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若要論施政上的諮詢請益，總統府編制內有卅名資政、九十名國策顧問的名額，馬總統任內常未聘足相關名額，留下缺額。因此，總統如果需要年輕世代的意見，大可利用這些名額增聘新世代的國策顧問，以徵詢他們的高見，何必疊床架屋另外成立「青年顧問團」？

其次，以馬政府決策圈之小，在百名資政和國策顧問之中，六年來有機會受總統徵詢的人其實不多，能善用此一名器主動獻策進言的人恐怕更少之又少。如果地位崇隆如資政和國策顧問都只是虛有其位，聊備一格，則「青年顧問團」能發揮什麼作用，不免令人懷疑。何況，「青輔會」去年才被裁撤併入教育部，現在卻又發覺青年工作這塊空白太大需要另起爐灶，這豈不說明組織改造是改假的？

再者，若要談世代交替，馬政府及執政黨內更迫切的問題其實是中壯世代的傳承與接班。事實上，在政府決策形成的過程中，許多中壯世代的意見習慣性地被忽略，這也是年輕世代目睹耳聞之餘感到未來備受剝奪的間接原因。最近，藍軍若干縣市連七合一選舉的候選人都難產，有些諸侯要靠著「唱反調」才能引起中央的注意；現在馬總統突然說要聽取七、八年級的聲音，那麼，鬱卒苦悶的四、五、六年級又被放鴿子了嗎？

馬總統跳躍式的思維，有時就少了那麼一點必要的平衡感，難怪被批評為「街頭決策」。「青年顧問團」這麼重要的話，那要不要來一個「中壯年顧問團」？

之所以會把凶手誤傳成「醉漢」，因為那是最容易想像的事：或許是家庭破碎，或者長期失業，又或臨時受到什麼刺激，然後在酒後失控作出可怕的暴行。然而，廿一歲的鄭捷卻只是「從小就想要做件大事」，本來打算大學畢業後再付諸行動，但「今天正好沒課」，他就買了刀子，試乘了一回，即挑選捷運站距最長的一段向同車旅客下手。

但如果是醉漢，外人很快就能辨識出來；如果是外顯的精神異常，旁人也比較容易提高警覺。然而，鄭捷的危險心靈包藏在他平靜的外表底下，他的反社會人格被大學生的身分掩蓋；他在高中畢業紀念冊上那句「我沒有放火燒我家」的留言，被當成青春叛逆的趣味；他大學宿舍門上「打死不治療」的橫批，是室友們共同分享的病態時髦。在這樣的文化下，像這樣心存仇世的幻想、卻又毫無罪惡感的年輕人，就算政府在每個捷運站都部署了警力重兵，又如何防制這類危險分子？

鄭捷的犯行，讓人聯想起挪威奪走七十多條命的殺人者布列維克，以及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造成三死近兩百傷的查納耶夫兄弟。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個人（而非組織）策劃犯案，都選擇在公共場合向不特定對象下手，他們並不是個人在成長過程有過不幸遭遇，卻選擇隨機殺人的方式來宣示自己以為的「正義」或英雄行為。

挪威的布列維克行凶是為了反對歐洲外來移民太多，反對多元文化主義；查納耶夫兄弟引爆炸彈，則是不滿美國出兵阿富汗及伊拉克，要為伊斯蘭教報復。然而，鄭捷冷血殺人的原因至今仍是個謎，他難道真的就是立志要「做件大事」嗎？或者只是殺人格鬥電玩玩到走火入魔？再說，持刀殺人和引爆炸彈不同，前者需要近距離面對被害者血濺腸流的慘狀，那是加倍血腥的事，而鄭捷能連續刺殺廿多名乘客仍不手軟，其冷酷和殘暴真是教人難以想像。

反社會人格的一大特徵是「無罪惡感」，嚴重缺乏良心的譴責，也不會感到內疚或不安。警方前天偵訊鄭捷時，認為他毫無悔意；甚至在警方提醒他上有父母、下有弟弟時，他依然無動於衷，呈現的正是這樣的心理特質。目前，我們尚無法判斷他為何如此，但從昨天案發後臉書立即有人成立「鄭捷粉絲團」，宣稱要支持鄭捷，「崇拜他、敬愛他、感謝他清除社會汙染物」云云，且短短數小時便有上千人加入，可以看出社會上或社群網路的若干角落確實存在助長「反社會心理」的邪惡觸媒。這點，臉書上對鄭捷的暴行按讚和高呼「鄭捷處死刑」、「鄭捷去死」的兩種聲音，其危險本質同樣讓人擔憂。

