台灣加入TPP的善意回應，如果解讀為兩者之間毫無關係，可就是過度解讀了。

要理解服貿與TPP兩者的關係，可以從三個面向來思考：行政面、政治面和經濟面。

在行政面上，兩者的確沒有直接的關連，要加入TPP，只要在入會第二回合和目前加入第一回合談判的12個諮商國分別完成市場自由化諮商，獲得了共識之後就可以加入，不必管台灣目前和其他國家或經濟體所簽署的協定。因此，美國兩位官員的說法，是從這個面向說明的；而其深層意涵，則是在鼓勵台灣加入這個經濟整合組織，來拉近台灣和美國的經濟關係，創造互利共贏的效果。

然而，從政治和經濟面來看，情況就沒有如此單純。在政治上，繞過中國大陸而想直接和美國等簽署TPP，意味著台灣要遠離中國、親近美日；北京對此當然不是滋味，特別是在中國大陸認為對台灣已經「讓利」頗多之後，更不樂見台灣繞過大陸參與其他經濟整合。因此，不讓服貿生效、直接要加入TPP的直接影響，是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的進度和內容都會受到影響，北京將會意興闌珊，甚至優先處理和其他國家的諮商，延後和台灣的貨貿諮商，並在往後的諮商中「寸土必爭」，讓已經設下條條框框（例如830項農產品不開放）的台灣難以面對，並可能難產。如果台灣的「反中」聲浪持續高漲，北京甚至可以私下要求某個它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家延宕和台灣的TPP諮商，即使美國對台灣說「可以」，也行不通。

最後，從經濟面看，許多財經專家都認為，「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包括架構協議、貨貿協議、服貿協議、爭端解決機制協議）是台灣要進入TPP和簽署其他自由貿易協定最佳的「緩衝協議」，透過這個開放程度不算太高的兩岸協議，讓台灣較習慣於和境外企業或產品競爭之後，才有比較成熟的條件在更為嚴苛的協定中和其他國家競爭。

如果今天不讓服貿和貨貿生效，卻貿然去簽署TPP，就算在美國拉攏之下獲得成功，其對台灣經濟的衝擊必然更大；屆時企業和民眾的抗拒及反彈可能更為強烈，極可能天天看到農民或弱勢產業上街頭、包圍農委會、經濟部等。其結果很可能是這些協定都簽不成，或無法在立法院過關，但其他國家卻快速生效，台灣經濟開始付出被他國產品排擠的代價，經濟前途黯淡無光。

其實，面對韓國和中國大陸此時此刻對自由貿易協定的積極諮商，台灣最好的策略是：立法院盡速確定審查機制，並盡速讓服貿進入審查；同時針對國民懷有疑慮的部分，以附帶決議等配套來要求行政部門消弭民眾的憂心。捨此不圖，卻要求政府撤回服貿，如果也延宕貨貿，極可能明年初中韓自貿協定生效後，就會看到台灣被嚴重邊緣化。我們極為擔憂，更期待國人勿掉以輕心，以免屆時欲回頭而恨晚。

「歲月號」船難事件，目前仍搜救中，已證實有超過百人遇難，174人獲救，約兩百人仍下落不明。這次沉船，規模之大，情況之複雜，暴露出韓國政府處理能力不足，南韓社會情緒已經從絕望轉成憤怒，媒體不斷詰問南韓是不是個「三流國家」， 二十多年來的最大海難正在演變成政治風暴。

當然追究起來，船長與部分船員要負最大責任，不僅處置失當，還率先棄船逃命。誠如朴槿惠總統所說，這種行為無異於殺人，從法律上、倫理上都不可想像。而援救至今，隨著一具具屍體抬上來，家屬情緒爆發，對官員們敵視，向總理丟擲水瓶，並在朴槿惠慰問時大罵公務員不負起責任，還一度要到總統府抗議，但被警察擋住。在近海沉沒的歲月號，至今生還率竟和百年前在北大西洋沉沒的鐵達尼號差不多，難怪網友怒罵，「無能的韓國仍舊是落後國家」。

對於南韓政府，最困難的決定還在後面：截至目前還有約二百人陷身船中，理論上，船艙結構內也許還有空氣包，可以讓他們存活，但至今已無手機訊息與外界聯絡，令人擔心情況不樂觀。部分家屬現在主張數日內結束搜救，開始打撈，換句話說，要把船身扶正，想辦法拖回港邊。但一開始打撈，就會把空氣包打開，最後存活的希望隨之破碎。不管怎麼決定，政府必然要擔負最後的責任，以及最後的責難。

