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保是王丹的醫療人權，他和所有投保人一樣享有平等的就醫權利，不因他是中國異議人士而有差別。至於來台問題，則政府必須依法處理，若擅開小門便宜行事，勢將造成濫施特權，徒增困擾。何況，王丹的疾病似未緊急到必須立刻特案處理否則即有性命危險，他不妨先在美進行初步檢查。

王丹擁有美國綠卡，以他天安門學運領袖的特殊身分，美國政府應不致刁難其「回美證」，或罔顧其健康而拖延。如果王丹那方不先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卻在這方施壓要求我政府網開一面讓他入境，如此一來，難免落入外界批評的「特權」口實。

王丹將來台就醫問題透過臉書提出，要求朋友：「大家幫我跟你們的政府說，好嗎？」這是超乎常情的提法，當然也是值得重視的公共議題。遺憾的是，本報記者基於對其健康之關注，在詢問各部門意見時，只因一名記者誤解王丹要求台灣協助他向美方取得回美證，王丹不顧通版報導之善意，立刻指責本報「造謠」，並連續發出不堪之辱罵；而對於質疑他貪享台灣健保資源的網友，他也一律斥為「五毛黨」。作為資深民運人士，王丹的包容度及民主素養似不相稱。

為了王丹，移民署連續與相關部門開會研商，最後亦只能歉難同意。至此，王丹恐怕只能等待美方核發回美證後再行來台。民主國家公共事務有其常規，民運人士也不能例外。

細究經貿國是會議所探討的「全球化趨勢下台灣經濟發展策略」及「台灣加入區域經貿整合與兩岸經貿策略」兩大議題，換成更直白的問法，即是：面對全球經濟新賽局，台灣要如何做才能反敗為勝？

在金融海嘯後，各國無不致力大規模結構性改革，提升產業競爭力，導致全球供應鏈大幅調整；另一方面，各國紛紛採取對外結盟策略，形成區域經濟整合潮流。在這兩大趨勢激盪下，全球經濟進入到競爭更為殘酷激烈的新賽局，世界經濟版圖變動極為快速。在第一波賽局中，美國、歐盟、日本、中國大陸、東協、南韓、新加坡等可列為贏家或贏多輸少，但台灣在全球供應鏈地位大幅削弱，且在區域經濟整合中日益邊緣化，很明顯已落到輸家行列。

面對日益嚴峻的情勢，台灣要反敗為勝，首須大力推動結構性改革。國內長期投資不足，高級人力外流，是經濟最大致命傷；產業結構不夠多元化，資源過度集中在資通訊相關產業，經濟成長又過於依賴「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代工出口模式，更加深經濟脆弱性，也造成就業機會不足、薪資停滯、所得分配不均等複雜問題。因此，台灣必須致力營造良好的投資及創業創新環境，全方位促進產業投資，創造工作機會，引導薪資上漲，留住人才，同時須致力改變產業發展模式，從「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模式。這些努力方向，社會上已有很高共識，重點是在如何落實推動。

目前，最大阻力就是惰性與決心不足。如最近我國經濟好轉及股市榮景，主因是美國蘋果公司iPhone 6即將面市及大陸智慧手機及平板電腦品牌崛起，大量增加台商代工訂單，進而帶動出口及經濟成長，並激勵台股勁揚。回顧二○一○年金融海嘯後，資通訊業出口大幅反彈，促成當年高達十．七六％的經濟成長率；結果，反而因此鬆懈了結構性改革的努力，對代工出口經營模式依賴愈深。現在大陸品牌快速崛起，台灣為其代工比例愈來愈高，等到大陸製造能力進一步提升，「台灣，再見」恐將成為夢魘。所以，台灣要反敗為勝沒有捷徑，唯有政府和民間擺脫惰性，下定決心改變發展模式，才能成為真正的贏家。

強有力地因應區域經濟整合趨勢，是台灣反敗為勝的另一關鍵。中韓ＦＴＡ將於今年底前完成協商，「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ＲＣＥＰ）預計明年底前將達陣；南韓是台灣在大陸市場最大競爭對手，台灣主要貿易夥伴泰半皆是ＴＰＰ、ＲＣＥＰ參與成員，所以，馬英九總統憂心台灣面臨生死存亡關頭，因而一再呼籲立法院加速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及「兩岸服貿協議」，並及早完成「兩岸貨貿協議」簽署。

