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軍閥韓復渠見籃球賽，對十人爭奪一球不以為然，而謂：「一人給他一個球不就行了！」同樣，李遠哲領導的教改，使原有的二十九所大專院校陸續增至如今一百六十餘所，錄取率近百之百，且尚有招生不足的缺額。今日李遠哲與韓復渠不同的情境是：韓的球場是一人一球，李的球場現今已是球比人多。

少子化不是李遠哲教改失敗的藉口，因為在台灣教改時，日本已出現少子化的教育警訊。何況，少子化形成「球多人少」，只是將造成教師失業、學校關門；但李氏教改的根本問題卻在「一人一球」「人人可（應）上大學」的原則偏差。這使虛浮的文憑主義（學院改名大學）成為國家政策，技職教育遭到重傷，教育資源錯置並相互排擠，青年虛擲生涯成本，增加「期望高／挫折大」的人生代價，甚至也成了不願生養的少子化之幫凶。

對此，李遠哲也許不能負全部責任，但理應負大部分責任。因為，這場教改的主要動力，正是來自李登輝總統的權力加上李遠哲諾貝爾獎得主的光環，於是二人共同闖出一場「諾貝爾級」的災難。如今，李遠哲說，他領導的「教改審議委員會」只是臨時編組、報告書只供參考而已，「沒說一定要這麼走」，現在博士碩士滿街跑「這是我作主的嗎？」這些話，似乎都不像是諾貝爾級的風範。

李遠哲自我辯護，拒絕當教改的「焦點」。其實，李遠哲不但曾是教改審議委員會召集人，更曾任陳水扁政府國政（不止教改）顧問團首席顧問，這難道不也是李遠哲的人生「焦點」嗎？

「台灣的未來非常黯淡。」這是李遠哲今日說的，但台灣黯淡之因非自今日始。

網路作為資訊交流或社會動員工具，滲透力遠較傳統的文字或電子媒體為強。這除了網路無遠弗屆之特性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傳統媒體在長年發展中，受到了各種法令及專業上的規範；而新生的網路則獲得更多寬容，原因是為了維護更多人的使用自由。但也正因為如此，躲在隱密的網路叢林中傳播不實訊息或發射惡意，往往能夠造成傷害，卻不需承擔太多責任。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網路上一篇名為「劉憶如批馬治國六年一事無成」的文章，指劉憶如撰文批評馬政府稱《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將帶給台灣危機完全是「誇大其詞」，且馬政府將責任推給在野黨搗亂，則是欺騙民眾。劉憶如是經濟學家，又曾任馬政府財長，她如此嚴厲批評馬政府，當然引起外界議論，也有人在社群網路轉貼此文，認為馬政府誇大危機。

事實上，經過追查，劉憶如隨即否認她撰寫過這樣的評論文章，亦否認私下或公開發表過前述論點。那麼，上述消息從何而來？原來，出自《自由時報》網站的這篇文章，是引述前一天出刊的《壹週刊》評論，那篇未署名的文章，目錄欄旁卻寫著劉憶如之名；自由時報見獵心喜，便大肆引述報導，而有了這篇「劉憶如批馬」的偽文。來龍去脈釐清後，自由時報私下向劉憶如致歉，壹週刊也登出更正啟事，說明該文並非劉憶如所撰，但始終未說明該文原作者為誰。

像這樣層層引述，硬生生將別人沒說過的話強塞到她嘴裡，目的只是要藉此中傷第三方；如此造成的傷害，能以一句「烏龍」就算澄清了事嗎？試想，若其中沒有懷抱著一些惡意，再加上一點輕率，這種憑空而來的謬誤報導要從何而生？

再如，日前台北市長候選人趙衍慶的參選，被描述成「兩百萬說一個故事」的事件，也是一個不實的網路故事卻受到廣泛轉載的事例，甚至引發不小的政治效應。撰文者企圖把這位當年山東流亡學生的經歷，編織成老兵重揭「澎湖事件」黑幕的故事，但作者卻從未親自訪問趙衍慶本人，甚至行文下筆無一處對於榮民的處境表示憐惜或同情。那麼，寫這樣的故事，除為醜化執政黨，又表現了對社會邊緣老者的什麼關心？再說，執筆者台大博士生江昺崙身為太陽花學運要角，又在小英基金會的「想想論壇」撰寫專欄文章，色彩鮮明，絕非普通網民；但他出手如此草率，著實令人遺憾。

