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連假這種層次的政策，的確應該早早規畫妥當，不要臨陣翻來覆去；因此，決策過程是有改進餘地。但從多數民意表示歡迎看，絕不能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政策，很多業者摩拳擦掌迎接商機，也是事實。唯獨在前一個周六要補上班這件事情上，受影響的少數當事人強烈表達了不滿，也有媒體誇大傳播了這些個案反應。於是，「大災難」的印象遠遠壓過了「小確幸」，但這是社會情緒的真實反映嗎？

任何政策，原本就不可能討好全社會的每一個人，凡有受益者，必然有另一些人會有額外的損失或付出。例如，多放假是件「好康」，但勢必會造成維護秩序和交通服務業的基層人員需要加班去支應。政治管理眾人之事，只能從照顧多數人福利的方向去考量。如今，連放四天的元旦假期，若將少數人的抱怨放大到不成比例的方式，從評量政策效果的層面看，恐怕難謂公允。

原本預訂的婚期忽然變成要補上班，凡關心此事者應提供務實的協助和應變之計，並非無法解決之事。電子媒體記者誇稱「禮金起碼少收一二十萬」，這種臆測式的評語，簡直唯恐天下不亂。對於決策順應七成的民意，卻有人認為這是三成的少數民意遭到「國家暴力」，持這種說法的人，也應重新溫習民主多數決的真義。台灣社會有待民眾相互扶持著往前走，別再煽動彼此眥目以待的氣氛了。

這個事件有兩個層面的意義。首先，是事件本身的政治影響：一直以來，日本內閣的民意支持常隨著閣員失言及涉入弊案等而下滑，甚至跌入下台的深水區。而安倍在去年九月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後，其高民意蜜月期便已結束，只是安倍還在強推刺激經濟對策，企圖止住自己支持度的滑勢。而歷經這次醜聞的重創後，安倍的高人氣，恐怕已成明日黃花。

其次，從事件本身的意涵看，這足供台灣政治人物上一堂道德教育課。引咎辭職的兩位「金花部長」，經濟產業大臣小淵優子是被指控「濫用」政治獻金，因為她把政治獻金使用在購買化妝品及皮件飾品等無關政治的事務上，被認為用途不正當；另一位則是法務大臣松島綠，則是違反《日本公職選舉法》不能免費送東西的規定，因為她在造勢場合上發送價值六十五日圓（台幣廿二元）的圓扇給選民，被認為有「賄選」之嫌。可見，小淵及松島的弊案性質雖略有不同，但兩人被迫下台的命運卻沒有兩樣。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這兩起事件發生在台灣，會不會發展成相同的結局？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理由是，因朝野長期對峙所形成的巨大「道德灰色地帶」，使台灣政治人物硬拗成習，加上選民的濫情理盲和媒體的麻痺，這類微小金額或用途不清的問題，很容易被政治人物轉化為「政治追殺」或「歷史共業」而輕輕帶過，不僅不會承認錯誤，更遑論辭職下台。然而，對於有政治潔癖的日本來說，不管違法金額大小，這都是一項非下台不可的「重罪」，因為它逾越選民期許政治家高標準的道德紅線，政治家必須要以「自我懲罰」來維護日本國家的形象與榮譽。台灣與日本對於政治人物要求標準的差距之大，可見一斑。

日本會對政治人物以放大鏡，甚至是顯微鏡來檢視，主要源於日本傳統是有極強的「界限」感，什麼是屬於自己的，什麼是屬於別人的，都要劃分得一清二楚。如果別人贈送禮物給自己，事後一定要等價奉還；所以日本人一般送禮都不會送太貴重的東西，以免讓對方承受太重的「回禮」壓力。在這種文化思維下，政治人物哪怕只是半絲一毫的違規，對於強調「恥感」的日本人來說，都是屬於罪大惡極的敗德之舉。