鄭捷的隨機殺人計畫提前發動，和近來的街頭抗議有沒有關係，外界難以斷言。但四月間他在臉書上聲稱自己「會有一番大作為」，文中出現廿個「砍」字，正值台灣反服貿、反核四、割闌尾示威期間；當時那種沸沸揚揚「造反有理」的氣氛，乃至警察面對群眾束手無策的情景，也許不知如何刺激了鄭捷的神經，想要「做件大事」的念頭便油然而生。在他的周遭，其實也有人察覺情況不妙，因而通報了大學校方處理；遺憾的是，學校的諮詢終究無法深入他的黑暗之心。

如果說太陽花學運表現了年輕族群對政治的關注和世代叛逆，鄭捷的隨機殺人事件則暴露了年輕世代反社會、缺乏良知的危險心靈，這一體兩面的正反關係，我們不能忽視任何一面。也因此，反省此一事件，一味要求「增加捷運警力」恐怕不是正確的解方，而必須了解鄭捷的心裡究竟潛藏著什麼樣的仇恨幻想，導致他如此冷血地向身旁無辜市民下手，以及他一心想要扮演反社會角色的致命誘惑究竟從何而來。

我們也要向勇敢力擒鄭捷的白髮伯、雨傘哥致敬，在人們倉皇失措時，感謝你們伸出正義之手阻擋了邪惡。

美國能源產業2006年也面臨與當前台灣相同的困境。當時，傳統油田產量快速萎縮，天然氣產量也面臨瓶頸；伊拉克戰爭惡化了已搖搖欲墜的美國和中東關係、崛起的中國強勢地與美國爭奪稀缺資源，可謂是落入前有熊、後有虎的危境。

此時，老牌石油公司也不堪成本負荷，紛紛放棄美國境內的油氣探勘，讓美國似乎只能加大仰賴海外能源，變相地任人宰割。豈料，僅短短數年，頁岩革命就成功扭轉了這種悲觀的宿命，2013年國際能源總署甚至預期，2016年美國原油產量將超過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頁岩能源問世並不是什麼新聞，早在1821年美國便發現地層下蘊含頁岩氣，只是始終缺乏具有經濟效益的開採方法。直至1998年，被尊為頁岩氣之父的喬治米歇爾（George Mitchell）催生出水力壓裂法（fracking），進而將頁岩氣開採成本降至4美元/百萬英熱單位後，才具備巨大的商業價值。長年經營天然氣能源公司且年逾古稀的米歇爾，本可坐擁傳統能源所創造的巨大財富，享受舒適的生活。但他對能源耗竭問題的高度關心及永續經營的企業家精神，即使面臨企業接班人比爾史蒂文斯（Bill Stevens）及擁有地質學專業的兒子陶德皆強力反對、董事會的猛烈批評，仍毅然決然地投入頁岩氣開採。

其間，債台高築及親近的妻子因此壓力罹患阿茲海默症，亦未使他退縮。米歇爾每每在承受各方壓力後，總在第一時間驅車前往開採基地，再三激勵員工「堅持下去，目標就在前方」，讓第一線員工對公司營運的擔憂一掃而空。

為何米歇爾有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持？除了他具備永續經營、勇於承擔風險並尊重專業的企業家精神等台灣經濟轉型所需的特質外，更重要的是他掌握長遠且正確的趨勢做為後盾，使他的堅持不會流於有勇無謀。為了對他身處的產業趨勢有更深的掌握，米歇爾早在1970年代便資助兩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米多（Meadows）夫婦的研究計畫。

這兩位學者參與的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於1972年發表震懾全球的《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報告，預言在現有的使用方式下，天然資源將加速耗竭，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更為了深刻了解米多夫婦的研究而於1978年召開論壇，並邀請蘭德（Rand）公司的創辦人肯恩（Herman Kahn）一同與會，對能源耗竭議題進行各種深度討論。

在論壇中，肯恩批評米多夫婦只從統計學上的線性概念探究自然資源的趨勢，卻忽略了經濟學的替代法則要義─當自然資源漸趨稀少時，高漲的價格會迫使人類提升既有資源的使用效率及找尋其他的替代品。此一市場法則下特有的非線性思維，強化米歇爾堅持找尋新生產模式的決心，更因為米歇爾洞悉長期的發展趨勢，讓他得以在眾人反對的情況下堅持己見，終於打造出改變能源歷史及美國未來命運的頁岩革命。