表面上看，網路上人人可以為王，皆有自主發言權；實際上，網路使用者的發言權未必均等，更多人只是沉默而被動的訊息接收者，而難得發出聲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接收到的是捏造或經過變造的不實訊息，一般網民卻信以為真，甚至為此義憤填膺或不斷代為轉傳，如此扭曲的網路世界又如何藉由開放、自由爭取正義？

再以連勝文與張榮發那張合照為例，有網民從兩人高矮的落差發覺照片有異，這當然具有求真精神。但真正的求真精神，應該是進一步探索真相，找出為何「變造」，而不是一下子就跳到「合成」、「造假」的結論，並將箭頭指向連營「造假」。其實，最後的真相很簡單：長榮公司人員為了畫面美觀而特意「修圖」，減緩兩人的身高「落差」，並無偽造之惡意；但許多網民一口咬定連勝文根本並未見到張榮發本人，卻虛構合成了這張會面照。這樣的結論除過度輕率，其實也是放任自己被非理性及惡意牽著走。

對民主政治或社會參與而言，網路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超越了許多傳統組織動員。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公共空間的自由與公正，要靠所有使用者共同保養維護，勿讓少數人的輕率及惡意汙染整個網路世界。沒錯，網路是無垠的濃密叢林，個人很容易隱身其中；但如果我們放任惡意輕率在網路擴散，這個自由空間將變成蠻荒世界。

事實上不單是網路購物，在大數據、智慧化、行動網路、雲端運算，以及社交網路等創新技術應用不斷進化下，人們的食衣住行育樂和社會各層面，都產生極大的變化，不僅產品及服務的功能被重新定義，更重要的是造成產業典範的轉移以及競爭環境的改變。

在網路典範轉移的進程中，我們觀察到Google、Amazon（大陸則為阿里巴巴）、Facebook及Apple（簡稱GAFA）等產業生態系逐漸取代DELL、HP、Intel、Microsoft等傳統個人電腦產業鏈，成為當前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標竿。台灣資訊代工產業面臨的轉型問題因而更為棘手，一方面要面對過去品牌大廠的轉型需求與壓力，一方面得配合GAFA等新典範的網路商業模式。

雖然，台灣仍然具有產品製造的群聚優勢，但是由於GAFA之間的平台式競爭與布局，使得科技產業的競爭核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從產業供應鏈與群聚，轉變為網路生態體系與社群。

亦即未來的科技產品需要更能滿足特定社群的需求，多樣少量的趨勢將更為明顯，而且生態系的競爭壁壘將更為分明，使得一家代工廠很難同時對應不同的生態體系，更重要的是融入每個生態系之後的移動障礙提高。

這樣的改變，不僅讓代工轉品牌的發展策略變得更為困難，也讓擅長創造產品功能，遜於定義使用者規格的台灣產業，在對應GAFA生態體系與社群創新需求的時候，顯得力有未逮，甚至找不到有利的定位。如何洞悉GAFA的策略雄心，找到具相對優勢的切入點，遂成為產業未來布局關鍵。

觀察GAFA的發展動態與布局可以得知，GAFA的策略雄心在於快速完善自家的網路生態體系。雖然，各家的切入方式看似不同，但其核心能耐卻極為相似：首先，這四家公司都有很強的軟體技術與整合能力，協助其建立網路平台與對應的應用服務；其次，他們都有一群重度使用者，例如Google的工程師、Amazon的作家、Facebook的意見領袖、Apple的果粉與藝術工作者。透過這群重度使用者創新產品的規格、功能與型式，並且進行體驗與口碑的創新擴散；再者，GAFA都有很強的巨量資料分析能力，能夠精準預測使用者的未來可能需求，以發展相對應的產品及服務；最後，這些公司都擁有橫跨軟體、硬體、內容、服務、終端與雲端，並且同時服務企業市場與消費市場的持續創新能力。