也如此，日本政府制訂「政治獻金規正法」來約束政治人物在選舉資金使用的遊戲規則，其內容規範之細令人嘆為觀止。日本政府也訂定《國家公務員法》、《國家公務人員懲戒法》和《公務人員倫理法》等，作為監督之搭配。在二○○八年，有一千四百多名公務員因夜間加班，在下班搭乘計程車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及小吃招待，結果演變成一場大規模反貪腐風暴。最後，有一人遭停職處分，另有十一人減薪，二十一人公開道歉，當時的財務大臣還主動減薪兩成以示負責。

也因此，日本的達官顯要因涉及小額政治獻金之「微罪」而辭職下台者，有如過江之鯽。例如前民主黨政治明星前原誠司，二○一一年便因為收受外國人政治獻金五萬日圓（約台幣一萬六千元），而宣布辭職謝罪，與首相寶座失之交臂。日本前農林水產大臣松岡利勝，二○○七年因浮報辦公室事務費用，最終以自殺謝罪。

從日本回看台灣，柯文哲的ＭＧ一四九帳戶，在欠缺相關監督機制下，讓外界捐款任由少數人掌控，最後即使審計部認定核銷單據未違法，柯文哲仍難脫「公器私用」的道德質疑。但在政治操作下，外界對其涉逃漏稅務與監督的質疑，卻被導引成執政黨的「政治追殺」，甚至和「興票案」、「宇昌案」乃至「水門案」相提並論，說成是醫界的「歷史共業」。人民如果願意接受這樣的和稀泥，民主和法治怎麼可能進步？

台灣要不要把法令制定得像日本那麼嚴苛，有待討論。但真正的問題在，我們在政治上莫大的灰色地帶，正是留給投機者苟且優遊的空間；這個模糊地帶不消除，民主和法治永遠有兩套標準。

依據財政部月初發布的資料，今年1至9月我國出口增加3.5%，且累計出超263.5億美元，增加6%。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今年前三季對歐洲及美國二個主要消費市場的出口成長率都超過6%，表現亮麗，對日本也有4.4%的成長（對中國大陸則成長4%）。對此，國內各預測機構紛紛調整總體經濟成長率，例如中經院就上修成長率估值至3.46%，較去年的2.09%有顯著的改善。

最近的幾個國際指標排名，也可以看出國際對台灣的「看多」。本月公布的「2014世界經濟自由報告」，台灣經濟自由度在152個國家中排名18，超過日、韓及中國。更有趣的是滙豐銀行（HSBC）本周剛公布的2014年「外派人員最歡迎國家排名」，台灣在34個國家中排名第八，在香港、澳洲及日本之前，其中最受肯定的是台灣的健保（排名第一）、旅遊的機會（第三）以及「在工作上受接納的程度」（排名第四）。該調查的受訪者指出，台灣是一個美好的地方，有許多饒富趣味的處所，更可以在經驗與收入間取得平衡。

這樣的表現，其實與7月公布的二項國際評比不謀而合。第一個是國際安全度評比，該指標以犯罪率高低及其他事項作為評比項目，台灣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日本，堪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社會之一。同是7月發表的「全球最佳旅遊城市報告」中，台北在世界132個城市中排名第15，是過去12個月來全球最受歡迎的觀光據點之一。

簡單的歸納這些國際評比的結果，在外國人的眼中，台灣是個經濟自由且持續發展，社會安全穩定，人民友善，且又好玩好吃的美麗島。外國人或是過客，評比也可能只看客觀數字，未及主觀感受，所以跟多數民眾的認知有所不同，但都無損於我們用正面的心態面對未來。

美國聯準會前主席葛林斯班在其新書《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中，花了相當篇幅討論「行為經濟學」下人類的經濟決策模式，其中一個關鍵，就是「看多」或「看空」的主觀認知。這種認知常常沒有客觀事實支撐，卻對經濟決策有直接的影響。這絕非要社會盲目的以「看多」心理，接受不公不義與分配不均的問題，而是在解決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的同時，心理上可以加入更多外國「看多」台灣的視野與考量。台灣面對著產業、社會雙重轉型的壓力，很可能是轉骨進入真正「已開發國家」之林的痛苦蛻變階段，問題已經很多。因此這種「看多」或「看空」的心態轉變，往往是過關或淘汰的關鍵。