然而，這牽涉到當前朝野最核心的爭議，亦即是「全球化」是否會變質為「中國化」？兩岸經貿對台灣是「利多於弊」或「弊多於利」？追根究柢，「全球化」和「中國化」的爭議，關鍵在於台灣和大陸簽署實施服貿及貨貿協議後，能否順利加入ＴＰＰ、ＲＣＥＰ？如果答案具高度不確定性，我們就必須備有短期內無法加入的完整因應方案，才能厚植不被競爭對手打敗的實力，也才不致趨向「中國化」。至於兩岸經貿是「利多於弊」或「弊多於利」，關鍵則是在於前述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及兩岸風險的有效控管。只要凝聚全民意志落實改革，絕非不可克服的困難。

是以，涉及兩岸的敏感政策，馬政府教條式的政策宣導及民進黨的「逢中必反」，皆非可取；唯有務實面對解決問題，化解疑慮，才是突破當前政治僵局的可行之道。

據了解，科技會報辦公室曾調查各部會推動擴大科技應用計畫意願，包括衛福部、財政部與經濟部等部會均踴躍提案，在20多個初步規劃中，超過半數提案都與「物聯網」相關，顯見物聯網的應用方向已成為多數政府部門的共識。

我們樂見政府在產業迫切需要轉型的時刻，針對台灣產業本質上重硬體、輕服務，科技體系過去重研發、輕應用的問題，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向，並投入必要的資源。不過，要提醒的是，在規劃物聯網的應用時，除了從需求端出發思考使用者的應用情境之外，在完整布建感測基礎網之餘，更應掌握資料的蒐集、儲存、萃取、分析的過程，才能有效進行相關的應用。

換言之，物聯網的應用，硬體的完善並不困難，服務內容及軟體應用才是核心。尤其是是否有足夠且正確的資料來進行分析，並據以作為政府政策或者企業營運決策研擬或調整的參考，更是整個系統能否成功的關鍵。

以目前大台北居民很有感的『台北等公車』為例，過去民眾搭公車最大的困擾是不知道下一班車多久才會來，時間難以掌控，透過物聯網的應用，民眾經由智慧型手機App，輕鬆掌握每輛公車的動態，何時發班？幾時進站？因此可以很從容地在公車到達前走到站牌搭車即可。

這樣的交通動態系統，硬體的建置相當容易，困難的是政府是否願意開放及提供相關資料，亦即所謂的開放資料（Open Data）。尤其這些交通資料還牽涉到跨縣市區域（台北市與新北市），更增添協調的複雜性。一旦突破這些障礙，系統就能成功運作，這是目前民眾非常有感的物聯網應用案例之一。類似的情境應用可擴大到食、醫、住、行、育、樂生活各方面，都有待政府以開放的態度與擴大鬆綁的作為來完成。以下是幾點建議：

首先是標竿物聯網應用資訊的提供（Information）。建議政府可以蒐集國際上物聯網在各垂直領域上的成功應用，供各部會及企業在規劃應用上參考。透過標竿學習，以及在地特性調整，以發展適合台灣地區的最佳實務應用，未來有機會可以拓展外銷市場。

其次，應完善物聯網應用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為了深化物聯網的應用，建議政府應擴大Open Data的開放及提供，讓民間可以低成本或免費取得非敏感性的公共資料；政府亦可考慮協助建立資料交流平台，並扮演「資料協調者」的角色，促成跨企業、政府（中央或地方）之資料公開及分享，以協助產業快速取得所需資料；同時，也應提供相關法律（如個資法、醫療法、電信法）之資料取得及應用等諮詢服務，以協助產業降低開放資料應用上的可能法律風險、排除相關應用的限制與障礙。

人才也是基礎建設重要的一環，政府也應協助培訓更貼近實務的物聯網應用人才，這不僅僅是硬體，還包括服務內容、軟體應用甚至跨領域資料分析人才，如資訊科學、資訊工程、資訊管理、統計、數學並結合行業別應用等。

最後，是誘因的提供(Incentive)。如何提供足夠的誘因，讓政府部門願意且樂意冒『圖利廠商』之大不諱提供開放資料、不同領域企業間願意分享資料，並投入物聯網的各式應用。我們建議政府可以在物聯網應用相關技術與專利方面，多給予業者一些資金政策上的協助，讓產業可以快速順利的完成服務驗證與商業運轉。