這幾個要素，促進GAFA各自的生態體系呈現正向循環，吸引軟體或服務第三方開發者，或其他周邊次產業聚集在GAFA的平台上，共同參與創新，甚至與重度使用者對接，大幅縮短創意到創新的流程，引發更多可能的新創商業模式。

這種多面向、複合式，強調快速創新試驗與演化的產業生態發展軌跡，已經不同於過去強調供應鏈整合、產業群聚，以及OEM/ODM/OBM的發展思維。對於習慣配合品牌大廠來設計自己商業模式的台灣產業而言，急需要跳脫代工與品牌的供應鏈發展思維，藉由參考、結盟、填補或完善GAFA生態體系的發展，來逐步建構台灣產業自主且不可替代的生態系。

綜言之，在創新應用技術的快速發展下，產業標竿將被重新定義，未來將是網路生態體系的競爭，如何轉變代工或品牌的產業發展思維，確認台灣在網路生態的定位，迅速集結現有產業資源，建構自有或融入即將成形的生態體系中，將是未來產業是否能突破瓶頸的關鍵！

從檢方調查看來，全案目前已排除是連陣營所為。因此理論上案情的關鍵，只在於「音源線」到底真的是如徵信社業者所言，是其為求業績自作主張裝設，還是有其他柯總部人員授意。假如是前者，那麼全案就是單純的刑事案件，也與政治無涉；但假如是後者，無論牽涉的總部層級為何，都勢將掀起政治風暴。

雖然理論如此，但實際卻未必。首先，此案看來要在選前完全真相大白的機率不高；如此一來，連柯兩陣營恐怕也會演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各執一詞局面。在此情況下，竊聽案的政治效應，恐怕也只是像個空包彈，只聞雷聲不見下雨。

若選前調查能告一段落，案情證明是「柯總部人員指使」，那麼可想而知，連陣營絕對不會放過猛攻機會，柯總部則會訴諸司法迫害。但假如究責「只到徵信社業者為止」，柯總部可望失血最小，但連總部難免也會譴責司法不公，高舉輕放。無論結果如何，都將是對台北市長選情投下震撼彈。

不過除了政治效應，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無論此案發展如何，司法恐怕都難免受傷。但假如司法因為擔心自己受傷，就綁手綁腳、劃地自限，無異是給有心用奧步贏得選戰者最大的鼓勵。「證據到哪裡辦到哪裡」，不是政治人物的口號，而是司法人員應該保持的態度。是否影響選舉，不是司法人員該關心的事。

針對報告的評比結果，國家發展委員會說「低薪」是台灣人才競爭力的最大警訊，但筆者認為這可能只是主因之一。讓我們來看看三大評比指標中，台灣在「投資與發展人才」、「吸引與留住人才」及「人才準備度」，分別為第廿七、三十和廿五名；不過，進一步來看，在「人才準備度」中「語言技巧」分項指標評比，台灣卻只排第三十七名，明顯拖累整體國家排名，這應該是台灣更大的警訊吧！

根據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針對二○一一到二○一三年多益成績的統計，台灣高中生的成績連續三年比大學生高，此種現象恰好與亞洲其他國家如日韓等相反，而前述報告正是這個現象的反映。

馬政府雖然口口聲聲喊著拚經濟，但是卻愈拚愈回去，整個國家的財經政策和建設發展全都繫在與對岸的貿易談判協議上。「空中英語教室」創辦人彭蒙惠老師曾說，「沒有用英文溝通，你真的會失掉很多機會、很多學問，語言裡面有很多文化，學語言會讓你國際化。懂英語，會讓人的思考能力不一樣。」