我們應該以「看多」的眼光來看台灣這個美麗島，但政府也有扭轉社會負面心態的責任。例如所得分配不均與及薪資過低的問題，已成為多數民眾最有感的苦悶及不滿來源，不設法解決，很難期待「由空轉多」。分配不均或需要長時間調整，調漲薪資卻可以透過棍子與蘿蔔，在短期見到部分成效。可惜的是，政府常常左顧右盼，自縛手腳。其實小確幸正反映出大家「看多台灣，看空政府」的心態，所以政府加碼小確幸完全失去意義，而是應為大家創造出更多的大確幸，才是一起看多台灣的正解。

近十年來平面、電視媒體營運江河日下，裁員、併購時有所聞，媒體人力不足，人才流失；與其用28個月調查案件，不如用28分鐘上網搜尋材料，就可即時速成奇聞、緋聞或醜聞。大陸尿尿小童台北滿街跑，以及「這些年」電影要角彎彎、九把刀劈腿八卦，這些隨手可得的新聞，掩蓋黑心食用油、高雄氣爆要聞，已不足為奇。

美國亦然。老報人布萊德利沒去世前，華盛頓郵報等老字號傳統媒體不斷裁員，廣告收入持續滑落，還面臨網路的挑戰。

但網路也是媒體業另一轉機，新世代調查報導風潮興盛，也因網路便利，可快速取得大量資料，另有非營利與慈善組織提供的訊息，比起40年前水門案，新調查報導不光靠深喉嚨，訊息來源可更多元。

不少獨立媒體工作者躬逢其盛，透過不同載具，深入調查、挖掘重要議題；例如今年普立茲獎就頒給一家美國網路媒體，他們報導罹患肺病的礦工，因受律師及醫生操控，拿不到賠償的故事。

台灣也有紀錄片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揭發日月光汙染後勁溪。另一紀錄片導演李惠仁拍《不能戳的祕密》，花八年調查禽流感真相。

國外由各基金會和慈善家資助跨國新聞網絡，全球各地都做了調查報導。例如，專門發掘奈及利亞貪腐、侵犯人權等消息的網站Sahara Reporters，就接受eBay創辦人贊助。哲人雖遠，典型仍存，說的就是布萊德利對後人的影響。

雖然蘋果iPhone 6已具備行動支付功能，但在台灣使用者卻無法使用，主要因法規限制以及相關配套措施仍未出爐，但預料政府近年積極對新科技應用在法規限制上鬆綁，如先前的第三方支付等，可以預期政府後續將加緊行動支付相關法規的制定與鬆綁。

另外，在蘋果導入行動支付服務後，預料非蘋陣營將加快產品採用行動支付功能，之前谷歌(Google)就有意推出行動支付系統，但推行不力；由於台廠並無直接切入蘋果行動支付供應鏈的上市櫃公司，僅有間接供應者如台積電與力旺供應Apple Pay晶片商恩智浦(NXP)，或是讀卡機大廠同亨出貨美國大客戶，換言之，對這項功能實質受惠的廠商有限。

雖然台廠直接受惠者有限，但其實台灣IT產業已具備技術含量，能夠打進行動支付領域，各產業形成完整供應鏈不成問題，政府若能加快鬆綁，系統廠能開發產品加以整合，則有利於台廠快速結盟，台灣在NFC、晶片、天線均已完成產品研發，只要政府制訂完善的法規以及風險控管，配合銀行認證與確保網路安全，台灣仍有後發先至的機會。(台新投顧協理/黃文清口述)