目前輿論指責的對象是船長與負責救災的中層官員，還沒有直接點名總統朴槿惠。朴槿惠也強調，必將罷黜只知察言觀色、戀棧職位的公務員。不過憤怒情緒和究責焦點勢必會往上升高，朴槿惠目前超高的七成支持率，恐怕無法繼續維持下去。

災難無情，尤其隨之暴露的「人禍」最令人無法接受。其實每個國家都經歷過類似歷程。美國紐奧良卡崔娜颶風風災，小布希總統被痛責過後，緊急救災機制才真正上軌道；並在隨後紐約珊蒂風災時，發揮了效用。台灣也有八八風災嚴苛的教訓。南韓這次痛定思痛，應會對災難因應體系全盤檢討，但這卻是多少人命所換來的，何其慘痛！

歷次六項全國性公投，都是跟總統和立委選舉同日進行，而這些選舉總投票人數，都超過公投所需「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門檻。以民國九十三年的「強化國防」公投為例，當天總統選舉總投票人數是一三二五萬多人，超過公投門檻所需約八二五萬人，但公投投票數卻只有七四五萬多人。

從數字上即可看出，公投未過因素，不是「二分之一」的門檻，而是公投主題正當性不足，許多選民進了投票所，卻刻意不領取公投票。因此，若就核四議題舉行全國性公投，以國人對這個議題的關切度，要超過「二分之一」門檻，應非難事，且最後若通過廢除核四，其正當性無人能挑戰。

至於誰該為「公投門檻過高」負責？依民國九十二年立法院公報，不論是「台聯黨團與蔡同榮共同提案版」、「民進黨團版」、「（民進黨政府）行政院版」和「國民黨團與親民黨團共同提案版」，都要求需達「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嚴格說來，「國親版」的公投通過條件其實相對較低，因為「國親版」僅要求「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其他版本則是「有效票」與「無效票」都需計算的「投票人數的二分之一同意」。

此外，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立法院院會針對公民投票法進行「表決大戰」時，公投門檻是直接依照各黨團協商條文通過，根本未表決，也就是台聯和民進黨都不覺得「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有問題。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行政院就公投法部分條文移請立法院覆議時，在移請覆議的十一個條文中，也不包括公投門檻。換言之，若真的要找人為「公投門檻」過高負責，民進黨的責任恐怕還高過國民黨。

一、馬總統公開保證，核四安檢未完成前，絕不裝填燃料棒。

二、由國會立法另組「特別監督委員會」，以最高規格監督核四安檢。

三、最高規格安檢完成後，由最新民意決定核四終局。

進一步析論如下：

馬總統的公開保證，只是「沒有核安、沒有核四」的進一步明確化，未失既定立場。

但為爭取國人信任，於原能會及經濟部既有監督機制外，透過國會另立特別監督機制。以核四工期之長、弊案之多，此舉應能得朝野立委支持。且此議完全避開因修改公投門檻而橫生枝節的可能，有利於朝野儘速達成共識、儘速立法。

以核四爭議之規格，所謂「最新民意」，自非二○一六總統大選莫屬。若於總統大選一併舉行核四公投，可確保公投順利成案，無須修改現行法律。以目前民意趨向，核四公投結果不難預期，此議與前述特別監督委員會配套，雖無「立即停建核四」之名，但可得相同效果，幾屬必然。如此應可得各界信賴，核四爭議，落幕在望。

若朝野得此共識，則氣氛和緩，馬總統應把握良機與各界對話、修補信任，為國家長遠發展厚植沃壤。且若得在野陣營善意回應，馬總統仍可能在所餘任期內，於其他議題有所建樹。而在前述核四公投結果可期的基礎上，林義雄則不妨接受各界勸說轉念，俾便親睹朝野攜手，共創民主新境。

在寶貴的空檔期，社會應責成未來總統候選人提出理想的新能源政策爭取勝選。

果如此，不論短期（林先生安危）、中期（決策之程序正義）、長期（理想的新能源政策）議題，國人有可能三者全得善果，則何樂而不為？

回到二○○八年大選，當時的國民黨立院黨團戰力十足，而馬英九以七百六十餘萬票當選，那是當前形勢的一個起點。

當時的馬總統雄心萬丈，確實想要好好改革一番；而當時被推出來收拾殘局的蔡英文，也想好好改革民進黨一番。後來的發展，馬英九的改革把自己搞到跛腳，而蔡英文改革不成，反被民進黨同化。因篇幅有限，本文僅論及馬總統部分。