當台灣的英語能力愈來愈退化的同時，我們的國際舞台逐漸變小，機會也逐漸變小，改編一句金城武膾炙人口的廣告標語：世界越快，台灣則慢。

金馬獎走過半個世紀，原為獎勵國片的舞台，在「大中華」的格局下，轉為華文電影的盛會。近年頒獎典禮的安排，完全比照國際影展；評審過程的超然嚴謹，更加重金馬獎的分量，奠定華語影壇宗主地位。但在各國影片夾擊下，國片氣勢卻日漸消弱。近年金馬獎頒獎之夜，台灣電影黯淡無光，不惟衝擊電影人士氣，全國影迷更難掩落寞，恐也是不爭的事實。

國片先天體格孱弱，加以文創環境不佳，一路走來載浮載沉。近年藝術與商業結合，雖讓國片起死回生，但電影工業基礎薄弱，人才養成機構貧乏，技術經驗難以累積，雖說偶有佳作出現，但終究難成大氣候。去年金馬頒獎典禮後，李安導演的「氣虛說」，一語道破國片的窘況；今年金馬各獎項公布，更透露出一個「硬道理」，國片確實差人一截。

金馬獎走向國際化，參賽影片更為多元，競爭壓力日趨激烈，單打獨鬥難有機會。檢視今年入圍名單，有台灣演員代表大陸，有大陸演員代表台灣，更有日本演員代表台灣，顯示電影跨國合作，已是難以抵擋之勢。當多元組合世代來臨，台灣若還考量政治，國片不啻作繭自縛，不惟局限發展空間，也削弱了競爭力道。兩岸電影共榮共享，並加速與國際接軌，才是壯大台灣電影，進而永續經營之途。

其次，金馬執華語電影牛耳，權威地位難撼動，豐厚的電影藝術資產，當局應籌建電影博物館，編制電影研究人員，搜羅整理相關史料，以數位化方式典藏，並成立電影官方網站，完整呈現台灣電影史，不僅可保存電影語彙，也方便各界搜尋資料，有助台灣電影發展。

電影是文創實力的展現，也是文化國力的象徵。金馬五十一隆重落幕，國片發展卻現隱憂，當局必須嚴肅看待。台灣電影該如何破繭而出？文化部得趕緊提出方案，不能再空嘴嚼舌了。

迄今為止，美國主導的ＴＰＰ十二個成員國中，除了日、加、墨及美國本身外，其餘都已和大陸完成自貿協定，大陸對ＴＰＰ的蠶食策略，已有一定成效。而在陸澳敲定自貿協定後，將對加拿大產生某種導引作用，陸加間的自貿談判，可能會有所突破。

在另一方面，陸韓完成自貿協定的談判，將不只對台灣產生巨大壓力，也對日本造成重大擠壓。韓國產品不只和台灣有許多疊合，也和日本的產品（特別是鋼鐵、高科技及造船）有高度的重合，韓國的許多產品不只可以替代台灣產品，也可替代日本產品。在這種形勢壓力下，日本如果要繼續參與美國主導的對大陸經濟排擠戰略，恐怕會付出更大代價，日本為挽救其嚴重的經濟下行情勢，儘管其與大陸之間目前存在嚴重的政治張力，也有可能願意加快陸韓日的自貿區談判進程。而崇尚現實主義的美國，基於自身現實經濟利益的考量，也有可能加快與大陸之間的投資協議談判。

原本美國希望通過主導ＴＰＰ擠壓大陸的區域及全球經濟地位，但在陸澳敲定自貿協定後，美國這種經濟戰略瀕臨破局。不過，美國絕不願見大陸不斷蠶食突破其經濟戰略布局，將會運用其掌握的各種力量，企圖繼續將大陸納入美國話語霸權支配下的金融貿易規則之中。

目前，大陸除了蠶食美國主導的區域及全球的經濟戰略外，還積極推動以下經濟戰略進程：其一，提出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一路（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戰略構想，企圖重新將歐亞連接起來，安置在大陸經貿話語權主導的框架之下，排擠美國的話語及規則霸權；其二，推動亞太自貿區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發展進程，從而讓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和美元歐元鼎足而立，成為具主導性的世界強勢貨幣；其三，擴大大陸基建（特別是高鐵、核電及光纖網絡）及過剩產能（特別是鋼鐵、水泥）的輸出，配合亞投行的推動，形成外界所稱「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戰略布局。