尤其是台北市的推案平均公設比，自二○○五年的廿八點八％持續上升至今年的卅四點五％，甚有建案高達五十三％，使得消費者怨聲載道。業者則歸咎於建築法規中之消防安全要求，使得公設比節節升高。

公共設施分為「大公」及「小公」。「大公」由全體住戶共同分攤，如管理室、門廳、走道、機電設施、水箱及地下室的樓梯間等；「小公」則由同一樓層或部分住戶共同使用，如各層樓的樓梯間、電梯間及走道等。

因近年來火災及地震等災害，導致集合住宅重大傷亡，如單一樓梯的設計在火災時常因「煙囪效應」而阻斷逃生路線，因此自九十五年起建築法規遂修訂，八樓以上須有雙梯設計以利逃生，但多設置的樓梯不計算在容積內。

除了上述公共設施外，業者為了吸引購屋者青睞，競相推出視聽室、健身房或游泳池等，非全體住戶必要的公設，藉此提高社區的舒適度吸引購屋者。然除了未來的管理費將大幅提升外，消費者付出的單價卻是含公設下的「虛坪」價格，實際進住才發現可當居家使用的「實坪」縮水了三點五成，單價高加上認知差異，才會造成購屋者的不滿。

國際上不動產產權登記的做法，不盡相同，澳洲及新加坡對公設採不登記不計價；美、日則不計價，即僅以實坪計價；而台、港、中則採全部登記及計價，即以虛坪計價。其中的公設比，又以台灣最高，比港、中高出約百分之五至十，因此就實際居住面積言，在亞洲城市中，台北市僅比香港大；而實坪單價又比日本東京高，台北市的居住品質及壓力，可見一斑。

由於必要的公設，具有一定的面積需求，因此基地面積小的建案，公設比勢必提高，也因此在土地難覓的台北市，公設比自然相對上就比其他縣市為高。但若能從制度面修正，或許能導正高都會區高公設比的困境。

首先，是在產權登記制度上，若能自虛坪登記改為（或加註）實坪，且在建商銷售管理上，規範僅能以實坪單價行銷，應能有效抑制建商以非必要公設灌水手法蒙蔽消費者，且同時能鼓勵建築規畫時，降低非必要公設的設計。

其次，消費者在購屋時，亦應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反璞歸真」的單純居住需求，成為市場的集體意識時，建商自然會迎合消費者的需求。目前市場上輕簡乾淨但沒有豪華大廳、健身設施及游泳池的旅店，已吸引大批國、內外觀光客青睞，此即為市場機制的力量。

第三，在建築法規關於消防安全的規範，可比照雙梯設計不計容積的方式處理，以避免公設比的提高。

最後，加速都市更新、公有地釋出及全國區域產業之均衡發展等措施，則是有效增加台北市土地供給及舒緩住屋需求的中、長期對策。

看到昨天聯合報報導，真是令人汗顏，只因為道聽塗說的口耳之語，就把自己的愛心阻隔起來，就把那群自立更生的身障者貼上標籤。

回頭想想，相較於一般正常的平民百姓的欲望，他們僅求的只是三餐溫飽，是何等的卑微！他們不偷、不搶、不騙、不奪，相較於那些製造社會問題的亂源者，是何等的高尚！

相對於自己的無知行為，老闆雖非法經營公司，其初衷仍是可敬的。

※延伸閱讀》

•聯合報直擊…街頭的愛心 最終到哪裡

搭棚即用竹枝綑綁為竹棚，以便高層建築的建造或裝修（台灣所稱的鷹架）。由於香港地方淺窄，很多地方容不下金屬架，加上竹棚的柔韌性適合在任何工程上使用，工人可將竹枝更改或切割成需要的長度和形狀，所以竹棚仍廣泛被香港建築界使用。

搭棚工很牛，據說要三大條件，第一不能畏高，第二要身手敏捷，第三要刻苦耐勞，有了這個基本條件，還要考得三個牌照，就可開工賺大錢了。沒錯，賺大錢。他們只要到得工地，一天日薪一千六百港元，相當於台幣六千二百多。