馬總統當時最應該優先改革的，應該是阿扁留下來的公務員貪腐之風，可是在「不宜株連太廣」的大帽子之下，事務官幾乎「照原任」。那是不對的，公務員受法律保障，但官職不是，貪官不換掉怎麼改革？

總之，馬英九的改革重點乃轉向國民黨內，重點則放在消弭地方派系。地方派系當然不會束手「被改革」，於是立委承受最大壓力。也因此，原本是國民黨主力作戰部隊的立院黨團，乃鮮少入閣成為政務官，但他們卻應該是最熟悉「扁八年」政務發展的一群。而馬政府只能從校園裡借將。

這些校園來的爺們，也莫不想要有所作為，可是對內搞不動公務員，對外搞不過立委，漸漸就成了（青年黨員指出的）「做什麼都不對，什麼都做不好」。

東漢末年，外戚大將軍何進想要誅除宦官，袁紹第一個挺身而出，領了五千御林軍殺進皇宮。宦官們求告何太后，何太后出面要何進「不必株連太廣」，於是收兵。袁紹力勸斬草除根，何進不聽。

後來宦官謀誅何進，何進問袁紹該怎麼辦，袁紹這時已經曉得何進的作風，不再自告奮勇衝鋒，乃建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宦。」這一招非但沒保住何進的腦袋，還引來了董卓之禍。

馬主席改革地方派系不成，每遇選舉卻還得跟地方派系妥協，因而地方派系對馬英九既不滿又不甩，而馬總統令不出中央，「改革對象」乃只能朝向王金平。

此所以青年黨員問「馬王關係」，而馬總統答以「用人風格」的原因。時至今日，整個馬政府內部，已經都是「瞭解老闆作風的袁紹」，國民黨內則已經沒有「挺身而出的袁紹」，這就是馬總統用人作風招致的結果。

如果我是剛出社會的年輕人，我希望有一間可以讓我安心、在工作之後能放鬆，屬於自己的空間。它不用大，因為我只有一個人，一房一廳剛剛好，我也不一定要買，如果能用三千元租給我，我也很高興。如果要我住到淡水或林口，可以的話，補貼我進城工作的捷運交通費用，我會很感謝。有這種空間，我就不一定要買房子。

如果我結婚了，我希望可以換到一個二到三房的空間，我和老婆住一間，其他二間可以讓小孩長大後住。如果老人家上來台北探望孫子，大家擠一擠也能湊和著住幾天。只要有捷運方便上班，如果能用九千元租給我，再補貼我進城工作的捷運交通費用，我也會很感謝。這樣，我根本就不須要買房子。

如果我要和父母住，我希望能有個四房空間，除了我們夫婦和小孩外，父母可以住一間，六人四房恰恰好。如果能用一萬二千元租給我，再補貼進城工作交通費用，這樣我根本不必考慮買房子。

我有一個夢，其實很簡單。我只想要一個我負擔得起的居住空間，是不是我買得起無所謂，房價高不高也和我沒有關係。有一天我會走，我會很高興的還給政府，再交給下一位需要的人。

口號雖喊得響亮，但要看執行能力如何？過去台灣「耕者有其田」成功的助益「經濟奇蹟」，讓世人刮目相看。如今，若能落實「住者有其屋」，相信台灣會再創另一波的「政經奇蹟」！

總覺土地不夠用的新加坡，年均所得為台灣的二倍多，是富裕強國，但去年八月星國總理李顯龍還宣示：未來十四年內，爭取軍機場、港口土地一千八百公頃土地蓋組屋（國民住宅），要讓月入２３Ｋ者，可透過津貼（強制儲蓄的公基金）計畫，買到一房一廳；月入４７Ｋ者，二房一廳；月入９４Ｋ者，三房一廳，均在廿五年內還清房貸。

無獨有偶，中國總理李克強最近也指出，要讓全體人民實現「住有所居」，五年內要蓋三千六百萬套城鎮保障性住房。所得高過或低於台灣的新加坡、中國，政府都感到「保障住屋」的急迫性，台灣應更是如此。

爭取土地，廣蓋國宅，讓年輕人打拚有希望，努力有未來的「住者有其屋」政策，就是爭取民心的王道。舉如凍省後，台中地區的過去省府用地；精兵後，有不少閒置的軍事用地；甚至因少子化，很多私立學校勢必要倒閉退場；這些土地的水電管道、綠美化、公共設施等基礎工程，大致完善，只要改建為國宅即可。因成本低就能降低房價，政府也不用天天喊要「打房」，所謂土地房屋「正義」自可伸張。