大陸希望通過上述經濟戰略布局，逐步實現習近平的中國夢，並且嵌入將歐亞重新連接的世界夢中。在逐步築夢的過程中，大陸的外交作為悄然跳脫過去韜光養晦的模式，進而與美國競爭話語及規則的主導權。伴隨這種外交模式轉變而來的是，大陸正從過去仰視世界（特別是美國）的世界觀，向俯視世界的世界觀轉變，甚至在有關中國夢的論述中，開始又出現類似古老中國的萬邦來朝的浪漫話語。

改革開放三十幾年，讓大陸逐步擺脫過去仰望世界的極度缺乏自信牢籠的束縛，而近年來，各種形式重新建構萬邦來朝的新朝貢體系的話語，正在悄然蔓延。未來中國大陸能否和世界積極健康的互動，就看其是否能從俯視與仰望兩個極端視角跳出來，轉到平視世界的軌道上來。

面對台灣選舉史上最大規模的九合一選舉，常看見大學生很熱情在臉書表態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熱烈期待倒數計時後的結果，筆者對同學願意積極表達對政治的看法深感高興，心裡卻不禁想著這個問題。

這回選舉，不難發現相當多數的選民對於傳統政黨政治裡的藍綠惡鬥極端厭惡，候選人只要表現出民眾期待「超越藍綠」的清新風格，就很容易獲得青睞，甚至會有年輕選民製作各種惡搞（KUSO）的作品，放到網路播放與流傳，來表達對敵對陣營的鄙視。

這種積極表態的現象前所未見，卻開始令人憂慮在「超越藍綠」的口號裡，我們是否已忘記還有比超越藍綠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公民素養的提升。

如果選民自身沒有優質的公民素養，沒有在選前對候選人的政見做出更仔細的辨識、討論與監督，使其適時調整選前契約來回應民意，多數人僅憑著好惡來表達出口而不顧出路，最後選出超越藍綠的人來幫我們代議政治，並不會產生超越藍綠的施政品質。但，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候選人容易撤除自己的政黨標籤，我們卻很難精進自己的公民素養，因為這需要人願意反思與反省，耐性思考並學會傾聽，而不再只是罵政府無能這麼簡單而已。

經過政黨幾度輪替，我們已經不能不正視解嚴後台灣政治往往呈現「政多而治難」的現象，背後最癥結的原因並不是掌權的政黨，而隱含著頭家公民素養的問題。我們沒有時間認真討論各種具體公共議題，卻有時間收看電視名嘴各持己見相互攻防廝殺，如果我們多數人每天忙著經營自己的人生，已經累到無暇仔細關注政治正在發生的事情，卻常在閒暇觀看政治人物的表演，看誰講話最能令人眼睛一亮，然後各自在社群網站表態，來宣洩對政治議題的情緒出口，接著在電視媒體的推波助瀾報導裡，政治人物觀看風向繼續辛辣演出，這會如何集體影響台灣政治的品質？

雅典城邦具有公民權的是自由人，諸多日常生活庶務事宜則常由奴隸操持，這些公民有時間與精神來仔細過問政治，但現在的民主政治卻得由我們這些每天忙著日常生活庶務事宜的公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替自己做出重大選擇。正因如此，筆者對尚未就業的大學生寄予厚望，因為各位擁有的不只是青春，更有最寶貴的時間，能在大學通識課程充實與精進自己的公民素養。

積極表態誠然反映出年輕選民公民意識的提升，但公民意識的提升不僅來自我們表達的態度，更要觀察我們表達的內容。如果台灣社會現階段已經具有超越藍綠的思維，那我們基於對台灣社會的共同關懷，就不能不思索比超越藍綠更重要的事情。

生於廿一世紀，生為台灣人，我們的基本需求是什麼，就是選出的領導人所要給我們的。在國家領導人方面，要給國人「三安」，即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心，若「三安」做得好，民調就高，反之失民心。這次的縣市長大選，地方百姓的需求，雖因區域性而有所差異，但仍是「三安」，即要給每位縣市民能安身立命、安居樂業、安享晚年。現在，我們選民要積極檢驗每位縣市長候選人，是否能給這「三安」？當為投票量化標準。