面對戰爭慘狀，各自都說要停火，以色列表示提出五次停火，哈瑪斯則自稱有兩次，但是只有一次達成人道停火，讓加薩居民回家收拾衣物，或上市集採買食物，在戰火中求生。以色列其實並不是真正要停火，國防軍仍在不斷搜索哈瑪斯地道，要徹底剷除隱藏的武力；以色列國防部表示，還有幾天（或剩幾條隧道）就可以完成。以色列的目的就在解除哈瑪斯火箭能力，最好停火後能夠交由國際執行。

哈瑪斯的要求也不只是停火，而是解除對加薩的封鎖；以色列與國際社會過去認定哈瑪斯為恐怖組織，拒絕與其打交道，封鎖加薩則是施壓，希望加薩民眾受不了而推翻哈瑪斯統治，但封鎖只能激發同仇敵愾，哈瑪斯希望藉這次機會，一舉解決長久以來醫藥、建材等無法進入加薩的困境。

這並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公平戰爭，從加薩發射的火箭，雖能威脅以色列全境，但以色列的軍機、火砲與戰艦，把約莫台北市大的加薩走廊地下三尺土都翻上來，大部分加薩沒水沒電，超過20%的居民被迫躲到聯合國辦的學校，但仍難逃以色列的攻擊。

以色列當然有維護居民安全的權利，但並沒有不成比例侵害別人的權利。連過去對以巴衝突冷感的台灣，這次社會也隱隱然有相當價值判斷，同情巴勒斯坦人，譴責以色列。

這在中東國家特別明顯，目前各國政府也許沒有公開表態或介入，但民間已掀起支持巴人的浪潮。戰爭不及早結束，更多複雜因素會捲進來，譬如忙於敘利亞內戰的真主黨會轉過頭來支援哈瑪斯，而波灣國家長久與美國的同盟將出現裂痕，甚至將波及伊朗與歐美的核武談判。

我們呼籲，以色列應立即停火，解除對加薩封鎖，與哈瑪斯直接談判，而哈瑪斯在國際保證下，也應放棄恐怖手段，承認以色列生存權，讓以巴長遠和平能夠踏出第一步。

現行著作權法規定，若博、碩士論文的作者沒有反對的表示，就可以被公開閱覽，但很多博、碩士明白表示不公開，導致不少博、碩士論文沒有公開。教部曾發文各校，要求博、碩士論文以公開為原則，最多只能保留五年不公開，但因與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公開發表權規定不符，筆者曾於教育部相關會議提案建議，政府乃研議修正著作權法及學位授予法，強制公開，不得保留，其目的在研究成果分享及公眾審查，避免抄襲。目前這兩項法律修正案，分別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及立院修正程序中，是否能獲共識通過，有待觀察。

不過，強制公開僅是以立法方式剝奪博、碩士生在著作人格權方面的公開發表權，不能不給人閱讀，但要複製、上傳網路或下載列印，涉及著作財產權之經濟利益，仍要取得博、碩士生授權。

不少博、碩士畢業繳交論文時，以非專屬且無償方式，授權國家圖書館及畢業學校圖書館自由公開利用其論文。數年前國家圖書館委外建置論文資料庫，讓業者收費提供服務，引發超越授權且與民爭利之爭議，國家圖書館乃收回自行建立平台，依授權條件免費提供。

目前業者與學校合作，直接或間接取得博、碩士生授權，於是產生一篇博、碩士論文二百元議題。博、碩士論文要不要付費提供，是博、碩士生的授權自由，各有考量，免費利用有利論文散布及引用，付費利用可以增加博、碩士生經濟收入，不少論文最後可以出版販售。博、碩士論文應該被強制公開，是在立法政策上對於特殊資訊及知識的開放；但知識是有價的，不該因博、碩士生念書有政府預算補助，就要剝奪其經濟利益。博、碩士論文二百元並不貴，業者開發營運論文資料庫平台，會有成本及風險，也應使其有利可圖，要求免費或收費太低，並不合理。

其實，各方應把注意力集中在幾個關鍵點，一是博、碩士生在二百元中只得到五％是不是合理？資料庫業者以專屬授權壟斷博、碩士論文及一般學者的學術論文，是否合理？

近幾年，數學家Timothy Gowers與一群學者聯手發動名為「知識的代價」（The Cost of Knowledge）線上連署活動，杯葛荷蘭知名學術期刊出版商Elsevier，以學者免費投稿卻被Elsevier高價轉售學術機構賺取暴利。本人也曾於教育部相關會議中提案建議，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研擬學術論文非專屬授權範例，教育部轉知大專校院宣導推廣，這項範例在各校顯然沒發揮功效。如果學校自己發行之學術期刊都不能重視這議題有所調整，也無法對商業性專業雜誌有更大期待了。