面對台灣經濟的困局，線性思考者很容易就產生毫無希望的沮喪感。但從米歇爾開創頁岩革命的故事可知，天底下沒有所謂的宿命論，台灣所欠缺的是對國際大趨勢的掌握、具備米歇爾企業家精神及非線性思維的政府與企業主，以及創造可讓勞工對自己工作懷抱熱情的環境。只要這些要素都具備了，台灣經濟又何愁無發展的可能性。

非為情，非為錢，非為仇，在大庭廣眾間任意揮刀，這當然是極其不正常的個案行為，不必誇大解釋，以免擴散恐慌。不過，從社會面來看這樁悲劇，還是提醒了我們，看似祥和社會，不免仍潛藏著破壞性的力量，「小確幸」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維持。

社會變遷帶來新的問題與危機，台灣還有太多生活細節需要用心改善。孩子就學時間占人生比例愈來愈高，然而學校該如何影響學生行為，卻沒有新的答案、新的做法，只有新的困惑。尤其是大學，究竟要用對待「獨立個體」的態度，期許學生自立、自主負責，還是應該要求更貼近生活細節的行為規範？目前看來是兩頭落空。

願意自由獨立追求知識與成長的學生，感覺校園約束太多，沒有足夠空間讓人自由發揮。但相對地，無法順利適應集體生活的學生，也得不到足夠的社會化協助。

另一關鍵例子是家庭。家庭結構與功能改變，親子關係快速從「上對下」的威權模式，轉為平行對待。但孩子健康成長所需的元素，卻出現了許多扣搭不上的環節。源自於錯誤教養方式的偏差行為個案很多，親生父母讓孩子活活餓死、管教致死的事件也偶而可見。外在協助機制不是不存在，但不要輕易介入「家務事」的觀念仍在，懊惱總在悲劇發生後。

學校和家庭兩頭失落了該有的警覺和及時介入，釀造了龐大的悲劇。如此極端的事件不會經常發生，但一發生不但影響人心惶惶，且可以想見，必定有許多就算沒那麼極端、但同樣潛藏危險的問題，存在於社會各角落。有什麼機制可以早期偵測到這類問題，找出方法來，讓這些對象走出具高度破壞力的狀態，開啟人生更開闊的局面嗎？家庭、學校、社區網絡應有這樣的危機警覺，多觀察多關心，不要讓任何個案留在靈魂的黑暗處獨自掙扎，闖出害人害己的大禍。

國內外的精神科醫師研究發現，打電玩一段時間後，主管思考的大腦前額葉及管情緒的前扣帶迴血流量大幅變少，長期恐怕會影響學習及情緒管理。特別是這一類暴力電玩讓玩家奮勇殺敵快感十足，卻導致許多玩家往往沉迷而欲罷不能，然而這只是虛擬實境，玩久了容易與現實世界混淆。

筆者的學生有人就是沉迷電玩，常常上課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精神委靡不振，導致課業成績低落，學習態度散漫。我曾經個別晤談問他們到底有多大的魔力？

孩子說只要一上癮就無可自拔，甚至半夜瞞著父母偷偷起來開電腦玩。有的孩子會為自己找藉口，告訴我說賣了寶物可以賺錢，問題是在賣出寶物前，他所耗費的時間、精力和金錢與所得不成正比。更糟的是，賠上了自己的課業、前途，甚至是原本正常的心智能力，豈不得不償失？

我常告訴學生：「電玩非真實世界，離開吧，回頭是岸。畢竟在真實的人生裡，還有許多美好的事物在等待你。」出去交朋友打打球，做志工都好，千萬別深陷電玩世界。

戴妤珊／約聘人員（新北市）

捷運，上班時間一如往常的疾駛，早晨從土城上車，人們的眼神出現相對，有一抹而逝的關懷，接下來就是瞬間的警戒。

滑手機的人少了一半，大家低頭不語，坐車的人比平常少了一點點，大家東張西望，好像是在說：幸好你／我還活著。

愈接近江子翠，車內人愈多，但還是無人說話、無人喧譁，一直到了江子翠站。廣播如常放送站名，閉眼的乘客全睜開眼睛望著月台，因為我們知道，接下來就是最長的驚悚之路。

這段路和昨天出事的列車是相反方向。旁邊的女孩倏地蹲了下來，我左邊的女學生吸鼻子好似啜泣。所有乘客默然經歷昨天驚恐之路，沒人知道如何安慰身邊的人、甚至不知如何安慰自己，只能睜著乾澀的眼，默禱。