另一個更牛的，是紮鐵工。搭棚是門廣東特色的古老技藝，紮鐵則是現代土木工程的一個專項工序，即在建築物混凝土牆內，先建一個由鋼筋及鐵線紮成的架，給予這些建築物重力牆有更強的承重能力。

香港的搭棚工是吃青春飯的，但紮鐵工年紀都偏大，因為這工序有點危險，又要有力氣，要吃得苦的中年人才幹。所以香港搭棚工叫搭棚仔，而紮鐵工叫紮鐵佬。紮鐵佬的工作辛苦點，掙錢也更多，一天日薪是二千港元，相當於台幣八千二百元。

別看很多搭棚仔身有刺青，頭染金毛；也別看紮鐵佬腳蹬大皮靴，嘴上叨著萬寶路香菸，他們中好些人也要爭普選，香港那些爭普選占領區的路障，高深一點的，就是他們的作品。

香港特首梁振英，那天跟外國記者一扯把自己的嘴巴扯大了，露了他政改方案的底線，說香港特首候選人提名的廣泛代表性，不等於要追求人數多，否則會導致政策傾斜貧窮人士，造成福利主義，不利於營商環境。

梁特首怕人不明白，說香港有一半勞動人口的工資是少於每月一萬四千港元。潛台詞是這一半勞動人口得排除在提名權之外，不然香港就怎麼樣了。

梁特首不知道的是，那一萬四千港元，是香港勞動人口工資的中位數。

香港好多工人，工資高過此數，除了幸福的搭棚仔和紮鐵佬之外，香港洗碗女工的月薪，也要超過一萬六千港元。

但是，香港的大學生們比較慘，畢業後如能找到工作，月薪是八千至一萬二港元。這前路之茫茫，是他們上街搭帳篷的動因之一。

以前，在各大廟會或夜市，總會看到一些殘障人士孤苦無依的躺在地上，更確切的說，應該是—癱在地上！隨著鑼鼓喧天，砲聲隆隆的陣頭或進香隊伍來到，我除了很擔心他們會被人群踩踏、被鞭炮炸到，或被炙熱的地面燙傷外，我還有疑慮—他們是如何到達這個場地的？而且現場通常都不只一位殘障人士，感覺背後似乎有集團在操控。

若是像報紙報導的這樣，一群孤苦無依的人自力更生，相互依偎，當然很好！但若是像電影孤雛淚中，孤兒奧利佛的背後有人操控，甚至故意讓這些殘障人士傷殘的情況更嚴重，那就真需政府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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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直擊…街頭的愛心 最終到哪裡

但，台灣媒體不在乎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生多少大事？對於十幾億中國人如何過日子，乃至生活方式轉變，台灣人難從報章雜誌、電視廣播裡得到新訊息。

日子裡的中國，從「數字」看起吧！一九五三年，中國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二○一○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國家統計局在二○一一年四月公布，不包括港澳，有十三億三千九百多萬人。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增加了七千四百萬人（是台灣總人口的三點二倍）。每個家戶有三點一人，比台灣略多。台灣已是女比男多，中國則是男比女多三千四百萬人。

日子裡的中國，不只是「舌尖上的」，食衣住行育樂處處在變。最近大陸十一長假，媒體報導各景點門票飆漲、人山人海。其實，車的體積遠比人龐大，塞車早已是無數城市的惡夢。三年前，大陸的汽車突破一億輛，隨之產生的現象眾多，例如在車上工作的人暴增、兩地夫妻眾多、旅遊業跟著興旺。數以億計的人「心隨車動」，但台灣媒體探討這現象嗎？