大學期間曾經到台北市立美術館實習，觀摩他們自發而且有組織的志工團隊，再加上北美館的老師幫我們做了簡單的人格測驗之後，我了解到稱職的志工必須有「足夠的時間」與「適合的人格特質」，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的。

北美館志工運作完善且自發，但沒有人是為了加分或湊學分而去；大部分是退休的人或工作時間固定的上班族。而且志工是經過篩選的，能無條件配合館方的時間，還有餘力自發性發起各種服務性質的活動，這些都是短時間服務的學生做不到的。

現況是學生為加分而服務，政策本意良善但結果違背初衷。許多登記要做志工服務的學生，本質上就不符合志工必要條件，他們忙著應付教改後的新競爭環境，抱著要是不做志工分數會不夠的憂慮，既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適當的心態。所做的服務並沒有真的服務社會，反而造成公家機關的困擾或者家長代做的亂象，這樣的政策意義是什麼？

社會普遍提倡義工制度，用這些志願工作者能夠做很多事，不過仍要宣導，讓學生及家長了解當義工的意義，實施時也要嚴格執行。

像我在圖書館服務時，建立義工制度，讓學生義工擔任清潔工作、整理舊書，將讀者歸還的書上架、借還書等工作，按日輪值，設簽到簿，我會在旁協助，期末再統計到館服務時間，發給蓋有學校關防及校長簽字章的義工服務證明，升期典禮時頒發義工證明，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很重視他們來擔任義工這件事。

我們不要小看孩子的力量，端看大人怎麼去指導他們做事，只要明確清楚，他們可以做得很好。如果大人嫌麻煩或怕負責任，隨便讓學生就拿到義工證明，反而讓他們養成投機取巧和功利的心態，這樣就背離義工制度的原意。

過去一、二十年台灣企業營收屢創新高，而台灣在世界競爭力排名也相當令人滿意，但為何薪資無法和生產力同步增加？

有些企業主認為年輕人起薪雖低，但只要有才幹肯努力，總有加薪的機會；另外一些企業主則認為薪資不增是因為台灣教育失敗，缺乏可用人才。但這只是部分原因，因為一個公司的成敗，執行長和經理人員的責任可能更大。如果公司走錯方向，經營和管理有問題，員工再能幹努力也沒用。在美國（台灣也類似），工作機會因外包而流失，但有些企業以「革新」創造出新的和更好的工作，而非仰賴不具競爭力的產業。所以把加薪的責任推給員工和教育是不正確的觀念。

而且很不幸，這十幾年來台灣和世界許多國家，除了少數公司，大部分企業的利潤往往只進入企業主和投資者的口袋，而員工的薪資卻毫無改善。面對許多私人公司不願意主動提高員工薪資，有些國家已開始以提高最低工資作為解決方法。例如在美國，這一兩年來，歐巴馬總統一再提議提高聯邦最低工資，而保守派人士卻擔心這將流失許多工作機會。但美國七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六百位經濟學專家共同研究的結果，卻發現增加最低工資對低薪人員的就業機會，就是在勞工市場不振的情況下，也並沒有負面的影響。

美國華爾街高盛公司的研究報告指出，年初起美國已有十三州立案提高最低工資。而這幾州，在今年的前五個月中，除了一州外，其他十二州的就業平均增加率比未增加最低工資的三十七州還快。這也證實經濟專家研究的結論是正確的。去年美國市長選舉時，已有不少候選人以減少貧富不均和增加最低工資為競選議題。

反觀台灣多年來因薪資毫無進展，已引起年初年輕人強烈的不滿和抗議。其實如果企業界能轉型，並以較優厚的雇用條件，適當的在職訓練，和讓員工有發揮的機會，相信對員工和公司的未來都將有幫助；尤其在全球化下，台灣的企業已不能再靠低薪、降低成本為主要的競爭力。他們可以學習星巴克和好市多，或台積電的經營模式，視員工為工作夥伴，追求共同利益，並將增加員工薪資和福利（包括教育費和分股）列為公司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台積電今年發給三萬九千員工將近二五二億台幣的獎金和紅利，是很好的例子。