這是一種群體記憶，生命的消失可以像垃圾一樣隨意丟棄，像螻蟻一樣任意踐踏，「隨機」是最恐怖的宿命，沒有人能保證下一秒不會是自己。

回憶起二千年的紐約，我剛去紐約，那時紐約步調很快，人與人之間交錯就像飛快射出的箭，人們臉上，沒有表情，沒有笑容，沒有停下腳步的時間。我連在外面借個洗手間也困難重重，進了一家餐廳，they said“no, our restroom is only for consumers.”

九一一之後，又有個機會回到紐約，很明顯的發現，行人的腳步變輕快了，人與人的眼神不再空洞，你會在馬路上發現微笑的臉孔，街上的銀杏樹隨著風吹搖曳出窸窣歌唱，當需要幫助時，人們竟不吝於暫停自己的時間，對他人伸出援手。無庸置疑的，城市的傷痕，用笑容才能撫平，用堅強才能治癒。

台北捷運上的人們，也是。

愛能趕走疏離

蔡田／國小校長（台北市）

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消息傳出，人人驚恐。許多家長紛紛詢問：要如何才能遠離此類恐怖事件？有何妙方可以趨吉避凶？

我告訴他們唯有愛，以及從教育著手，才能止痛療傷，才能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剛開始，大家都覺得：我三句不離本行；都覺得我太過高調。但是經過說明後，大家欣然同意，彼此約定從自我出發，從自身周遭做起。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學生藏刀預謀殺人，絕非臨時起意，而是長久以來人格偏差的結果，其起因往往是因為缺乏關愛、尊重和成就感。只有針對問題的癥結，給予孩子關心、溫暖、疼惜、信任與尊重，並創造機會給予成功勝利的機會，建立起自信、有價值的自我觀念。

這樣的努力看似漫長，但唯有經過這樣的投資與灌溉，孩子的疏離感才能化除，孩子的心才會柔軟，暴戾之氣也才能降低，隨機做壞事、殺人的念頭，才不會存在。

家長不只要愛自己的孩子，更要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最可行的方法是從自己孩子班上的同學，或是住家鄰居的孩子做起。

此外，政府也應該擔起部分責任，特別是家庭功能漸失能，唯有透過社會輔導與救濟機制，適時介入輔導與協助，讓孤單無助的孩子有尋找情緒出口的機會，才能避免類似的慘劇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想要消弭年輕人暴戾之氣，唯有從小，從教育做起，給予孩子應有關懷、疼惜、尊重和信任，才能避免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教育功效雖緩慢，但滴水終究可以穿石，唯有愛，可以療傷止痛，可以避免悲劇再度上演。

這幾年，台灣大小抗爭一直沒斷過。抗爭，已成台灣民主社會的常態與情緒的出口。至於，是否能夠形成、展現超脫黨派、跨越階級、純淨無私與和平理性的「新公民運動」勢力，則是令人期待與質疑。

觀諸當前台灣經濟，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國家前途又掌控在一群目光短淺、意識形態偏執，只關心下屆選舉、討好基本盤的政客手裡。所有政治策略過招，幾乎只是藍綠惡鬥與利益交換的變形，無法致力於根本的建設與改革，讓台灣呈現停滯、倒退狀態。

馬政府雖然信誓旦旦要勵精圖治，但施政卻得不到民眾掌聲回應。因為，對於注重心理感受與情緒傳染的民眾，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政府的改革，是否能使社會更公正、更平等，而在於追求的公平與正義，能不能帶來民眾的歸屬感、凝聚力和群體意識。

在台灣，社會到處瀰漫著不信任情緒，人們對自己未來更充滿不確定性，多數民眾身陷「後現代集體焦慮」泥淖，容易感到不平、不安、挫敗與沮喪，也容易吹毛求疵，卻找不到可以依賴的浮木。

於是，藉由自主性和反抗性社會運動的參與，除了容易感受到有如普羅米修斯般的解放，想像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外，有些人則是因為「跟風」或「羊群心理」，求得「社會認同」的自我安頓。

事實上，抗爭不純然只是對政府決策的反動，而是提供認識人類社會、文化、歷史的新視野；社會運動更非只是「時尚」或流行，它能形塑、促成往後政治發展的方向與環境，啟發不同的政治理念、組織與類型。