選民要的是候選人的政績、政見、社會表現，要真能看到「牛肉」。可從三面向找尋：一要能「系統性觀察」的宏觀面，即站在制高點，查看候選人過去、現在、未來的為人處事，有何建樹，夠不夠宏觀，從見樹見林見山的點線面理出候選人的言行作為，而能真正給選民有所依靠者。

二要能「批判性思考」的思維面，即選民不可人云亦云，不受謾罵、抹黑、攻訐，種種沒有格調的選情影響，尤其是網路消息真假難辨，更不可輕易接受。選民要有自己的看法與思維。每位候選人有政見，每位選民也要有自主的意見。

三要有「建設性建議」的創新面，即候選人要有創新的創意。比如面對少子化、老人化，住宅、就業、交通、教育…等困境，能提出什麼良策改善解決與精進。

人類製造問題的能力，永遠大於解決問題的能力。一位傑出的領導人要具備解決問題的三能力：一是風險管理能力，即對明顯而不立即的危險，能提早預見防範，而可趨吉避凶，比如要如何不使少子化惡化；就算嚴重少子化，如何提升生產與競爭能力？二是危機處理能力，即對明顯而立即的危險，能馬上提出好的策略因應化解，例如當前的食安問題，如何讓選民安心？三是創造幸福快樂的能力，能積極進取，營造健康快樂城市空間的幸福感，如國際化、社會福利、文創休閒…等。

離投票日還剩幾天，有這些能耐的理想候選人是誰？肩負關鍵時刻的選民們，要做出最後抉擇了！

台灣近年來的選舉，的確每下愈況，候選人中雖不乏俊彥之士，但多數會被認為是一丘之貉，那要怎麼辦呢？民主政治不能沒有選舉，當選人將左右政治，關係著國家人民的前途，因此雖然無法真做到選賢與能，但大爛小爛，程度總有些差別，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選出小爛總比大爛當選，當國家人民，尤其是我們的未來傷害會小一點。

有位選民說，他投某位候選人一票，這位候選人當選會使他斷掉一隻腿，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投票給他呢？這位選民說，如果另外一位當選，他兩條腿都會不保，為了保全一隻腿，只好票投那個會斷他一隻腿的爛候選人。

所以我告訴前面那幾位打算不投票的朋友，為了我們自己及子孫的未來，我們絕對不能不投票，否則兩條腿都會不見了。因此投票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義務，今日不盡義務，來日就會後悔莫及。

台灣這幾十年來，民選總統，人民當了頭家，大家沾沾自喜，但結果是什麼？台灣每下愈況，逐年吃老本，向下沉淪無底洞，有識之士莫不憂心忡忡，但因憂心而不投票絕不是辦法，因為那樣會使斷我們兩條腿的人當選，難道你不想保住一隻嗎？你希望自己失去雙腿嗎？

所以月底選舉，大家務必去投票，才是真正的智者，大家一定要記得：「投標是我們的權利，更是我們的義務」。選民不盡義務，國家敗亡，自己遭殃！

日前一場「後青春的安老學」論壇中，談到二○一六年台灣將邁入老年化世紀，這一年老年人口將首度超越十四歲以下的青少年人口；老年尿布將超過嬰兒尿布銷售量！

就台灣而言，二戰後嬰兒潮無論是落在一九五一—一九七一年，或是一九五一—一九八四年間，這些人都曾目睹台灣的經濟奇蹟，在當時「增產報國」中，每家子女人數尚多，照顧老年父母尚足以因應。但「戰後嬰兒潮」之後出生的人口急遽下降，甚至以每年不到二十萬新生兒人數來看，少子化加上老齡化人口已是不爭的事實。經建會甚至估算台灣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從二○一○年十．七％，增加到二○六○年的四十一．六％；其中八十歲以上占老年人口由二○一○年廿四．四％，增至二○六○年的四十四％。屆時台灣將徹底成為老齡化社會，影響層面將遍及家族關係、社區維繫、醫療照護到教育與勞動市場！