希望企業界改變經營觀念，設法以創新走出多年來低薪的陰影；也期望政府以及年底縣市長的候選人，針對貧富不均的問題找出對策，使年輕人和低收入的員工對未來抱有希望，並建立較公平的社會。

家父從事水電工程已經十年多了，如今各新市鎮皆在大興土木，但是在工作機會頗多的環境中，失業率卻還是如此之高，家父的公司也缺人相當嚴重，現在就連找人力派遣公司，也是一人難求，整個工地的勞工年齡結構老化，年輕人怕累不想學，水電、板模、綁鐵、消防等，不僅缺工，更產生技術斷層的問題。

開出日薪高價，刊登報紙快一年了也乏人問津。我相信大多數的人們是努力認真的，但是願意吃苦的年輕人實在太少了！金字塔本來就是下寬上窄，但是如今的學制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社會刻板觀念，導致大多數的人都想做輕鬆工作，慢慢的金字塔下窄上寬，當這群老師傅一一凋零時，台灣金字塔誰來支撐呢？

或許當年教改是很大的錯誤，加上父母寵愛，確實我們的抗壓性有待加強；不是我不站在年輕的一方，而是在家父的公司發生過太多這樣的例子罷了！這個「有很多工作機會」和「失業率高」並存的現象，有待現在的政府和未來的我們來解決。

然而，因此就幹不好，或因為「狀況複雜」就無能處理，則是大笑話。另外，最近更多聲音認為，馬政府喜歡用學者當政務官，可是書生治國無術，因此紕漏百出。

且看東漢的一個書生，虞詡。

虞詡因為政策建議跟外戚大將軍鄧騭不同，被刻意安排出任朝歌（今河南淇縣）縣長。由於朝歌連年鬧盜匪，州郡都無力治理，這項任命乃被認定是存心要坑害虞詡。

老朋友們紛紛前往慰問虞詡，說：「真衰呀，被派去朝歌！」

虞詡說：「公務員做事不能求易避難。不遇到盤根錯節，怎麼顯得出刀刃的鋒利呢？」

虞詡向太守報到，太守問他：「你是個書生，行嗎？」

他請求太守准他便宜行事，然後募集城內無業遊民，派他們加入盜匪集團做為內應，因此情報靈通，總是先一步埋伏，痛擊盜匪。又命會縫衣服的貧民，去幫盜匪縫衣服，縫上祕密記號，於是混進城中的盜匪，統統落網。盜匪怕死了虞詡，不久之後，散伙的散伙，轉進的轉進，朝歌地方安靖。

這個書生不但緝捕盜匪行，打仗也行，他以奇計平定羌亂，成為後世的兵法教材，此非本文主題，不贅述。本文要講的，是虞詡擔任司隸校尉的事蹟。

漢朝的司隸校尉是監察系統的重要一環。虞詡上任，接連彈劾太傅、太尉、中常侍（太監頭頭），令百官側目。終於，他彈劾最有勢力的中常侍張防，引起強大反擊。張防以淚水攻勢，讓皇帝將虞詡下獄。獄吏勸虞詡自殺，免得多受折磨，虞詡說：「我寧願被砍腦袋，也要讓天下看清楚事實。」結果激發了知識分子請願，甚至有太監為他聲援。最終，張防被判流放，黨羽或處死、或免職。虞詡出獄，不久後升官為尚書僕射（相當行政院副院長）。

對比今天的書生部長，事情稍為複雜一些，就搞得灰頭土臉，遑論盤根錯節；外界壓力一大，就掛冠求去，下台了才發現「這件事冤枉他了」。但下台並不冤枉，因為他既處事無方，又毫無抗壓性。至於那種自己幹了糗事，下台還講難聽話的，更等而下之了。

虞詡擔任司隸校尉的作風，更該羞死了監察院。只不知，現在立法院通過的名單當中，可有一個如虞詡的人物否？

第一、稱周永康而不是周永康同志，代表了周永康案的性質己經確定，應該不是「涉嫌」嚴重違紀，而是確定「嚴重違紀」，特別是「嚴重」二字，用在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身上，說明了周案的為害程度和層面，均非一般性質。

第二、「中共中央決定」當然代表了新一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一致的決定，這也代表習近平已經說服這些政治局委員、常委背後種種勢力，原先中國大陸內部傳出有幾股力量聯手反對，如今看來已經有了起碼的共識，所以周案得以公開。早先也有傳聞，會在十八屆四中會上公開，看來有了「共識」，應及早作業，以防夜長夢多。