經濟的中國，不只是「台商的」，頂新的方便麵在食品業中不過九牛一毛，頂新或旺旺在產業中的規模都不是Ａ咖，但台灣媒體有計畫追蹤，除了阿里巴巴以外的大陸企業嗎？今年五月，鞋業代工龍頭廣東台資企業工人暴動，反映中國勞動狀況遽變，不僅是台商，各領域的業主都遇到因政府社會保障機制修正的空前考驗。如果要真正落實法令，老闆利潤大幅下滑。這些問題，媒體持續探究嗎？

政治的中國，不只是習近平的「中國夢」，更不只有「鬥爭與貪腐」，人事更迭當然吸引目光，政治集會主軸才是關鍵。四中全會核心議題是「依法治國」，廿三日閉幕時提出「依法治國升級版」文宣。如果真正依法，重視靈活運用人際網絡的台商，勢必要調整經營策略（單單是勞動合同法就大有學問）。如果處處依法，老百姓的食衣住行，將受到更多約束。如果處處依法，香港的民主就面對框架。但是除弊興利的法，又提供新的機會。

問題是：對大陸的法，尤其是那些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的法，媒體幾乎隻字未提。

媒體工作者能否用功一些，善盡言責，仔細整理，告訴台灣的閱聽大眾該如何面對中國，尤其是真實日子裡的中國。

因為補上班而票不投國民黨，或許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但肯定有人真這麼做。因為元旦多放一天假的人，會不會感恩政府而票投國民黨？沒人敢這麼想吧？

選舉時期，樣樣敏感，政府施政，不免順了姑意逆了嫂意。不過，這遭逆意的嫂嫂，比開心的姑姑一定更難侍候。

作此決定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顯然不是選舉出身，若真想暗助國民黨，元旦多放一天假也就罷了，何必硬要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補班？不補或後補，可能也有人罵，對民進黨選情卻影響不大。

以上建議很滑頭，可是政治不就是這樣嗎？搞選舉尤其得這樣。

馬英九做了五年多總統，吃的正是這個虧。矯枉不夠，還得過正，正之所在，不在乎虧一個一個吃。搞選舉，最怕碰到這種人。

譬如他和王金平的官司一路輸，只剩最後一審。日前中常會中有十五位中常委連署，要求他放棄上訴，理由是為了黨的團結，有利選舉。他不為所動，明知道輸也要打到底。

基隆市長選舉是另一個例子，黃景泰幾乎篤定當選，卻因為被起訴，提名被撤銷，改提名謝立功。但黃景泰人在牢房，選舉照進行。民進黨提名的林右昌像是得到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聲勢陡升。從民調看，他已成為第一名。

花蓮縣長傅崐萁又是一個例子。他施政滿意度一直是第一名，多次表示想回國民黨，也因為官司在身緣故，國民黨不肯開門，他只好以無黨籍身分參選。

這些都和馬英九有關，不能說馬英九不重視結果，他似乎更重視過程。他和連戰、王金平，以及已不是國民黨黨員，上電視還大談自己在國民黨時如何如何的宋楚瑜，都到了心結難解地步。黨籍立委私下對他恨得牙癢，他仍然抱著自己不鬆手。

他律己之嚴，出乎想像。如他父母去世，不但不辦追悼會，有人要去拜祭，都被他拒絕。他女兒結婚，連向來本事超大的記者，都在事後才知道。二○○八年他一選上總統，妻子、姊姊、姊夫的工作立即辭掉。

可以說他無能，說他介入司法個案，說他在頂新黑心油案中說三道四，更有人說他是魏家門神，說這些話的人，偏見多於正見。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看來不妙，選舉結束了，也是馬英九下台時，未來，判斷他不可能像李登輝那樣，即使齒牙動搖，還對政治比手畫腳；當然更不會如陳水扁，在牢中苦度光陰。他這人，極沒有趣味，但是個君子。