然而，與許多新興民主國家一樣，台灣社會運動往往缺乏獨立性，也無法吸納多元社會力量，不能有效監督政府與政黨的可能濫權，或驅使政府、政黨進行必要的改革。

其一，由於台灣特殊政治生態，社運人士很容易沾染藍綠色彩，形成專嗆藍或嗆綠，遇到相同顏色則偃旗息鼓，無法一致性的對當權者，保持「馬克思的吼叫距離」。造成抗爭事件只是惡鬥的延伸，而社運組織只是政黨的側翼罷了。

其二，一些社運者雖強調和平理性，卻拒絕開放性對話，只允許從其內部規畫出來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論述，形成思想上的帝國主義。很多人不能明白，同樣都是表述看法，為什麼你的就是對，而我的就是錯？

這一、二十年來，藍綠惡鬥已拖垮、癱瘓台灣，多數人民早厭倦、疲憊，卻無力掙脫。在這個苦悶、焦慮的社會，亟需真正人民力量出頭。可惜，在過度濫用下，如今「人民」已變成空洞符號，變成道德上、輿論上所操弄的抽象概念，以做為戰鬥的召喚，有時聽起來格外刺耳。

公民運動必須努力發展，不同於先前依賴關係所衍生的政治色彩，開拓更高的整全性格局；同時，在民主社會中，必須保持對話的可能性，讓世界更寬容、更多元，也讓台灣人民的中道力量得以形成。

這樣說，肯定有上百萬的魯蛇上來打臉。

二○○八金融海嘯後，多業蕭條，政府編預算貼補企業，每一位新就業大畢生，扣除勞健保費，實領二十二千，良法美意，何罪之有？政府釘樁橛，繫纜「定錨」，產生了效應，企業給薪就在二十二千打轉，幾年下來，到今天，鬧得嘲哳喧騰。

鴻海郭董豪氣?呼，但轄下企業的某些作業員，不也只是二十六千，靠著錨邊兒。三十千起薪，才算有脫離二十二千的誠意吧。

二十二千，比基本工資一九○四七高一點點，餬口都有問題，卻多年未動。企業的整體收益漸有增加，當初要員工共體時艱，這麼多年下來，卻看不見底下員工的「時煎」。經濟不景氣、金融海嘯時，企業裁員、調整薪資結構、減薪、放無薪假、取消年終獎金，甚至大量引進派遣，員工為了保飯碗，全都認了。

但此刻，很多「應有之得」都回不去；而企業主、資本家繼續財富增累，與「資本論」的分析若合符節，財富來自剝削與榨取員工剩餘價值。而為了達成目的，總有高階人員為之出謀畫策。

為低薪勞工鳴不平的台中市長胡志強說，台中市總生產毛額三兆六百億，五年來增加九千多億，代表台中經濟不悶，企業主有賺錢，他呼籲企業主，賺的錢股東獲利三分之一，撥三分之一給勞工加薪，三分之一回饋社會公益。台中市去年投保勞工中，低於二十二千的就有兩萬人，就算每人加薪五千，一年不過十二億，是不為，非不能也。產業集中的縣市，情況應該也差不多。

問題在，不景氣時企業家、老闆寧可剋剝員工，增加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累積資本競逐或投資，所以讓比較容易調動、可以自由處分的員工比例增加，包括低薪及派遣，這類停滯性「有工作的窮人」，充斥各業；景氣好轉後，老闆卻忽悠忘爾。急得馬總統、行政院長江宜樺、交通部長、雙北市長，都不斷喊話搶救。

官員有想像，卻難實踐，因為替資本家、企業主開道的是勞、稅制度，所以，官員喊的多，敢敲磚掀瓦的還不見。

退求其次，雇主既將員工價值貶為勞動市場價格，則此時已逢翻轉的企業，不妨考慮在每年的預算中，編列員工加薪幅度及所需金額，以成本顯示決心及誠意；其次，宣示恢復足額年終獎金，因年終獎金是補足薪資差額的潛規則，好些努力的低薪族，多年不曾接受這項「富人之仁」了。

瑞士工會聯盟經濟學者藍巴特說，「國民擔任全職工作薪資仍無法維生，對這個富裕國家而言，是一奇恥大辱。」旨哉斯言，我們台灣呢？

企業賺錢，老闆英明；員工脫貧沒門，怪誰？廿二Ｋ不是罪惡，是杵在他們之間的恥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