第三、「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這裡用「立案審查」，而非「調查」，也可以說明中共的「中紀委」早已掌握了確實的明證，所以周永康已經沒有與中共中央議價的籌碼，剩下只有「坦白從寬」，或「抗拒從嚴」的量刑輕重而己，而且開除周的「黨籍」，應該也是十分明確。

第四、周永康是否違法，答案也是肯定的。然而以中共處理領導幹部的程序，中共只處理黨紀部分，黨紀處理之後，違法部分再由「公、檢、法」單位接手處理，所以在目前的公告中，只有「嚴重違紀」的指控。

在習近平主政下，已有卅五位的副省、部級高幹涉貪落馬，不乏正部級、大軍頭，以及副國級的「大老虎」，當然都不如周案來得震動。周案打破了「入常無罪」的禁忌，打破了不揭家醜的禁忌，也打破中共官場長期的利益集團的權力遊戲。看起來周案確實是彰顯了習近平肅貪反腐的決心，回答了中共官場某些人觀望的心態，也回應了大陸人民的疑慮，應該說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大力度的政治作為。因此自然而然地，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

不過，在部分西方媒體的眼裡，如美聯社、ＢＢＣ、華爾街日報等的評論，習近平的作為依然是權力鬥爭。當然這些看法也有其根據，不過顯然不是重點，而且是嚴重的誤讀，因為習近平的作為能取得其他幾股力量的合作，至少不反對，絕不是為了鞏固習的權力，而是大家同意「救黨」。換言之，今後的中共中央在反腐上仍有動作；所以，「人民網」的評論是「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號」。從此一角度看「反腐」，就是中共最明確的「政改」。

然而習近平的大力「反腐」本身除了「救黨」，也可能產生「損黨」的負作用。如果現行的反腐通報，形成「每日蠅飛」、「每周一虎」，那麼中共這個黨，中共的幹部，還有什麼值得信賴的呢？更不說習近平退位之後，王歧山離開中紀委之後，中共中央的「反腐」力度依舊嗎？因此，習近平在取得反腐第一階段的成效之後，一方面必須建立制度，特別是建立法治，才能鞏固戰果，澄清吏治。另一方面也必須表揚廉潔的幹部，挽救幹部的聲譽，才得鼓舞幹部的士氣。

總之，今日中共「政改」、「反腐」不能停，但也必須有破有立，破立並舉，既鼓勵民眾檢舉惡官，也鼓勵人民褒揚廉吏、幹吏，才能逐步建立起現代化的國家治理。

國防部駐美有軍協（武官）及採購二大系統，於國內各由不同單位督導，為避免多頭馬車現象，九十六年正式成立「駐美軍事代表團」，由戰規司派團長、軍備局派副團長及採購組長、情次室派軍協組長，期在團長統一指揮下推動對美工作。此一新機制由第一任的陳敬忠團長負責執行，然一開始即因國防部本身之不同主導單位，及團內軍協、採購二組長年各自獨立運作形成之本位主義而困難重重，陳團長惜後因離職未能完成。

本人於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接替團長職務後，即遵統一領導的要求，於對美任務重點、方式及工作經費運用上推動多項精進措施；馬總統就任後推動之廉政，更被個人標榜為新措施之最大依靠。然這些理念卻面臨許多挑戰，不僅國內軍政、軍備二系統對代表團新組織屬性仍無共識，團內少數幹部在知悉國內不同調下，更以不合作或傳耳語方式抗拒改革，造成「國內大人吵國外小孩鬧」現象。更遺憾的是所推動的公款法用廉政措施竟未獲國內長官支持，更有長官當面直言「代表團的工作就是接待來美長官，不然還做什麼？」卻又要求促成美國國防部長飛至某地與我方部長會面此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在個人對國家賦予責任的認知與國內有差距、無法達成任務及因部屬抗拒造成領導統御困難下，終被提前調回，惟任職兩年期間絕無「遭人控告」此一影射有不法行逕之情事！

本人調職後，國防部即重新檢討代表團運作機制，現已步向正軌。個人駐美職務雖以提前調回告終，但仍以曾為代表團一分子並為國家打拚為榮，盼國防部在爭取國家利益前提下，對駐外人員仍要予最大的信任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