回到放假、補假事件，以民調為理由未顧及現實，顯示官員對選舉的冷漠與疏離，由此可見。

馬英九用了一票不懂選舉，甚至不懂政治的官員，有人罵他是「法匠」，他自己的民調也直直落。他怎麼想的？看來並不著急，也不想改變。

他曾說要爭取「歷史地位」，這地位在哪裡？什麼事？大部分留待後人去說，一部分可能在他下台後不久，就有答案了。

基本上，在台灣目前的房屋交易計價制度下，購屋者普遍有一種觀念：既然主建築物、附屬建築物與公共設施面積的單坪價格無異，便直覺認為購買公共設施，遠不及購買隔戶牆內的實際空間有價值！甚至興起檢討公共設施比例是否過高、不合理的輿論。

歸根究柢，上述問題起因於台灣將公共設施持分面積納入計價的關係，讓人感覺上買到實用性不高的額外面積。但其實並不然，因為建築物的價值，與其所擁有的公共設施息息相關，保有適當比例的公共設施，才能夠讓居住者得到安全與生活品質的保障。

以今日幾乎人手一支的手機做比方吧！如果市面上有兩款手機可供挑選，一款手機隨機附贈充電器、耳機與備用電池，售價五千元；而另一款手機僅附贈充電器，售價四千元。此時消費者願意購買哪一款手機呢？此狀況下，因為耳機與備用電池都是附贈的，所以端視消費者對於耳機與備用電池的需求，進而取捨是否願意多付出一點購買預算。

若以同樣的邏輯來思考建築物售價，便是在計價上僅以「主建築物面積」為計價基礎，附屬建物與公共設施當作是附贈品，就能夠讓購屋者知道，真正購買的私領域（類似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所稱之專有部分）實際的價格！至於是否願意花比較高的預算，來購買贈品（附屬建物與公共設施）比較多的建築物，則取決於購屋者的好惡，也就不會出現「坪數灌水」的爭議問題了。

目前台灣的房地產買賣，習慣以總價成交，每坪售價僅能當作參考。畢竟在真正購屋談價格時，購屋者還是會衡量室內實際坪數是否合用，然後再配合房屋之方位、屋齡、樓層、社區內外公共設施、區位…等做綜合評估，最終在「總價」戰場上廝殺、砍價！所以用包含公共設施與附屬建物的「虛坪」，作為交易基礎，實在容易混淆視聽。

能夠買到真正能夠「自由支配、使用」的空間，甚為重要！在許多人一生中，能夠經歷到的購屋經驗寥寥可數，亦鮮少有人可以明白釐清所謂「總坪數」與「室內實坪」之間的微妙關係。若因為目前慣用的「虛坪」計價方式，而導致消費者誤買了不合用的房子，豈不冤枉？亦即，若能夠摒棄將公共設施面積計入售價坪數，直接以「實坪計價」，則消費者更能了解所購之房屋空間大小，爾後進行價值與價格的判斷評估時便能夠更加容易！豈不是美事一樁？

近期網路上又傳載二○○三年ＳＡＲＳ和平醫院事件。當時和平醫院遲未通報感染病例，造成醫護人員與病患在沒有警覺的狀況下受到感染。ＳＡＲＳ事件的防疫失靈，看到了政府指揮的失能，也看見了醫院主事者的迂腐與失能。

面對伊波拉病毒，當醫療院所做出違背良知的行為，決心隱瞞不通報，這不同於不良企業引進劣質油，對台灣人的慢性傷害，將會是「急病」。因為伊波拉感染後的幾天就可能喪命，發病的幾天亦有快速傳播的風險，這挑戰的是我國醫療院所（尤指掌有決定權者）的良知，以及一般民眾的道德感。

不論我國政府擁有多少的行政資源，可以介入伊波拉的防疫行動，「該通報就通報」，這句話說來容易做起來難。

政府要採行什麼樣的政策，讓民眾對通報的重要性有所認知？如何了解通報管道？並且讓醫療院所毫不遲疑的通報中央？會是我國防疫的關鍵關卡，也是疾管署必須立馬執行衛生宣傳的重要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