「同地不同屋，三代同堂」安享晚年的溫心國宅，應是政府可再進一步設計的房政配套措施。將年輕一代申購國宅，分配其父母所住國宅附近，鼓勵選擇不輕易離鄉背井，嬰幼兒可由退休父母代勞，不必花保母費，也不必擔心夜晚加班，假日又可三代同堂；平時上一輩含飴弄孫，享天倫之樂；萬一年老病痛，子孫可就近照顧，不至於人隔兩地，勞心勞力又花費大。

目前國民黨在檢討反省，誓言要改革，喊出「一切改革是為了黨要更好！」、「失去政權是一大不道德的事！」。其實，執政黨要能醒悟「失去民心，才是一大不道德的事」，若能及時全面全力推動「住者有其屋」，格局勢必更高更遠更大，即是「一切改革是為了百姓更好！」

這一發展，當然立即引起相關產業及市場的普遍關切。最大的顧慮是，房地產業將大受打壓而萎縮，國內的經濟投資活力及營商環境條件，是否也同時被打趴？

台灣打房政策的崛興，不過基於幾項要素背景：第一是，房價所得比步步高，社會上買不起住房的家戶比例不斷增加，「屋奴階級」持續膨脹，尤其是大學畢業生族群「自有一屋住」的夢遠夢碎，累計人數及其生涯挫折感，也越多越深，並成為三一八學潮的重要驅動力之一；第二，除了房價迭迭跳高，挑戰社會買房能力之外，既有房屋持有者的房地產「持有成本」偏低，且極易轉嫁政府與社會，愈使有屋者堅持保有越來越多不動產，卻毋須負擔太高租稅成本，而更激勵「囤房」；而目前實價課稅（準奢侈稅）措施，只能阻滯短時間內的頻繁交易者，並沒有達到「打擊囤房」的真正效果。

想用「囤房稅」促進房地產市場供給、抑制物價及打壓景氣過熱的思維，其實是承襲第一次能源危機前夕打擊通貨膨脹風暴的「穩定實物經濟」手段。但今天台灣的囤房資產投資型態，早已是現代國際化都會的發展共趨，在製造業、證券市場及服務業的投資機會或利潤報酬預期普遍低落的「悶」經濟階段，除了用投資房產以謀保值增值外，恐怕只有被逼「資金外逃」一途，與當年囤積民生物資與工業原料牟利情形，截然不同。

因此，張盛和及張金鶚共識要用「另類奢侈稅」加大力度壓低房地產市場價格，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好意」，恐怕都不免落空。因為，市場情境現實及經濟底流因素，都不利於這項「一廂情願妙想」的現實。打房措施勢將「再度失效」。

事實上，不止台灣或中國大陸，甚至從國際經濟發展歷史驗證看，都會投資人進行不動產資產投資，甚或所謂「囤房牟利」的驅動力，都不是房屋持有稅率的高低，而是房產持有之利潤預期高低。當整體投資環境不利於工商業投資及證券投資，而房地產成為唯一存在「相對長期利潤預期值最高」的選項時，所有打房政策，都必然失效。兩岸打房政策，基本上都是不成功的。

更值得正視的是，政府想提高「囤房成本」的房地合一稅制，是否真能改善年輕世代購買不起房產問題？這一措施抑降房價的效應，不一定能實現，但住屋持有成本提高勢必會驅趕資金出走，甚且加重青年世代買屋持房的條件負擔，而實際變成懲罰青年世代購買自屋的壞政策，其真乃馬江政府促進世代正義的真實用心嗎？

個人相當樂見官員能感受到房價高漲的切身之痛，但也為政府長期對於民怨的無感與不積極作為，感到不可思議。

房價所得比與貸款負擔率的攀升，均反映民眾房價負擔能力的惡化，主要是因為房價高漲，但實質所得不增反減所造成。過去十年國內房市在游資過多、財產稅制不健全及不動產資訊不透明等原因下不斷飆漲。從二○○三年第二季至今，全台灣各地區房價平均漲幅約二至三倍，但過去廿年國內實質所得，卻在經濟發展面臨瓶頸，企業缺乏公平合理的薪資與分紅制度，加以政府欠缺健全的財產與所得稅制下，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發展成果僅由少數財團獨享。