儘管如此，無論我國整體施政或個人生活與健康等方面，並未真正正視上述人口變化的趨勢。尤其在教育上，對於目前還在求學的青年學子們，學習自己與家人日後如何「共老」的課題，其實有所需要。同樣面對人口老化的日本與歐美國家，將大學招生年齡層，從現在的十八到二十二歲擴大到成人、退休族群等非傳統大學族群，並因此調整考試、師資、課程、教材等內容。

至於針對高齡者而設計的網路介面、鍵盤格式與網路學習內容等，也進行調整。以美國鳳凰城大學為例，絕大多是在職甚至退休的成年學生。以台灣網路之普及覆蓋率，似可結合同樣面臨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大陸，成立全球華人世界的老齡或長春網路大學城。

除了在正式課程中加入老齡相關議題外，尚可鼓勵更多中小學甚至高教，與老齡市民進行交流與合作，分享生命經驗，提前了解老齡社會的可能需求因應！畢竟，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之後的台灣中老年人口中，將有很高比例擁有大學學歷者，如何讓這些人重新進入教育系統，重新當「老學生」或年輕學生人生與事業的「貴人」，將是何等有意義的事！

如果「變老」是你我共同的宿命，能夠提前學習與了解，未嘗不是一件「利人與利己」的美事！

安倍的政治性格太過謹慎，不敢冒險，ＴＰＰ談判中，擔心農民團體的反應，瞻前顧後，無法趁著安倍旋風，徹底的改革；而歐巴馬總統則太自以為是，不顧現實情況，只想做對的事，硬要改革，反而造成政治僵局。

安倍政權在九月剛剛進行了內閣改組，但僅僅二個半月，形勢卻急轉直下，這並不是因第三季ＧＤＰ萎縮一．六％，日本正式迎來經濟蕭條，而是面對未來的政治困難，不出奇招走不下去。

明年春天執政黨將面臨國會硬仗，包括重啟核電，以及集體自衛權相關法規的審議，如果明年被迫大選，勝負難卜。共同執政的公明黨曾經在十月建議提前解散眾院，自民黨對新內閣正自信滿滿，不以為然。

但兩位女性大臣，由於醜聞，上任不到二個月就同時辭職，防衛相和環境相，隨後也被在野黨點名下台。大家心裡都浮現了二○○六年安倍第一次擔任日本首相時，內閣成員一個個被撤換，從而導致了短命政權的惡夢。

「如果再有一名閣僚辭職，政權就難免崩潰」，促使了安倍決定提前改選。表面是對消費稅的公民複決，真正原因在政治。最新民調顯示，安倍個人聲望已跌至卅九％，執政黨則為廿五％，但在野諸黨一盤散沙，最高不過九％，此刻大選，雖然執政聯盟可能會喪失卅席，但仍然可以維持穩定多數，以及爭取四年時間，安倍經濟學第三支箭的結構改革有望。

如果安倍需要另一次大選勝利，才能改革，歐巴馬則前無去路，後無退路，只有改革，才能博取歷史留名。

期中選舉之後，共和黨主導參眾兩院，自認有最新民意，但歐巴馬並不以為然，不到四成的投票率，他解讀有三分之二的選民不屑參與，這些沉默的民意支持他去作對的事。

兩黨選後僅有十六天的蜜月期，就全面開幹，共和黨批評歐巴馬像專制皇帝，誓言要以彈劾、預算等等手段反制，白宮則堅稱總統移民行政命令，先例所在多有，存在一千多萬非法移民，是偽善的。預料中的政治僵局，舉凡舉債上限、預算爭議、廢除歐記健保，都只有更惡化。

執政之路，不可能永遠一帆風順，但面對政治挫敗，領導者的政治選擇會是什麼？像歐巴馬一樣，堅持對抗下去，求得歷史令名，還是像安倍一樣靈活應變，替自己謀得機會？政治人物的性格，決定了他們的出路。