房價負擔能力惡化問題相當嚴重，不但使經濟惡化、金融惡化、居住品質惡化、生活品質惡化，也會使年輕人沒有希望與未來，可簡單稱之「四惡一沒有」。

因為房價飆漲，使有限社會資源過度集中於房市，企業因不願進行研發與創新或踏實經營，漸喪失競爭力。房價泡沫化也潛藏龐大的金融危機，不但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有屋者也無能力換屋，導致居住品質不斷惡化。此外，居住成本偏高，也排擠居住外其他各項消費支出，包括生育、養育及休閒娛樂，整體生活品質隨之下降。更嚴重的是，在如此居住不正義、世代不正義下，年輕人沒有未來、看不到希望，台灣怎麼會有未來？

房價飆漲，雖可大聲指責建商或投資客沒良心，但政府不積極作為責任最大。政府要使房價合理化，必須多管齊下，目前在財產稅制、金融管制、產業管理、健全資訊，或住宅政策等方面，均有許多值得檢討與改進的地方。不過政府並不缺好的政策，因為相關的研究報告與改革建議已一籮筐，政府最欠缺的，是好的溝通策略來凝聚社會的共識，以及確實執行政策的決心與魄力。

經過太陽花學運，許多有良心、有正義感的學者們深深感受到，不能再繼續坐視社會惡化與沉淪不管，也不能再繼續選擇沉默與等待，唯有開始行動，社會才會往好的方向改變。目前有一群不動產專業領域教授已經成立「房市改革行動聯盟」，共同參與「房市改革救經濟救青年」運動，希望給政府施壓、給政黨與民代施壓、給房地產業者施壓。

唯有透過立即全面推動房地產稅制改革，嚴格限制非自用住宅購屋貸款，嚴查與懲罰房地產投機炒作行為、全面檢討與強化房地產業管理規範，並利用公共建設與產業投資引導城鄉均衡發展等改革行動，讓房市健全化，房價負擔合理化，才能給年輕人多一點希望、多一點未來，才能真正救經濟、救台灣。

舉辦體育賽事拖垮財政的事時有耳聞，二○○四年的希臘雅典就是一個例子。事實上在各國財政都狀況頻出的現在，舉辦體育賽事已不是榮耀而是負擔。二○一二年巴西民眾集結抗議，其中一項就是反對政府花費鉅資舉辦二○一四世界杯和二○一六奧運會。儘管足球是巴西的頭號運動，但其國民還是認為主辦這兩項賽事只是政府的形象工程，對百姓生活毫無幫助。有錢應先解決國內問題，不必浪費在無謂的宣揚國力上。無獨有偶，一九七五年巴基斯坦因經濟不佳、政局不安，放棄承辦一九七八年亞運；一九八二年哥倫比亞也因為國內情勢，決定要將資金用在社會發展上，放棄了一九八六年世界杯的主辦權。相較於在國際上宣威，把錢花在刀口上更符合民眾的期待。

回頭看看台灣，中央地方的國債已瀕臨上限，根據商業周刊最近一期的報導，全國鄉鎮市的財政黑洞令人觸目驚心。台灣已有四十％的縣市面臨破產的危機，即將步上希臘的後塵。但是即使財政已如此惡化，很多首長們好大喜功的心態卻未改變，除了選舉時亂開支票，廣施福利政策外，也熱中於舉辦各種華而不實的康樂活動，例如跨年晚會、元宵燈會等等。即使明知財務不堪負荷，甚至要舉債發薪，也要輸人不輸陣，以彰顯個人政績。特別是對於舉辦國際體育賽事更是積極爭取，美其名為提升國家體育風氣，增加國際能見度，但其實以兩個星期的體育大拜拜，能為台灣帶來多少宣傳效益真的不得而知。就以台北市將於二○一七年舉辦的世大運來說，預估經費就高達四百多億元，但相對於亞運、奧運的知名度及重要性，世大運遠遠不及，我們不禁要問，有必要花這筆鉅款去從事這樣一個活動嗎？

缺錢喊停看似有失顏面，但卻是面對財政惡化、國債高築現況負責任的態度。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好好檢討中央及地方的債務黑洞，審視各級政府償債能力，遏止亂開福利支票，或是將預算虛擲在一些華而不實的建設或活動。否則以現在的惡化情形，每一位國民，即使是剛出生的嬰兒，都已身背九十三萬元負債，再不思改進，當國債到頂時，我們又如何面對被迫埋單的下一世代？

正如同商業周刊所說，從現在起讓我們好好思考，不要再要支持政府或政客們做些什麼？ 而是要問他們可以不做什麼，以減少支出、降低債務。讓我們的財政能夠休養生息，使我們的國庫還有機會能補虧轉盈，還我們的子孫一個無債一身輕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